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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联储坚守利率红线遭遇总统"炮轰" 两派分歧凸显美国经济政策路线分裂

有关。而上季度GDP萎缩被特朗普归咎于拜登政府。此次利率决策前，特朗普及其盟友已持续数周施压：预算管理办公室和联邦住房金融局高官借美联储总部翻修超支问题（预算25亿增至31亿美元）发难，试图为解职鲍威尔制造借口。上周特朗普视察施工现场时，更当面对鲍威尔就"浪费性超支"提出质疑。这些行动将传统独立的美联储置于聚光灯下，其独立性受损可能削弱稳定金融市场的能力。特朗普对鲍威尔的反感始于2017年提名其担任主席后，主因是鲍威尔拒绝配合其关税政策降息。本周特朗普宣布对欧盟商品加征15%关税，及与日本达成汽车关税从25%降至15%的"大规模"贸易协议。对此鲍威尔坚持需时间观察关税对通胀就业的影响，导致特朗普辱骂其"愚蠢之人"。鲍威尔表示，美联储需要时间观察关税对通胀和就业的影响后再决定利率调整，这一表态导致特朗普辱骂其为"愚蠢之人"。总统实际上难以解除鲍威尔职务——鉴于鲍威尔在2020年疫情期间的稳健领导，拜登2021年已重新提名其担任五年任期，且其任期将于五月结束。联邦法律规定，总统只能以"正当理由"解除其职务。面对记者关于特朗普批评的提问，鲍威尔回应道："独立央行的制度安排始终有效服务公众利益，只要这种机制持续发挥作用，就应得到尊重和延续。正是这种独立性使我们能够基于数据演进、风险平衡等专业因素而非政治考量作出复杂决策。"他警告美联储政治化可能导致利用利率影响选举的乱象，对此他坚决反对。此次美联储声明开启重磅经济数据周：周四联邦法院将就关税问题举行听证会，周五关税措施预计重启，同时劳工统计局将发布七月就业报告。《独立报》始终秉持全球视野。凭借卓越的国际报道与分析根基，其影响力已远超创立时英国报业新锐的格局。二战后全球首次面临多元化、理性精神、进步人道主义议程及国际主义——这些《独立报》核心价值遭受威胁之际，我们仍在持续发展壮大。

佳华16813分钟前

特朗普政府拒绝中华民国总统在纽约过境，赖清德随后取消出访

贸易谈判并商讨峰会事宜。 2023年，拜登政府曾允许时任中华民国总统的蔡英文经停纽约，前往伯利兹和危地马拉。据知情人士透露，赖清德原本计划在纽约之行期间，出席由位于华盛顿的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主办的活动。赖清德还计划在此次行程中访问德克萨斯州的达拉斯。目前尚不清楚美国是否仅拒绝了他访问纽约，还是完全不允许他经由美国过境。一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双方“正在努力解决问题”，尚未有任何行程被取消。位于华盛顿、相当于中华民国驻美代表机构的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援引赖清德办公室声明称，他“目前近期没有出访计划”。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中国问题专家葛来仪表示，美国的决定显示，“特朗普希望在与中国的谈判和规划与习近平可能举行的峰会之际，避免激怒北京”。葛来仪指出，这一决定让人联想到特朗普第一任期的做法，当时他曾推迟对台军售，并在国务院高级官员黄之瀚访问台湾并在会议上发言后“大发雷霆”。葛来仪说：“特朗普应该对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压力，而不是屈服于此。通过暗示美台关系的某些方面可以讨价还价，特朗普将削弱威慑力，并鼓励习近平进一步要求美国在台湾问题上让步。” 多位知情人士称，特朗普政府此举是为避免危及与中国的贸易谈判。财政部长贝森特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周一在斯德哥尔摩展开第三轮谈判。曾担任美国政府高级官员、现任印太安全研究所理事会主席的施大伟表示，阻止赖清德访问纽约的决定让他想起以往美国为避免激怒北京而在台湾问题上采取克制的时期。施大伟说：“如果这是政府为了讨好北京的结果，那就是错误的。” 他指出：“这就是过去的套路，所谓的‘时间表专制’，永远找不到处理台湾问题的‘好时机’，最终反而困住自己。” 前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官员杜如松指出，应将这次台湾事务放在整体对华政策软化的背景下来看，特别是在可能与习近平举行峰会之前。身为乔治城大学助理教授及美国外交关系协会高级研究员的杜如松说：“他们冻结了出口管制，甚至可能冻结了金融制裁，批准向中国出售高性能AI芯片而未换取任何回报，还削弱了与台湾的非官方关系。” “当北京收下这些让步后，再提出更多要求，例如改变对台政策或要求获得更先进的美国技术时，他们打算怎么办？” 除担忧破坏峰会外，一些官员表示，美国在对华问题上需要“韬光养晦”，因为中国通过稀土优势对美国施加影响，从而限制了华盛顿采取强硬措施的能力。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昨天00:01

摩根大通：金融科技中间商正以不必要的数据请求“大肆消耗”其系统资源

的 “开放银行” 规则。这项规则是在拜登政府任期的最后几个月由当时的 CFPB 最终敲定的，它要求银行必须免费向授权方提供数据。该规则通过一周后，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呼吁银行家们 “反击” 他所说的不公平监管。数量激增本月有消息称摩根大通计划对客户数据收费，这引发了风险资本投资者以及金融科技和加密货币高管的指责，他们称摩根大通通过对客户数据设置付费墙，从事 “反竞争、寻租行为”。但摩根大通表示，它承担着因维护应对数量激增所需的基础设施而不断上升的成本，以及与金融科技生态系统中的支付相关的欺诈索赔增加的成本。备忘录显示，过去两年，摩根大通收到的 API 调用总量增加了一倍多。备忘录称，涉及通过电子 ACH 交易转账的交易，如果涉及数据中间商，其产生欺诈索赔的可能性要高出 69%。备忘录显示，摩根大通从通过聚合商发起的 ACH 交易中看到了约 5000 万美元的欺诈索赔，该行预计这一数字将在 5 年内增至三倍。在该行备忘录中追踪的 13 家金融科技公司中，6 月份超过一半的活动（10.8 亿次 API 请求）来自一家公司。尽管这些公司未被点名，但 CNBC 了解到，数据中占比最大的参与者是 Plaid。摩根大通的数据显示，Plaid 的 API 调用中仅有 6% 是由客户发起的。授予访问权限 Plaid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一数据 “歪曲了数据访问的运作方式”，因为所有活动都是从客户在注册账户时授予金融科技公司权限开始的。当然，许多客户在开设新账户前，并不会仔细阅读包含数据共享披露内容的冗长 “条款和条件” 页面。 Plaid表示：“一旦用户授权连接，即便用户不在场，调用银行的 API 也是行业标准做法，所有主要银行都支持这一做法，目的是让消费者能够收到关于透支费用或可疑活动的重要警报。” Plaid 还表示，摩根大通关于聚合商存在更多欺诈行为的说法 “具有误导性”，但并未详细说明。 Plaid 称：“随着消费者对更智能、更快、更贴合自身需求的金融工具的需求增加，数据访问量也在增加，这并不奇怪。” “需要明确的是，我们认为数据共享生态系统必须对所有参与者都有效，包括消费者、金融科技开发者和金融机构 —— 其中许多机构在自己的产品中利用开放银行，” 该公司表示。据《福布斯》报道，摩根大通提出的收费标准可能导致 Plaid 每年支付 3000 万美元的新费用。摩根大通文件中追踪的其他公司规模要小得多；仅有另外四家中间商的月度 API 调用量超过 1 亿次。价差如果拜登时代的 “开放银行” 规则被法院推翻，主要问题不在于中间商是否必须为数据付费，而在于他们需要支付多少费用。摩根大通与中间商之间的反复交涉是一个私人过程，如今公之于众，目的是达成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新现实。一位了解谈判情况的人士称，摩根大通已与几家数据聚合商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对话，这些聚合商承认，如果数据不再免费，他们可以改变提取数据的方式。这位人士说：“我认为双方都充分认识到，他们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来合理调整调用量。”

