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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选民访谈和分析刊发于纽约时报观点版，作者丹尼尔·马丁内斯·霍桑是耶鲁大学美国研究和政治学教授，专注于种族和保守政治研究。他与约瑟夫·朗兹共同编辑了即将出版的新书《多种族右翼政治》。
2018年春天，我第一次见到乔伊·吉布森时，确信他是个异类。他是日裔美国人，在美国西北部领导一个右翼组织，支持特朗普，并对左翼反对者进行恐吓。
但吉布森也公开否认白人至上主义，并坦率谈论黑人社区所遭受的伤害。他建立的运动既保守又多种族。
几十年来，占主导地位的看法一直认为，在美国，有色人种自然会选择民主党作为他们的政治归属，因为这个党支持种族自由主义。美国种族和族裔多样性的不断增长，似乎也预示着左翼在选举中的未来。
过去15年来，我和同事约瑟夫·朗兹一直在研究非白人选民向右翼的转变。当我们刚开始这项研究时，像吉布森这样的人——他们说自己厌恶建制派，觉得被民主党的政治抛弃或忽视——常被自由派蔑视为右翼的傀儡，被认为投票违背了自己的利益，他们会在保守主义施政后后悔自己的选择。
但七年后，吉布森已不再显得那么特例。特朗普在2024年几乎将黑人选民支持率翻倍，赢得大约40%的亚裔选票，还拿下了近一半的拉丁裔选票。
我最近与许多人交谈——学生、律师、技工、牧师等——他们的想法与吉布森惊人地相似。他们表达的理念曾被认为只属于极右翼边缘，对体制感到愤怒，认为这个体制对他们的生活漠不关心。
少数族裔选民向右翼倾斜，并不仅是某次选举的故事。这是多年形成的一种现象，正在重塑美国的政治格局。要理解这场变动，必须理解它发生的地方正在经历的转变。
在米尔沃基，非裔选民对民主党的团结正在瓦解，与之一起瓦解的还有曾长期维系这种团结的各类机构。。
“我加入民主党，是因为我是黑人。”奥兰多·欧文斯是牧师和政治活动人士。在2008年投票支持奥巴马。但即便那时，他对民主党能为他的社区做些什么，已经心存疑虑。“我第一次参加民主党会议时，两个议题让我开始重新思考自己是否该是民主党人：第一件事是，他们说我们必须帮助那些贫困的黑人，因为白人在压迫他们。这是我第一次从白人自由派那里听到这种白人救世主心态。接着他们又说，我们必须为我们的同性恋兄弟姐妹而战。我们必须这么做，否则我们就是种族主义者，或是偏执者、恐同者，如果我不同意他们的观点，就被贴这些标签。
你申请补充营养券的审查时，必须提供疫苗记录、学校记录、血型，几乎要把所有信息都交出来，才可能涨50美元。但那些刚到这个国家的人，什么文件都没有，却能免费住酒店住两年？这怎么合理？
很多黑人早就听腻了民主党的承诺。但这些承诺从未兑现。”
“很多黑人并不是支持MAGA的人。他们之所以疏远民主党，是因为民主党把我们的社区治理得一团糟。”托里·洛，49岁，是电台主持人和社区倡导者：“我投过奥巴马的票。当时大家的想法是，看看能不能让一位兄弟当总统。结果我们有了奥巴马八年，但社区并没有改变，甚至可能变得更糟了。很多黑人并不认同MAGA，他们是因为民主党的领导方式而疏远了民主党。民主党应该为他们对黑人社区的治理失败承担责任。但他们现在却还在继续通过制造对特朗普政府的恐惧来推进议程，而不是说，好吧，我们重头开始，把事情做好。”
“共和党所倡导的政策——靠自己努力奋斗——我们家早就这么做了。”辛迪·沃纳，65岁，退休物业经理。“我是在一个单亲家庭长大的。父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是母亲把我们几个孩子拉扯大。我们这些年纪较大的孩子，有责任照顾弟弟妹妹。所以共和党倡导的那些靠自己奋斗、不靠人的理念，我们家早就实行了。
母亲作为单亲妈妈，我们有时候也会领政府发的奶酪和牛奶。但我能看到黑人社区的变化——大家对政府的依赖越来越强，就像投票给民主党那样，成了一种惯性。”
“我并不特别反对同性婚姻。那并不是我认为正在摧毁我们社区的东西。”埃里克·恩古采，33岁，是威斯康星州共和党负责社区事务的主管，来自卢旺达的移民。“我曾参与奥巴马的竞选活动，为他挨家挨户敲门，也组织过学生。直到希拉里·克林顿竞选时，我才开始意识到，自己真正相信的许多价值观其实更倾向保守。我非常反感她那种理所当然认为黑人选票属于她、不需要付出努力的态度。
