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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研究大屠杀的以色列学者曾是在加沙巡逻的士兵，他解释为何以色列在加沙的行动是种族灭绝

为什么他认为自己祖国在加沙的行为构成了种族灭绝。奥默·巴托夫在以色列长大，曾在以色列国防军服役。他后来成为一名历史学家，专注研究大屠杀与种族灭绝。在这段对话中，他向《纽约时报》观点版编辑丹尼尔·J·维金讲述，为什么他认为以色列正在加沙实施种族灭绝，以及这对中东未来以及以色列和美国下一代犹太人意味着什么。以下是节选文字稿，文字稿经轻微删减和整理，以增强可读性。建议听原音频版本以更完整地了解内容，可通过NYT Audio App、Apple、Spotify、Amazon Music、YouTube、iHeartRadio等平台收听。丹尼尔·J·维金：我是丹·维金，《纽约时报》观点版的国际编辑。历史学家奥默·巴托夫在以色列一个犹太复国主义家庭中长大。他一生致力于研究和撰写有关大屠杀和种族灭绝的著作。上周，他在《纽约时报》观点版发表文章，称以色列在加沙的行为正是一场种族灭绝。这篇文章引发了巨大反响——有赞扬也有批评——因为对许多人来说，这是一个极具争议的话题。所以我想与巴托夫对谈，了解是什么促使他现在写出这篇文章，并请他回应我们收到的一些批评声音。作为历史学家，我也想知道，使用“种族灭绝”这个词，会如何影响我们讨论历史、思考和研究大屠杀的方式。奥默，感谢你今天接受采访。奥默·巴托夫：谢谢你邀请我，丹。维金：我认为，重要的一点是，你是逐步得出这一结论的。实际上，在10月7日之后大约一个月，你曾在《纽约时报》观点版发文表示，“作为研究种族灭绝的历史学家，我认为目前尚无证据表明加沙正在发生种族灭绝。” 自那篇文章发表以来，发生了许多事情。你能谈谈你改变想法的过程吗？巴托夫：那篇文章的重点并不是单纯地说没有发生种族灭绝。我当时想表达的是，我已经看到以色列国防军在加沙实施了战争罪行，并发出警告，如果不加以制止，以军的行动可能会恶化为种族灭绝。所以那篇文章是作为一种警告写出来的，我当然希望有人能注意到——不管是在以色列，还是更可能在美国。在那时候，我的看法是：如果拜登政府在2023年11月或12月对内塔尼亚胡说，“你还有两周时间结束行动，否则就靠你自己了”，以色列就会停止行动。那样的话，我们今天可能根本不会讨论加沙的种族灭绝问题。我在11月的那篇文章中引用了以色列一些政治和军事领导人的言论，这些言论听起来具有种族灭绝色彩。当时人们或许可以辩称，这些话是因为哈马斯屠杀了800名以色列平民后情绪激动所致。但后来证明，以色列国防军的作战模式，正是在执行这些说法，我们要夷平加沙，那里没有无辜的人，他们是“人类动物”，不该有水、不该有食物。这些话都带有种族灭绝的语调，同时也起到了煽动前线士兵的作用——而这些言论正是来自他们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到了2024年5月，我得出结论：以色列国防军所从事的不仅仅是摧毁哈马斯、营救人质的行动，而是一个正在进行中的系统性行动，目标是彻底摧毁整个加沙——使加沙地带完全变得无法居住，不仅让人们无法再在废墟上生活，更让他们即使战火停止，也永远无法重建作为一个群体的身份。这是我所认为的种族灭绝。维金：我觉得这正是合适的时机来问你：你如何定义种族灭绝？巴托夫：种族灭绝是一种与其他所有罪行不同的罪行。这一概念最初由一位犹太裔波兰律师拉斐尔·莱姆金提出，他在上世纪30年代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当时他在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亚美尼亚人的遭遇。他在思考一个问题，当一个政权不仅仅是屠杀人群，而是试图作为一个整体摧毁一个族群，这意味着什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莱姆金因为是犹太人，不得不逃离波兰。他的家人被杀害。他最终抵达美国，并在1944年出版了一本书，其中一章就是定义“种族灭绝”。他的定义经过一些修改，最终于1948年在联合国表决通过，并于1951年生效。这个种族灭绝的定义指出，如果你以杀戮、让人无法生存或制造无法生存的环境，使一个民族、宗教或种族群体的生存变得日益艰难——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一个群体——你的目标就是要消灭这个群体。所以，如果你想指控一个国家或个人犯下种族灭绝罪，必须证明他们有这个意图，并且试图实施这一意图。当然，死亡人数也有意义，要达到一定规模。有人回应说，“如果以色列杀了一百万加沙人，那才叫种族灭绝，现在杀了五六万，甚至十万人，还不够。”——不，这已经足够了。如果你的意图是通过暴力手段摧毁一个群体，剥夺他们的食物、生存机会，尤其是下一代的生存机会，摧毁他们的文化、教育和医疗体系——这就清楚表明，有意图对这个群体实施种族灭绝。哪怕是“部分”消灭，这也属于种族灭绝。维金：批评者也会指出，二战时纳粹屠杀犹太人，是因为他们是犹太人，是出于对犹太身份的仇恨。而他们认为，以色列并不是因为巴勒斯坦人是巴勒斯坦人才造成平民死亡，而是因为哈马斯藏身于平民之中。以色列是在尽可能保护平民的情况下作战。你认为这里有区别吗？巴托夫：不。如果真要类比纳粹，我会说，纳粹所持的种族主义、生物决定论、所谓“科学种族论”是一种极端特殊的意识形态。而以色列方面，尽管内阁中确实有人持有犹太至上主义立场，但以色列政府整体并没有用那种种族论的语言。然而，以色列确实是在对巴勒斯坦人作战。这个政府的目标是让巴勒斯坦人永远无法实现民族自决，无法抵抗以色列对他们的压迫与占领。维金：还有一个批评是，你将加沙的种族灭绝责任归咎于以色列，而实际上，这场战争本可以随时结束——只要哈马斯投降并释放人质。他们随时可以结束这一切。所以指责以色列犯下种族灭绝罪是不公平的，因为以色列的行为只是哈马斯拒绝投降的后果。巴托夫：是的，这种说法恰恰说明以色列宣传的成功。如果哈马斯投降，交出人质，你觉得以色列和国防军会怎么做？他们会打包帐篷，把坦克倒车开出加沙吗？不会的。现在唯一阻止以军彻底摧毁加沙、控制所有地区的障碍，正是以色列人质的存在。所以，以色列国防军完全摧毁加沙行动的唯一限制，是那里仍有以色列人质。内塔尼亚胡自己也表示，他的目标是“彻底胜利”。当然，他所说的“彻底胜利”并没有一个明确定义，但其含义就是对整个加沙地带的全面控制。维金：最后，还有批评者指出，二战期间，数十万德国和日本平民被杀——包括对日本的原子弹轰炸以及对德累斯顿的燃烧弹轰炸。那为什么这些没有被认为是种族灭绝，而这次加沙的情况却被认为是？巴托夫：这是一个二战中经常被提出的问题。特别是英国和美国的轰炸机，仅在德国就故意杀害并燃烧了大约60万平民。你当然可以说那是战争罪，那为什么不算种族灭绝？你可以思考一下美国占领德国之后发生了什么。他们是否杀光了德国人？是否宣布德国将不复存在？是否将德国夷为平地？没有。他们决定实施马歇尔计划。当然，他们这样做是有原因的，因为担心共产主义的影响，所以希望把德国建设成一个有活力的社会。德国的经济奇迹，很大程度上就是在马歇尔计划的基础上开始的。即便是对日本也是如此——美国占领日本后，并没有摧毁日本。战后甚至有抱怨说，失败的一方在经济上比胜者做得还好。日本输了战争，却赢了经济竞争。难道以色列会说：“我们是在和哈马斯作战，不是与巴勒斯坦人作战，不是针对巴勒斯坦人民。我们站在你们一边。居民们，请帮助我们消灭哈马斯，我们将与你们一起建设一个新的社会。”——你不会在以色列的言论中找到这样的说法。维金：我们暂时撇开政治和道德问题，谈一点你个人的经历。你在1970年代作为年轻人服役于以色列国防军，曾在加沙巡逻。你曾写道，这段服役经历让你理解了什么叫“占领他人”。在写这篇文章时，你有没有回想起自己在加沙的经历？如果有，你是如何思考的？巴托夫：当然有。当时我是年轻军官，我们营部设在加沙市。那是一座人口密集的城市，暴力事件频发，居民住在破败的区域里，环境非常恶劣。我也在约旦河西岸服役过。你要知道，我是在以色列长大的，是在一个犹太复国主义家庭中长大的。我曾经渴望成为战斗兵，是一个典型的以色列男性。而我慢慢开始意识到，占领他人，会带来一种怎样的状况——怎么说呢？这不是一种深刻的思想层面上的认识，而是一种感受：作为占领者的感受，是你不被欢迎的感觉。你会问自己：“我为什么在这里？” 你感受到彼此的威胁。当你在城市里巡逻，三十个持枪士兵行走在街头，你显然就是来制造威胁的。但你也看到窗户背后有很多人，你不知道他们是谁，不知道他们可能对你做什么。你始终感到威胁。这就是占领状态造成的一种彼此非人化的局面。而对我来说，那是一个开始。我用了好几年，才逐渐意识到占领会造成什么。五十多年后，我认为，占领会腐蚀一切，彻底腐蚀整个社会，并深入其内部。我曾经属于的1970年代初的以色列社会，与今天的以色列社会已经完全不同。军队也不一样了，很大一部分正是因为这场持续的占领，占领所带来的非人化影响。我常常会想到，坐在特拉维夫某家漂亮的咖啡馆里，和一个年轻人喝咖啡、聊聊天——他们是友好的人，开朗、幽默、气质很好，就像你在纽约、伦敦或柏林会遇到的任何人。但就在前一天，他们还穿着军装。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在执行占领。而你如何执行占领？你必须表现得你是老大。你怎么表现？你在凌晨四点闯进人家屋里，把老人从床上拖出来，把孩子的玩具打碎——这就是占领的实施方式。这对你意味着什么？对你的社会意味着什么？而这还没有触及加沙战争对整整一代在那片土地上作战、破坏的以色列年轻人所造成的影响。维金：这种“非人化”是否是实施种族灭绝的前提？巴托夫：是的，确实如此。种族灭绝的一个标志就是，你开始把某个特定群体当作“不是人”来看待——他们是“不同的”，因此不配拥有同样的权利，或者没有与我们一样的品质。你可以说，他们都是小偷、都是强奸犯。你也可以说他们是蟑螂，是“人类动物”。所有这些语言，都是实施种族灭绝的前提条件。并不是说用了这些词就一定会发生种族灭绝，但只有当你把另一个群体看作不配拥有权利，甚至不配“拥有拥有权利的权利”时，种族灭绝的思想才有可能扎根。在以色列，这种观念是逐渐形成的。对大多数以色列人来说——我不是说右翼，而是大多数以色列人——“巴勒斯坦人应该享有与我们同等的权利、尊严和平等地位”这一想法，根本没有进入他们的意识。人们已经习惯了占领。这也是我认为他们对10月7日事件感到极度震惊的原因之一，因为那些人突然从“牢笼”中冲了出来，对我们发动袭击。而我们早已习惯了他们被关在隔离墙另一边，被我们的士兵巡逻看管，而这些士兵第二天就可以坐在咖啡馆里，和我们一起聊天，表现得像再普通不过的人。维金：你一生都在研究大屠杀，全球许多犹太人都认为大屠杀教育至关重要，而“永不再发生”这句口号正是这种教育的核心。你认为以色列在加沙的行为，将如何影响人们对“永不再发生”以及对大屠杀的认知？巴托夫：我职业生涯的早期其实是研究德国军队在东线犯下的罪行，以及士兵的野蛮化，这是我非常感兴趣的主题。后来，我开始越来越多地研究种族灭绝和大屠杀。我写过自己对“从大屠杀中吸取教训”这个概念的看法，我对这种说法始终有些怀疑。我担心的是这种观念：我们需要从大屠杀中学会更多宽容和人性。如果我们去教授大屠杀，人们就会理解这些美德。我始终不明白，为什么教授残酷、非人化，就应该让人变得更具人性、更能理解我们都是人类这一共同身份？我一直对此有些保留。这其实是美国后来发展出的对大屠杀的一种解释方式，这种解释在最初并不存在，而是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逐渐形成的。而在以色列，大屠杀的理解方式一直完全不同。在以色列，大屠杀意味着犹太人应该团结在一起，一旦遭遇威胁，就要将对方彻底消灭。我认为，在以色列的情形下，加沙所带来的后果是在两个层面上都产生了巨大影响：第一，以色列今后将越来越难以继续宣称，“因为大屠杀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因此可以做任何事情，无需遵守国际法，也无需理会其他国家的批评，因为我们是在为生存而战——看看奥斯维辛发生了什么。” 而当以色列从事的是如此大规模地毁灭人命、对他人如此冷酷无情的行为时，将再也无法凭借大屠杀所积累的“道德资本”。第二，从整个记忆、纪念、教育等文化层面来说，那些本来是出于良好目的，用大屠杀来教导宽容与人道主义的教育机构与文化传统——现在越来越难以维系。那些承担起传播纪念文化、“永不再发生”的人和机构，那些倡导“再也不能对人命漠视、不能再发生种族灭绝”的人，这两年来在加沙问题上保持沉默。我认为这极大削弱了他们的道德权威。我担心，这可能导致整套关于大屠杀的纪念文化退回到它最初的状态——也就是变成一种犹太人只在内部讲述自身苦难的“族裔飞地”式的记忆。维金：我不知道该怎么问这个问题——很难说“这是否能带来某种好结果”。你作为历史学家，也许可以想象五十年后再回头看今天的情况——有没有可能出现某种积极的结果，或者某种“宣泄”后的转折？你觉得可以用这样的角度来看吗？巴托夫：当然可以。历史上确实有这样的例子，一些曾有暴力政权的国家，后来确实从中挣脱出来，重建为完全不同的社会。无论是德国，还是南非，都是如此。但这并不是因为人们突然改变了想法。德国的转变，是因为德国在二战中战败了。南非的变化，是因为它处于巨大的国际制裁之下，已经无法维持种族隔离制度。所以我认为这种改变是可能的。但我必须说，现在以色列在国际社会中享有的“豁免权”实在太惊人——尤其是在最在意的国际圈子中，也就是美国和西欧，这些是主要支持者——所以我担心，现在更可能出现的趋势，是以色列会变得越来越专制，最终成为一个彻底的种族隔离政权。而这种政权，通常不会长久。也许之后会有清算。如果真的发生，那一定要经历一场真相与和解的过程。因为以色列不可能仅靠抹除过去、抹去自己在加沙的行为记忆来摆脱一切。它必须面对这一切，必须回溯至1948年，从根本上开始一场真相与和解的进程，才有可能促成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在这片土地上的某种和解。但现在的趋势，正在往相反方向发展。维金：以色列在近期的未来，特别是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问题上，美国国内正在出现巨大的代际裂痕。年轻一代犹太人比他们的父母更倾向于认为以色列在加沙犯下了罪行，是一个占领力量。你认为这对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将意味着什么？对以色列的未来又意味着什么？巴托夫：以色列为了赢得美国的支持——可以说是某种“热爱”——花了很多时间。在欧洲，情况稍有不同，因为有大屠杀的历史负罪感，也有对以色列的某种敬意。这种支持是几十年一点一点建立起来的，而现在正被侵蚀。我不能说我为此感到高兴。如果以色列失去了这种支持，同时变得更加暴力，并进一步侵蚀本就所剩无几的自由民主制度——正如现在正在发生的那样——那对以色列这个国家本身是极为不利的。不幸的是，这也会对全球犹太社群产生负面影响。因为以色列自我定位为“全球犹太人的代表”，它实际上使犹太人——无论他们愿不愿意——都不得不为它的行为承担责任。因此，这不仅会削弱对以色列的支持，还可能助长世界各地对犹太人的偏见。维金：你刚刚的回答其实已经隐约提到了这个问题，但我还是想更直接地问你——你现在对以色列的情感是怎样的？作为人、作为个体，不是以学者的身份，你现在对这个你出生和成长的国家，抱有什么情绪？巴托夫：说实话，这是令人心碎的。我在那里长大，我最好的朋友还在那儿，我的家人也在那儿。那片土地上曾有许多我热爱的东西，过去我真的深爱那个国家。而如今，看到它发生如此剧烈的变化——既是长期演变的结果，也是在10月7日之后骤然加速的“剧变”——真的令人痛心。我可以说，我是以色列国的坚定支持者。我是以色列公民。我相信，犹太人和其他民族一样，有权利实现民族自决。我并不反对犹太复国主义。我认为，犹太复国主义曾是一场为犹太人争取自由和人权的运动。但今天以色列所呈现出来的这种犹太复国主义，今天这个国家的样貌，我无法支持。维金：奥默，非常感谢你今天参与这次对话。非常感谢。巴托夫：非常感谢你，丹。来源：加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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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长文：推选出奥巴马的多族裔联盟是如何崩溃的，从选民访谈中寻找多族裔右翼崛起内幕