金融界07-29 07:57

中美重磅！英国金融时报：特朗普已冻结出口管制以确保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

)，将阻止其H20芯片的出口。该芯片是拜登政府限制更先进芯片后，专为中国市场设计的。但在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Jensen Huang)的直接游说下，特朗普改变了立场。 H20芯片已成为安全官员与英伟达之间争论的焦点。安全官员称，该芯片将有助于中国军方；而英伟达则表示，阻止美国技术出口将迫使中国企业加快创新。报道指出，包括特朗普第一届政府副国家安全顾问马特·波廷格(Matt Pottinger)在内的20名安全专家和前官员将于周一致函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Howard Lutnick)表达担忧。他们在信中写道：“这一举动代表着战略失误，危及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经济和军事优势。” 这封信的署名者还包括现任特朗普政府前国家安全委员会高级技术官员戴维·费思(David Feith)和曾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任职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莉莎·托宾(Liza Tobin)。特朗普支持者、海曼资本管理公司(Hayman Capital Management)创始人凯尔·巴斯(Kyle Bass)也签了名。专家们表示，H20是“中国前沿人工智能能力的强大加速器”，在一个关键方面比被禁止向中国出口的英伟达先进芯片H100更强大。他们表示，H20在“推理”(执行人工智能功能而不是训练人工智能模型)方面优于 H100，并将有助于生产自主武器系统、情报监视平台和其他军事进步。他们在由“美国负责任创新”倡导组织安排的信中表示：“我们正在为中国军队现代化和扩张所需的基础设施提供动力。” 中国军事专家、帕米尔咨询公司(Pamir Consultin)首席情报官James Mulvenon表示，问题不仅限于某款芯片或某家公司，“这些决策将决定哪个政治体系、哪种价值观最终将掌控世界历史上最强大的技术。” 英伟达表示，信中的批评是“被误导的”，与特朗普最近公布的人工智能行动计划“不一致”，该计划将重点放在美国的人工智能技术出口上。该公司表示，H20“不会增强任何人的军事能力，但将帮助美国赢得全球开发商的支持”。然而，批评人士并不认同。兰德公司(Rand)技术分析高级顾问Jimmy Goodrich表示，衡量芯片性能的标准是功耗和内存带宽，而H20“在内存带宽方面超越了目前任何中国国产芯片”，这对于人工智能的大规模发展至关重要。他补充道：“H20是中国人工智能引擎的汽油。”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指出，除了H20争论之外，美国安全官员和专家对特朗普政府对中国采取行动有所保留感到沮丧。一位前官员表示：“特朗普现在实际上冻结了美国的出口管制，并免费赠送H20半导体，破坏了我们最关键的国家安全工具之一。” 特朗普第一届政府前白宫战略师班农(Steve Bannon)表示，允许向中国出售H20是一个重大错误。英国《金融时报》5月曾报道称，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曾计划将中国芯片制造商的子公司列入一份名为“实体名单”的出口黑名单。此后，黑名单范围已扩大到所有已列入该名单的中国集团的子公司。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国甚至已将该计划告知中国。美国商务部至今仍未公布这些限制措施，这已成为特朗普政府是对中国采取强硬措施，还是为促进贸易谈判而退缩的一个考验。美国商务部拒绝就冻结出口管制的消息发表评论。但一位发言人表示，特朗普政府比拜登政府做得更多，拜登政府没有对H20的销售施加限制。