我一直很有爱国心。我们来美国的时候，美国对我们来说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我觉得自己欠美国很多。我对社会议题兴趣不大。我并不特别反对同性婚姻或类似问题。我只是觉得，那些并不是让我们社区陷入困境的关键。”
“我们还有什么可失去的？”莎娜·格雷，46岁，是咖啡馆老板：“在我的咖啡馆里，我不断听到非裔社区的声音——他们不仅在为自己挣扎，还要照顾家人，而这种压力已经深深影响到他们的生活根基。我们都在面对经济波动带来的变化，我们也只能彼此扶持、一起撑过去。
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投票给民主党，但除了不断为民权斗争，我们一无所获。我已经厌倦了这种斗争。现在，像我和社区里其他人都在想，我们还有什么可失去的？因为我们感觉正在不断失去，所以不妨尝试一些不同的选择。”
在很多方面，米尔沃基非裔选民的幻灭经历，正好体现了近年来美国有色人种所面临的深层社会转变。像其他许多困境中的城市一样，米尔沃基依然在承受次贷危机、阿片类药物流行和长期财政资金短缺的影响。
这些问题共同侵蚀了这些社区原本坚实的民主党支持基础。这个基础是在过去70年逐渐形成的。上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推动政府解决长期存在的歧视和不平等问题，国家层面的民主党也逐步与这个理念保持一致。
围绕种族隔离和平等就业机会等问题通过的标志性立法，使民主党成为非白人选民心目中能够兑现承诺的政党。这个政党与一些社区核心力量结盟：教会和礼拜场所、社区报纸、工会以及其他聚集有色人种的公民组织。
但诞生这个民主党版本的美国，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过去40年美国经济结构的重塑及其带来的巨大不平等，非白人社区受到的打击尤其严重。民主党主导的民权保护和社会福利项目，在当前错综复杂的危机中显得无力。
几十年前为了解决住宅隔离问题制定的政策，根本无法缓解当下许多社区面临的住房短缺。
1965年《移民法》也不是为了解决如今全球范围内经济萧条、战争冲突和气候灾难所引发的移民潮。
然而，民主党在回应选民需求时，大多仍在坚持那些相对温和的改革政策，试图取悦有色人种选民。米尔沃基的咖啡馆老板莎娜·格雷告诉我，她对民主党感到多么失望。
“哦，投我们一票吧。我们听到的就是这些，”她说。“背后却毫无实际行动。也许他们说的是适合他们自己的改革语言，但我们这些真正重要的人并没有被照顾到。”
在亲眼看到这个政党主导的经济剧变之后，非白人选民发现他们曾在其中塑造政治认同的机构——教会、工会、社团——都在衰落。
脱离了这些组织之后，当代的有色人种选民受到许多新兴力量的影响，包括右翼播客、网红和社交媒体——其中一些是针对特定族裔和语言群体的内容——这些力量甚至让同一社区内部也变得分裂。
这些新媒体塑造的叙事，对失望的有色人种社区极具吸引力，因为真实捕捉了他们的困境，并将这些问题重新包装成民主党政策失败的证据。
米尔沃基的非裔选民托里·洛就表达了类似看法。他告诉我，自己的城市在民主党统治下经历了严重的经济冲击。
“我们经历了八年的奥巴马政府，”他说，“这并没有阻止警察暴力，也没能让犯罪率下降，更没有带来工作机会。”
在加州，亚裔社区就体现出民主党支持率下滑的缩影。
旧金山拥有全美历史最悠久的亚裔政治组织——1958年成立的华人民主党俱乐部。此后数十年，亚裔在住房、劳工和种族正义等本地政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随着这个群体不断扩大——从1960年的5.8万增长到2020年的近30万——其内部的政治立场也变得更加多元，成员们持有更多样的观点。
在湾区，亚裔选民因对州和地方民主党政策感到愤怒，正逐渐向右转。
出于对无家可归者问题和犯罪的失望，南希·余·罗，53岁，是企业主。开始质疑民主党是否让旧金山变得更不安全。
