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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资深记者：和伊朗的战争代价太高，政治解决方案不可或缺

，清除伊朗安全高层，并向伊朗政权高层及宗教领袖发出可信的斩首威胁，同时可能攻击国家基础设施如石油储备——这些或许就足够了。 3. 目的是什么？让伊朗在劣势中重返谈判桌，被迫签署一个没有时效限制、具有强制执行力的协议——若无法实现，至少可让伊朗的核计划推迟数年。 4. 从军事角度看，摧毁伊朗核能力并非不可能，有两个条件：一是美国加入攻击，并使用只有美国拥有的大型穿透炸弹，这取决于特朗普的决定；二是由以色列空军持续“剥离”防护系统，这将是漫长作业。 5. 第二种方案可能导致以色列国防军高层已开始谈论和准备的情况：与伊朗展开一场可能持续数月甚至更久的持久战；导弹和无人机不断袭扰，本·古里安机场时断时续地遭封锁，经济和教育系统受到严重干扰甚至瘫痪等。 6. 因此，尽管初步打击强大，行动本身也得到以色列高级将领的支持与认可，但必须提出政治收尾机制，或至少要求推动这一方向。伊朗一贯以代际的耐心著称，若演变为长年拉锯战与消耗，对伊朗而言就是胜利。 7. 伊朗仍拥有数百枚类似近日在以色列制造大面积破坏的导弹，战斗部载有200至500公斤炸药。而据一些专家和相关人士称，伊朗尚未动用其更强大的弹药，战斗部可装载1到2吨炸药，爆炸威力比目前发射的导弹高出20%；伊朗的巡航导弹也尚未出动，这种导弹极难在早期阶段被发现。 8. 无论这个多阶段行动多么成功，其军力仍有局限，即使是强大的以色列空军、军事情报和摩萨德也不例外。最终可动用的战机数量是既定的，而伊朗全国有5000至10000个相关目标。这场战事所付出的代价将远高于与哈马斯的冲突。因此，政治解决是不可或缺的选择，必须提出并期待其实现，以免造成更多人员伤亡，尤其是在可预见的未来。” 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9小时前

美媒惊爆！以色列欲“斩首”伊朗最高领袖特朗普紧急拦下刺杀计划

领导人，根据伊朗宪法，最高领袖是伊朗在宗教上及政治上的最高领导人及伊朗军事力量的最高统帅，地位和权力高于直接选举产生的伊朗总统，并终生任职。以色列国家安全顾问哈内格比(Tzachi Hanegbi)在被问及此事时告诉以色列N12新闻台，政府并未就打击目标请求美国许可，以色列也无意推翻伊朗现政权。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在福克斯新闻上表示：“实际上，有很多关于从未发生过的对话的虚假报道，我不想谈及这些。我们会做我们需要做的事情，我认为美国知道什么对美国有利。” 随后内塔尼亚胡的发言人更进一步否认相关报导，称“暗杀哈梅内伊的消息是假新闻”。特朗普日前于社交媒体发文警告伊朗，不可对美国目标进行报复攻击，并声称美方与日前以色列对伊朗的攻击“毫无关联”。特朗普强调，假如美方受到任何形式的攻击，美军将以史无前例的力量全面反击。