是耶鲁大学美国研究和政治学教授，专注于种族和保守政治研究。他与约瑟夫·朗兹共同编辑了即将出版的新书《多种族右翼政治》。 The White House, Public domain, via Wikimedia Commons 2018年春天，我第一次见到乔伊·吉布森时，确信他是个异类。他是日裔美国人，在美国西北部领导一个右翼组织，支持特朗普，并对左翼反对者进行恐吓。但吉布森也公开否认白人至上主义，并坦率谈论黑人社区所遭受的伤害。他建立的运动既保守又多种族。几十年来，占主导地位的看法一直认为，在美国，有色人种自然会选择民主党作为他们的政治归属，因为这个党支持种族自由主义。美国种族和族裔多样性的不断增长，似乎也预示着左翼在选举中的未来。过去15年来，我和同事约瑟夫·朗兹一直在研究非白人选民向右翼的转变。当我们刚开始这项研究时，像吉布森这样的人——他们说自己厌恶建制派，觉得被民主党的政治抛弃或忽视——常被自由派蔑视为右翼的傀儡，被认为投票违背了自己的利益，他们会在保守主义施政后后悔自己的选择。但七年后，吉布森已不再显得那么特例。特朗普在2024年几乎将黑人选民支持率翻倍，赢得大约40%的亚裔选票，还拿下了近一半的拉丁裔选票。我最近与许多人交谈——学生、律师、技工、牧师等——他们的想法与吉布森惊人地相似。他们表达的理念曾被认为只属于极右翼边缘，对体制感到愤怒，认为这个体制对他们的生活漠不关心。少数族裔选民向右翼倾斜，并不仅是某次选举的故事。这是多年形成的一种现象，正在重塑美国的政治格局。要理解这场变动，必须理解它发生的地方正在经历的转变。在米尔沃基，非裔选民对民主党的团结正在瓦解，与之一起瓦解的还有曾长期维系这种团结的各类机构。。 “我加入民主党，是因为我是黑人。”奥兰多·欧文斯是牧师和政治活动人士。在2008年投票支持奥巴马。但即便那时，他对民主党能为他的社区做些什么，已经心存疑虑。“我第一次参加民主党会议时，两个议题让我开始重新思考自己是否该是民主党人：第一件事是，他们说我们必须帮助那些贫困的黑人，因为白人在压迫他们。这是我第一次从白人自由派那里听到这种白人救世主心态。接着他们又说，我们必须为我们的同性恋兄弟姐妹而战。我们必须这么做，否则我们就是种族主义者，或是偏执者、恐同者，如果我不同意他们的观点，就被贴这些标签。你申请补充营养券的审查时，必须提供疫苗记录、学校记录、血型，几乎要把所有信息都交出来，才可能涨50美元。但那些刚到这个国家的人，什么文件都没有，却能免费住酒店住两年？这怎么合理？很多黑人早就听腻了民主党的承诺。但这些承诺从未兑现。” “很多黑人并不是支持MAGA的人。他们之所以疏远民主党，是因为民主党把我们的社区治理得一团糟。”托里·洛，49岁，是电台主持人和社区倡导者：“我投过奥巴马的票。当时大家的想法是，看看能不能让一位兄弟当总统。结果我们有了奥巴马八年，但社区并没有改变，甚至可能变得更糟了。很多黑人并不认同MAGA，他们是因为民主党的领导方式而疏远了民主党。民主党应该为他们对黑人社区的治理失败承担责任。但他们现在却还在继续通过制造对特朗普政府的恐惧来推进议程，而不是说，好吧，我们重头开始，把事情做好。” “共和党所倡导的政策——靠自己努力奋斗——我们家早就这么做了。”辛迪·沃纳，65岁，退休物业经理。“我是在一个单亲家庭长大的。父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是母亲把我们几个孩子拉扯大。我们这些年纪较大的孩子，有责任照顾弟弟妹妹。所以共和党倡导的那些靠自己奋斗、不靠人的理念，我们家早就实行了。母亲作为单亲妈妈，我们有时候也会领政府发的奶酪和牛奶。但我能看到黑人社区的变化——大家对政府的依赖越来越强，就像投票给民主党那样，成了一种惯性。” “我并不特别反对同性婚姻。那并不是我认为正在摧毁我们社区的东西。”埃里克·恩古采，33岁，是威斯康星州共和党负责社区事务的主管，来自卢旺达的移民。“我曾参与奥巴马的竞选活动，为他挨家挨户敲门，也组织过学生。直到希拉里·克林顿竞选时，我才开始意识到，自己真正相信的许多价值观其实更倾向保守。我非常反感她那种理所当然认为黑人选票属于她、不需要付出努力的态度。我一直很有爱国心。我们来美国的时候，美国对我们来说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我觉得自己欠美国很多。我对社会议题兴趣不大。我并不特别反对同性婚姻或类似问题。我只是觉得，那些并不是让我们社区陷入困境的关键。” “我们还有什么可失去的？”莎娜·格雷，46岁，是咖啡馆老板：“在我的咖啡馆里，我不断听到非裔社区的声音——他们不仅在为自己挣扎，还要照顾家人，而这种压力已经深深影响到他们的生活根基。我们都在面对经济波动带来的变化，我们也只能彼此扶持、一起撑过去。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投票给民主党，但除了不断为民权斗争，我们一无所获。我已经厌倦了这种斗争。现在，像我和社区里其他人都在想，我们还有什么可失去的？因为我们感觉正在不断失去，所以不妨尝试一些不同的选择。” 在很多方面，米尔沃基非裔选民的幻灭经历，正好体现了近年来美国有色人种所面临的深层社会转变。像其他许多困境中的城市一样，米尔沃基依然在承受次贷危机、阿片类药物流行和长期财政资金短缺的影响。这些问题共同侵蚀了这些社区原本坚实的民主党支持基础。这个基础是在过去70年逐渐形成的。上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推动政府解决长期存在的歧视和不平等问题，国家层面的民主党也逐步与这个理念保持一致。围绕种族隔离和平等就业机会等问题通过的标志性立法，使民主党成为非白人选民心目中能够兑现承诺的政党。这个政党与一些社区核心力量结盟：教会和礼拜场所、社区报纸、工会以及其他聚集有色人种的公民组织。但诞生这个民主党版本的美国，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过去40年美国经济结构的重塑及其带来的巨大不平等，非白人社区受到的打击尤其严重。民主党主导的民权保护和社会福利项目，在当前错综复杂的危机中显得无力。几十年前为了解决住宅隔离问题制定的政策，根本无法缓解当下许多社区面临的住房短缺。 1965年《移民法》也不是为了解决如今全球范围内经济萧条、战争冲突和气候灾难所引发的移民潮。然而，民主党在回应选民需求时，大多仍在坚持那些相对温和的改革政策，试图取悦有色人种选民。米尔沃基的咖啡馆老板莎娜·格雷告诉我，她对民主党感到多么失望。 “哦，投我们一票吧。我们听到的就是这些，”她说。“背后却毫无实际行动。也许他们说的是适合他们自己的改革语言，但我们这些真正重要的人并没有被照顾到。” 在亲眼看到这个政党主导的经济剧变之后，非白人选民发现他们曾在其中塑造政治认同的机构——教会、工会、社团——都在衰落。脱离了这些组织之后，当代的有色人种选民受到许多新兴力量的影响，包括右翼播客、网红和社交媒体——其中一些是针对特定族裔和语言群体的内容——这些力量甚至让同一社区内部也变得分裂。这些新媒体塑造的叙事，对失望的有色人种社区极具吸引力，因为真实捕捉了他们的困境，并将这些问题重新包装成民主党政策失败的证据。米尔沃基的非裔选民托里·洛就表达了类似看法。他告诉我，自己的城市在民主党统治下经历了严重的经济冲击。 “我们经历了八年的奥巴马政府，”他说，“这并没有阻止警察暴力，也没能让犯罪率下降，更没有带来工作机会。” 在加州，亚裔社区就体现出民主党支持率下滑的缩影。旧金山拥有全美历史最悠久的亚裔政治组织——1958年成立的华人民主党俱乐部。此后数十年，亚裔在住房、劳工和种族正义等本地政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这个群体不断扩大——从1960年的5.8万增长到2020年的近30万——其内部的政治立场也变得更加多元，成员们持有更多样的观点。在湾区，亚裔选民因对州和地方民主党政策感到愤怒，正逐渐向右转。出于对无家可归者问题和犯罪的失望，南希·余·罗，53岁，是企业主。开始质疑民主党是否让旧金山变得更不安全。 “我们一家是在1983年移民到美国的。作为小企业主，我们并不算中产，甚至稍微低一些。我们勉强维持家庭生计，感觉自己被遗忘了。在加州，人们通常都投票给民主党，民主党也号称代表少数族裔。但拜登那四年，他们根本没有从我们的角度出发看问题。我在唐人街有四家店。我的一家店被闯入过两次。在礼品店，窃贼偷走了现金和一台平板。在我的奶茶店，也被闯入破坏。在那几年里，真的很不安全。罪犯就是罪犯，但当选官员从来不敢公开这样说。在加州，感觉什么都改不了，所以我们只能不停地抱怨。我问我的朋友们，你们怎么看特朗普总统？他们几乎都挺满意的。” 虽然犯罪问题在这个社区激起了广泛关注，但很多人也认同右翼所强调的文化价值观。 “我希望美国人走在正确的方向上。加州显然是在走错的方向。”凯西·吴，65岁，是口译员：“在加州，我们根本没法选择共和党，只能在民主党中找一个看起来对我们社区最有帮助的候选人。所以我过去也一直试着从民主党中挑一个好一些的。但一年又一年，结果都很糟。我希望美国人走在正确的道路上，而加州显然是在走反方向。所以上一次选举我决定要投票给特朗普。” “人们总是自动认为有色人种就应该是民主党人。”艾伦·陈，51岁，是一名包船生意老板：“我投过奥巴马的票，被他那些说辞骗了。我是在旧金山长大的，那是我热爱的地方。但它彻底变了。无家可归的人、满地的粪便、针头、吸毒，还有那些政客什么都不做，只是一味撒钱。我都不知道那些钱到底用到哪去了。人们总是假设有色人种就该支持民主党。他们需要睁开眼睛，看清这个国家到底发生了什么。你是什么肤色并不重要，也不管你出身如何，你应该站在真正为这个国家着想的一方。” “我们只是不想让民主党继续下去。”李塔米，50岁，是企业管理人员：“我开始转变看法，是在我曾在7-Eleven工作的时候。我后来成了加盟店主，那时我开始感觉事情不对劲。2014年，加州通过了一项叫第47号提案的法律，如果有人偷窃金额低于950美元，基本不能按重罪起诉。我们几乎马上就受到了影响。犯罪激增，店里接连被偷。当我们报警时，很多时候警方说，我们也没办法。我花了一点时间才做出决定，但这次我支持了特朗普。我们可能不知道特朗普是否真能扭转一切，但我们只是不想让民主党继续下去了。” “我们是务实的人。忠于某个政党不如对国家有利更重要。”詹姆斯·詹，58岁，是工程师：“我们觉得，这个政党真正追求的是结果平等，而不是机会平等。