“我们一家是在1983年移民到美国的。作为小企业主，我们并不算中产，甚至稍微低一些。我们勉强维持家庭生计，感觉自己被遗忘了。在加州，人们通常都投票给民主党，民主党也号称代表少数族裔。但拜登那四年，他们根本没有从我们的角度出发看问题。
我在唐人街有四家店。我的一家店被闯入过两次。在礼品店，窃贼偷走了现金和一台平板。在我的奶茶店，也被闯入破坏。在那几年里，真的很不安全。罪犯就是罪犯，但当选官员从来不敢公开这样说。
在加州，感觉什么都改不了，所以我们只能不停地抱怨。我问我的朋友们，你们怎么看特朗普总统？他们几乎都挺满意的。”
虽然犯罪问题在这个社区激起了广泛关注，但很多人也认同右翼所强调的文化价值观。
“我希望美国人走在正确的方向上。加州显然是在走错的方向。”凯西·吴，65岁，是口译员：“在加州，我们根本没法选择共和党，只能在民主党中找一个看起来对我们社区最有帮助的候选人。所以我过去也一直试着从民主党中挑一个好一些的。但一年又一年，结果都很糟。我希望美国人走在正确的道路上，而加州显然是在走反方向。所以上一次选举我决定要投票给特朗普。”
“人们总是自动认为有色人种就应该是民主党人。”艾伦·陈，51岁，是一名包船生意老板：“我投过奥巴马的票，被他那些说辞骗了。我是在旧金山长大的，那是我热爱的地方。但它彻底变了。无家可归的人、满地的粪便、针头、吸毒，还有那些政客什么都不做，只是一味撒钱。我都不知道那些钱到底用到哪去了。
人们总是假设有色人种就该支持民主党。他们需要睁开眼睛，看清这个国家到底发生了什么。你是什么肤色并不重要，也不管你出身如何，你应该站在真正为这个国家着想的一方。”
“我们只是不想让民主党继续下去。”李塔米，50岁，是企业管理人员：“我开始转变看法，是在我曾在7-Eleven工作的时候。我后来成了加盟店主，那时我开始感觉事情不对劲。2014年，加州通过了一项叫第47号提案的法律，如果有人偷窃金额低于950美元，基本不能按重罪起诉。我们几乎马上就受到了影响。犯罪激增，店里接连被偷。当我们报警时，很多时候警方说，我们也没办法。
我花了一点时间才做出决定，但这次我支持了特朗普。我们可能不知道特朗普是否真能扭转一切，但我们只是不想让民主党继续下去了。”
“我们是务实的人。忠于某个政党不如对国家有利更重要。”詹姆斯·詹，58岁，是工程师：“我们觉得，这个政党真正追求的是结果平等，而不是机会平等。亚裔美国人强烈感觉到，自己的孩子因为是亚裔而受到不公待遇。为了进入常春藤名校，必须比其他族裔的学生更优秀。
我现在仍然持开放态度，说到底是持观望态度。我目前可能更倾向共和党，但我们是务实的人。忠于某个政党，不如看什么对国家真正有益。”
事情本不该如此。
奥巴马在2008年大胜之后，民主党认为帮助他胜选的多族裔联盟将确保今后的选举胜利。确实，2012年估计有80%的有色人种选民投票支持奥巴马，而从2000年到2018年，所有50个州的白人合格选民比例都在下降。
奥巴马在以“对美国未来的信心”为主题的第二次就职典礼上，对约一百万人表示：“美国的可能性是无限的。”
但就在2012年这些充满自信的宣言和“人口结构决定命运”的信念背后，另一种现实正逐渐显现。
同年，我和同事研究2008年金融危机及其引发的住房和其他问题，如何在民主党的多族裔联盟中引发不满。我们当时就注意到，保守派正在引导这些遭受困境的民众把愤怒指向公共机构和公务人员，而不是公司和华尔街。
民主党宣扬的希望与无限可能，在严峻的经济现实和日益加深的孤独与绝望面前破碎不堪。一道裂痕正在形成，并在之后几年持续扩大。
在民主党与其多族裔基础之间信任崩塌的时刻，政党对LGBT权利和种族平等等进步主义议题的承诺，成了右翼攻击的目标。像旧金山的李塔米这样的选民，因为自己经营的7-Eleven便利店屡遭盗窃，对民主党感到不满，接触共和党圈子后，也开始认同右翼的社会批评。
“我自己也是少数族裔，”她告诉我，“但为什么你是LGBTQ，就可以享有比我更多的权利？”
民主党和进步派组织至今仍在争论：是应该向右调整，挽回流失的有色人种选民，还是应继续坚持曾吸引少数族裔支持的种族与经济自由主义路线？
而我在与选民交谈时发现，推动多族裔选民右倾的力量往往源自经济上的脆弱。
拉丁裔社区近年来的变化，有助于解释非白人群体在社会观念上的转变。1960年，美国大约有600万拉丁裔，主要来自墨西哥、古巴和波多黎各。那时，他们多信仰天主教，聚集在美国西南、南佛罗里达，以及东北部和芝加哥的一些城市。