tqttier昨天10:01

伊朗，前所未有地虚弱

。但因为教大于国，因此最高权力依然在宗教领袖手里。现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是霍梅尼的弟子，从1981年至今，统治了伊朗长达44年之久。如今，他已是86岁高龄，谁来接班成了最紧迫的问题。对美国、对以色列、对沙特的关系，都没有这个重要。此前，呼声最高的是两个人，前总统莱希，次子莫杰塔巴。莱希是哈梅内伊的弟子，而且对哈梅内伊言听计从，坚决打压改革派，在国内声望非常高。但在去年5月，莱希已经坠机身亡。到底怎么死的，至今没有真相。所以，虽然名义上还有竞争者，但莫杰塔巴几乎已经锁定了大位。对于这种事，老哈梅内伊自然是乐见其成。无论是按照什叶派的传统，还是出于私心，他当然是想让自己儿子继位的。那么问题就来了：一个“共和国”，最高领袖的位子居然是父死子继，这合理吗？当然是不合理的，但反对无效。或者说，现代伊朗，统治集团从始至终本身就是家天下的性质。因为开国者霍梅尼，本来也是这种想法。霍梅尼有两个儿子。长子穆斯塔法，学识渊博，曾是伊斯兰教的大教士，威望很高，是毫无疑问的“太子”。可惜在70年代末期，在伊拉克被特务暗杀。次子艾哈迈德，专门跟老爹对着来，反对政教合一、主张世俗化，经常公开发表推动皿煮、自由言论。霍梅尼再怎么有想法，也不可能把一个不信教的人捧成宗教领袖…… 实在没办法只能退而求其次，霍梅尼在临终前传位给最信任的弟子哈梅内伊。从这方面看，哈梅内伊的继位有一定意外成分。如果穆斯塔法没出问题，大概率是轮不上他的。哈梅内伊比他的恩师幸运。他的儿子莫杰塔巴，不仅没有夭折，也没有“离经叛道”的思想。有一个关键点需要说一下。因为强调“正统”，所以在伊朗，最高领袖必须代表什叶派最权威的教义。谁才能代表最权威的教义？只有亲传弟子和儿子。但还是前面那句话，亲传弟子再怎么亲，也没有儿子亲。如果有得选，当然选儿子。哈梅内伊父子很早就为此做铺垫了。 2009年，伊朗大选后爆发动乱，就是莫杰塔巴带人平定的。也就是说，至少在16年前，他就掌握了国家的部分武力。所以莫杰塔巴虽然在国际上名声不显，但在伊朗教士集团内部人气非常高，很多人支持他当下一任领袖。不支持的，就是敌人。 2020年，哈梅内伊再次把国家的部分权利交给儿子，掌管安全工作。 2024年2月，哈梅内伊还对选举最高领袖的“专家委员会”进行清洗，88名委员中有35名被退休。原则就是，“年纪大的教士要给年轻人空出机会”。从这方面看，莫杰塔巴与沙特王储小萨勒曼似乎拿着相似的剧本：都有一个80多岁的爹，都是从军队开始不断排除异己、逐步掌握国家权力。但两者的难度截然不同。首先，沙特本身就是王国，萨勒曼需要摆平的只有王室，伊朗至少名义上还是个共和国。现在是互联网时代，民智大开远远不是四十年前可比的。四十年前霍梅尼没机会做到的事，现在哈梅内伊父子虽然有机会，但面临的阻力毫无疑问大得多。即便能凭借暴力让民众闭嘴，但能止住多久？小萨勒曼在接受效忠仪式上其次，萨勒曼虽然是个独裁者，但他近十年的一系列政策，确实是在推动沙特往世俗化方向发展。比如，接连出台《反贪法》、《竞争法》，旨在推动特权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等等…… 君主集权，当然不如皿煮好。但相比极端的政教合一，无疑进步许多。所以在沙特国内，30岁以下国民对小萨勒曼的支持率超过90%。而代表教士集团的莫杰塔巴，有可能这样做吗？不仅不会，反而很可能还要将这个本就文明倒退的国家，继续往反方向推。 02 倒退的文明最近突然流行一种论调。说伊朗的高级教士们、包括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大多是阿塞拜疆族人。而阿塞拜疆族，虽然是伊朗第二大民族，但仅占全国人口的25%，远低于主体民族波斯人（66%）。所以，当今的伊朗政权，类似满清王朝，都是小族统治大族，防波斯（防汉）才是第一国策，决不允许出现“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情况出现。伊朗为什么对外唯唯诺诺？恰似当年慈禧“宁予友邦不予家奴”的心态，保家远比保国重要。对于伊朗的现状，这可能是部分原因，但明显有将阶级矛盾转移成民族矛盾之嫌。难道，波斯族教士就比阿塞拜疆族教士善良？关于这一点，汉族就很有发言权：对自己人压榨最狠的，永远都是自己人。政教合一的体制、教士集团之所以反动，并不在于他们是哪族人。他们防的也不只是波斯人，而是渴望拥抱现代社会的所有人。他们一度失败过一次，绝不允许“世俗化”这种事再发生。 1925年，礼萨·汗在英国人的支持下建立巴列维王朝，把国名波斯改为伊朗。伊朗，就是雅利安的意思。从国名上就能看出，他更强调民族，试图摆脱宗教的束缚。他效仿土耳其国父凯末尔，大力推行世俗化改革：控制教会地产、建立世俗国民教育体系、推行世俗司法体系…… 这理所当然会遭遇巨大的阻力。早在穆斯林武力征服了信仰拜火教的古波斯人后，伊朗高原上就开始逐渐形成一个特殊的群体。欧莱玛：指能解读经文、知识渊博的教士们，包括阿訇、毛拉、大阿亚图拉等等。按照规定，欧莱玛负责向低级的教徒发布命令，也要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做为回报，低等级的教徒要向他们进贡财物。可以简单把他们理解为：地主和士大夫的结合体，是波斯传统社会的最基本单元。在广大农村地区，每个村都有一两个欧莱玛，他们不仅有严谨的师承关系，还通过联姻结成一张张盘根错节的关系网。他们凌驾于王权之上，控制着司法、经济、教育，掌控着大量土地、庄园、寺庙等大量财富。即便到1963年，据当时已经推动改革近40年的巴列维王朝统计：拥有两千个以上村庄的大地主，仍多达27个。 2000个村庄，有多少耕地？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全国398万农户，只有190万户拥有土地，剩下的全是佃户。教士们，才是这个国家的真正主宰。 1941年，继位的小巴列维发起更激进的“白色革命”，包括土地改革、国企私有化、女性平权等19项改革计划。试图从根本上改变旧社会制度，将伊朗打造成一个现代式资本强国。施行土改后，政府出资，以市场价回购地主“多余”的土地，再以低于市场价30%的价格分期付款卖给佃农。短短几年，全国92%的农户有了自己的土地。佃户们无比感激，教士们则异常愤怒，这等于是斩了他们的根基。伊朗农民亲吻国王的脚 1963-1978年，伊朗的城市人口占比迅速从30%上升到52%。短短15年，有超过800万农民涌入城市。他们正好成为工业化、现代化的“红利”。 1960-1979年，伊朗GDP从41.99亿美元暴增至903.92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高达17.53%。 1977年，伊朗人均GDP就已经达到2200美元，全球排49（现在132），迅速逆袭成富裕国家。同时，随着欧美文化和生活方式渗透到大城市的每一个领域，很多伊朗大城市都出现了酒吧、赌场、歌剧院、迪斯科等等娱乐场所。许多年轻女子也开始模仿欧洲人，摘掉面纱，穿紧身裤、迷你裙。这些虽然与教义相悖，但人都是现实的。如果所有人的物质生活越来越好，大家自然不会竭力反对，甚至觉得这些都是“进步”的体现。无论在经济还是文化方面，白色革命无疑都是成功的。但是，正如所有国家的发展工业的经历：贫富差距也开始迅速拉大。作为一个王国，这种情况尤甚。 70年代德黑兰女青年伊朗的世俗化，确实给整个国家赚取了海量财富。但那些财富，只让一部分人富起来了，绝大多数人不过是“红利”本身。革命之前，1%的富人占据了全国52%的财富，91%的穷人只分到18%。以首都德黑兰为例，当时全城被分成了南北两个部分：北部是富人聚集区，豪华的西式别墅，坐落在灯红酒绿的夜总会之间，歌舞升平；南部则是棚户区，街道狭窄，拥挤不堪。一切都是国王改革的“成果”。农民怨恨国王，市民怨恨国王，失去土地的地主更怨恨国王。人们开始怀念过去。甚至在舆论的裹挟下，不惜回到曾经一起穷的时代。霍梅尼还在海外流亡时，就一直高喊人人平等、消灭贫富差距。大量底层信徒信以为真，极力拥护。拥有极高声望的教士们，趁机带领巴列维王朝体制外群体和落后地区及广大农民，迅速卷土重来，发动伊斯兰革命。 1979年3月，伊朗通过公投，98%国民支持伊斯兰共和国取代巴列维王朝。但他们很明显上当了。复辟的教士们不仅没收了王室的所有财产，还把社会上大部分企业都收为己有。并组建了120多个基金会，垄断了全国几乎所有行业。底层信徒，得到的只有荣耀。伊朗的贫富差距不仅没有缩小，甚至比巴列维时期更大。 03 尾声具体的数据，当然是没有的。不过2012年，伊朗前总统内贾德，曾在演讲中无奈地说道：300个教士，掌控了伊朗60%的财富。伊朗仅石油、天然气、矿石三项，每年出口都能创收上千亿美元外汇。但工薪阶层的平均月收入只有150-350美元，过得很是穷困。没工作的人更惨。为了果腹，不得不出售器官，大街小巷贴到处都是广告。这一切，不由得让人们对当初的选择产生迷茫。 1997年，伊朗将器官交易合法化有些人或许已经开始后悔搞什么政教合一。正如之前说的，国王再烂，只要他肯拥抱世俗化，也远比极端的教士们进步许多。更何况，这个名为共和国的视为教士一言堂的国家，甚至还想更进一步，将权力世袭划。而且，因为对改革派长年打压、甚至暴力清算，人们确信未来的这位继任者，大概率将继续维护自己“基本盘”的利益。那岂不是烂上加烂？ 40多年前，他们曾经选错了一次。如果再有握住枪的机会，他们的枪口会对准谁？伊朗不敢打，因为最大的“敌人”在内部。（全文完）

格隆汇06-13 21:57

彭博评论：特朗普最新的排外旅行禁令虽然设计严密，但仍然毫无意义

被下级法院裁定无效，理由是禁令针对特定宗教，无法接受。特朗普随后推出两个新版本，最终一份以国家为对象的版本在2018年被最高法院裁定合法。他在任期最后一年继续扩大禁令名单。拜登就任后撤销了这一政策。这次新禁令结构严密，旨在规避诉讼风险——这对几乎每项重大行动都遭蓝州挑战的政府来说，是一项胜利。禁令为已有签证持有者和某些特殊情况作出例外。但这些例外似乎缺乏深思熟虑。例如，其中包括曾与美军合作的阿富汗翻译，但却不包括他们的家属。还为2026年世界杯和2028年奥运会这两项将在洛杉矶举办的全球赛事的运动员、教练和工作人员开了绿灯，但没有为来自这些国家、可能蜂拥而至的数千名球迷提供类似豁免。这一禁令将给全美许多移民家庭带来干扰与伤害。例如，明尼苏达州拥有美国最大规模的索马里难民群体，同时也接纳了大量来自苏丹和缅甸的难民。明尼阿波利斯一家服务非洲裔女性的非营利组织Ayada Leads负责人哈邦·阿卜杜勒，对本地移民新闻媒体Sahan Journal表示，这一影响将是立竿见影且剧烈的。她说：“以往的旅行禁令留下了无数心碎时刻——错过婚礼、无法送别亲人、被迫搁置的未来。我们面对的不是政治抽象概念，而是真实的人的故事，被中断的人生。” 国家在面对一些可能造成伤害的决定时，往往必须做出艰难选择。如果这一需求明确、策略合理，那是领导者必须承受的代价。但特朗普的旅行禁令并不符合这些标准。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6-13 00:00