tqttier07-28 13:38

纽约时报观点：层出不穷的阴谋论已经淹没了华盛顿，但特朗普转移爱泼斯坦案件注意力还是没有成功

被注射镇静剂的希拉里？哦对了，也许是拜登用他的神奇自动签名笔刻上去的？还是说这些丑闻搞混了？现在很难跟得上华盛顿乃至全美各地流传的各种荒诞说法。如今，华盛顿充斥着各种阴谋论，而且是从总统办公室开始蔓延，在国会山和有线新闻频道之间反复传递，再通过社交媒体以光速传播开来。在世美国总统中，没有谁像特朗普一样如此痴迷于阴谋论，如今阴谋论也开始反过来困扰他。早在他散布奥巴马其实出生在外国、因此不具备总统资格的谎言时，阴谋论就成了他政治生涯的助推器。十多年后，特朗普又回到了原点，用一个“升级版”的阴谋论，试图转移人们对爱普斯坦事件的关注——声称奥巴马犯了叛国罪。各种阴谋论的共振效应，掩盖了美国领导人当前面对的关键政策问题，比如可能彻底重塑全球经济的新关税，或是原本旨在结束加沙战争的停火谈判的破裂。爱普斯坦事件让众议长约翰逊大为紧张，他甚至突然宣布众议院提前休会避暑，以避免直面此事。针对奥巴马的指控更是令这位前总统愤怒至极，他不得不从政治沉寂中回归，为自己辩护。这些流言和疑问——正如特朗普所说的“胡说八道”——一路跟着他远赴苏格兰。他星期五抵达那里的高尔夫俱乐部时，还在面对记者的追问。 “你们把一件小事搞得好像天塌下来一样，”他对记者抱怨道。他在最新的一次以阴谋论转移阴谋论的尝试中表示，媒体不该盯着他，而该看看爱普斯坦的其他知名好友，比如比尔·克林顿。 “别老说我，”他说。 “我不像你们那样专注于阴谋论。”他接着说。倒也没错。他关注的是其他阴谋论。在特朗普时代的政治演变中，这一现象格外说明问题：一个去世六年的性犯罪者可以再次主导全国舆论，而背后几乎没有什么新信息，能真正改变人们对案件的基本认知。再想想，特朗普这次针对奥巴马的指控，其实是关于俄罗斯干预选举的老话题，已经过去九年，并曾多次被调查，始终未发现任何他声称的罪行证据。 “人类似乎天生就倾向于，通过把每一桩坏事都归因于幕后主谋，来简化复杂的现实。”田纳西州罗德学院的总统事务学者迈克尔·纳尔逊表示，“特朗普一直迎合这种心理，如今爱普斯坦事件开始反噬他自己。” 实际上，特朗普把很多事搞成这样是自作自受。他鼓动人们对“深层政府”的黑暗看法，如今这种看法一发不可收拾，尽管所谓的“深层政府”的头儿现在正好是他，要知道他身连挤满了绝对忠诚的人，忠诚不绝对的已经被赶走或者没机会进入政府。特朗普政府对是否公布爱普斯坦文件的态度反复摇摆，不仅激起了特朗普批评者的怀疑，连他自己的支持者也开始谈论“掩盖真相”。阴谋论在美国历史上并不陌生。很多美国人仍然相信肯尼迪总统是遭人暗杀的，登月是伪造的，“9·11”恐袭是政府内部策划的，美国政府在新墨西哥州罗斯威尔藏着外星人证据。 2023年，有65%的美国人对盖洛普民调表示，他们相信肯尼迪遇刺背后存在阴谋。当然，也确实有些阴谋论最后被证实是事实，或至少部分属实。但总统们历来不会主动传播这些可疑故事。相反，他们通常把自己的职责看作是消除疑虑、重建人们对制度的信任。林登·约翰逊设立沃伦委员会调查肯尼迪遇刺案，正是为了遏制谣言和揣测的传播，虽然并没有成功。相比之下，特朗普乐于传播阴谋论，尤其是那些能为他谋利或诋毁对手的，即使毫无事实依据也无所谓。 “美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一些相信阴谋论的政治运动，”多伦多大学教授杰夫·丹西表示，他研究阴谋论话题，“但从未真正进入权力高层，直到过去这十年。” 在2016年共和党初选期间，特朗普曾声称他的对手之一、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参议员克鲁兹的父亲与肯尼迪遇刺案有关，依据是一张他与李·哈维·奥斯瓦尔德的合影。但在去年纽约的封口费审判中，曾与特朗普关系密切的《国家问询报》前负责人大卫·佩克在庭上承认，那件事完全是编造出来抹黑克鲁兹、以帮助特朗普当选。特朗普对关于奥巴马出生地的虚假说法一直不知悔改，直到2016年竞选末期才勉强承认奥巴马确实出生在美国。但他仍继续无端指控奥巴马监视他，还散布本·拉登并未死亡、奥巴马和拜登则下令把执行任务的海豹突击队第六分队灭口。他还轻率地指控一位电视主播犯下谋杀罪。注，这句话指的是特朗普曾在推特上暗示，MSNBC电视台主持人乔·斯卡伯勒（Joe Scarborough）可能与他2001年一名女性实习生在佛罗里达办公室中死亡一事有关。当时这名实习生劳丽·克劳西特斯（Lori Klausutis）被发现死于斯卡伯勒的国会办公室内，法医后来认定是因心律异常倒地撞到桌角致死，排除了他杀可能。但特朗普多次公开暗示斯卡伯勒“可能知道得太多”或“应该被调查”，尽管没有任何证据支持这些指控。这类言论当时引发了极大争议，尤其是死者家属也曾致信推特，要求特朗普删除相关帖子，称这些言论“令人痛苦”。霍夫斯特拉大学彼得·S·卡利考总统研究中心主任米娜·博斯表示：“总统反复传播关于2016年选举等多项阴谋论，在美国政治史上没有先例。总统提出毫无事实根据的指控，破坏了公众对政治体系的信心，也对宪政原则和法治构成严重挑战，尤其当其他机构未能对其加以制衡时。” 阴谋论并非特朗普或右翼的专属。就在上个月宾夕法尼亚州巴特勒市发生对特朗普的暗杀未遂事件周年之际，一些左翼人士又重提这一枪击事件可能是自导自演，用来把特朗普塑造成政治烈士。现在，一些民主党人也投身于爱普斯坦的阴谋论旋涡。这个几周前还不在党派议程中的结案案件，突然成为攻击特朗普、加剧他政治困境的工具。就在爱普斯坦案引发激烈讨论之际，为他辩护的律师罗伊·布莱克在80岁时去世，一些左翼人士开始怀疑死亡时机是否“可疑”。美国的阴谋热还波及海外盟友。法国总统马克龙与妻子布丽吉特本周在特拉华州对极右翼YouTube评论员坎迪斯·欧文斯提起诽谤诉讼，因后者屡次声称法国第一夫人其实是男性。然而，在所有主要政治人物中，特朗普推动阴谋论的程度无人能及。他在重新执政后的六个月里，仍不顾自己是政府首脑，频频暗示各种阴谋正在政府内部上演。他甚至质疑国家在诺克斯堡的黄金储备是否已不翼而飞，重提一个几十年前的边缘说法，尽管他本人作为总统本应有权了解真相。 “如果金子不在那儿，我们会非常不高兴，”他对记者说。最后不得不由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出面澄清，向公众保证：“所有黄金都在，也都记录在册。” 特朗普也曾顺应公众的长期猜疑，命令公布数十万页有关肯尼迪、罗伯特·肯尼迪以及马丁·路德·金遇刺事件的文件。这一举措虽为历史学家和研究者提供了透明信息，但他却早已不满足于仅仅“提出猜测”，而是将自创的“另一个现实”变成了政府政策。在第二任期的用人筛选中，部分求职者被问及是否认为2020年大选是特朗普赢得的——尽管他实际输了。给出“错误答案”的申请人前景堪忧。于是，一些本来还算看重事实的人，被迫考虑是否该接受谎言以获得职位。特朗普还宣称，拜登在任期后期身体虚弱到无法自行签署赦免令，是助手们用自动签名笔替他签的。尽管拜登确实显现出老态，但自动签名笔的说法纯属揣测。当被问到是否有证据时，特朗普说：“我揭示的是人类的心智。我是在跟人类的心智辩论，我觉得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最近一周，特朗普密集抛出各种阴谋论，显然意在转移公众对爱普斯坦案的注意力。情报总监、总统政治任命官员图尔西·加巴德声称，奥巴马主导了一个“长达数年的政变和叛国阴谋”，操纵了2016年大选干预调查——尽管共和党主导的参议院报告早就得出相反结论，那个报告由现任国务卿卢比奥签署的。加巴德还声称希拉里在2016年竞选期间“每天服用大量镇静剂”。特朗普指控奥巴马“叛国”，发布了一段假视频，显示奥巴马在椭圆形办公室被戴上手铐、送入监狱。他随后又发布了一张假图像，把奥巴马PS成像辛普森案中的O·J·辛普森驾驶白色越野车被警车追赶，特朗普开车跟在后面。总统公开发布这样的图像攻击另一位总统，以前本会引发震惊，但对特朗普来说早已成为常态。尽管如此，这位阴谋论总统依然甩不掉爱普斯坦案，这反映出QAnon运动的影响力日益扩大，后者相信美国由一群崇拜撒旦的恋童癖者掌控。大部分文件至今仍未公布，据他的司法部长称其中包括特朗普的名字，这使MAGA派保守派和自由派民主党人形成了罕见的联盟。众所周知，特朗普曾与爱普斯坦交好，虽然后来闹翻。因此他的名字出现在文件中到底意味着什么，并不清楚。但特朗普从不退让。上周被问及是否被告知自己的名字在文件中时，特朗普再次把矛头指向阴谋者。 “这些文件是科米伪造的，”他对记者说，指的是他早在2019年前就解职的联邦调查局前局长詹姆斯·科米。 “是奥巴马编的，”他接着说，“是拜登政府伪造的。” 只能说，特朗普对阴谋论的爱好永无止境。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7-28 00:00