2007年，55%的拉丁裔出生于海外。除佛罗里达的古巴裔群体外，拉丁裔基本一致投票支持民主党。
但到2022年，拉丁裔人口已超过6300万。他们在多数州建立了稳定社区，大多数人已是在美国出生。不到45%的人仍认同为天主教徒，而15%认同为福音派基督徒，这些教会把反对堕胎、反对同性婚姻等保守观点作为信仰核心。
这些变化，使他们的投票方式足以改变美国政治格局的走向。
在里奥格兰德河谷，拉丁裔社区多年来持续右转，最终在2024年，这一地区翻转为共和党阵营。
萨姆·冈萨雷斯，50岁，是办公室经理。既是同性恋又是拉丁裔，原本看上去会是民主党的支持者。但像德克萨斯南部许多人一样，他已经厌倦了身份政治。
“他们一直告诉我们，民主党是为人民的、为小人物的、为墨西哥裔、为黑人、为穷人的。他们会照顾我们，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但后来，民主党不断地支持堕胎，不断地强调种族，不断地要求你必须以同性恋西裔、同性恋墨西哥裔自我认同。不，我是美国人。我恰好是同性恋，我恰好信仰上帝。我不符合所谓的主流标准。当我终于意识到自己不是某种标准模板，我就决定做真实的自己。我之所以转身离开，是因为我感觉民主党先背弃了我。
当我开始上网查资料、开始听特朗普讲话，我的反应是，他听起来不像传统的共和党人，当然也不是民主党人。也许我可以支持他。我不认为自己是共和党人，我是特朗普的支持者。”
对里奥格兰德河谷的拉丁裔来说——其中许多人本身就是移民——边境危机使他们对民主党移民政策的看法变得复杂。
“边境的情况确实变糟了，现实开始显现。”亚历克西斯·乌斯康加，21岁，是里奥格兰德河谷大学共和党俱乐部主席：“我看到有人穿过我们校园停车场时全身湿透，我当时就在想，天啊，我是不是刚看到有人越境了？边境的情况确实变得更糟，现实摆在眼前。我当时的反应是，天啊，不错，特朗普说对了。
我开始为众议员马伊拉·弗洛雷斯做志愿者和实习。她让我变成今天这样直言不讳的共和党人。过去一提到共和党，大家想到的都是有钱的老白人。也正因为这样，我以前大多时候都保持沉默，因为在她出现之前，我几乎没看到有拉丁裔敢于发声。”
“我们很多人都有亲戚在边境那头，但已经在这边的，都是合法来的。”约兰达·冈萨雷斯，72岁，是餐馆老板：“我从小就是在民主党家庭长大的，我母亲是坚定的民主党人。我们很多人确实在边境另一边有亲戚，但现在在美国这边的，都是合法入境的。这付出了很大代价。他们看到那些非法入境者却能享受那么多福利。而我有些员工原本可以拿到福利，现在却因为非法移民大量涌入而被削减了。这样伤害的是我们所有人。
2020年时我并不是特朗普的铁杆支持者，但他慢慢让我改观。他说话的方式就像是在直接对我们说话。”
“这个国家有法律，不能一开始就违法入境。”路易斯·卡布雷拉，47岁，是牧师：“在德克萨斯南部，我开始做牧师的时候，受到了一次震撼。我开始注意到，这里很多基督徒其实是民主党人。
我不得不打很多严肃的电话给其他牧师，告诉他们，听着，移民改革正在进行中，但眼下不会有改变。如果你们教会里有家庭是在过去四年非法入境的，一旦被发现，风险非常大。
但这个国家是有法律的，你不能以违法的方式来到这里。这个县里有一些牧师其实是非法移民，他们是没有证件的教会牧师。我直接对他们说，牧师，你怎么能一边违法一边传福音？这说不过去。”
“在我爸爸加入边境巡逻队之前，我们是民主党人。”塞琳娜·西斯内罗斯，25岁，是前台接待：“我们从小接受的就是民主党的那套思想，认为应该接纳他人，帮助有需要的人，哪怕他们来自其他国家。在我爸爸成为边境巡逻员之前，我们一直是民主党人。
爸爸开始在南部边境工作后，亲眼看到那里的情况，他就开始跟我们——我和哥哥、妹妹——讲解为什么有些人不能随便入境，为什么边境必须采取安全措施。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保护家人的安全。从我12岁开始，这就是我一直生活的环境，到现在25岁。
我在布朗斯维尔上大学时，很多人对政治保持沉默。我们经常遇到人对我们说，‘我支持你们做的事，但我不想参与，因为我担心将来会有影响。教授知道了，或者朋友知道了，可能会有麻烦。’”