桥水基金创始人达利欧万字长文：《内战？》

时期，革命者经营的报纸鼓吹反君主制和反宗教情绪，但这些革命者掌权后又在“恐怖统治”期间封杀持不同政见的报纸。在财富差距巨大、民粹思想盛行的时期，揭露精英阶层的故事在媒体中尤为受欢迎且具有商业价值——尤其是右翼媒体攻击左派精英、左翼媒体抨击右翼精英的内容。历史显示，这种活动的大规模增加是第五阶段的典型问题，而当媒体的舆论能力叠加其他惩罚手段时，媒体就变成了一个强大的武器。这一现象在当前已经广泛被认知。传统和社交媒体的“可信度”已跌至我们有生以来的最低水平。例如，一项2019年盖洛普民调显示，仅有13%的美国受访者对媒体“非常信任”，只有41%的人表示“有点”或“很信任”媒体。这一数字在1976年曾高达72%。这不仅是边缘媒体的问题，也是主流媒体和整个社会的问题。就连曾被视为新闻诚信典范的《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也经历了信任度的大幅下滑。除了政治动机外，在当前媒体行业财务状况紧张的背景下，耸人听闻的故事也变得更加有利可图。我接触的大多数媒体人士都与我有相同的担忧，尽管他们通常不会公开表达这些看法。这种动态正在阻碍言论自由，因为人们担心自己会在传统媒体和社交媒体中被故意扭曲和攻击，从而不敢开口。即便是非常有能力、有影响力的人，如今也因惧怕媒体而不愿公开发声或参选公职。由于几乎所有高知名度人物都会遭到抨击，我认识的几乎每一个人都认为，在公众面前高调、为真理和正义发声的人很危险，尤其是那些可能冒犯到擅长操控媒体的极端分子的人。这类问题虽然鲜少在公众场合被谈及，却在私下频繁被讨论。例如，我不久前与一位曾在政府担任高级职务的退役将军共进午餐，我们谈到了他下一步的打算。我问他最热衷的是什么，他说：“当然是帮助我的国家。”当我问他是否愿意竞选公职时，他回答说，尽管他愿意为国家牺牲生命，但他无法忍受敌人通过媒体和社交平台编造谎言来伤害他和他的家人。像他这样的将军，以及我认识的许多应当被社会聆听的人，现在都害怕公开讲话，因为他们担心被极端分子攻击，而这种攻击会通过耸动的媒体被放大。我的许多朋友都劝我不要公开谈论本书中这些有争议的问题，说这样做很可能会被人“媒体围剿”。我认为他们也许说得没错，但我不会因此而沉默。规则被抛弃，赤裸的斗争开始当人们为之激情澎湃的“诉求”比维护决策体系本身更重要时，这个体系就处于危险之中。规则和法律只有在两个前提下才能发挥作用：一是它们必须极其清晰，二是大多数人必须足够重视在规则体系内协作、愿意妥协以使体系良好运作。若这两个条件都未能达成，法律体系就岌岌可危。如果对立的各方不愿以理性方式彼此沟通，不愿为了集体福祉而做出让步（即放弃自己通过斗争可能获得的利益），那么就会出现某种形式的内战，考验相关各方的力量对比。在这个阶段，“不惜一切代价获胜”成为游戏规则，“不择手段”成为常态。在第五阶段的后期，人们不再讲理，而是彻底被情绪主导。当“获胜”成为唯一重要的目标时，不道德的斗争会以自我强化的方式不断升级。当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信念而战，却没人能达成共识时，整个系统便濒临内战或革命的边缘。这种局面通常会以几种方式表现出来：在第五阶段后期，控制权在手的人往往会将法律与警察系统当作政治武器。此外，私人武力组织也会兴起——比如打人夺财的流氓团伙，或者保护富人免受这些威胁的保镖力量。第五阶段后期，抗议活动数量明显上升，且愈发趋于暴力化。当广泛的不满在社会中爆发，且当权者放任其蔓延时，最终可能演变为暴乱；而一旦他们试图强力压制，局势反而可能爆炸。第五阶段后期的冲突通常积累至高潮，最终触发暴力冲突，这也标志着正式进入被历史学家称为“内战期”的阶段，我称之为“大周期”中的第六阶段。这引出了我的下一个原则：当你犹豫不决时，就离开——如果你不想卷入内战或战争，就应趁还能走的时候尽早离开。这种情况通常出现在第五阶段的晚期。历史表明，当局势恶化时，想要离开的人往往会发现“大门已经关闭”。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投资和资金流动，在这种时期，国家往往会实施资本管制和其他限制措施。从第五阶段（即财务状况极其糟糕，内外冲突激烈）过渡到第六阶段（即进入内战）的关键点，是社会中解决分歧的体系从“还能运作”变成“彻底失灵”。换句话说，就是系统崩溃到无法修复，人们开始彼此使用暴力，而领导层已失控。可以想象，彻底破坏一个体系/秩序并建立一个新的，比在原有体系内进行革命性改革要困难得多。虽然破坏体系会带来更多创伤，但它未必比继续在原有体系中运作更差。决定是否保留并修复一个运行不良的旧体系，或是彻底废除它并另起炉灶，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当这个“旧体系”指的是一个国家的内部秩序时更是如此。但这种情况终究还是会发生，而且多数时候是出于情绪推动而非理性思考。当一个国家处于第五阶段（如当前的美国），最关键的问题是：这个体系还能承受多大压力而不至于崩溃？ “一人一票”的民主过程存在缺陷，即选民通常并不会像企业选高管那样仔细评估候选人的能力，而是被人气左右。历史也表明，在剧烈冲突时期，民主容易崩溃。民主制度要求通过协商达成共识并妥协，这意味着观点对立的人必须在体系内有效合作。这虽保障了各大群体的代表性，但也像所有成员观点分歧甚大的大委员会一样，其决策效率极低。民主制度的最大风险是其决策过程可能变得支离破碎、充满敌意，导致治理失效、结果恶劣，最终引发由民粹主义强人领导的革命——这些强人代表那些渴望秩序、渴望有力领导的大众。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历史显示，在严重冲突时期，联邦制国家（如美国）常出现中央与地方（州）之间关于权力划分的冲突。这种现象在当今美国尚不明显，但一旦出现，将标志着社会进一步向第六阶段演进。民主崩溃的案例实在太多，难以一一探讨。我虽然研究过其中一些案例并观察其模式，但尚未全面深入，这里也不会展开详述。不过我可以说，当第五阶段的各种因素被推向极端时——尤其是糟糕的财政状况、社会奢靡、内乱和外患等，就会形成一个功能紊乱的局面，进而引发由强人领导的权力争夺。典型案例包括：公元前400年代末至300年代的雅典、27年前的罗马共和国解体、1920年代的德国魏玛共和国，以及20世纪20-30年代转向右翼独裁（法西斯主义）以恢复秩序的意大利、日本和西班牙的脆弱民主。