一位研究大屠杀的以色列学者曾是在加沙巡逻的士兵，他解释为何以色列在加沙的行动是种族灭绝

能在美国。在那时候，我的看法是：如果拜登政府在2023年11月或12月对内塔尼亚胡说，“你还有两周时间结束行动，否则就靠你自己了”，以色列就会停止行动。那样的话，我们今天可能根本不会讨论加沙的种族灭绝问题。我在11月的那篇文章中引用了以色列一些政治和军事领导人的言论，这些言论听起来具有种族灭绝色彩。当时人们或许可以辩称，这些话是因为哈马斯屠杀了800名以色列平民后情绪激动所致。但后来证明，以色列国防军的作战模式，正是在执行这些说法，我们要夷平加沙，那里没有无辜的人，他们是“人类动物”，不该有水、不该有食物。这些话都带有种族灭绝的语调，同时也起到了煽动前线士兵的作用——而这些言论正是来自他们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到了2024年5月，我得出结论：以色列国防军所从事的不仅仅是摧毁哈马斯、营救人质的行动，而是一个正在进行中的系统性行动，目标是彻底摧毁整个加沙——使加沙地带完全变得无法居住，不仅让人们无法再在废墟上生活，更让他们即使战火停止，也永远无法重建作为一个群体的身份。这是我所认为的种族灭绝。维金：我觉得这正是合适的时机来问你：你如何定义种族灭绝？巴托夫：种族灭绝是一种与其他所有罪行不同的罪行。这一概念最初由一位犹太裔波兰律师拉斐尔·莱姆金提出，他在上世纪30年代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当时他在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亚美尼亚人的遭遇。他在思考一个问题，当一个政权不仅仅是屠杀人群，而是试图作为一个整体摧毁一个族群，这意味着什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莱姆金因为是犹太人，不得不逃离波兰。他的家人被杀害。他最终抵达美国，并在1944年出版了一本书，其中一章就是定义“种族灭绝”。他的定义经过一些修改，最终于1948年在联合国表决通过，并于1951年生效。这个种族灭绝的定义指出，如果你以杀戮、让人无法生存或制造无法生存的环境，使一个民族、宗教或种族群体的生存变得日益艰难——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一个群体——你的目标就是要消灭这个群体。所以，如果你想指控一个国家或个人犯下种族灭绝罪，必须证明他们有这个意图，并且试图实施这一意图。当然，死亡人数也有意义，要达到一定规模。有人回应说，“如果以色列杀了一百万加沙人，那才叫种族灭绝，现在杀了五六万，甚至十万人，还不够。”——不，这已经足够了。如果你的意图是通过暴力手段摧毁一个群体，剥夺他们的食物、生存机会，尤其是下一代的生存机会，摧毁他们的文化、教育和医疗体系——这就清楚表明，有意图对这个群体实施种族灭绝。哪怕是“部分”消灭，这也属于种族灭绝。维金：批评者也会指出，二战时纳粹屠杀犹太人，是因为他们是犹太人，是出于对犹太身份的仇恨。而他们认为，以色列并不是因为巴勒斯坦人是巴勒斯坦人才造成平民死亡，而是因为哈马斯藏身于平民之中。以色列是在尽可能保护平民的情况下作战。你认为这里有区别吗？巴托夫：不。如果真要类比纳粹，我会说，纳粹所持的种族主义、生物决定论、所谓“科学种族论”是一种极端特殊的意识形态。而以色列方面，尽管内阁中确实有人持有犹太至上主义立场，但以色列政府整体并没有用那种种族论的语言。然而，以色列确实是在对巴勒斯坦人作战。这个政府的目标是让巴勒斯坦人永远无法实现民族自决，无法抵抗以色列对他们的压迫与占领。维金：还有一个批评是，你将加沙的种族灭绝责任归咎于以色列，而实际上，这场战争本可以随时结束——只要哈马斯投降并释放人质。他们随时可以结束这一切。所以指责以色列犯下种族灭绝罪是不公平的，因为以色列的行为只是哈马斯拒绝投降的后果。巴托夫：是的，这种说法恰恰说明以色列宣传的成功。如果哈马斯投降，交出人质，你觉得以色列和国防军会怎么做？他们会打包帐篷，把坦克倒车开出加沙吗？不会的。现在唯一阻止以军彻底摧毁加沙、控制所有地区的障碍，正是以色列人质的存在。所以，以色列国防军完全摧毁加沙行动的唯一限制，是那里仍有以色列人质。内塔尼亚胡自己也表示，他的目标是“彻底胜利”。当然，他所说的“彻底胜利”并没有一个明确定义，但其含义就是对整个加沙地带的全面控制。维金：最后，还有批评者指出，二战期间，数十万德国和日本平民被杀——包括对日本的原子弹轰炸以及对德累斯顿的燃烧弹轰炸。那为什么这些没有被认为是种族灭绝，而这次加沙的情况却被认为是？巴托夫：这是一个二战中经常被提出的问题。特别是英国和美国的轰炸机，仅在德国就故意杀害并燃烧了大约60万平民。你当然可以说那是战争罪，那为什么不算种族灭绝？你可以思考一下美国占领德国之后发生了什么。他们是否杀光了德国人？是否宣布德国将不复存在？是否将德国夷为平地？没有。他们决定实施马歇尔计划。当然，他们这样做是有原因的，因为担心共产主义的影响，所以希望把德国建设成一个有活力的社会。德国的经济奇迹，很大程度上就是在马歇尔计划的基础上开始的。即便是对日本也是如此——美国占领日本后，并没有摧毁日本。战后甚至有抱怨说，失败的一方在经济上比胜者做得还好。日本输了战争，却赢了经济竞争。难道以色列会说：“我们是在和哈马斯作战，不是与巴勒斯坦人作战，不是针对巴勒斯坦人民。我们站在你们一边。居民们，请帮助我们消灭哈马斯，我们将与你们一起建设一个新的社会。”——你不会在以色列的言论中找到这样的说法。维金：我们暂时撇开政治和道德问题，谈一点你个人的经历。你在1970年代作为年轻人服役于以色列国防军，曾在加沙巡逻。你曾写道，这段服役经历让你理解了什么叫“占领他人”。在写这篇文章时，你有没有回想起自己在加沙的经历？如果有，你是如何思考的？巴托夫：当然有。当时我是年轻军官，我们营部设在加沙市。那是一座人口密集的城市，暴力事件频发，居民住在破败的区域里，环境非常恶劣。我也在约旦河西岸服役过。你要知道，我是在以色列长大的，是在一个犹太复国主义家庭中长大的。我曾经渴望成为战斗兵，是一个典型的以色列男性。而我慢慢开始意识到，占领他人，会带来一种怎样的状况——怎么说呢？这不是一种深刻的思想层面上的认识，而是一种感受：作为占领者的感受，是你不被欢迎的感觉。你会问自己：“我为什么在这里？” 你感受到彼此的威胁。当你在城市里巡逻，三十个持枪士兵行走在街头，你显然就是来制造威胁的。但你也看到窗户背后有很多人，你不知道他们是谁，不知道他们可能对你做什么。你始终感到威胁。这就是占领状态造成的一种彼此非人化的局面。而对我来说，那是一个开始。我用了好几年，才逐渐意识到占领会造成什么。五十多年后，我认为，占领会腐蚀一切，彻底腐蚀整个社会，并深入其内部。我曾经属于的1970年代初的以色列社会，与今天的以色列社会已经完全不同。军队也不一样了，很大一部分正是因为这场持续的占领，占领所带来的非人化影响。我常常会想到，坐在特拉维夫某家漂亮的咖啡馆里，和一个年轻人喝咖啡、聊聊天——他们是友好的人，开朗、幽默、气质很好，就像你在纽约、伦敦或柏林会遇到的任何人。但就在前一天，他们还穿着军装。