就在这些巨大的人口与文化变迁把非白人选民推离民主党之际，一个标新立异的人物出现了：特朗普。
2016年，特朗普对少数族裔的言论——比如称他们为“毒贩”和“杀人犯”——甚至在共和党内部也引发强烈反弹。然而，特朗普那种具有强烈吸引力的个人风格，为右翼勾勒出另一条路径：往更右的方向走，反而吸引了那些原本似乎在被贬低的群体。
这与几十年来共和党的政策取向截然不同。自1964年以来，这个党基本放弃在多族裔城市地区的地方选举，把重点转向其他选民群体。全国共和党策略上基本与少数族裔保持距离。
2012年选举后，佛罗里达的共和党策略师莎莉·布拉德肖曾说，“年轻选民越来越对共和党的形象翻白眼，很多少数族裔觉得共和党不喜欢他们，也不希望他们留在美国。”
在再次败给奥巴马后，共和党发布了一份“选后检讨报告”，建议改革移民制度，努力改善党在非白人群体中的形象。
但特朗普公开嘲笑这份报告。他不仅加倍使用种族歧视言论，还提出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政治模式。他那种“把一切砸了重来”的政治风格，正好击中了那些在经济和社会多重危机中挣扎的非白人选民。他们不仅对民主党失望，也对整个建制派感到愤怒。
许多受访者表示，他们不是民主党或共和党人，而是特朗普的支持者。
特朗普那种政治颠覆的愿景，以及对非白人选民的吸引力，促使共和党重新制定整个少数族裔策略。如今，保守派投入数千万美元支持这一方向。包括Turning Point USA、America First Legal和Americans for Prosperity在内的右翼组织，提出了他们自己的“身份政治”。
去年12月我参加Turning Point的AmericaFest大会时，遇到了几位来自“Blexit”运动的年轻非裔女性。“Blexit”是极右翼黑人评论员坎迪斯·欧文斯发起的行动，鼓励黑人选民退出民主党。这些女性组织了面向大学黑人学生的“解放秀”，通过音乐、演讲和辩论，否定左翼强加给他们的“受害者”叙事。
这些活动并非传统共和党自上而下的宣传行动，而是扎根于黑人文化的保守主义草根表达。
特朗普重返白宫的头六个月，已充斥着对民权和反歧视法律的猛烈攻击，胡乱猜测“多元、公平与包容”政策是航空事故的元凶，大规模驱逐行动，残酷削减社会福利项目，重构移民和避难政策，并与欧洲和南非的白人种族民族主义组织“眉来眼去”——这完全不是一个多元文化未来该有的景象。
然而，我所采访的选民中，目前几乎没人表示后悔。即便他们不完全支持白宫出台的所有极端政策，也不愿站出来捍卫那些正被特朗普削弱的体制。
他们的政治世界观更为多元，不是由意识形态驱动，而是出于想为自己和社区建设有尊严的生活。
在一个让人脆弱疲惫的旧秩序，与另一个充满叛逆、活力和归属感（对某些人而言）的新运动之间，他们选择了右派所描绘的新可能。
如果共和党的“叛变”言辞无法真正改善他们的生活，这些选民或许也会很快厌倦。但他们回到那个仍沉溺于品牌和身份辩论、却无法真正应对生活现实的民主党的可能性却并不大。
在AmericaFest大会上，就在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前几周，我见到了25岁的非裔“Blexit”成员德贾·戴维斯。她坚定而理想主义，展现出强烈的种族认同感和自豪感。
她告诉我，她和她的保守派黑人同伴“非常关心我们的社区”。他们正在历史性黑人大学建立保守组织分部，举办社区活动。
“我相信黑人社区可以做到任何事，”她说。
当我刚开始这项研究时，难以想象像戴维斯这样的人——她的种族认同和政治信念毫无矛盾——会成为美国保守政治的主力军。但今天，在Turning Point大会上聚集的数千名选民说明，这正是现实。
对像戴维斯这样的选民来说，希望和乐观来自右翼而非左翼。他们的种族认同仍是政治信念的核心——事实上，他们表达的许多观点恰恰源于对自己社区的深切关心。
但他们的政治选择，更受他们所在群体所面对的社会崩塌、经济不确定性和对现状无法忍受的现实所驱动。
在没有解决这些核心问题的前提下，仅凭种族认同来争取失望的有色人种选民，早已显得空洞。能否正视这些复杂的愤怒、焦虑与希望，将决定美国政治的下一个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