不同阶段需要不同类型的领导人以取得最佳效果。第五阶段是一个十字路口，一条路可能通向内战/革命，另一条则可能通向和平与（理想状态下的）繁荣共处。显然，和平繁荣之路是理想之路，但也是最难实现的路径。这条和平之路需要一位“强有力的和平缔造者”，他必须竭力团结国家，包括主动接触对立方，将他们纳入决策过程，并以一种多数人认为公平且运作良好的方式重塑社会秩序（即高度生产性、惠及多数人的新秩序）。历史上这种领导者极为罕见，我们唯有祈祷其出现。第二种则是“强有力的战斗者”，他具备带领国家穿越内战/革命烈焰的能力。第六阶段：当内战爆发时内战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与其像大多数国家的大多数人在长期没有内战后所做的那样，盲目假设“这在我们这儿不会发生”，不如保持警惕，关注那些能表明其临近的标志。上一节我们探讨了在原有秩序框架内发生的非暴力革命，而本节则聚焦于几乎总是暴力性的内战和革命——它们推翻旧有秩序，并建立新的体制。我本可以研究无数实例来理解其运作方式，但最终我选取了我认为最具代表性的29个案例。我将这些案例分为两类：一类是导致体制或政权发生重大变革的，另一类是虽然爆发了激烈内战但未能推翻体制的。例如，美国内战是一场极其血腥的战争，但它未能彻底推翻当时的国家制度，因此归类为第二组。尽管这种分类不够精确，但我们不应因追求精准而阻碍我们识别原本无法看见的模式。大多数冲突基本符合本节所描述的典型路径，尽管也有例外。内战和革命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从而彻底改变内部秩序。这类变革通常伴随着财富和政治权力的全面重组，包括债务结构、金融所有权以及政治决策体系的全面重建。这些改变是对原有制度无法内部解决的根本性问题的自然回应。几乎所有制度最终都会面临这种挑战。这是因为，几乎所有制度都会让某些阶级受益而让另一些阶级受损，而当这种失衡发展到一定程度，变得无法忍受时，就会爆发斗争，以决定未来的方向。当财富和价值观差距极端扩大，并叠加经济困境，导致体制对大多数人而言无法运作时，民众就会奋起反抗，要求更公平的制度。经济上最受打击的人群会试图从现有体制中受益的富裕阶层手中争夺更多财富与权力。革命者自然想要彻底改变体制，因此也自然会违反掌权者制定的法律。这类革命性变革通常通过暴力的内战实现，尽管正如前面提到的，也有可能通过和平方式实现，且不必彻底推翻体制。内战时期通常极为残酷。战争初期可能还表现为相对有组织的权力斗争，但随着冲突与情绪升级，各方为胜利不择手段，暴行程度迅速升级，远超第五阶段人们所能想象的程度。精英和中间派通常会逃亡、被监禁，或遭杀害。这些内战是如何发生的？前文中我已经描述了第五阶段的一系列动态，正是它们推动社会越过界限，进入第六阶段。在这一阶段，所有这些动态都会极度强化。接下来我将继续说明。内战与革命如何发生如前所述，积累财富并伴随财富差距扩大的周期，最终会导致极少数人掌控极大比例的财富，而多数贫困群体则通过内战与革命推翻富人统治。这种情况的发生次数远超人们的想象。虽然大多数典型的内战与革命将权力从右派转移到左派，但也有许多情况是将财富与权力从左派转移到右派。这类情况较少且表现方式不同，通常发生在现有秩序陷入无序与无能状态、大多数民众渴望强有力领导、纪律和效率时。这些新体制，无论左派还是右派，之所以成败，原因相同：成功的关键是是否能实现广泛的经济繁荣；若不能，则失败。因为广泛的经济繁荣是新政权成败的决定性因素，所以长期趋势是总体财富和财富分配的同步提升（即普通民众的经济与健康状况改善）。在亲历“大周期”的某一阶段时，人们常会忽视这种宏观图景。领导这些内战或革命的人，过去如此，现在亦然，通常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层出身者。这些领导人往往极具个人魅力，擅长组织并领导强大高效的革命组织，推动变革。虽然巨大的财富差距和经济困难通常是冲突的主要根源，但革命也往往是多种不满叠加的结果。革命过程中，不同诉求的群体通常联合起来推动变革，但在胜利后，他们之间往往会因权力和政策分歧发生内斗。如前所述，在内战/革命阶段，执政政府几乎总是面临严重的财政、信贷和购买力短缺。这种短缺促使政府寻求从富人手中掠夺资源，而富人则将资产转移至安全的地方或形式（如其他国家、外币、黄金等难以征税或不产生生产力的资产），这又促使政府实施资本管制，阻止这些外逃。更糟的是，内部混乱会引来外部敌对势力的挑战。因为内战削弱了国家的统一与能力，吸引外国趁虚而入。这也是为什么内战与外战往往同时爆发的原因之一。其他原因包括：情绪高涨、民粹主义者倾向于战斗、领导者发现对外冲突能团结国内民众，因而故意制造冲突，以及在极端匮乏中，为获取所需资源而更愿意对外发动战争。几乎所有内战都伴随着外部势力干预，试图左右战争结果以谋取自身利益。内战与革命的开端在发生时往往并不明显，只有置身其中时，人们才意识到。虽然历史学家会为其划定起止时间，但这些日期往往是人为设定的。内战极其残暴，因为这是一场生死之争。每个人都被迫选边站队，中间派在刀光剑影中最容易出局。在这种局势下，最适合成为领导人的是“鼓舞人心的将领型人物”——他们既能聚拢支持，也能赢得各类战斗。由于斗争极为惨烈，他们也必须够强硬，愿意采取一切必要手段赢得胜利。历史学家标注的“内战时期”通常只持续几年，并以掌控首都政府机构的一方为胜者。但如同开端模糊一样，战争的结束也往往不如历史记载那般清晰——战后争权仍可能持续多年。尽管内战与革命代价惨重，但若改革得当，往往能为未来打下更好的制度基础。内战或革命之后的未来走向，取决于战后的应对与重建方式。结论我对历史的研究告诉我，除了“演化”，世上没有什么是永恒的。在演化过程中存在着像潮汐般的周期循环——潮起潮落，难以抵挡或逆转。要想应对这些变化，关键在于了解自己正处于周期的哪个阶段，并掌握应对这一阶段的永恒和普遍原则。随着环境条件的变化，应对方式也必须随之调整——换句话说，什么方式最优取决于所处的环境，而环境始终处于我们刚刚探讨过的那些动态变化之中。如果一个社会无法顺应变化，它终将走向衰亡。这就是为什么持续不断地改革、以适应变化才是最优之道。判断一个体系优劣的标准非常简单：它是否能有效满足大多数人的需求。这一点可以通过客观指标加以衡量，我们也确实正在并将继续这样做。话虽如此，从历史中传递出最响亮、最明确的教训是：通过高效协作建立共赢关系、共同扩大并合理分配“蛋糕”，让大多数人都感到满意，比为财富与权力而内战、导致一方压倒另一方的方式，要更有回报、也少得多的痛苦。