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在执行占领。而你如何执行占领？你必须表现得你是老大。你怎么表现？你在凌晨四点闯进人家屋里，把老人从床上拖出来，把孩子的玩具打碎——这就是占领的实施方式。这对你意味着什么？对你的社会意味着什么？而这还没有触及加沙战争对整整一代在那片土地上作战、破坏的以色列年轻人所造成的影响。维金：这种“非人化”是否是实施种族灭绝的前提？巴托夫：是的，确实如此。种族灭绝的一个标志就是，你开始把某个特定群体当作“不是人”来看待——他们是“不同的”，因此不配拥有同样的权利，或者没有与我们一样的品质。你可以说，他们都是小偷、都是强奸犯。你也可以说他们是蟑螂，是“人类动物”。所有这些语言，都是实施种族灭绝的前提条件。并不是说用了这些词就一定会发生种族灭绝，但只有当你把另一个群体看作不配拥有权利，甚至不配“拥有拥有权利的权利”时，种族灭绝的思想才有可能扎根。在以色列，这种观念是逐渐形成的。对大多数以色列人来说——我不是说右翼，而是大多数以色列人——“巴勒斯坦人应该享有与我们同等的权利、尊严和平等地位”这一想法，根本没有进入他们的意识。人们已经习惯了占领。这也是我认为他们对10月7日事件感到极度震惊的原因之一，因为那些人突然从“牢笼”中冲了出来，对我们发动袭击。而我们早已习惯了他们被关在隔离墙另一边，被我们的士兵巡逻看管，而这些士兵第二天就可以坐在咖啡馆里，和我们一起聊天，表现得像再普通不过的人。维金：你一生都在研究大屠杀，全球许多犹太人都认为大屠杀教育至关重要，而“永不再发生”这句口号正是这种教育的核心。你认为以色列在加沙的行为，将如何影响人们对“永不再发生”以及对大屠杀的认知？巴托夫：我职业生涯的早期其实是研究德国军队在东线犯下的罪行，以及士兵的野蛮化，这是我非常感兴趣的主题。后来，我开始越来越多地研究种族灭绝和大屠杀。我写过自己对“从大屠杀中吸取教训”这个概念的看法，我对这种说法始终有些怀疑。我担心的是这种观念：我们需要从大屠杀中学会更多宽容和人性。如果我们去教授大屠杀，人们就会理解这些美德。我始终不明白，为什么教授残酷、非人化，就应该让人变得更具人性、更能理解我们都是人类这一共同身份？我一直对此有些保留。这其实是美国后来发展出的对大屠杀的一种解释方式，这种解释在最初并不存在，而是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逐渐形成的。而在以色列，大屠杀的理解方式一直完全不同。在以色列，大屠杀意味着犹太人应该团结在一起，一旦遭遇威胁，就要将对方彻底消灭。我认为，在以色列的情形下，加沙所带来的后果是在两个层面上都产生了巨大影响：第一，以色列今后将越来越难以继续宣称，“因为大屠杀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因此可以做任何事情，无需遵守国际法，也无需理会其他国家的批评，因为我们是在为生存而战——看看奥斯维辛发生了什么。” 而当以色列从事的是如此大规模地毁灭人命、对他人如此冷酷无情的行为时，将再也无法凭借大屠杀所积累的“道德资本”。第二，从整个记忆、纪念、教育等文化层面来说，那些本来是出于良好目的，用大屠杀来教导宽容与人道主义的教育机构与文化传统——现在越来越难以维系。那些承担起传播纪念文化、“永不再发生”的人和机构，那些倡导“再也不能对人命漠视、不能再发生种族灭绝”的人，这两年来在加沙问题上保持沉默。我认为这极大削弱了他们的道德权威。我担心，这可能导致整套关于大屠杀的纪念文化退回到它最初的状态——也就是变成一种犹太人只在内部讲述自身苦难的“族裔飞地”式的记忆。维金：我不知道该怎么问这个问题——很难说“这是否能带来某种好结果”。你作为历史学家，也许可以想象五十年后再回头看今天的情况——有没有可能出现某种积极的结果，或者某种“宣泄”后的转折？你觉得可以用这样的角度来看吗？巴托夫：当然可以。历史上确实有这样的例子，一些曾有暴力政权的国家，后来确实从中挣脱出来，重建为完全不同的社会。无论是德国，还是南非，都是如此。但这并不是因为人们突然改变了想法。德国的转变，是因为德国在二战中战败了。南非的变化，是因为它处于巨大的国际制裁之下，已经无法维持种族隔离制度。所以我认为这种改变是可能的。但我必须说，现在以色列在国际社会中享有的“豁免权”实在太惊人——尤其是在最在意的国际圈子中，也就是美国和西欧，这些是主要支持者——所以我担心，现在更可能出现的趋势，是以色列会变得越来越专制，最终成为一个彻底的种族隔离政权。而这种政权，通常不会长久。也许之后会有清算。如果真的发生，那一定要经历一场真相与和解的过程。因为以色列不可能仅靠抹除过去、抹去自己在加沙的行为记忆来摆脱一切。它必须面对这一切，必须回溯至1948年，从根本上开始一场真相与和解的进程，才有可能促成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在这片土地上的某种和解。但现在的趋势，正在往相反方向发展。维金：以色列在近期的未来，特别是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问题上，美国国内正在出现巨大的代际裂痕。年轻一代犹太人比他们的父母更倾向于认为以色列在加沙犯下了罪行，是一个占领力量。你认为这对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将意味着什么？对以色列的未来又意味着什么？巴托夫：以色列为了赢得美国的支持——可以说是某种“热爱”——花了很多时间。在欧洲，情况稍有不同，因为有大屠杀的历史负罪感，也有对以色列的某种敬意。这种支持是几十年一点一点建立起来的，而现在正被侵蚀。我不能说我为此感到高兴。如果以色列失去了这种支持，同时变得更加暴力，并进一步侵蚀本就所剩无几的自由民主制度——正如现在正在发生的那样——那对以色列这个国家本身是极为不利的。不幸的是，这也会对全球犹太社群产生负面影响。因为以色列自我定位为“全球犹太人的代表”，它实际上使犹太人——无论他们愿不愿意——都不得不为它的行为承担责任。因此，这不仅会削弱对以色列的支持，还可能助长世界各地对犹太人的偏见。维金：你刚刚的回答其实已经隐约提到了这个问题，但我还是想更直接地问你——你现在对以色列的情感是怎样的？作为人、作为个体，不是以学者的身份，你现在对这个你出生和成长的国家，抱有什么情绪？巴托夫：说实话，这是令人心碎的。我在那里长大，我最好的朋友还在那儿，我的家人也在那儿。那片土地上曾有许多我热爱的东西，过去我真的深爱那个国家。而如今，看到它发生如此剧烈的变化——既是长期演变的结果，也是在10月7日之后骤然加速的“剧变”——真的令人痛心。我可以说，我是以色列国的坚定支持者。我是以色列公民。我相信，犹太人和其他民族一样，有权利实现民族自决。我并不反对犹太复国主义。我认为，犹太复国主义曾是一场为犹太人争取自由和人权的运动。但今天以色列所呈现出来的这种犹太复国主义，今天这个国家的样貌，我无法支持。维金：奥默，非常感谢你今天参与这次对话。非常感谢。巴托夫：非常感谢你，丹。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7-26 00:01