亚裔美国人强烈感觉到，自己的孩子因为是亚裔而受到不公待遇。为了进入常春藤名校，必须比其他族裔的学生更优秀。我现在仍然持开放态度，说到底是持观望态度。我目前可能更倾向共和党，但我们是务实的人。忠于某个政党，不如看什么对国家真正有益。” 事情本不该如此。奥巴马在2008年大胜之后，民主党认为帮助他胜选的多族裔联盟将确保今后的选举胜利。确实，2012年估计有80%的有色人种选民投票支持奥巴马，而从2000年到2018年，所有50个州的白人合格选民比例都在下降。奥巴马在以“对美国未来的信心”为主题的第二次就职典礼上，对约一百万人表示：“美国的可能性是无限的。” 但就在2012年这些充满自信的宣言和“人口结构决定命运”的信念背后，另一种现实正逐渐显现。同年，我和同事研究2008年金融危机及其引发的住房和其他问题，如何在民主党的多族裔联盟中引发不满。我们当时就注意到，保守派正在引导这些遭受困境的民众把愤怒指向公共机构和公务人员，而不是公司和华尔街。民主党宣扬的希望与无限可能，在严峻的经济现实和日益加深的孤独与绝望面前破碎不堪。一道裂痕正在形成，并在之后几年持续扩大。在民主党与其多族裔基础之间信任崩塌的时刻，政党对LGBT权利和种族平等等进步主义议题的承诺，成了右翼攻击的目标。像旧金山的李塔米这样的选民，因为自己经营的7-Eleven便利店屡遭盗窃，对民主党感到不满，接触共和党圈子后，也开始认同右翼的社会批评。 “我自己也是少数族裔，”她告诉我，“但为什么你是LGBTQ，就可以享有比我更多的权利？” 民主党和进步派组织至今仍在争论：是应该向右调整，挽回流失的有色人种选民，还是应继续坚持曾吸引少数族裔支持的种族与经济自由主义路线？而我在与选民交谈时发现，推动多族裔选民右倾的力量往往源自经济上的脆弱。拉丁裔社区近年来的变化，有助于解释非白人群体在社会观念上的转变。1960年，美国大约有600万拉丁裔，主要来自墨西哥、古巴和波多黎各。那时，他们多信仰天主教，聚集在美国西南、南佛罗里达，以及东北部和芝加哥的一些城市。 2007年，55%的拉丁裔出生于海外。除佛罗里达的古巴裔群体外，拉丁裔基本一致投票支持民主党。但到2022年，拉丁裔人口已超过6300万。他们在多数州建立了稳定社区，大多数人已是在美国出生。不到45%的人仍认同为天主教徒，而15%认同为福音派基督徒，这些教会把反对堕胎、反对同性婚姻等保守观点作为信仰核心。这些变化，使他们的投票方式足以改变美国政治格局的走向。在里奥格兰德河谷，拉丁裔社区多年来持续右转，最终在2024年，这一地区翻转为共和党阵营。萨姆·冈萨雷斯，50岁，是办公室经理。既是同性恋又是拉丁裔，原本看上去会是民主党的支持者。但像德克萨斯南部许多人一样，他已经厌倦了身份政治。 “他们一直告诉我们，民主党是为人民的、为小人物的、为墨西哥裔、为黑人、为穷人的。他们会照顾我们，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但后来，民主党不断地支持堕胎，不断地强调种族，不断地要求你必须以同性恋西裔、同性恋墨西哥裔自我认同。不，我是美国人。我恰好是同性恋，我恰好信仰上帝。我不符合所谓的主流标准。当我终于意识到自己不是某种标准模板，我就决定做真实的自己。我之所以转身离开，是因为我感觉民主党先背弃了我。当我开始上网查资料、开始听特朗普讲话，我的反应是，他听起来不像传统的共和党人，当然也不是民主党人。也许我可以支持他。我不认为自己是共和党人，我是特朗普的支持者。” 对里奥格兰德河谷的拉丁裔来说——其中许多人本身就是移民——边境危机使他们对民主党移民政策的看法变得复杂。 “边境的情况确实变糟了，现实开始显现。”亚历克西斯·乌斯康加，21岁，是里奥格兰德河谷大学共和党俱乐部主席：“我看到有人穿过我们校园停车场时全身湿透，我当时就在想，天啊，我是不是刚看到有人越境了？边境的情况确实变得更糟，现实摆在眼前。我当时的反应是，天啊，不错，特朗普说对了。我开始为众议员马伊拉·弗洛雷斯做志愿者和实习。她让我变成今天这样直言不讳的共和党人。过去一提到共和党，大家想到的都是有钱的老白人。也正因为这样，我以前大多时候都保持沉默，因为在她出现之前，我几乎没看到有拉丁裔敢于发声。” “我们很多人都有亲戚在边境那头，但已经在这边的，都是合法来的。”约兰达·冈萨雷斯，72岁，是餐馆老板：“我从小就是在民主党家庭长大的，我母亲是坚定的民主党人。我们很多人确实在边境另一边有亲戚，但现在在美国这边的，都是合法入境的。这付出了很大代价。他们看到那些非法入境者却能享受那么多福利。而我有些员工原本可以拿到福利，现在却因为非法移民大量涌入而被削减了。这样伤害的是我们所有人。 2020年时我并不是特朗普的铁杆支持者，但他慢慢让我改观。他说话的方式就像是在直接对我们说话。” “这个国家有法律，不能一开始就违法入境。”路易斯·卡布雷拉，47岁，是牧师：“在德克萨斯南部，我开始做牧师的时候，受到了一次震撼。我开始注意到，这里很多基督徒其实是民主党人。我不得不打很多严肃的电话给其他牧师，告诉他们，听着，移民改革正在进行中，但眼下不会有改变。如果你们教会里有家庭是在过去四年非法入境的，一旦被发现，风险非常大。但这个国家是有法律的，你不能以违法的方式来到这里。这个县里有一些牧师其实是非法移民，他们是没有证件的教会牧师。我直接对他们说，牧师，你怎么能一边违法一边传福音？这说不过去。” “在我爸爸加入边境巡逻队之前，我们是民主党人。”塞琳娜·西斯内罗斯，25岁，是前台接待：“我们从小接受的就是民主党的那套思想，认为应该接纳他人，帮助有需要的人，哪怕他们来自其他国家。在我爸爸成为边境巡逻员之前，我们一直是民主党人。爸爸开始在南部边境工作后，亲眼看到那里的情况，他就开始跟我们——我和哥哥、妹妹——讲解为什么有些人不能随便入境，为什么边境必须采取安全措施。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保护家人的安全。从我12岁开始，这就是我一直生活的环境，到现在25岁。我在布朗斯维尔上大学时，很多人对政治保持沉默。我们经常遇到人对我们说，‘我支持你们做的事，但我不想参与，因为我担心将来会有影响。教授知道了，或者朋友知道了，可能会有麻烦。’” 就在这些巨大的人口与文化变迁把非白人选民推离民主党之际，一个标新立异的人物出现了：特朗普。 2016年，特朗普对少数族裔的言论——比如称他们为“毒贩”和“杀人犯”——甚至在共和党内部也引发强烈反弹。然而，特朗普那种具有强烈吸引力的个人风格，为右翼勾勒出另一条路径：往更右的方向走，反而吸引了那些原本似乎在被贬低的群体。这与几十年来共和党的政策取向截然不同。自1964年以来，这个党基本放弃在多族裔城市地区的地方选举，把重点转向其他选民群体。全国共和党策略上基本与少数族裔保持距离。 2012年选举后，佛罗里达的共和党策略师莎莉·布拉德肖曾说，“年轻选民越来越对共和党的形象翻白眼，很多少数族裔觉得共和党不喜欢他们，也不希望他们留在美国。” 在再次败给奥巴马后，共和党发布了一份“选后检讨报告”，建议改革移民制度，努力改善党在非白人群体中的形象。但特朗普公开嘲笑这份报告。他不仅加倍使用种族歧视言论，还提出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政治模式。他那种“把一切砸了重来”的政治风格，正好击中了那些在经济和社会多重危机中挣扎的非白人选民。他们不仅对民主党失望，也对整个建制派感到愤怒。许多受访者表示，他们不是民主党或共和党人，而是特朗普的支持者。特朗普那种政治颠覆的愿景，以及对非白人选民的吸引力，促使共和党重新制定整个少数族裔策略。如今，保守派投入数千万美元支持这一方向。包括Turning Point USA、America First Legal和Americans for Prosperity在内的右翼组织，提出了他们自己的“身份政治”。去年12月我参加Turning Point的AmericaFest大会时，遇到了几位来自“Blexit”运动的年轻非裔女性。“Blexit”是极右翼黑人评论员坎迪斯·欧文斯发起的行动，鼓励黑人选民退出民主党。这些女性组织了面向大学黑人学生的“解放秀”，通过音乐、演讲和辩论，否定左翼强加给他们的“受害者”叙事。这些活动并非传统共和党自上而下的宣传行动，而是扎根于黑人文化的保守主义草根表达。特朗普重返白宫的头六个月，已充斥着对民权和反歧视法律的猛烈攻击，胡乱猜测“多元、公平与包容”政策是航空事故的元凶，大规模驱逐行动，残酷削减社会福利项目，重构移民和避难政策，并与欧洲和南非的白人种族民族主义组织“眉来眼去”——这完全不是一个多元文化未来该有的景象。然而，我所采访的选民中，目前几乎没人表示后悔。即便他们不完全支持白宫出台的所有极端政策，也不愿站出来捍卫那些正被特朗普削弱的体制。他们的政治世界观更为多元，不是由意识形态驱动，而是出于想为自己和社区建设有尊严的生活。在一个让人脆弱疲惫的旧秩序，与另一个充满叛逆、活力和归属感（对某些人而言）的新运动之间，他们选择了右派所描绘的新可能。如果共和党的“叛变”言辞无法真正改善他们的生活，这些选民或许也会很快厌倦。但他们回到那个仍沉溺于品牌和身份辩论、却无法真正应对生活现实的民主党的可能性却并不大。在AmericaFest大会上，就在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前几周，我见到了25岁的非裔“Blexit”成员德贾·戴维斯。她坚定而理想主义，展现出强烈的种族认同感和自豪感。她告诉我，她和她的保守派黑人同伴“非常关心我们的社区”。他们正在历史性黑人大学建立保守组织分部，举办社区活动。 “我相信黑人社区可以做到任何事，”她说。当我刚开始这项研究时，难以想象像戴维斯这样的人——她的种族认同和政治信念毫无矛盾——会成为美国保守政治的主力军。但今天，在Turning Point大会上聚集的数千名选民说明，这正是现实。对像戴维斯这样的选民来说，希望和乐观来自右翼而非左翼。他们的种族认同仍是政治信念的核心——事实上，他们表达的许多观点恰恰源于对自己社区的深切关心。但他们的政治选择，更受他们所在群体所面对的社会崩塌、经济不确定性和对现状无法忍受的现实所驱动。在没有解决这些核心问题的前提下，仅凭种族认同来争取失望的有色人种选民，早已显得空洞。能否正视这些复杂的愤怒、焦虑与希望，将决定美国政治的下一个章节。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昨天00:00