金融界06-10 07:48

8个月前的这场对谈，已经把今天的美国讲透了

50年间其实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它是欧洲宗教战争的主要诱因之一，而那场战争造成了大约三分之一的欧洲人口死亡。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印刷术让信息的传播速度远远超出了当时人们的承受能力；同时，它也让人们能够更轻易地抄袭、诽谤、拼贴。某种意义上，印刷术可以说是社交媒体的先驱。但它也给出了解决问题的线索：当你有了新技术之后，你就必须制定新的规范、惯例和法律。例如版权制度——听起来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无聊的东西——其实正是使书籍成为可能的基础。如果没有版权，我就不能写书或出版。版权制度使得书籍得以存在。而关于抄袭的法律，则让我们所谓的“言论自由”能够真正运作起来。二、所以每当技术发生变革，我们就必须重新思考“言论自由”的含义。这也引出了我的第二点：即使我们在技术层面讨论言论自由，归根结底，它并不是关于技术，而是关于“人”。追溯到古希腊，人类对言论自由的探讨有着悠久而深厚的传统。那么我们为什么需要言论自由呢？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在美国，我们似乎已经到了一个极端——当然不是你们在座的各位，你们是友善、理性、深思熟虑的人——但总体而言，美国人往往倾向于说出一些他们知道具有冒犯性、甚至是虚假的言论，然后再说一句“言论自由，言论自由”，好像言论自由本身就能为这些言论披上一层荣耀的外衣。我们已经陷入了这样的误区。同时，在技术层面，我们也陷入了另一个误区——当一个拥有社交平台的亿万富翁想要大规模传播谎言时，他也会打出“言论自由”的旗号。这表明我们对言论自由的理解已经严重偏离了原本的轨道。因为，不管伊隆·马斯克是将一个谎言传播五千万亿次还是五千五百万亿次，这都不是言论自由的真正意义。言论自由从来都不是关于有钱人、强者的，它从来都是关于弱者的。我们之所以捍卫言论自由，是因为“向权力说真话”本身就是危险的。言论自由是关于“人”的，是关于“最不幸的那群人”的。这才是言论自由的核心。但我们已经被搞得头脑混乱，以为言论自由是关于算法、关于那些背后根本没有人操控的机制。但其实，言论自由永远是关于一个具体的人，以及当你说出真相时你所承担的具体风险——身体伤害，甚至生命危险。我们在这个国家真正需要思考的是：我们该如何培养“自由的说话者”。你不需要担心有钱人和有权人，他们的言论自由权利自然会受到宪法保护，他们根本不是我们应该关注的焦点。真正的问题是：我们每个人都足够了解信息了吗？我们足够有信心、有安全保障去表达自己了吗？很显然，答案是否定的。而且不仅是对少数族裔或其他处境危险的人群而言，很多中西部的县，我最近拜访过，人们连在院子里插一个支持哪位候选人的标牌都不敢，因为他们害怕遭受人身攻击。这，就是我们目前面对的言论自由问题所在。美国宪法的问题马什：你知道吗，我在想，不知道你有没有像我在这个对谈系列中遇到的很多知识分子那样，去思考美国的建国，思考它的起点。你刚才提到了传单和印刷文化的起源，这很有意思，因为他们当时也正是传单写作者，对吧？某种程度上，他们就是最早的那批“传单叛军”(pamphleteer rebels)。也许我会这么说是因为我是加拿大人，所以我能更有距离感地看这个问题。但我想知道，作为一个历史学者，你是否觉得美国如今所陷入的困境，其实早在当初就已经埋下了种子。比如乔治·华盛顿的告别演说——对我来说，那简直就是在描述今天的美国，只不过是240年前说出来的。你会不会觉得，那些光辉岁月里种下的一些“种子”，现在已经开始发芽燃烧、变成火苗了？又或者说，正是这个国家的美丽与建国理想本身，正在制造它如今所面临的危机？我觉得美国最不同凡响的一件事是：它至今仍处在自己的“第一共和国”当中。你看，法国都已经是第五共和国了。我们加拿大写宪法是1982年，对吧？而你们至今还在使用18世纪写下的宪法。你觉得，美国如今的问题，是不是也部分源于此？斯奈德：是的，法国是第五共和国，但谁在乎呢？马什：说不定等这次对话结束，他们都到第七个了。斯奈德：这里有一个非常讽刺的现象。我是美国人，也是历史学家，但我并不是“美国史学家”，你懂我的意思吧——我是研究欧洲历史的。但从欧洲的角度来看，美国宪政史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反讽之处：当我们有机会影响其他国家的宪法设计时，我们会允许出现、甚至鼓励一些在我们自己宪法中并不存在的内容。举个例子：二战后，欧洲新产生的宪法中包含了许多美国人并不享有的权利。尤其是，这些宪法往往围绕着政府向人民提供服务来进行设计，而这恰恰是美国人常常质疑的部分。二战之后，面对法西斯主义带来的摧残，欧洲各国在宪法设计中大力强调福利国家的理念，其核心目标正是构建一个让人们真正感到自由的社会。所以我这里在思考一个非常具体的宪法设计时刻。我想表达的，其实是一个相对乐观的观点：是的，我们的建国文件确实有些古老、复杂，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人本身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20世纪40年代，甚至更早在20年代，那些参与一战后宪法讨论的美国政治学家和法律学者其实都非常清楚我们宪法的局限。所以说，确实有问题，但不能说所有美国人都对此毫无察觉，也不能说我们就只能消极地被这些文件束缚。我们的某些现实问题确实根植于宪法本身。比如说，宪法允许选区划分操控（gerrymandering，杰利蝾螈），而更好的宪法设计本应排除这种做法。又比如选举人团制度(Electoral College)——它在当时的政治辩论中或许说得通，但现在说实话，简直让人忍俊不禁。它真的完全没有道理，我们之所以还保留它，只是因为它“已经在那里了”。这类基本的设计缺陷确实存在。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对待宪法这份文件的精神，我想强调的是这个点。1852年，在美国首次独立日的第76周年，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自由黑人）发表了一篇著名演讲，我认为他给予了建国者应有的尊重。演讲的核心当然是当时美国最根本的问题——奴隶制。但我觉得，道格拉斯说了一句非常有智慧的话。他说，建国者在他们的时代是“叛逆者”(rebels in their own time)。就像斯蒂芬所说，他们是捣乱分子，是传单写手。道格拉斯说，他们是那些在当时冒着巨大风险的人。他们所坚持的事业在一段时间内是少数人的事业，他们是异类，是边缘人，是在被排斥的状态下坚持下来的。直到后来他们赢得了支持，甚至奇迹般地赢得了一场战争。而“自己时代的叛逆者”这句话，我认为正是我们理解建国精神的正确方式。因为那些起草美国宪法的人深知，我们也必须在我们自己的时代成为“叛逆者”，这当然也意味着我们要敢于对他们当年的立场和设计进行挑战。当年的建国者中，没有任何一个人认为“我们在18世纪写下的这些东西，应当在250年后依然将所有人牢牢束缚”。他们努力地去设计这些文件，使之能够随着历史而改变，因为他们理解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第一，我已经提过了——我们是有缺陷的，我们不完美。这正是宪法存在的核心理由。民主是困难的，你需要规则和框架来引导我们的能量朝着正确方向流动。第二，他们明白：民主需要不断复兴。而每一次民主的复兴，都必须以我们愿意承认过去所犯的错误为前提。一个严重的错误马什：我听过很多关于美国宪法的辩护。这是我听过的最好的辩护。但这让我们回到了规范的问题。对。你提到的那个比喻很好，就像你在白板上写规则，但你真正希望的是孩子有规范。就像你写这些规则，是因为你不能对孩子说“正常点”。对。就像拥有这些价值观。斯奈德：对。我得说，对孩子说“要正常”是一种我从未想过的方法。好吧，试试看。看看是否有效。马什：也许我试了没效果，对吧？但我猜是因为我完全明白问题在于规范，但这似乎也是一个如此难以面对的问题。我有我的规范，我有朋友，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的规范。作为公民，我们似乎很难真正影响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观念，即“我们都相信民主”，对吧？规范似乎是一个如此模糊、不明确，同时又是如此迫切的要求。斯奈德：当然，这是个很好的问题。让我从几个不同的角度来回答你——一个是更直接的现实层面，另一个可能是更深层次的。让我先从那个深一点的开始说起。民主并不是——自由也不是——“一切都可以”的意思。不是这样的。自由的意义，在于这个世界上确实存在一些美好的事物，而我们每个人对这些美好事物的理解可能不同，但每个人都应有机会去实现他们心中那些“好”的东西。这才是自由的核心。自由并不意味着“什么都不是真的”，它不是虚无主义。我认为，当我们把自由理解为“无所谓、什么都行、都不重要”的时候，我们就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而如果我们因此认为民主就意味着“大家随便说说、无所谓”，那民主根本不可能运作。虽然这种想法很有诱惑力——我们确实看到有不少人，甚至在美国社会中居于高位、甚至竞选公职的人，都抱持着这种态度——但那不是真正的自由，也绝对不是民主。民主绝不能只是“任其发展”的结果。它必须建立在某些积极的信念之上，而这些信念正是“规范”所依赖的基础。所谓“规范”，是指我们的行为准则，是我们在政治这个空间中不言自明、却人人遵守的“看不见的规则”。就像政治房间里的家具，虽然看不见，但我们知道如何在它们之间穿行。