深度长文：推选出奥巴马的多族裔联盟是如何崩溃的，从选民访谈中寻找多族裔右翼崛起内幕

给民主党，民主党也号称代表少数族裔。但拜登那四年，他们根本没有从我们的角度出发看问题。我在唐人街有四家店。我的一家店被闯入过两次。在礼品店，窃贼偷走了现金和一台平板。在我的奶茶店，也被闯入破坏。在那几年里，真的很不安全。罪犯就是罪犯，但当选官员从来不敢公开这样说。在加州，感觉什么都改不了，所以我们只能不停地抱怨。我问我的朋友们，你们怎么看特朗普总统？他们几乎都挺满意的。” 虽然犯罪问题在这个社区激起了广泛关注，但很多人也认同右翼所强调的文化价值观。 “我希望美国人走在正确的方向上。加州显然是在走错的方向。”凯西·吴，65岁，是口译员：“在加州，我们根本没法选择共和党，只能在民主党中找一个看起来对我们社区最有帮助的候选人。所以我过去也一直试着从民主党中挑一个好一些的。但一年又一年，结果都很糟。我希望美国人走在正确的道路上，而加州显然是在走反方向。所以上一次选举我决定要投票给特朗普。” “人们总是自动认为有色人种就应该是民主党人。”艾伦·陈，51岁，是一名包船生意老板：“我投过奥巴马的票，被他那些说辞骗了。我是在旧金山长大的，那是我热爱的地方。但它彻底变了。无家可归的人、满地的粪便、针头、吸毒，还有那些政客什么都不做，只是一味撒钱。我都不知道那些钱到底用到哪去了。人们总是假设有色人种就该支持民主党。他们需要睁开眼睛，看清这个国家到底发生了什么。你是什么肤色并不重要，也不管你出身如何，你应该站在真正为这个国家着想的一方。” “我们只是不想让民主党继续下去。”李塔米，50岁，是企业管理人员：“我开始转变看法，是在我曾在7-Eleven工作的时候。我后来成了加盟店主，那时我开始感觉事情不对劲。2014年，加州通过了一项叫第47号提案的法律，如果有人偷窃金额低于950美元，基本不能按重罪起诉。我们几乎马上就受到了影响。犯罪激增，店里接连被偷。当我们报警时，很多时候警方说，我们也没办法。我花了一点时间才做出决定，但这次我支持了特朗普。我们可能不知道特朗普是否真能扭转一切，但我们只是不想让民主党继续下去了。” “我们是务实的人。忠于某个政党不如对国家有利更重要。”詹姆斯·詹，58岁，是工程师：“我们觉得，这个政党真正追求的是结果平等，而不是机会平等。亚裔美国人强烈感觉到，自己的孩子因为是亚裔而受到不公待遇。为了进入常春藤名校，必须比其他族裔的学生更优秀。我现在仍然持开放态度，说到底是持观望态度。我目前可能更倾向共和党，但我们是务实的人。忠于某个政党，不如看什么对国家真正有益。” 事情本不该如此。奥巴马在2008年大胜之后，民主党认为帮助他胜选的多族裔联盟将确保今后的选举胜利。确实，2012年估计有80%的有色人种选民投票支持奥巴马，而从2000年到2018年，所有50个州的白人合格选民比例都在下降。奥巴马在以“对美国未来的信心”为主题的第二次就职典礼上，对约一百万人表示：“美国的可能性是无限的。” 但就在2012年这些充满自信的宣言和“人口结构决定命运”的信念背后，另一种现实正逐渐显现。同年，我和同事研究2008年金融危机及其引发的住房和其他问题，如何在民主党的多族裔联盟中引发不满。我们当时就注意到，保守派正在引导这些遭受困境的民众把愤怒指向公共机构和公务人员，而不是公司和华尔街。民主党宣扬的希望与无限可能，在严峻的经济现实和日益加深的孤独与绝望面前破碎不堪。一道裂痕正在形成，并在之后几年持续扩大。在民主党与其多族裔基础之间信任崩塌的时刻，政党对LGBT权利和种族平等等进步主义议题的承诺，成了右翼攻击的目标。像旧金山的李塔米这样的选民，因为自己经营的7-Eleven便利店屡遭盗窃，对民主党感到不满，接触共和党圈子后，也开始认同右翼的社会批评。 “我自己也是少数族裔，”她告诉我，“但为什么你是LGBTQ，就可以享有比我更多的权利？” 民主党和进步派组织至今仍在争论：是应该向右调整，挽回流失的有色人种选民，还是应继续坚持曾吸引少数族裔支持的种族与经济自由主义路线？而我在与选民交谈时发现，推动多族裔选民右倾的力量往往源自经济上的脆弱。拉丁裔社区近年来的变化，有助于解释非白人群体在社会观念上的转变。1960年，美国大约有600万拉丁裔，主要来自墨西哥、古巴和波多黎各。那时，他们多信仰天主教，聚集在美国西南、南佛罗里达，以及东北部和芝加哥的一些城市。 2007年，55%的拉丁裔出生于海外。除佛罗里达的古巴裔群体外，拉丁裔基本一致投票支持民主党。但到2022年，拉丁裔人口已超过6300万。他们在多数州建立了稳定社区，大多数人已是在美国出生。不到45%的人仍认同为天主教徒，而15%认同为福音派基督徒，这些教会把反对堕胎、反对同性婚姻等保守观点作为信仰核心。这些变化，使他们的投票方式足以改变美国政治格局的走向。在里奥格兰德河谷，拉丁裔社区多年来持续右转，最终在2024年，这一地区翻转为共和党阵营。萨姆·冈萨雷斯，50岁，是办公室经理。既是同性恋又是拉丁裔，原本看上去会是民主党的支持者。但像德克萨斯南部许多人一样，他已经厌倦了身份政治。 “他们一直告诉我们，民主党是为人民的、为小人物的、为墨西哥裔、为黑人、为穷人的。他们会照顾我们，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但后来，民主党不断地支持堕胎，不断地强调种族，不断地要求你必须以同性恋西裔、同性恋墨西哥裔自我认同。不，我是美国人。我恰好是同性恋，我恰好信仰上帝。我不符合所谓的主流标准。当我终于意识到自己不是某种标准模板，我就决定做真实的自己。我之所以转身离开，是因为我感觉民主党先背弃了我。当我开始上网查资料、开始听特朗普讲话，我的反应是，他听起来不像传统的共和党人，当然也不是民主党人。也许我可以支持他。我不认为自己是共和党人，我是特朗普的支持者。” 对里奥格兰德河谷的拉丁裔来说——其中许多人本身就是移民——边境危机使他们对民主党移民政策的看法变得复杂。 “边境的情况确实变糟了，现实开始显现。”亚历克西斯·乌斯康加，21岁，是里奥格兰德河谷大学共和党俱乐部主席：“我看到有人穿过我们校园停车场时全身湿透，我当时就在想，天啊，我是不是刚看到有人越境了？边境的情况确实变得更糟，现实摆在眼前。我当时的反应是，天啊，不错，特朗普说对了。我开始为众议员马伊拉·弗洛雷斯做志愿者和实习。她让我变成今天这样直言不讳的共和党人。过去一提到共和党，大家想到的都是有钱的老白人。也正因为这样，我以前大多时候都保持沉默，因为在她出现之前，我几乎没看到有拉丁裔敢于发声。” “我们很多人都有亲戚在边境那头，但已经在这边的，都是合法来的。”约兰达·冈萨雷斯，72岁，是餐馆老板：“我从小就是在民主党家庭长大的，我母亲是坚定的民主党人。我们很多人确实在边境另一边有亲戚，但现在在美国这边的，都是合法入境的。这付出了很大代价。他们看到那些非法入境者却能享受那么多福利。而我有些员工原本可以拿到福利，现在却因为非法移民大量涌入而被削减了。这样伤害的是我们所有人。 2020年时我并不是特朗普的铁杆支持者，但他慢慢让我改观。他说话的方式就像是在直接对我们说话。” “这个国家有法律，不能一开始就违法入境。”路易斯·卡布雷拉，47岁，是牧师：“在德克萨斯南部，我开始做牧师的时候，受到了一次震撼。我开始注意到，这里很多基督徒其实是民主党人。我不得不打很多严肃的电话给其他牧师，告诉他们，听着，移民改革正在进行中，但眼下不会有改变。如果你们教会里有家庭是在过去四年非法入境的，一旦被发现，风险非常大。但这个国家是有法律的，你不能以违法的方式来到这里。这个县里有一些牧师其实是非法移民，他们是没有证件的教会牧师。我直接对他们说，牧师，你怎么能一边违法一边传福音？这说不过去。” “在我爸爸加入边境巡逻队之前，我们是民主党人。”塞琳娜·西斯内罗斯，25岁，是前台接待：“我们从小接受的就是民主党的那套思想，认为应该接纳他人，帮助有需要的人，哪怕他们来自其他国家。在我爸爸成为边境巡逻员之前，我们一直是民主党人。爸爸开始在南部边境工作后，亲眼看到那里的情况，他就开始跟我们——我和哥哥、妹妹——讲解为什么有些人不能随便入境，为什么边境必须采取安全措施。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保护家人的安全。从我12岁开始，这就是我一直生活的环境，到现在25岁。我在布朗斯维尔上大学时，很多人对政治保持沉默。我们经常遇到人对我们说，‘我支持你们做的事，但我不想参与，因为我担心将来会有影响。教授知道了，或者朋友知道了，可能会有麻烦。’” 就在这些巨大的人口与文化变迁把非白人选民推离民主党之际，一个标新立异的人物出现了：特朗普。 2016年，特朗普对少数族裔的言论——比如称他们为“毒贩”和“杀人犯”——甚至在共和党内部也引发强烈反弹。然而，特朗普那种具有强烈吸引力的个人风格，为右翼勾勒出另一条路径：往更右的方向走，反而吸引了那些原本似乎在被贬低的群体。这与几十年来共和党的政策取向截然不同。自1964年以来，这个党基本放弃在多族裔城市地区的地方选举，把重点转向其他选民群体。全国共和党策略上基本与少数族裔保持距离。 2012年选举后，佛罗里达的共和党策略师莎莉·布拉德肖曾说，“年轻选民越来越对共和党的形象翻白眼，很多少数族裔觉得共和党不喜欢他们，也不希望他们留在美国。” 在再次败给奥巴马后，共和党发布了一份“选后检讨报告”，建议改革移民制度，努力改善党在非白人群体中的形象。但特朗普公开嘲笑这份报告。他不仅加倍使用种族歧视言论，还提出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政治模式。他那种“把一切砸了重来”的政治风格，正好击中了那些在经济和社会多重危机中挣扎的非白人选民。他们不仅对民主党失望，也对整个建制派感到愤怒。许多受访者表示，他们不是民主党或共和党人，而是特朗普的支持者。特朗普那种政治颠覆的愿景，以及对非白人选民的吸引力，促使共和党重新制定整个少数族裔策略。如今，保守派投入数千万美元支持这一方向。包括Turning Point USA、America First Legal和Americans for Prosperity在内的右翼组织，提出了他们自己的“身份政治”。去年12月我参加Turning Point的AmericaFest大会时，遇到了几位来自“Blexit”运动的年轻非裔女性。“Blexit”是极右翼黑人评论员坎迪斯·欧文斯发起的行动，鼓励黑人选民退出民主党。这些女性组织了面向大学黑人学生的“解放秀”，通过音乐、演讲和辩论，否定左翼强加给他们的“受害者”叙事。这些活动并非传统共和党自上而下的宣传行动，而是扎根于黑人文化的保守主义草根表达。特朗普重返白宫的头六个月，已充斥着对民权和反歧视法律的猛烈攻击，胡乱猜测“多元、公平与包容”政策是航空事故的元凶，大规模驱逐行动，残酷削减社会福利项目，重构移民和避难政策，并与欧洲和南非的白人种族民族主义组织“眉来眼去”——这完全不是一个多元文化未来该有的景象。然而，我所采访的选民中，目前几乎没人表示后悔。即便他们不完全支持白宫出台的所有极端政策，也不愿站出来捍卫那些正被特朗普削弱的体制。他们的政治世界观更为多元，不是由意识形态驱动，而是出于想为自己和社区建设有尊严的生活。在一个让人脆弱疲惫的旧秩序，与另一个充满叛逆、活力和归属感（对某些人而言）的新运动之间，他们选择了右派所描绘的新可能。如果共和党的“叛变”言辞无法真正改善他们的生活，这些选民或许也会很快厌倦。但他们回到那个仍沉溺于品牌和身份辩论、却无法真正应对生活现实的民主党的可能性却并不大。在AmericaFest大会上，就在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前几周，我见到了25岁的非裔“Blexit”成员德贾·戴维斯。她坚定而理想主义，展现出强烈的种族认同感和自豪感。她告诉我，她和她的保守派黑人同伴“非常关心我们的社区”。他们正在历史性黑人大学建立保守组织分部，举办社区活动。 “我相信黑人社区可以做到任何事，”她说。当我刚开始这项研究时，难以想象像戴维斯这样的人——她的种族认同和政治信念毫无矛盾——会成为美国保守政治的主力军。但今天，在Turning Point大会上聚集的数千名选民说明，这正是现实。对像戴维斯这样的选民来说，希望和乐观来自右翼而非左翼。他们的种族认同仍是政治信念的核心——事实上，他们表达的许多观点恰恰源于对自己社区的深切关心。但他们的政治选择，更受他们所在群体所面对的社会崩塌、经济不确定性和对现状无法忍受的现实所驱动。在没有解决这些核心问题的前提下，仅凭种族认同来争取失望的有色人种选民，早已显得空洞。能否正视这些复杂的愤怒、焦虑与希望，将决定美国政治的下一个章节。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7-26 00:00