一文详解X Infinity如何打造Web3版全球商业联合体

aMars 中合规资产，与游戏内收集的种族 NFT 卡牌协同，借跨游流通拓展策略组合，战斗奖励（代币、强化石等）也能反哺元宇宙生态建设；其次，作为Polygon 网络顶级 3D “抓娃娃” 区块链游戏，Loser Chick，不仅集成了 NFT 铸造、质押挖矿等金融玩法，也让MetaMars 用户实现了链上资产接入，在 “抓娃娃” 交互与金融服务中，实现虚拟资产在元宇宙与 GameFi 场景的价值流转，共同构建 “元宇宙 + 多元游戏” 的跨游生态闭环，让用户资产与体验突破单个项目边界。（2）Web3生活：Galactic Travel 重塑旅行场景 X Infinity 旗下Web3旅行平台 Galactic Travel，是Web2与Web3结合的有机典范，作为Web3一体化“区块链 + 旅游” 预订平台，Galactic Travel支持加密货币与法币支付，订单链上生成，链上认证，全球可用等服务。配合voopay，打通 Web3 钱包与支付流程，以透明化用户仪表盘呈现行程、资产数据，借金融属性为旅行体验赋能，串联生态 “金融 + 旅游” 场景。（3）区块链 + 孵化：Rocket 赋能项目启航 X Infinity 旗下的 Rocket是一个IDO孵化平台，可以说Rocket是X Infinity重要的Web3开拓平台，借助Rocket，平台可以源源不断地为早期项目注入资金，担当战略启动枢纽，不断发掘潜在的优质项目，从而进一步丰富X Infinity 的生态版图。实现控股与子项目投资的多线性孵化模式，这也是X Infinity 全生态体系的核心环节之一。四、多元管理，生态协同，以DAO为道作为Web3生态，十几个控股平台，加上数百合作企业，显然传统的管理模式是很难落地的，所以X Infinity 在核心管理上采用的仍为Web3体系：用DAO组织来决定生态的发展。前文提及的项目、业务，各有赛道、自成体系，但在关键发展与资源上，则通过旗下M3 DAO和M3 HUB进行统一决策与调度管理（1）M3 DAO：去中心化的 “决策大脑” 作为 X Infinity 100% 控股的核心枢纽，M3 DAO 是串联全生态的灵魂所在。它以 “社区共治的多元化数字生态” 为核心，融合元宇宙、Layer 2 公链与数字资产管理能力，构建起覆盖全链条的生态体系。以M3 DAO为核心，衍生出 MarsVerse（星际殖民元宇宙）、MarsChain（安全高效的 Layer 2 解决方案）、MarsProtocol（涵盖投资、DeFi、资产管理的金融协议）三大核心产品，既孵化各赛道优质项目，又整合全球资源，已辐射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再者，依托 “社区共建者” 理念打造的节点网络，M3 DAO 汇聚了 20 多万真实用户与忠实会员，与区块链技术形成 “双轮驱动”，推动旗下项目从技术到用户的无缝衔接，逐步构建起 “区块链驱动的数字生活圈”，不仅为 X Infinity 旗下项目提供底层支撑，更以开放协同的生态逻辑，成为支撑其全球布局的核心引擎。（2）M3 Hub：资源整合的 “连接器” M3 Hub 更偏向于生态体系内的 “综合服务枢纽”，为各大项目提供统一的资源调配和产能输出。其核心职能在于对接外部资源，包括与相关国家监管机构沟通合规事宜、为旗下项目拓展融资渠道、为新加入的合作伙伴提供区块链技术培训等。再结合团队本身具备的 “全领域专业能力”—— 营销团队精通流量运营、财务专家擅长资金管理、法务团队深耕合规建设、技术骨干保障系统稳定，整个管理体系如同 “隐形的协调中枢”，确保生态内各板块既各司其职，又协同推进，形成高效联动的发展格局。五、拆解之后，我们来聊一下未来在详细地拆解了X Infinity之后，我们发现这更像是一场对新商业模式的探索：把风险投资、交易所、传统企业、游戏与Web3不断融合，用区块链和代币经济将Web2与Web3构建为一个整体。不过这条道路即使是文章开头提及的各类巨头，依然未有真正走通过。区块链如今发展不过十几年，借助互联网的半世纪发展，我们发现一些新兴的事物总要经历漫长的才能为用户所接受，比如各大支付体系用了数十年证明，支付网络可以通过渐进式创新征服全球。而X Infinity试图证明的是：一套基于Web3与Web2结合的全新体系，能否以更激进的方式重构商业？这个问题的答案，或许将决定Web3是止步于虚拟金融，还是真正成长为下一代全民基础设施。当然，无论如何，X Infinity都值得被记录——它代表着这个时代最极致的商业想象力和最大胆的制度实验。

OprenGate07-25 09:09

大西洋月刊：特朗普无法控制舆论时，他的帖子就显得很绝望

芬·科尔伯特曾说，特朗普是“美国第一个种族主义祖父”。如今的发帖行为，完全符合这个形象。再结合特朗普最近的一些认知失误——比如他上周似乎忘记自己是任命了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一切都显得更令人担忧。在这个背景下，特朗普的Truth Social账号更像是一个快速反应的幻想平台，展现的是一个并不存在的世界：总统像漫画英雄，人人爱戴，能用权力随意逮捕、封杀反对者。即使出自任何普通人之手，这种复仇幻想都令人悲哀，但却出自一个执着于报复、领导着一个正热衷于在简易营地逮捕和监禁移民的美国总统之手，这实在令人恐惧。大西洋月刊的编辑汤姆·尼科尔斯在特朗普接受共和党总统提名的一年前就指出：“这个总统在情绪上不正常。” 他形容那场演讲是“一个精神严重有问题之人的胡言乱语。愤怒、偏执、琐碎、自私，这一切全都在那晚表现出来。” 用来描述上周末特朗普在Truth Social上的发帖，简直再贴切不过。特朗普要求起诉参议员亚当·希夫，看上去深受怨恨驱使——周六晚上发了一张详细的信息图表，试图推翻已过去近九年的“通俄门”指控（宣传学者认为，这是特朗普和政府试图改写历史的手法）。他还发布了一张奥巴马的假冒“嫌犯照”。周日早上，他还发了一段103字的信息，夸赞自己担任总统六个月的成绩。愤怒、偏执、琐碎、自私：特朗普似乎越来越沉迷于一个虚拟世界，在那里他能幻想自己拥有梦寐以求的绝对权力和掌声。讨论特朗普和社交媒体并不容易，因为与大多数用户不同，特朗普能凭一条荒谬帖子改变新闻节奏，迫使全世界回应。但现在，他的帖子似乎无法再产生预期效果。这周末他所展现的，或许正是一个转折点的迹象。他的发帖，不再是对现实的影响，而是从现实的退却。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7-24 00:00