可是，如果没有那些积极的价值信仰作为支撑，这些规范就站不住脚。比如说我们之前听朱利安提到的一些价值观：我们要接受和平的权力交接——这是一个积极的确认；我们认为政治暴力不是政治生活中的一种常态，而是一种与民主根本不相容的行为。这一点我其实应该更早提到的：政治暴力是民主出了问题的一个极强信号。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通常，一个人或一群人如果尝试过一次政治暴力，那很有可能就会尝试第二次。所以，怎么才能建立“规范”？你只能通过积极的价值信仰去确立它们。而且你必须认真思考这些价值信仰是什么，因为世界上存在各种价值信仰，其中一些不仅非民主，甚至是反民主的。比如说：“应该有一个领袖，我们所有人都应该服从他”——这也是一种规范，只不过是一种反民主的规范。又比如：“法律并不适用于每一个人”——也是一种规范，但它同样是反民主的规范。所以，你在这里并没有真正的“中立”选项：你总是在肯定某种类型的规范，不是民主的，就是反民主的。接下来我说说那个更“现实直接”的层面：我们可以通过人们遵循的规范来判断他们。没有人在当前我们所见的政治竞争中是完全不遵守任何规范的。问题是，他们所遵循的到底是哪种规范？是与民主相契合的，还是与其他政治体系一致的？规范既是我们必须努力捍卫的，也是完全合理的评判标准。这与“政策立场”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可以支持某种反垄断政策、你可能支持另一种；我可以支持一种肉类检查制度，你可以支持另一种；铁路政策也是如此。我们可以在政策上分歧很大，但仍然在规范层面达成共识。我们可以在这个基础上评判候选人。当然，有些选举确实是围绕政策分歧展开的，比如肉检政策、交通政策这种。这种选举是你我在政策上有分歧的体现。但我并不认为2024年是这样一场选举。我认为我们现在经历的这场选举，是关于规范的。他们想要你绝望马什：你知道，我觉得这正好引出了“政治暴力”这个问题，而这一直是我最难应对的问题之一。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受。我是说，我写过一本书，叫《下一场内战》(The Next Civil War)，显然，这是一个非常黑暗的视角。我写这本书的初衷，是想作为一种警示，提醒人们美国面临政治暴力的风险。但与此同时，也正是你刚才提到的那个关于“规范”的问题，我有时会问自己：我所指出的这种黑暗是否反而适得其反？是不是一种更积极的策略——比如说去“肯定那些美好的东西”——其实更能阻止民主的倒退？因为在我看来，一旦我们进入那种“民主真的处于危险之中”的状态，这种危机意识本身就会变成一个驱动力，它反过来会加剧那种“绝望感”，而这种绝望感正是导致政治暴力和制度崩溃的温床。所以我想说的其实不仅仅是那些人（制造暴力或极端主义的人），而是我自己——如果我可以把你当成一个心理咨询师的话——我们怎么才能跳出这种负面循环，进入某种积极的肯定状态？斯奈德：我觉得，如果我是你的心理治疗师，我会说：“这是一个非常棒的问题。”对吧？这要收费250美元（笑）。因为这正是治疗师会说的话，不是吗？无论你从哪里出发，你都是从一个好的地方出发的。除了治疗师，全场都笑了。现在，连治疗师也笑了。谢谢你。所以，我想从一个更黑暗的地方开始，然后尝试走出来。我写的这本关于自由的书，其实是一本非常温暖和充满希望的书。它讲述的是“自由”作为一切美好事物中最美好的一种，它描绘的愿景远远好于现实中的美国。但我写这本书时，是带着我对历史的了解在写的——我们刚才讨论了一些——也是带着我对其他更艰难局势的认知在写的。所以，我第一次像这样与人讨论这本书——不是像今晚这样的大讨论，而只是谈这本书——是在乌克兰东北部的哈尔科夫，一个距离俄国边境约35英里、距离前线只有几英里的城市，我们在地下举行讨论。我们之所以在地下，是因为哈尔科夫经常遭到导弹袭击，而人们根本没有足够时间转移到防空掩体。如果你想举行像今晚这样的集会，只能在地下举行。我之所以想到这些，也部分是因为我现在穿的衣服，正是我那次地下讨论时穿的衣服。整场讨论期间我都在想，这一切是多么不同：我可以坐在这里，不是在地下，斯蒂芬和我，还有你们大家，都不用担心导弹袭击。我们知道，当我们今晚走出剧院时，卡拉马祖的建筑不会在我们不在的这段时间被摧毁。我想到了这一切，我没办法不去想。然而，尽管如此——哈尔科夫、乌克兰东部、南部，那些地方是可怕政治暴力的例子。俄罗斯所施加的政治暴力是恐怖的，其目的正是要终结民主。这一切的本质，就是要通过摧毁乌克兰的民主来向俄罗斯人证明：民主是不可能的。那些正在抵抗的乌克兰人，正为民主付出可怕的代价。但这正是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发生转变的地方。因为在我的经验中，甚至可以说是尤其在那些为民主而抵抗、冒着风险的人身上，我看到的是：抵抗总是具有创造性的。我们本来不必在那个地下掩体里讨论自由，对吧？每个人都可以待在家里，看着网络，感到恐惧。但他们没有。他们走出来，参加了讨论，就像你们今晚也走出来参与这个讨论一样。抵抗总是带有创造力的，抵抗总是积极的。当我想到其他一些比我们当前所处环境更危险的地方，那些曾经抗议、冒险的人反复告诉我同一句话：“当我在抗议的时候，我反倒不像在家看电视时那么害怕。” 所以即便是冒那一点点小小的险，也是一种肯定性的行为；它让你与他人一起行动，让你感觉更好。而这也是对你刚才那个“心理治疗”式问题的回答——现在我是认真的了：那些想要“杀死民主”的人，他们的策略就是让你恐惧，让你相信一切都没有希望。他们想要你绝望。这是一种手段，他们的目标就是这个。因为，如果我们彼此隔离、不沟通、不合作，民主是无法运作的；如果我们被恐惧所支配，民主也无法生存。你说得对，恐惧本身的确可能导致糟糕的结果。但这不是让我们屈服于恐惧的理由，而是一个强有力的理由，说明我们必须始终去做我们力所能及的小事。因为每个人总能做点什么，而我们现在通常还能多做一点点。尤其是如果我们和他人一起去做，就能驱散那种无力感。这也是我在那些比我们现在所处环境更加严酷的地方亲眼看到的。如果你什么都不做，那你自然会觉得黑暗的来临是不可避免的。但如果你和别人一起，那你就会产生希望——你会变得更有行动力，也会更有希望。这会形成一个良性循环，行动力与希望会互相激发，彼此增长。无法回头马什：我想问最后一个问题。你在书中提到的一个观点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其实不止一个，但这个尤其让我记住了：人们常常觉得民主不起作用，但如果你试试专Z，那结果才是真正糟糕。它会非常快地崩溃，也会非常快地变得可怕。而我们现在，正处于美国为数不多的四五个关键地区之一，在这里，全球民主的未来可能会被决定。我想请你，向这个世界的角落发出呼吁——为什么民主比它的替代品更好？斯奈德：这是个很容易理解的观点，也是你刚刚提到的。我先说这个，然后再讲另一个。第一个简单的观点是：我们在民主中抱怨的一切，其实都可以被改进。斯蒂芬刚才非常正确地提到过，在专Z制度下，情况往往会变得更糟。看看那些我们某些政治人物钦佩的独裁者，比如普京，或者匈牙利的欧尔班——这些国家相较于美国来说是穷国，而且它们永远都不会变得不穷。它们被困住了。哪怕匈牙利位于欧洲联盟的中心地带——这个世界历史上最大最富裕的贸易区——只要欧尔班继续掌权，匈牙利就会一直贫困。因为欧尔班的统治意味着一人独大，意味着少数依附权力的寡头拿走所有来自欧盟的资金，意味着经济失序。这还不包括缺乏自由媒体、大学被压制等问题——这些国家体制无法运转，问题也无法修复。俄罗斯也是个类似的例子。这个国家拥有大量的油气资源财富，但这些财富被一个人和他周围的一小撮人所控制。全国大多数人极度贫困，而俄罗斯几乎没有什么系统是高效运作的。而且——这种情况无法改变，真的无法改变。所以从斯蒂芬提出的观点出发，我们抱怨的许多民主问题比专Z更糟糕——这是真的。但更糟的是：你在专Z体制下无能为力。你什么都做不了。我非常担心的是，美国人往往不理解这一点的严重性。如果你投票反对民主，如果你投票支持那些破坏规范的人，如果你投票支持那些宣称自己想当独裁者的人，如果你投票给那些公开钦佩独裁者的人——那一刻或许看起来很“爽”，好像你在挑战权威、做了一件“解放自我”的事。但一旦你越过了那条线，你就无法回头了。这不是我们所熟悉的那种“可以修补”的错误。民主虽然慢、尴尬、笨拙，并不总是带来你想要的结果，但你总是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回头，重新开始。但如果你投票反对民主，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正是现在很多美国人正在考虑做的事——一旦你否定了民主，就真的回不了头了。第二个观点，这是个乐观的亮点：美国现在的状态不会一直持续下去。极化不会永远持续；愤怒和焦虑不会永远持续；五五开的选举格局不会永远持续；社交媒体主导一切的现状也不会持续。这种现状是不可持续的。作为一名研究政权变迁和历史转折点的历史学家，我认为，接下来要么事情会变得更糟，要么它们会变得更好——而且可能会变得好很多。 2020年代的美国，有潜力成为一个比现在更加富裕、慷慨、公平和成功的国家。远远更好。我们可能会迎来一种变化，就像从上个世纪40年代走向50年代，从50年代走向60年代那样的跃升。这个国家拥有足够的财富、技术、受过教育的人民——我们拥有一切，除了：一些糟糕的领导人，一些糟糕的想法，一些顽固失效的制度。但我们可以突破——走向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迈入一个更好的“第三世纪”。而我们要做到这一点，唯一的前提，就是维持住我们的民主。 *小标题为编者所加。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6-10 00:00