纽约时报观点：还有人记得TikTok禁令吗？这是美国应对中国科技挑战时反复无常和缺乏原则的典型

的详细资料。法院阻止了他的禁令之后，拜登政府试图寻找折中方案，让一个美国董事会监管TikTok在美国的运营，并把用户数据保存在甲骨文设于美国的服务器中。虽然这个安排原本会受到政府的严格审计和监管，但拜登政府担心中国仍可能绕过这些限制，同时也担心被共和党指责对中国让步，最终放弃了这个方案。在总统竞选的紧张氛围下，没有一方希望在对华立场上显得软弱，于是民主党和共和党都争先恐后推动禁令，根本没有认真评估是否存在更好的解决方式。总统就职日，这个问题又落回特朗普手上。他认为自己能赢得大选，多亏了TikTok上的1500万粉丝，深知关闭这个受欢迎的应用会带来的后果，于是表示更愿意“保住”TikTok。从那以后，他不断推迟禁令，希望能够达成某种协议，让这个应用继续在美国运营。他最近暗示，有一个协议正在酝酿中，但尚不清楚这个协议是否真的能满足法律要求，从而解除禁令。达成这样的协议相当困难：国会去年通过的法案明确规定，只要TikTok受中国控制，就必须封禁，但中国没有任何迹象会允许外国人收购这个应用核心的强大算法。而没有这个算法，TikTok就失去了吸引投资者的根本优势。因此，这个本应被封禁的应用仍然出现在谷歌和苹果的应用商店中，几乎每两个美国人就有一个还在使用这个被禁止在军方、联邦政府和多数州政府工作人员手机上的高风险应用。几个月前还在警告TikTok国家安全风险的国会议员，如今却集体沉默。与此同时，这个问题又引发更广泛的法律问题，比如，总统是否可以公然拒绝执行国家安全法案？毕竟宪法要求他“确保法律得到忠实执行”。国会对社交媒体的矛盾态度无疑也加剧了我们应对的迟缓。此外，国会内部也普遍感到问题太复杂，几乎无从下手。路由器可以追踪数千万美国家庭访问的所有网站，摄像头正在监控这些家庭和商铺的内部。热门购物应用Temu和Shein也在收集大量美国消费者数据，可能落入中国政府手中。我们是否也该担忧中国品牌的笔记本电脑，比如联想，或者沃尔沃汽车？中国技术虽然实用且价格低廉，但如果不了解我们面临的风险，仅凭价格优势依赖并不明智。像大多数复杂问题一样，这个问题没有单一的解决方案。国会可以先从制定基础隐私立法入手（这个问题已讨论多年，美国仍是少数没有相关法律的工业化民主国家之一）。也可以着手建立一套全面的制度框架，用于评估由外国对手控制或制造的技术所带来的风险。那项禁止TikTok的法案为类似应用设立了国家安全审查机制。参议员沃纳和图恩也提出了一项有前景的法案，拟为其他技术建立类似机制。私营部门也可以参与评估网络安全风险，方式类似《消费者报告》对汽车和家电的评估。企业可以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在这些中国科技产品进入美国市场之前，扫描其中是否存在可能将美国数据秘密发送回中国的代码。不过关键在于，这些分散的措施必须形成合力，统筹推进。到目前为止，我们除了找借口什么也没做。现在早已到了必须正视中国技术可能带来的国家安全威胁，并采取统一、有原则方式来降低这些风险的时候了。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7-26 00:00