美国将失去整整一代科研人才

目官员说：“NSF被要求让科学重新变得种族歧视化——这与现有证据相矛盾，研究表明，思想的多样性有利于科学发展，也有利于创新。当只有白人男性从事科学研究时，我们会遗漏很多东西。” 除了DOGE干预新提案外，根据非营利机构“Grant Watch”(联邦科学与健康研究资助的跟踪者)的数据，截至目前，已有至少1653项原本因其学术价值而被批准的NSF现行研究资助被突然取消——项目进行到一半就被中止。多位监督NSF不同研究项目的科学家表示，这种大规模撤销是“史无前例”、“毫无依据的”，是“对纳税人钱财的巨大浪费”。《卫报》的分析发现，近60%的被取消项目位于2024年投票支持拜登的州。与此同时，超过九分之一(12%)的被取消项目是哈佛大学的，而川普自上任以来一直特别针对哈佛。提到DEI的计划最大多数被取消此外，被认定违反川普关于DEI和环境正义的行政命令的研究——无论其科学价值、潜在影响或紧迫性如何——都以异常高的比例被突然终止。 NSF和其他联邦研究机构在新政府上任后调整重点是常有的事。拜登政府在大量证据表明多样性对科学与创新至关重要的背景下，曾将解决STEM领域不平等问题列为重点，并承诺优先帮助受气候危机和环境危害影响最严重的弱势社区。而川普的优先事项则是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科学、核技术、生物技术和转化研究。一次次看到那些已经通过评审流程的项目被更改和取消，令人心力交瘁。 —— 现任NSF工作人员 “新政府上任后强调某些领域、弱化另一些领域是正常的，我们也会逐渐过渡到新的优先方向。小布什政府时期在气候变化议题上确实有些暗箱操作，但远没有现在这种对科学评审流程的直接干预。从来没有过直接把提案扔进垃圾桶的时候。”一位现任NSF工作人员说。一位最近接受买断的前计算机与信息科学局项目官员说：“我们的使命是推动科学与创新。如果我们不考虑STEM人才队伍的多样化，我们就无法实现这个目标。没有足够的人才和思想多样性，我们就无法扩大参与范围——而扩大参与本就是NSF使命的一部分。” “一次次看到那些已经通过评审流程的项目不断被更改和取消删，令人心力交瘁。”他补充道。据美国联邦储备估计，在过去75年中，由NSF及其他机构支持的科研项目的投资回报率在150%到300%之间，也就是说，美国纳税人每投入1美元，就能获得1.5到3美元的回报。然而，川普提出的庞大法案计划将NSF当前90亿美元的预算削减56%，还将人员和奖学金缩减73%，其中研究生受到的影响最大。上周，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HUD)宣布将在未来两年内迁入位于弗吉尼亚州的NSF总部。这是个令人震惊的决定，而且并未说明如何安置超过1800名NSF员工，引发外界猜测政府有可能最终打算彻底撤销该机构的资金支持。目前，NSF项目官员也被指示将科研提案“退回原单位”而不予评审——不论其学术价值如何，即使是针对NSF特别征集、旨在填补美国科学与工程关键知识空白的项目。多位NSF消息人士透露，这包括一些实际上已经通过评审的项目，以及由于人手和项目被削减而无法继续处理的提案。蓝州获得的国家科学基金会(NSF)拨款被取消的数量更多。在其中一个案例中，来自四所公立大学的科学家提交了一份长达256页的提案，旨在利用古代DNA记录，预测全球变暖背景下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据称，该提案未被认真考虑就被归档。《卫报》看到的一封电子邮件显示，NSF通知缅因大学的古生态学家兼首席研究员杰奎琳·吉尔(Jacquelyn Gill)，所有提交至“生物整合研究院”计划的提案均被无评审退回。第二封邮件中则称，该团队的具体提案在“行政筛查”中被认定“不适合NSF资助”。据估计，美国目前约有40%的动物和34%的植物面临灭绝风险。该研究原本计划利用新兴技术，从湖泊沉积物、冰芯和洞穴沉积物中提取古代DNA，以分析在几千年前自然变暖的环境下哪些物种表现得更好，从而更好地建模和保护在气候变暖背景下的生物多样性。吉尔告诉《卫报》，他们团队在提案中非常小心地避免提及DEI或气候变化。该资助原本将提升美国在该领域的科研能力，而美国目前在此方面已落后于欧洲。吉尔说：“古代DNA记录能以非常高的分辨率重建整个生态系统。这是一个全新的科研方向，像这样的项目资助可以催生新的研究，同时也是对美国的科研基础设施和人才队伍的再投资，给地方经济带来巨大回报。现在这样被无评审退回，简直是被打了一记耳光。” 这个项目涉及DEI，所以不会得到任何资助。 —— NSF雇员在另一个案例中，两所学术机构原本被选中各获得1500万美元的“转化医学研究”专项资助——这是川普政府的优先领域——这一过程耗时30个月，由NSF工程局牵头，跨多个机构、涉及数百人参与评审。但如今，这一荣誉资助将不会兑现。据《卫报》了解，这些通过学术评审选中的提案将被“无评审退回”，理由是“不适合NSF资助”。一位了解情况的NSF员工表示：“这些是复杂且影响深远的转化科学项目，目标是在城市、地区及产业层面实现可持续性……但我们被指示要搪塞首席研究员，这个项目涉及DEI，所以不会得到任何资助。” 与此同时，还有大量已经通过项目官员学术评审的提案消失在“黑箱”中——数周甚至数月未有任何决定或解释。据NSF工作人员称，这导致一些研究人员开始“自我审查”。 “有些是NSF内部人员为了避免麻烦而自我审查，也有些是DOGE的人员插手科学评审，进行审查。不管是哪种情况，这都是政治干预，因此非常成问题。”现已退休的化学部项目官员安妮·玛丽·施莫特纳(Anne Marie Schmoltner)说。她在NSF工作了30年，于今年2月退休。除了资助资深研究人员，NSF也通过奖学金、研究机会和项目资助来支持学生及新兴科学家和工程师。在川普政府下，下一代科研新秀受到特别沉重的打击。川普试图对多个国家实施广泛的签证限制和旅行禁令。其2026年预算提案仅为全国提供21400个本科和研究生奖学金名额——比今年减少了75%。像全美许多科研人员一样，古生态学家吉尔因为资金不确定性，今年秋季不再接收新的研究生。“这意味着整整一代年轻科学家看不到进入科研领域的道路。我无法表达这些削减措施对这个以解决问题、服务社会为初心的科研群体而言有多么令人痛心和沮丧。” 然而，NSF培养的学生也正是石油天然气、矿业、化工、大型科技公司等多个支持川普的产业所需的技术专家来源，同时也服务于学术界和政府机构。 “业界致力于优化现有技术，而NSF着眼于10年、20年后的未来。美国要实现全球强劲的经济发展，就需要创新，而创新离不开NSF所资助的基础研究。”施莫特纳说。 NSF拒绝置评，仅将媒体引导至其官网，官网最后一次更新是在4月，声明称：“学术价值、公平竞争、机会平等与卓越，是NSF使命的基石。NSF继续依据‘学术价值’与‘更广泛社会影响’两项标准来评审所有项目。” 对NSF的这一轮大规模削减之前，川普已经动手拆毁隶属于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环境保护署(EPA)、农业部(USDA)和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的其他核心科研机构。 USGS是内政部的科研机构。其科学家负责为印第安部落政府、土地管理局、渔猎服务部门以及国家公园管理局等机构提供有关自然灾害、自然资源、水资源、能源、生态系统和气候及土地使用变化影响等方面的现实问题研究支持。川普的《大美丽法案》将USGS的预算削减39%。这包括彻底削减该机构的生态系统任务领域(EMA)的所有预算。该部门领导联邦层面的物种与生态系统研究，并下设气候适应科学中心。哈佛大学被取消的NSF拨款占所有被取消拨款的12%。取消NSF拨款预算总额前20机构 EMA的科学家负责研究如何更好地保护处于风险中的物种，例如野蜂和狼獾，减少土地管理局(BLM)辖地上的过度放牧危害，以及阻止入侵的鲤鱼进入五大湖——这些工作对在气候变化背景下保障美国的食品安全至关重要。在DOGE批准的裁员和买断下，EMA失去了25%至30%的员工，如今面临被彻底终结的命运。“我们已经失去大量的机构记忆和新晋的、有潜力的领导者。“大美丽”预算通过后，所有用于支持公共土地和自然资源管理的科学研究都将被砍掉。”一位USGS的项目官员表示。现在这已成了一个政治过程。 —— USGS科学家 “我们的经济依赖于自然资源，包括木材、矿产和食品体系。如果我们不能以可持续的方式来管理这些资源，就是自毁前程。” 与NSF类似，USGS用于研究审批与监督的黄金标准——同行评审制度，如今也受制于DOGE，具体来说，是内政部长授予前石油高管泰勒·哈森(Tyler Hasson)广泛权限。据USGS员工透露，哈森办公室依据项目官员只被允许提交的两段文字的信息作出批准或否决的决定——没有任何对话或反馈。 “一直以来的科学评审黄金标准正在被干预。现在这已成了一个政治过程。”一位USGS科学家说。内政部一名发言人回应称：“关于科学被‘政治化’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我们拒绝将负责任的预算改革描绘为‘对科学的攻击’。相反，我们正在通过削减繁文缛节、减少官僚主义，赋能美国的创新能力，确保下一代科学家和工程师能够专注于现实世界的解决方案——而不是无休止的文书工作或带有政治动机的研究议程。” USGS、行政管理和预算局(OMB)以及白宫未对置评请求作出回应。【附录】自2025年1月川普二度上台以来，美国联邦政府在科研经费与人员方面所采取的主要削减、终止与重组措施（基于多家权威媒体和官方统计汇总）：国家科学基金会(NSF) 预算大砍56%：2026财年预算提案将NSF从约90亿美元削减至仅40亿美元左右。毁灭性裁员/买断：人员减少高达73%，包括项目官员及研究生资助岗位。撤销1600+科研项目：自4月起中止逾1600项NSF资助，总额逾15亿美元。政治干预评审流程：DOGE部门介入，关键项目被“无评审退回”，包括高影响力的转化科学、古DNA、DEI相关研究。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局(NOAA) 预算砍掉24–27%（约13亿美元），包括气候研究、OAR实验室等高度削减。裁员850–880人，另有1029人主动离职/买断。终止200多个合同与赠款，撤销8–19项租赁。削弱气象预警能力：气球、雷达项目停摆；Radars、气象卫星预算削减。计划拆除问责与风险办公室(OAR)与国家强风暴实验室(NSSL)，并移交部分业务至国土安全部。环境保护署(EPA) 预算砍54%（约削减50亿美元），特别削减研究办公室、环境正义项目和大气保护计划。行政停职/辞退139位签署声明职员。 300多名初级员工被裁撤，包括清洁空气与清洁水执法人员。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 USGS总预算拟砍39%，生态系统任务领域(EMA)砍100%。裁撤/买断25–30% EMA员工；机构记忆与领导力大量流失。研究审批转为“两段文字”政治审核，抛弃黄金标准评审。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 科学预算砍24–47%，包括地球科学削减53%，终止STEM项目、小卫星等。能源部(DOE) 高级研究计划署-能源(ARPA‑E) DOE整体削减9%，科学司裁14%，重点削减气候相关研发；ARPA‑E裁74% 。国家卫生研究院(NIH) 预算计划削减40%（从470亿美元降至270亿）。间接成本报销降至15%，科研机构损失“数千万至数亿美元” 。裁员3400–5000人（约20%员工）。疾病管控与预防中心(CDC) 裁撤750人（约10%员工）。撤下性别、环境与LGBTQ等专题数据页面。其他 DOGE部门横扫多个机构：USDA、Forest Service、Census、MBDA等多处裁员、撤预算。大规模联邦裁员获最高法院支持。冻结 300+ 亿美元科研支出，绕过国会拨款。广泛终止气候研究数据库、事实核查和信息传播项目（NIH停止信息研究、CDC/LGBTQ资料删除等）。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7-23 00:01