【重磅访谈】对话巴勒斯坦最受欢迎领导人之子：我不接受绝望

翼政治家、律师以及前财政部长。他是国家宗教党-宗教犹太复国主义的领导人，也是约旦河西岸的一名非法定居者）和所有这些疯子抱有希望吗？我不这么认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国际社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呼吁这样的机会。当亚西尔·阿拉法特还是巴勒斯坦领导人的时候，他不能签署那些会使非法定居点合法化、会使我们与耶路撒冷毫无关系这一事实合法化的东西。他做不到这一点。斯图尔特：显然，与他有关的一个真正的根本症结是难民回返问题。因为，再一次向听众解释，这对你们来说非常熟悉，但对听众来说不是：对以色列人来说，离开被占领的巴勒斯坦是一回事。巴勒斯坦人要求所有离开现在的以色列的巴勒斯坦难民返回是另一回事—— 对以色列人来说，这意味着他们在自己的国家不再占多数，犹太家园的概念将被另一个巴勒斯坦国所取代。你认为有可能在谈判中解决这个问题吗？巴尔古提：必须解决这个问题。一半的巴勒斯坦人口散居在外。他们在 1948 年和 1967 年被赶出家园，一直不被允许回到巴勒斯坦。我举个种族隔离的例子，我出生在耶路撒冷。我已经 25 年不能去耶路撒冷了。你明天就可以去。一个来自布鲁克林的犹太人可以永远住在那里，并获得合法证件。这公平吗？我认为，如果我们不能解决这些棘手的问题——听着，我知道这也许是现代史上最复杂的问题。坎贝尔：耶路撒冷还是整个局势？耶路撒冷是很复杂。巴尔古提：是的，这就是问题的核心。但我认为我们必须从某个地方开始。如果你看看北爱尔兰、爱尔兰的经历、南非、阿尔及利亚，所有这些国家，我们从历史中学习，我们必须到达一个我们可以在中间相遇的地方。你不能告诉我，在那里生活了一个又一个世纪的巴勒斯坦人不被允许，而欧洲犹太人却可以轻而易举地去以色列申请公民身份。这是行不通的。坎贝尔：我们现在的谈话是在川普总统访问海湾国家不久。我认为最特别的事情之一就是他与叙利亚新总统艾哈迈德·沙拉(Ahmad al-Shara)的会面，几个月前罗里和我还见过他。这给你带来希望了吗？事实上，这个人不久前还是世界头号通缉犯之一。我记得当我们和他谈话时，他基本上是在说，你知道，那种远在天边的大梦想就是美国人解除制裁。不久之后，川普就说，“给他们一个机会吧。” 斯图尔特：非常奇怪，因为很明显，我们采访了他，人们马上就说，你在干什么？你在见一个恐怖分子。现在唐纳德·川普见他，人们却不问同样的问题了。巴尔古提：听着，我总是说川普的不可预测性是一个机会。我真的希望川普能对以色列现政府感到厌倦，因为很明显，他们不想要任何解决方案。在这里，有一个人说着两国解决方案，说着长期和平，说着与以色列人并肩生活，而他在过去的19个月里一直被单独监禁。而内塔尼亚胡、斯莫特里奇和本-格维尔（Itamar Ben-Gvir，以色列极右翼政治人物，前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支持种族主义，主张剥夺不忠于以色列的阿拉伯裔以色列人的公民身份并将他们驱逐出境。他本人也是约旦河西岸的一名非法定居者）却公开拒绝承认巴勒斯坦人有自决权，公开计划对巴勒斯坦人民进行种族清洗，他们在欧洲和美国城市受到欢迎，就像他们是英雄一样。我认为这种情况必须改变。在我看来，川普是唯一一个有能力做到这一点的人，因为他具有不可预知性。他有能力走这一步：“听着，我受够了。”我们需要结束加沙的人类苦难。就在我们说话的时候，成千上万的人正在经历饥荒。国际社会认为这是战争罪，国际社会认为这是非法的，而这是以色列的口号。他们根本不在乎国际社会。我认为，世界各国领导人需要思考，这会对未来造成什么影响？斯图尔特：过去 20 年发生了什么？我的意思是，20 年前你父亲入狱时，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非常非常核心的问题。你知道，人们真正关注的是埃及、约旦、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发生的事情。从那时起，权力大规模转移到海湾地区，阿联酋、沙特似乎很乐意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关注度大大降低。过去不是这样的。这是怎么回事？过去 20 年发生了什么？巴尔古提：我认为发生了转变。可耻的是，一些国家忘记了巴勒斯坦的事业。事情是发生在内部的。因此，种族隔离对以色列人和整个地区来说都是非常舒适的。大家都对种族隔离保持沉默。没有人再抱怨了。内塔尼亚胡在这个阵营中的设想是，他总是告诉他们，看，我所做的是对的，忘掉巴勒斯坦的事业吧。忘掉伊扎克·拉宾（Yitzhak Rabin，1974–1977 和 1992–1995 两度出任以色列总理，因推动与巴勒斯坦的和平进程，签署奥斯陆协议而获得1994年诺贝尔和平奖。1995 年在一次和平集会上被极端分子刺杀）所说的我们必须让巴勒斯坦人建立自己的国家，这样我们才能获得安全（这道理是完全说得通的）。他说，不，让我们去与阿拉伯世界建立关系，与他们正常化，然后巴勒斯坦事业将在几年内被遗忘。但最后一切都在他眼前爆发了。斯图尔特：您认为海湾国家为什么愿意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愿意倾听并积极对待这一想法？巴尔古提：我认为只有巴林和阿联酋实现了正常化。沙特没有正常化。斯图尔特：但他们似乎正在走向正常化。巴尔古提：但我认为他们说得很清楚，正常化的条件是建立巴勒斯坦国。斯图尔特：那么在阿联酋等地发生了什么？他们为什么准备改变在这方面的立场？巴尔古提：老实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斯图尔特：这对巴勒斯坦事业是个沉重打击吗？巴尔古提：是的，百分之百。我们感到被背叛了。因为我们所要求的是，如果你想正常化，至少要有巴勒斯坦国的条件。作为阿拉伯人，我们有阿拉伯民族主义。我的名字是阿拉伯。我父亲给我起这个名字是因为他觉得他忠于阿拉伯民族主义等等。因此，我真的希望我们能够团结一致，将此作为阿拉伯国家未来与以色列达成任何正常化协议的先决条件。我不接受绝望坎贝尔：我要把话题带离阿拉伯世界。你对欧洲和欧洲领导人自 10 月 7 日以来在中东问题上的外交政策有何看法？巴尔古提：这是一段旅程，真的是一段旅程。老实说，我和所有巴勒斯坦人真的被西方领导人恶心到了。因为当时有乌尔苏拉(Ursula von der Leyen，乌尔苏拉·冯德莱恩，自2019年起担任欧盟委员会主席)、欧盟，甚至英国政府，等等，显然，一场种族灭绝即将发生，而他们唯一关心的是，以色列有权自卫，以色列有权自卫。这就像他们只是在说，没有感觉到他们实际是在做什么，也不知道这样做的后果。这确实是非常有害的。我认为，历史不会轻易放过这些领导人。但我认为，你知道，看到马克龙和过去几天发生的事情，是非常鼓舞人心的。我希望英国政府也能更有勇气一些。看到世界上一些领导人对此厌倦了，我真的希望川普能走到这一步。我们可以说，他现在也许正在走向那里的路上。是的，作为巴勒斯坦人，我们感到厌恶，因为，你知道，双重标准是存在的。双重标准的一个例子就是囚犯与人质。你在谈论 12 岁和 14 岁的巴勒斯坦人时，称他们为囚犯，称以色列士兵为人质。这是不公平的。为什么每个人都对以色列人质反应如此强烈，而对那些被劫持为人质的巴勒斯坦儿童却没有强烈反应？他们在没有监护人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的情况下被迫在希伯来文文件上签字。行政拘留又是怎么回事？不幸的是，行政拘留是英国遗留在巴勒斯坦的遗产，即不进行审判把某人关进监狱，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被关在那里。不幸的是，双重标准和无意识的种族主义导致他们只谈论以色列人的苦难，等等。但我认为，现在是时候了。时机就是一切。我认为现在是转变的时候了。现在是真正看清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的时候了。