中美突传大消息！英国金融时报：已有逾10亿美元英伟达高端芯片走私到中国

政府宣布实施芯片管制出口新规，同时撤销拜登(Joe Biden)政府时期的规定。据熟悉规则的律师称，只要缴纳相关边境关税，在中国接收和销售受限制的英伟达芯片是合法的。然而，向中国销售和发送这些产品的实体将违反美国法规。上周，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Jensen Huang)宣布，特朗普政府将再次开始允许销售其针对中国的H20芯片。此前三个月，来自广东、浙江和安徽省的中国经销商销售了英伟达的B200，以及其他受限制的处理器，例如H100和 H200。根据英国《金融时报》审查的合同和了解交易情况的人士称，这一时期的总销售额估计超过10亿美元。英伟达长期以来一直坚称“没有证据表明任何人工智能芯片被转移”。没有证据表明该公司参与或了解其受限制产品销往中国。英伟达回应时说，运用走私产品打造资料中心，不管从技术或财务的角度来看效果都很差，因为公司只对授权产品提供服务和支援。根据英伟达官网介绍，B200利用Blackwell架构，可处理各种工作负载，包括大型语言模型、推荐系统和聊天机器人，非常适合希望加速AI转型的企业。随着美中两国在人工智能及其他尖端科技领域的竞争加剧，英伟达等企业在全球两大经济体之间行事日益艰难。

tqttier07-25 11:49

easyMarkets易信：央行分歧、数据博弈与贸易缓和：多空力量在技术关键位交锋

尽管此前该国长期受到美国制裁。此前在拜登政府时期，雪佛龙获准在严格条件下进行有限的运营；而该许可证在特朗普重新执政后已于年初被撤销。此次重新授权将允许雪佛龙恢复原油生产。这一政策转向成为当前供应端的重要变量。尽管全球原油需求仍受贸易紧张影响，但美国在能源政策上的这一变化被视为可能增加供应、扩大全球影响力的举措，这也是当前WTI市场观望情绪加重、上行动能受限的原因之一。技术面：WTI维持窄幅震荡，或酝酿突破从技术面来看，尽管多头突破66美元关口，但WTI仍处于收敛整理区间内。目前价格已回升至50日简单移动均线（SMA）65.38美元上方，100日SMA在64.62美元处提供额外支撑。若站稳66美元心理关口，并突破 1月至4月跌势的50%斐波那契回撤位（约67.00美元），将有望进一步上探 200日SMA 67.76美元。相反，若跌破100日SMA并失守 38.2%回撤位64.18美元，WTI或回落至 6月测试过的62.00美元水平。相对强弱指标（RSI）维持在50附近，反映市场动能中性，进一步印证当前市场的不确定性。道琼斯指数在关键财报失利后犹豫不前道琼斯指数周四表现落后于其他指数，因关键权重股财报疲软拖累表现政治动荡继续笼罩投资者视野，特朗普与美联储之间的冲突仍在发酵尽管短期承压，道指仍接近历史高位周四，道琼斯指数出现回落，在45,000点关口下方盘整，受到几家关键成分股财报不及预期的拖累。尽管如此，股市整体仍维持高位运行，主要指数纷纷测试历史新高。但与此同时，政治风险也在累积，美国总统特朗普继续推动提前更换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加剧市场不确定性。 IBM、霍尼韦尔和联合健康成为下跌焦点道指成分股中的几家公司周四大跌，拉低整体指数： IBM在周三盘后公布优于预期的财报后，盘中依然下跌8%。尽管营收和利润同比增长，受益于AI热潮，但其软件业务部门增长疲软，仅同比增长10%，落后于同行。霍尼韦尔也在周三盘后发布财报后大跌，尽管业绩超出预期，股价周四仍下跌5%。投资者担心其盈利能力正在走弱。公司仅实现8%的年增长，且未能像市场预期那样上调未来指引。联合健康股价下跌约4%，此前这家保险巨头承认其医疗保险业务正接受美国司法部刑事与民事调查。问题涉及通过从医生和护士获取诊断信息以拒绝理赔并提高回款的可疑手段。劳动力数据和商业情绪表明经济仍然强劲美国经济数据的强劲表现也一定程度抑制了股市的涨势。截至7月19日当周，首次申请失业金人数降至21.7万，而美国服务业PMI数据显示6月商业活动预期大幅改善。劳动力市场强劲与企业活动保持稳健，这使得美联储更难在短期内采取降息措施。强劲经济数据抵消特朗普降息压力根据CME美联储观察工具（FedWatch Tool），市场仍预期9月17日会议有60%的概率降息25个基点。但随着美国经济持续超预期，降息预期正在减弱。尽管如此，特朗普仍在施压。他猛烈抨击现任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并推动提前撤换他。此外，特朗普政府正寻找手段，试图迫使美联储人为地降低利率。道琼斯指数前景展望周四的价格走势表明，道指短期陷入震荡区间，尽管整体走势仍偏向多头。该指数仍受困于45,000点上方历史高位下方，但上行动能受限，难以实现更具意义的突破。结语随着8月1日美方关税执行大限逼近，欧美贸易谈判若有实质进展，将重塑市场风险偏好。联储决议前的经济数据，尤其是零售销售、PCE物价与非农就业报告将成为短期交易逻辑核心。对于黄金、美元和欧美主要货币对而言，利差博弈与通胀路径成为中期主线。而原油和股市则在供需边际变量与企业利润表现之间来回摇摆。投资者需警惕波动率回升与突发消息冲击，短线策略仍宜保持灵活。免责声明：这些交易信号是来自第三方提供商的方向性观点。本网站（或文章）提供的任何意见、新闻、研究、分析、价格或其他信息仅供参考。此信息并非投资建议、推荐、研究或交易价格记录，也不是进行任何金融交易的要约或邀请。这些信息不考虑任何人的任何特定投资目标、财务状况或需求。过去的表现并不是未来表现的可靠指标。实际结果可能与过去的表现或任何前瞻性陈述有很大不同。易信不保证所提供信息的准确性或完整性，并且对基于此信息进行投资而产生的任何损失不承担任何责任。请确认您完全了解这些产品交易涉及的风险，不要投入超出您亏损承受能力的资金。本集团公司已通过旗下子公司获得塞浦路斯证券和交易委员会（已通过欧盟金融工具市场法规MiFID的认证）的执照（Easy Forex Trading LtdCySEC 执照号为079/07）以及澳大利亚证券和投资委员会（ASIC）的执照（easyMarkets Pty Ltd AFS 执照号为246566）。免费电话： 4001203050 微信：easyMarketsCS 官网：https://chn.easymarkets.com/syc/zh-hans/ 2025-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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