【重磅访谈】一支由总统控制的国家警察部队正在美国建立

，也是那个创造出能输出纳粹梗、谈论白人种族灭绝的人工智能系统（Grok 4——译者注）的人。赛克斯：没错，那真是……哇。阿普尔鲍姆：所以他不太可能突然转变立场，去吸引另一派支持者，美国的进步派不会突然开始支持马斯克。这看起来不会发生。相反，他更像是在这个阵营内部捣乱的人。实际上，如果非要我下注，我说他会像普里戈津那样的结局并不是字面意思上的，但如果我必须下注，我会说是川普赢。就是说，如果这是一个寡头对抗真正掌握政治权力之人的较量，那通常拥有国家权力的一方会赢。而在马斯克的情况下，川普有权切断他的政府补贴、摧毁他的公司，甚至把他关进监狱或是别的。而且这看起来像是一场马斯克会输掉的对抗。但确实，在这个过程中，他可能会制造很多麻烦。普里戈津当时真的吓到了普京。普京那天早上发表了一个奇怪的演讲，谈论俄国革命。所以马斯克是可能造成伤害的，但我很难想象他会赢。两普的暧昧关系赛克斯：没错，他不会赢。还有那个我没太多关注的插曲——什么时候马斯克的 AI Grok 4开始发表纳粹言论，我觉得这其实挺有启发性的。AI 只是听他说什么，然后没有任何羞耻或道德边界地演绎出来。就是这么回事。说到普京，我们不如切换话题。你最近在《大西洋月刊》写了一篇文章，说“美国正在倒向另一边”，这确实反映了过去六个月，尤其是最近 48 小时的变化。川普最近说了些对普京不那么友好的话，说他以前是在胡扯，还推翻了不给乌克兰防御武器的决定。你怎么看这事？当你写那篇文章时，美国似乎在做一切可能的事来抛弃乌克兰，给普京更多的动机去杀害乌克兰人。现在川普又说他不知道彼得·海格塞思(Peter Hegseth)在搞什么，援助被切断他没参与，也许我们会恢复援助。那我们现在到底处在哪儿？你怎么看？阿普尔鲍姆：其实我们以前经历过几个这样的周期。是的，川普确实相信他当选后可以打个电话给他朋友弗拉基米尔，然后普京就会说，你说得对，我们结束战争吧。我觉得这就是他全部的想象力了。这在选举前就很清楚了——他根本没有一个计划。就是这样。尽管如此，人们还是乐于重复他有个计划的说法。所以，他失望了，但他会再给普京一次机会，然后又会有一次电话。也许因为普京是个受过训练的克格勃招募官，知道说哪些奉承话、按哪些按钮能取悦川普。于是川普又再一次被拖延了。但真正让我担心的，不是这个层面。更让我担心的是他们正在做的其他层面的事情。所以，实际上，我们正在放松对俄罗斯的制裁。制裁不是一个你一次就能解决的东西。它是一个动态过程。因为你制裁了一批公司，然后俄罗斯就用另一批公司来绕过障碍，所以你必须制裁那第二批公司。我过去几年和拜登政府的一些成员交流过，他们每个月都在评估制裁新公司或新实体的方法，不断寻找对俄罗斯经济施加压力的新途径。而据我们目前了解，川普政府已经停止这么做了。他们不再这样做了。这意味着，实际上，俄罗斯又开始更容易地获得其国防工业所需的零部件。与此同时，美国也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拆除了各种旨在支持俄罗斯反对派、独立媒体、追踪和揭露俄罗斯在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宣传的项目。美国国务院有一个项目叫“全球参与中心”(Global Engagement Center)，就是用来做这些的。这个项目后来成了很多保守派阴谋论的目标，于是被大幅关闭了。所以我们不再做这件事了。还有很多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帮助乌克兰重建能源系统的项目也不再运行了。也就是说，我们曾经设置的一整套对抗俄罗斯宣传、在其他方面支持乌克兰战争努力的项目都已经停止了。普京是看到这一切的。和川普不同，他并不是只看最近五分钟的新闻片段。他能看到，俄罗斯反对派得不到资助。他知道“自由欧洲电台 / 自由电台”即将被迫停播，或者说如果他们的诉讼失败的话，就会停播。他知道美国对援助乌克兰的态度是时断时续的。他知道没有新的援助资金。所以他对这一切都了如指掌。而这些信息让他坚信自己可以继续这场战争，并最终赢得战争，因为他会拖垮美国，而我们正处于困境之中。他也看到了川普政府正在挣扎。说实话，我真心相信，如果我们现在是哈里斯(Kamala Harris)总统，或其他任何总统，如果他们重新恢复了对乌克兰的援助，我们现在可能已经接近战争的终点了。因为这是一场只要俄罗斯停止战斗就会结束的战争。这三年来我一直像个“复读机”一样重复这句话：战争结束的关键在于俄罗斯停止战斗。这是一场殖民战争，是一场帝国主义战争。是俄罗斯在入侵乌克兰。入侵必须停止。而现在，俄罗斯没有任何理由停下来。我们看到那么多智库文章讨论所谓的交易，也许我们可以交换克里米亚、重新划定边界之类的。可俄罗斯根本不在乎这些。这场战争从来不是为了克里米亚，也不是为了顿涅茨克某个省份。这场战争的真正目的，是要摧毁乌克兰、摧毁它的主权，想方设法把乌克兰重新纳入俄罗斯版图。同时也想证明北约是不存在的，北约毫无意义，美国软弱无力。这些才是普京发起这场战争的核心目标。而这些目标对他来说意义重大。他不会轻易放弃这些目标，除非有外力迫使他放弃。而现在的川普政府并没有做任何事情来施加这种压力。现在有一项议案——林赛·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和大约七八十位参议员都签署支持了，目的是要加强制裁俄罗斯。这个法案如果通过，并成为法律，那确实会对俄罗斯施加压力，让他们意识到这场战争不会像他们想的那样轻松。但问题是，我们需要的是一场全面的外交战略攻势。我们在俄罗斯没有信息战策略，没有反宣传策略。我们的军事战略也大幅收缩了。我们对乌克兰的整体思考也变得很奇怪。甚至我们的外交也很奇怪。比如，美国驻乌克兰大使已经辞职了，现在都不知道美国对乌克兰的政策是怎么制定的。这些都需要改变。但我没看到这些改变正在发生。其实，就在跟你说话之前，我还在华沙见了一个乌克兰朋友，我们一起喝了咖啡。他跟我说，他在赌川普最终会得出和拜登一样的结论：结束战争的唯一办法就是武装乌克兰、让乌克兰赢得胜利。但他也担心，要花很长时间川普才会得出这个结论。所以，也许我过于悲观了，但我实在看不到他们意识到需要一个更深远、更长期的战略。而对于一个没有战略思维的总统来说，这种转变是非常困难的。赛克斯：没错。他没有战略思维，也没有战略。但这也让我们回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话题：普京和川普之间那种诡异的关系。川普认为他们是好朋友。但普京怎么看川普呢？我对普京丝毫不给他面子，甚至公开羞辱他感到震惊。川普认为他们是最好的朋友，他奉承他，拍他马屁，几乎用尽了所有可能的方式来取悦他。而弗拉基米尔·普京甚至都没有扔给他哪怕是根最小的骨头。当很多国家领导人或政要都害怕川普时，普京显然对他有一种更深的了解。你怎么看这件事？阿普尔鲍姆：这里面有几个因素。首先是各种传闻，甚至不只是传闻，还有确凿证据——关于他们之间的商业交易，不管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比如史蒂夫·维特科夫（Steve Witkoff，川普的“万能”外交特使——译者注）每次去莫斯科回来后，总是讲一些合作交易。乌克兰人说他们掌握了更具体的信息——关于具体哪些人收到了俄罗斯方面提出的具体交易或条件。我无法验证，所以不会重复那些细节。但这也许解释了一部分原因。现在俄罗斯内部有很多人把钱往美国各界砸。这也可能是故事的一部分。还有川普企业和川普家族跟俄罗斯资金之间长期的商业关系。尤其是上世纪 90 年代到 2000 年代的房地产交易——尤其是川普所从事的那种奢华公寓买卖——非常依赖俄罗斯资金。川普的两个儿子都曾经公开承认过这一点。而俄罗斯的银行在维持川普企业运作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所以他们确实有非常深的商业联系。我听过大约15个版本，关于某些“私人牵连”或“把柄”之类的事，人们都有各种猜测。但我不知道真相，所以也不会去推测。赛克斯：好吧。但确实很奇怪。阿普尔鲍姆：从心理层面上看，川普似乎对普京有某种“欠情”或感激。他谈到普京时的方式很奇怪，是他谈及其他人时不会有的语气。我有一个想法——也许他真的相信是普京帮他赢得了 2016 年大选，不管是通过什么方式。我们确实知道普京是有帮过他。普京安排了从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窃取电邮的大规模行动，搞了整整一个信息战。赛克斯：而且是川普主动请求的。阿普尔鲍姆：那时候我们还不太了解这些信息战是怎么操作的。也许川普真的因此心怀感激。也许是因为有人在经济上救了他一命。谁知道呢？但他确实对普京有某种“感恩”甚至是“畏惧”。他们之间的肢体语言也很怪异。你说得没错，普京确实公开羞辱过川普。就在去年11月川普再次当选后几天，俄罗斯国家电视台的反应就是播出梅拉尼娅·川普(Melania Trump)的裸照——她早年拍的一些色情照片，居然被放在晚间新闻中。而且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播放，在电视上嘲笑川普。夜复一夜，他们要么嘲笑他、要么说“这是我们的人”、要么拿他做笑话。他们几乎从未间断过地拿川普开涮。赛克斯：川普从来不回应。阿普尔鲍姆：他可能根本不知道这些事情。赛克斯：嗯，这倒是真的。阿普尔鲍姆：不过，他身边的一些人肯定是知道的。他们也一定知道，这种模式当然会在其他威权媒体中被反映和重复。所以这是更广泛的一部分，即威权世界如何看待川普——他们把他看作是他们自己一种笨拙的版本。 “我们不是疯子” 赛克斯：在我们剩下的几分钟里，我想谈谈……我们之前也说过他没有任何战略。我想听听你对川普、以色列和伊朗之间关系的看法。我们看到那次对伊朗的大规模轰炸，一度看起来可能引发一场新战争。现在已经平静下来，出现了停火。但认为这就此结束似乎太天真了。你怎么看当前的局势，以及川普为什么决定采取一个……我意思是，风险极高的行动？而且尽管他声称自己摧毁了伊朗的核能力，但看起来行动并没有成功。那我们现在到底处于什么状态？阿普尔鲍姆：是的，我们又回到了“虚假信息”的问题。我们到底有没有摧毁伊朗的核计划？如果摧毁了或者没有摧毁，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未来的政策又将如何制定？他其实为未来制造了一个巨大的问题。我的感觉是，其实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认为这不算冒险。因为以色列已经摧毁了伊朗的防空系统，所以那一刻对于美军来说实际上相对安全，没人会对飞机开火。而他就是等到那个时刻之后才采取行动的。他怎么被说服的，或者是谁说服了他，我不知道。但肯定是有人这么做了。肯定有人让他相信这会是一个“轻松的胜利”。记住，对于他来说，制定公共政策并不是为了实现战略目标。这和帮助伊朗改变政权无关。赛克斯：他不是一个下棋的人，不会考虑三步之后的情况。阿普尔鲍姆：他只是想赢得当下这一刻。而有人让他相信这是个可以赢的时机。你可以扔下这些炸弹，然后事情就结束了，你就赢了。你摧毁了那个工厂或者发电站，然后你就可以回家了。在我看来，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我也不知道是谁……我听说了很多版本，可能是以色列人，可能是其他人。但这是我对事件的理解。而且有很多问题我也感到困惑：我们现在对伊朗的战略是什么？我们只是加强了伊朗政权的地位吗？一开始在以色列空袭之后，看起来我们动摇了伊朗的政权。我有一些伊朗朋友，他们很多人都告诉我，他们非常激动和高兴，因为很多伊朗领导人，尤其是伊斯兰革命卫队(IRGC)领导人被杀了。这些人负责逮捕女性、折磨男性，没人为他们的死去感到难过。所以曾有一段时间，看起来事情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但现在似乎也没有一个计划或战略。所以我也很迷茫。我不知道我们现在对伊朗的计划是什么，也不知道我们是如何看待伊朗在中东更大格局中的角色。赛克斯：是的，回到你更宏观的批评点，那可能就是：根本没有计划，也没有战略。他赢得了那个时刻，或者他以为他赢了那个时刻。现在我在想，他是否因为自己已经把这件事看成是“完全胜利”，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反而为伊朗遮掩了核能力的现实。如果他们确实仍然拥有核能力，那他就是深陷否认之中。因为如果他们仍然在造核弹，那显然他所做的事情就失败了。而我们都知道，唐纳德·川普永远、永远不会承认自己错了或者失败了。安妮·阿普尔鲍姆，非常感谢你今天花时间与我们分享你的见解。感谢你，来自华沙的连线。和你交谈总是很有收获。阿普尔鲍姆：非常感谢你，也谢谢你宝贵的时间。赛克斯：也感谢大家收听这一期To the Contrary播客。我是查理·赛克斯。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节目吗？我们坚持做下去，是因为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必须不断提醒自己：我们不是疯子。谢谢大家。 *小标题为译者所加。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7-19 00:00

美国每七位新移民中就有一位来自印度裔，政治影响力和种族仇恨随之而来

增加，印度裔在美国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种族仇恨也随之而来。一座宛如城堡的白色建筑，象征着印度裔在美国崛起的力量。这座建筑坐落在新泽西州普林斯顿附近，沿着美国东海岸主干道——95号州际公路向南行驶一个小时即可抵达。 2023年，那里由斯瓦米纳拉扬教团修建的阿克夏达姆神庙于2023年对外开放，目前已接近完工。神庙自2010年代开始动工，是西半球规模最大的印度教寺庙。在阿克夏达姆园区内，从印度进口的白色大理石上雕刻着精美的图案。人们可以在神像前打坐冥想，或进行瑜伽练习。据报道，这个工程的部分建设费用由捐款支持，估算总成本至少为9600万美元。整个项目从概念设想到动工建设，有大约1万人参与了志愿工作。即便对“移民国家”美国来说，印度裔的崛起也格外显眼。在过去十年左右的时间里，每七位移民中就有一位来自印度，比例在各国中最高，超过了委内瑞拉和中国。总部位于华盛顿的移民政策研究所援引美国商务部数据称，2023年美国的外籍人口达到4783万人，较2013年增加了648万人，其中印度裔约占87万。印度裔在美国的经济与政治影响力正稳步扩大。硅谷聚集着大量印度科技人才。2024年，有六位印度裔美国人当选或连任联邦众议员，创下历史纪录。相比之下，2013年时，美国国会中才迎来第一位印度裔众议员。印度裔美国人的一大特点是家庭年收入中位数较高，约为18万美元，比华裔或日裔的13万美元高出约40%。许多印度裔从事薪资优渥的行业，例如科技、医疗、制药和咨询。根据总部位于华盛顿的皮尤研究中心数据，在2023财年获得批准的高技能专业人士H-1B签证申请者中，超过70%出生于印度，中国则远远落后，仅占12%，其他国家占比均未达到2%。印度的传统种姓制度，部分解释了印度移民在美国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现象。这个制度源自印度教，而印度教是印度约80%人口信仰的宗教。尽管印度宪法明文禁止基于种姓的歧视，但这一制度至今仍深刻影响着社会结构。不少从印度移民到美国的人，是为逃离种姓制度的影响。其中一个趋势是，有些人进入信息技术领域以躲避歧视。按照种姓制度，一个人的社会地位通常与其职业挂钩。某一职业象征着特定的地位，家庭世代从事同一职业，形成固定的等级体系。而信息技术和软件工程作为相对较新的职业领域，并不与任何种姓地位挂钩。因此，许多不满种姓制度的优秀人才纷纷投身这一行业，推动了印度IT行业的发展，也有不少人因此前往美国。还有一部分人移民，是为了躲避印度政府为帮助低种姓群体而实施的平权措施。在美国的印度裔中，有不少婆罗门出身的人。婆罗门是印度种姓中地位最高的一层，传统上从事学术和祭祀工作。在2024年总统选举中败给特朗普的前副总统哈里斯，以及正在竞选俄亥俄州州长的亿万富豪维韦克·拉马斯瓦米，都有婆罗门背景。 20世纪50年代，印度政府启动“预留制度”，为低种姓群体保留部分教育和政府职位名额。一些高种姓人士觉得自己被“剥夺了机会”，因而转向美国寻求发展。斯坦福大学研究生阿维·杜金纳佩迪的家庭就是这种情况。他表示，父母“觉得自己被平权制度亏待了”。杜金纳佩迪出生在海得拉巴，在新加坡读完高中，曾申请进入印度声望很高的国家行政服务系统。但他的父母担心“反向歧视”会影响他在严格的筛选中脱颖而出，最终说服他赴美深造。他说：“部分原因是种姓的关系，他们觉得我还是出国读书、找工作比较好。” 他的姐姐也是出于对平权制度的担忧，选择前往美国攻读公共卫生专业。随着印度裔在美国的发展和扎根愈加深入，种姓制度的影响也开始在这个移民社区中浮现。一位20多岁的印度移民谈到，一些婆罗门在美国组织“社区”，共同学习梵语等传统学科。种姓歧视在硅谷印度移民中已成为热门话题。越来越多高种姓人士因在印度得不到政府工作机会，转而在硅谷从事高薪科技职业。同时，美国社会内部对印度裔富人的反感情绪也在升温。据统计，在Stop AAPI Hate组织2025年1月记录的约8.8万条针对亚裔的歧视言论中，超过70%是针对南亚人群的。在特朗普当前的政府主导下，针对印度裔的情绪可能进一步加剧。 2025年，美国政府效率部（DOGE）一名员工被曝曾在社交平台X上发文，称“让仇视印度人常态化”，言论发布于2024年9月，即DOGE成立前。这个员工最终离职，后来又重新进入政府工作。最初，DOGE预计将由印度裔富豪拉马斯瓦米和埃隆·马斯克共同领导。许多特朗普支持者认为移民“抢走了工作机会”，因此对在美印度人怀有不满。仅在今年1月至3月底，就有近400名非法居留的印度裔人士被强制遣返。特朗普表示将收紧H-1B签证的申请条件，对外国留学生的待遇也将趋于严格，这很可能影响到印度移民。印度移民潮此前就曾引发摩擦。美国著名电视剧《黑道家族》的背景地新泽西州北部，早年意大利移民众多。上世纪80年代，当地印度移民数量迅速增长，导致两大群体之间多次冲突。当时还出现一个名为“点斑党”的暴力组织，一名印度居民在1987年被这个组织杀害。“点”指的是印度教徒额头上所贴的红色标记bindi，用以提醒自身与神性的联系。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7-18 00:00

因支持巴勒斯坦权益而被拘捕的哥大毕业生起诉特朗普政府：道歉或者赔偿2000万美元

定被用来打击那些“参加抗议以色列在加沙种族灭绝并抗议美国支持这种行为的非公民”。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特丽莎·麦克劳克林在美联社发表的声明中表示，哈利勒的索赔“荒谬”，并指责他有“仇恨行为和言论”，威胁犹太学生。在接受美联社采访时，哈利勒表示，他希望追究特朗普政府在拘留事件中的责任，“以及这种做法对社区核心、支持巴勒斯坦的群体、普遍学生乃至美国公众产生的寒蝉效应”。他说，他要求2000万美元赔偿，或者特朗普政府为“他们对我和其他人所做的错误行为”正式道歉。 “他们对我所做的事情是试探性的，虽然失败了，但伤害已经造成。除非他们为此承担某种责任，否则他们还会继续为所欲为。” 哈利勒是美国永久居民，今年3月初在纽约的家中、妻子怀孕期间被捕。他在路易斯安那州的一处移民拘留中心被关押了三个月，直到联邦法官裁定特朗普政府不得继续关押或驱逐他。6月20日，法官下令将哈利勒释放。他未能见证自己第一个孩子的出生，并说这是“我永远无法原谅的事情”。哈利勒是巴勒斯坦难民，在叙利亚长大，去年在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支持巴勒斯坦的抗议活动中担任学生谈判代表。几名同样批评以色列在加沙战争的抗议者，包括土耳其学生吕梅萨·厄兹图尔克和印度学者巴达尔·汗·苏里，也曾被拘留，目前已获释。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7-13 00:00

前海开源基金崔宸龙：ESG投资背后的“隐藏逻辑”

向更广泛的社会问题扩展，如女权运动、反种族歧视等社会责任领域。第三阶段：20世纪90年代后，环境保护逐渐成为主流价值导向引入投资决策，环境社会公司治理三要素逐步整合。到2006年，联合国推动成立责任投资原则组织（UNPRI），正式提出了ESG概念。当前，ESG的各环节是环环相扣的，其中监管对ESG投资的关注度显著提升。崔宸龙指出，近两年基金公司都要求发布环境信息披露报告，这是一种指导性的意见，让大家更关注ESG投资，让公众更好地了解ESG概念。不同的投资评级机构，包括海外的 MSCI、国内的Wind都有评估与评级。这个评级反过来也会影响到我们对于投资的定义与出发点。从这些年ESG基金的发展来看，主要还是在发达市场国家。不过近年来，新兴市场越来越重视ESG概念。从财富保有量比例来看，新兴市场的ESG基金的占比较发达市场更高。据统计，全市场ESG投资基金总规模超2万亿美金，发展较为迅速。 01、ESG投资背后的原因与逻辑 ESG概念，对投资有没有帮助？崔宸龙坦言，刚开始做ESG研究时，也是持怀疑的态度。但深入系统研究后，他发现从中长期来看，ESG投资的表现是远高于基金平均的标准。这背后的原因与逻辑主要在于：ESG基金能够规避那些治理不善、行业风险高的企业，从而在源头上降低投资风险。从国内ESG的增速方面来看，前几年，新能源爆火，随后又经历寒冬。而近几年广泛探讨的“反内卷式”的发展，导致很多ESG相关基金是与新能源相关的。而这也导致了国内ESG产品虽然在增长，但增速没有像人工智能这么快。值得欣慰的是，ESG策略得到了更多投资人的认可，在逆境中ESG的产品无论在数量还是规模上都有稳定的增长。不过，ESG风险确实会冲击公司股价。以特斯拉为例，2022年因ESG评分争议被标普500 ESG指数剔除，特斯拉的股价在短期内受到冲击，ESG风险长期也会影响公司收益。 02、能源转型：广泛而深刻的社会系统性变革崔宸龙在演讲中表示，很多机构衡量过ESG的三方面，其中气候、环境在风险中的比例较高。关于气候与能源，最重要的一点是能源消耗和碳排放。研究发现，全球温室气体的排放主要是来自于人类能源的消耗，其中工业占很大比例，其次是交通与建筑，能源消耗占全球的总量的73%。而能源转型是一个长期、广泛而深刻的社会系统性变革。全球能源发展经历了从木炭到煤炭再到石油，现在正在往天然气和新能源方向转变。 ESG与投资是息息相关的，与能源转型也是息息相关的。比如，人工智能对于能源方面的转型和新能源的发展是有重大意义的。研究发现，AI可使制造业能耗降低30-50%，智能电网能减少10-20%的电费开支；在交通领域，AI驱动的路线优化能削减60%的碳排放。政策方面，通过金融能定向激励ESG企业的发展。比如，我国政府通过绿色专项贷款，为大型企业提供低利率支持，鼓励其投资电站、其他新能源项目等。不过，任何投资都有风险，无论是从规模还是发展的阶段，国内ESG投资发展与海外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差距。风险提示：本材料仅供参考，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不作为任何法律文件。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并不构成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我国基金运作时间较短，不能反映股市发展的所有阶段。投资者在进行投资前请仔细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投资人的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基金管理人可能会根据市场情况在符合《基金合同》约定的前提下调整投资策略和资产配置比例，导致投资收益不及预期。市场有风险，投资须谨慎，市场观点具有时效性。

格隆汇07-11 21:48

美国“魏玛时刻”汲取德国认信教会的教训

、更具毁灭性的力量，它引发了世界大战和种族灭绝；但它的失败也促成了东欧共产政权的崛起，带来了集中营和延续数十年的极权统治。两个极端都不是答案。 “起初，他们来抓社会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社会主义者。然后，他们来抓工会成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然后，他们来抓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最后，他们来抓我——而那时已经没有人能为我说话了。” ——马丁·尼莫拉(Martin Niemöller)，一位反纳粹的认信教会牧师被困于美国的左右翼之间如果在纳粹掌权之前就已成立，面对左右两边都存在道德邪恶、局势混沌的状况，一间“认信教会”会是什么样子？这也许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需要问的问题。如今，美国基督徒在“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这个问题上意见不一，对于历史类比能教给我们什么也存在严重分歧。对一些人来说，世俗进步派左翼就是纳粹在现代的化身：他们推动对未出生婴儿的“大屠杀”、在校园和新闻界培育一种威权文化，并要求国家认可并支持性革命的一切极端表达。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川普总统及其MAGA运动才是邪恶势力的代表：他们鼓吹战斗性的民族主义，要求对单一领袖的绝对忠诚，破坏法治，纵容政治暴力。如果这两种基督徒的看法在某种程度上都对呢？要发现“坏人”并不难——他们在我们周围随处可见。但如果我们意识到，不存在单一的“坏人”、一个邪恶政党或群体，而是有许多这样的存在，那么我们就应该谨慎，不要轻易将今天的美国等同于1933年的德国。或许今天美国教会的使命并不是去进行一场视死如归、反对某个“明确无误的道德邪恶”的英勇抵抗，也不是联合所有正义之士去对抗某一特定敌人。相反，也许今天教会的使命是：辨认出四周各种形式的不公义与邪恶，坚守自己的独立性，最重要的是成为一个倡导者——不是为任何一方政治势力辩护，而是为法治与各政治部落之间的和平代言。一间现代的“认信教会”应当拒绝“沉默主义”(quietism)，并肯定公共生活是不可回避的。我们无法选择退出公共广场。上帝造人是社会性的存有，人类始终处于社会、文化，乃至政治的关系之中。上帝喜爱公义，我们也应如此——而这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行为。我们被呼召去爱邻舍，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关注邻舍所生活的社会、文化与政治环境。如果所谓的“本笃选项”(Benedict Option)【注】意味着完全放弃政治参与，那就是对基督徒使命的失职。【注】The Benedict Option就是呼吁基督徒在现代世俗社会中，有意识地退回到小型的、信仰坚定的社区中生活，像中世纪的圣本笃修道院那样，坚持自己的信仰和价值观，不随波逐流。该名词来自Rod Dreher的一本书名。在一个多党制的民主制度下，这意味着我们往往必须在政党内、中间或通过政党去行动。“认信教会”不会否认党派参与的必要性，也不会逃避现实中的党派选举。但它也会清楚地承认，每一个人类制度——包括所有政党——都不可避免地被罪和不义所沾染。它会坚决拒绝任何一种“某一党派代表上帝”的说法。它会期待每一个政治团体都在某种程度上与不公义相勾连。英国《卫报》2024年4月7日的一篇报道：基督教民族主义者将川普奉为救世主–他们会成为他的救世主吗？这意味着，“认信教会”会劝勉其成员，不要将自己的忠诚交给任何一个政党——尤其是在今天这样的时代。我们可以在特定议题上与某个政党合作，例如堕胎、治安或扶贫问题，但我们不应该将自己的身份与这个党认同，更不该为它提供道德资本。我们应当对他们有所保留，即使只是为了传达一个信息：他们并不拥有我们。没有任何迫切的理由非得自称是共和党人或民主党人。不要给予他们把你归类为“自己人”的尊严。政党活动是否有一个道德的“红线”？一间“认信教会”会要求其成员严肃审视的不只是政党的竞选纲领，还有他们的行为方式。 1933年的纳粹党纲领并没有主张种族灭绝或发动世界大战；共产党的党纲也未曾写明要设立劳改营、强迫失踪或制造饥荒。但这些却是这两个党后来真实的“果子”。我们应当“灵巧像蛇”（马太福音10:16），并根据其行为的“果子”来判断，而不是轻信宣传机器、政权代言人或盲目支持者的宣传。（闻其言、观其行——译者注）在1933年以前，纳粹和共产党都遵守民主程序，参与选举。但纳粹党在此前的13年间已经表现出其行为模式：包括一次未遂政变（1923年的啤酒馆政变）【注】、街头暴力与恐吓、种族主义和对宪政秩序的蔑视。【注】啤酒馆政变是希特勒1923年在慕尼黑企图用武力夺权的一次失败政变，但这场失败却让他和纳粹党走上了通向权力的道路。共产党则公开宣称自己与国际革命运动为伍，该运动已在俄国推翻政府，并对反对者施加恐怖统治与谋杀。那么，纳粹的纲领重要，还是他们的行为重要？共产党的政纲重要，还是共产极权的现实重要？一间“认信教会”会问出最严峻的道德问题：在1920年代的德国，基督徒投票给纳粹是否在道德上是可接受的，因为当时他们尚未变成1939年的纳粹？同样地，投票给共产党是否合理，因为当时苏联的古拉格集中营还未成形？或者，我们是否应该认为，这些党的后来行为其实是他们早期意识形态种下的果实，因此他们的早期支持者也应当在道德上负有责任？今日的“认信教会”该如何度日？投票支持共和党的基督徒，蒙召要在共和党内部成为“盐与光”【注】。这意味着要成为呼吁共和党尊重法治的声音。【注】这是耶稣登山宝训里面一段十分重要的讲话，来自《马太福音》5:13-16：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他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你应当是最响亮的声音，谴责川普赦免“1月6日暴乱者”的行为，并反对他对制衡制度的破坏——这些制度本应限制总统权力的滥用。你应该为穷人和弱势者发声，反对川普所滋养的残忍、恶意与报复性文化。这种文化腐蚀了我们的公共生活，侮辱了我们共同的公民身份，也对那些成为川普政治打压对象的人构成了具体威胁。如果你保持沉默，你就是既轻信又有罪，参与了这个政党的罪——包括那些尚未发生的。投票支持民主党的基督徒，同样被召唤要在民主党中成为“盐与光”。这意味着要呼吁民主党尊重“自然与自然的上帝”【注】。【注】“自然与自然的上帝”引自《独立宣言》。《独立宣言》的开场白：“美利坚十三个联合州一致通过的宣言，当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一个民族必须解除与另一个民族之间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的政治纽带，并依照自然法与自然之上帝的法则，在地球万邦中取得其独立而平等的地位时，出于对世人舆论的应有尊重，他们应当陈明促使他们分离的种种理由。” 近代“自然法”(natural law)的理念来自13世纪欧洲中世纪经院派哲学家和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后来，英国的约翰·洛克把这个概念融入他的社会契约理论。杰斐逊再把它引入美国的《独立宣言》。世俗左派有时散发出一种“无神、无根、唯权力是图、道德相对主义”的气味。他们今天否认超越性的“真理”，明天又宣布一种全新的(超验性)“真理”，接着他们的网络暴民就会对未能及时支持他们“当日热门议题”(cause de jour)的人进行霸凌与骚扰。正是因为缺乏道德基础，他们才变成了道德专制者，自信于自己关于种族、阶级、性别的新真理，并对国人不能立即跟上不耐烦。一个开放、宽容的古典自由主义的政府制度（指美国的民主宪政——译者注）无法在没有基础的情况下存活。杰斐逊在写《独立宣言》时指出，“自然与自然的上帝”应当成为我们制度的基础，他是对的。自然法具有超越性，但不具宗派性；它是一个所有宗教或无宗教信仰者都能一同立足的共同基础。这些，就是一间今日的“认信教会”应当在讲台与播客上传讲的内容。美国的基督徒迫切需要一套健全的公民参与神学，这套神学要教导共和政府的道德价值、法治的善、以及宪政制度的意义。它应当教导人尊重多元、警惕乌托邦幻想，并从历史上那些极权政治宗教及其恶果中获得智慧。它应当教导教会的成员如何批判性地与政党保持距离，在谨慎选择下与政党在特定议题上有限合作。教会应当教导会众说真话——始终、彻底、简单地说，不加修饰，不玩话术。在当今这个信息被操控的环境中，你能做的最激进的行为就是用朴素真诚的话语谈论真理、良善与美。一个要求我们“以谎言换取入伙资格”的政党，是绝不配拥有权力的政党。教会应当教导其成员：“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恩慈”（歌罗西书 4:6）。一个让你习惯用讽刺与半真半假的方式为党派赢取优势的政治文化，绝不会培养你去“思念那些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事”（腓立比书 4:8）。教会应当警告其成员提防“世上的智慧”（哥林多前书 1:20）。那些靠煽动恐惧与愤怒来换取点击量和广告费的媒体人，不过是最廉价的世俗哲学家。最重要的是，一间“认信教会”要教导会众分辨时代，并实行自我省察的伦理。耶稣曾问：“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马太福音 7:3-5）实行自我省察是顺服基督命令的重要步骤。有一种党派主义的风格是：任何对本方的批评都被视为背叛甚至叛国。在右翼，这种党派主义体现为“右派皆友人”的信条，同阵营中的种族主义者和仇恨分子只要选举日去投票，就对他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左翼，这种党派主义则体现为不敢有“索尔贾姐妹时刻”【注】——不敢公开谴责其内部那些高呼支持哈马斯口号的极端分子，或那些将“多元、公平、包容”(DEI)变成压制异议、取消文化的工具的人。【注】A Sister Souljah moment就是用“批评自己人”来表明：我不是一味偏袒某一边，我有自己的判断力，我更接近常识和中间立场。一间“认信教会”会训练信徒认识到：这种党派主义本身就是对上帝的悖逆。如果你非得成为党派中的一员，那就做一个好的党派成员——一个好的把关者，一个愿意审视自身运动方式的人。这样做不仅仅是为了“赢得更多选票”这种策略上的考虑，更是因为道德上必须坚持善的立场。我们正处于一个政治极端分子已经学会如何操纵我们的体系并劫持我们的政党的时代。他们很可能正在得逞。一间“认信教会”会用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著名箴言回应他们：“你可以决心过一种正直的生活。让你的信条是：容让谎言进入世界，甚至谎言会胜利。但不是通过我。” 政治极端主义或许会胜利，但不能借我之手。来源：加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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