我可以说，如果你是一个亲以色列的人，你就必须反对以色列现政府。因为当前的以色列正在成为一个孤立的国家。我真的认为，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在转向支持巴勒斯坦的阵营，他们的未来不会接受种族隔离。真正改变政治的将是他们，希望这些在未来会发生。以色列将受到制裁，等等。你永远无法预测未来。因此，如果你是以色列人或亲以色列的人，你就必须反对你的政府目前所做的一切。斯图尔特：在世界各地进行这类采访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你觉得最令人沮丧和恼火的是什么？你希望别人问什么？什么东西你希望人们不要问那么多？我们和其他几十个采访你的人处理这些情况的方式有什么让你感到奇怪或沮丧的地方？巴尔古提：我认为让我感到沮丧的事情是，只有当提问中隐藏着一些种族主义、不尊重巴勒斯坦人的苦难、在谈论双方时不平等时，才会让我感到沮丧。也没有考虑到 90%的苦难发生在巴勒斯坦一方，而不是以色列一方。我一直对人们说的是，每天生活在种族隔离和占领之下是什么感觉。我总是告诉人们，来约旦河西岸看看吧，我向你保证，在两个小时内，你就会告诉我这是种族隔离。这非常容易。如果你和我去希伯伦（根据国际法，希伯伦是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一部分），你就可以去我不能去的街道，因为我是巴勒斯坦人，因为我的种族。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让人们明白，我并不是想说我们这个家庭和我们家庭的苦难。我的大哥卡萨姆(Qassam)，18 岁那年从埃及回来，想在我母亲庆祝硕士学位时给她一个惊喜，他当时正在埃及留学。在边境，因为我父亲正在囚禁中，他们把他带到一边，问他几个问题，然后他们在没有任何指控的情况下把他关了四年。这只是其中的一次经历。我想说的是，并不是我们很特别，我们想把我父亲单独挑出来说。这是成千上万巴勒斯坦人的故事。自 10 月 7 日以来，已有 65 名巴勒斯坦政治囚犯被杀害，没有人谈论他们。而且，你知道，虐待。关于在以色列是否可以强奸囚犯的争论真是令人作呕。以色列议会中 90% 以上的人不相信应该有巴勒斯坦国。这些都是我想特别指出的事情。事实上，我们正在经历一场人类的苦难。但我父亲教导我，成为受害者和表现得像受害者是不同的。他不希望我表现得像个受害者。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提出一个更美好的未来。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这里不是抱怨过去或正在发生的事情。但现在的情况需要改变。坎贝尔：阿拉伯，感谢你给了我们这么多时间，我的最后一个问题是，让我们假设你的父亲没有出狱。假设他在监狱里度过余生。你认为你自己或你的兄弟们是政治家吗？你是否觉得自己会努力成为一名政治家，或者你已经把自己看作是一名政治家了？巴尔古提：我不认为自己是政治家。我不认为我将来会从政。我的使命是，从科技领域而言，使巴勒斯坦成为未来的科技中心之一，因为我遵循我父亲写的东西，即巴勒斯坦的斗争远不止是成为一名政治家或自由战士或类似的东西。你可以成为一名好公民。你可以让人们团结起来。你可以在未来为巴勒斯坦人创造更美好的未来。说到未来，如果是说我父亲出不了狱，我父亲常说，绝望是我们巴勒斯坦人没有的特权。所以我把“绝望”从我的字典里删除了。它不再存在。我不能那样想。他肯定会出来的。我向你们保证，他会接受你们的采访，希望如此。坎贝尔：我们会是第一个吗？我们很有竞争力…… 巴尔古提：我想说，竞争很激烈，但我不能保证。坎贝尔：好吧，谢谢你！谢谢！我想这是个很不错的采访。斯图尔特：非常感谢你抽出时间！巴尔古提：非常感谢你邀请我。我很荣幸！一个大问题坎贝尔：哇！阿拉伯·巴尔古提！他的发言很有感染力。斯图尔特：非常有感染力。我同意他的观点，即对乐观主义的关注是整件事情的核心，将故事推向希望，并尝试谈论两国解决方案。不过，有一件事显然是个大问题，那就是我认识的大多数参与过两国谈判的国际人士都认为难民返回以色列本土的要求是不可能实现的。无论是奥斯陆协议还是未来的协议都是如此。要以色列搬迁定居点很难，但还是有可能的；但对以色列来说，他们在自己的国家成为少数民族，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坎贝尔：但我认为他的意义在于，我们和他交谈时，坦率地说，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他显然正在做很多有趣的事情，但如果不是因为他的父亲，我们不会和他交谈。所以，我认为他做的是，谈论他的父亲，并保持这种感觉，即目前有一个人在监狱里，实际上他所说的正是国际社会想要的东西，即两国解决方案，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和平相处。我认为在这一点上，他是令人信服的。斯图尔特：我认为这是个更大的故事，不是吗？你会比我更了解，这实际上是一个家庭为他人说话的故事。我的意思是，纳瓦利内（Alexei Navalny，俄罗斯最著名的反对派领袖和反腐斗士，2024年2月在北极流放监狱中突然去世，年仅47岁，外界普遍认为其死因与俄政府有关。他被视为对抗威权主义的象征）的家人就是这样。在阿列克谢·纳瓦利内入狱和遇害之后，他的家人仍在继续开展活动，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我认为，这也是这类事情很强的传统，在爱尔兰、南非和许多其他地方，都有这样很强的传统，不是吗？【延伸阅读】他知道这些话看起来很奇怪。他知道这些话听起来很疯狂。坎贝尔：是的，因为你有很多关键人物，曼德拉就是最明显的例子。马尔万·巴尔古提有时被拿来与格里·亚当斯（Gerry Adams，在北爱尔兰数十年的暴力冲突中，他是共和主义阵营的主要政治代表人物之一。1990年代，亚当斯转向和平谈判，是促成结束北爱长期冲突的《贝尔法斯特协议》[Good Friday Agreement, 1998]的重要幕后推手）相提并论。格里·亚当斯没有坐 20 年牢，但进过几次监狱。我确实觉得这件事非同寻常，因为一方面，他们被关在监狱里是因为当局想让他们远离社会，有时是为了阻止他们发挥效用，然而他被关在监狱里，却以某种方法把那个地方变成了一所大学。当然，爱尔兰的恐怖主义也是如此——很多恐怖主义的技术都是在监狱里的人讨论、发展和磨练出来的。所以我觉得他的故事很吸引人。我记得《经济学人》说他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囚犯。当你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出狱时，肩上扛着这样的重担是很有意思的。你不知道自己是否会死在监狱里。斯图尔特：我想我还得回到一个问题上来，那就是试着想一想以色列人在听这个采访时的立场。我的感觉是，他们会说，这个人是被以色列法院定罪的，他显然与武装抵抗运动有关联。坎贝尔：他被判了五次无期徒刑，外加 40 年监禁。斯图尔特：他们会说他是恐怖分子。他们还会说，我们低估了许多以色列人认为他们没有安全感的感觉。10 月 7 日的事件让人们意识到，我认为这就是人们的感受，它让他们意识到，有人真的想杀光他们。在过去的 20 年，也就是从他父亲入狱的那一刻起，自卫权以及自卫权与两国解决方案的关系这一问题发展得非常迅速。 90年代，以色列政治和国防机构的大多数人都会说：“我们唯一的长期安全与和平是两国解决方案，除非巴勒斯坦人建立自己的国家，否则我们永远不会为以色列带来和平。”而内塔尼亚胡一直在推动一个世界，也就是说，不，不，不，巴勒斯坦国是对以色列存在的威胁。因此，我们将竭尽所能建造定居点，压垮他们，推动他们所谓的“自愿”从加沙流亡。以色列成功地说服了阿联酋和其他国家接受这种说法。坎贝尔：另一个观点是，如果有人听了这番话，而他并不完全赞同巴勒斯坦的观点，那么他可能会说，我们现在已经和他（指阿拉伯·巴尔古提，译者注）谈过了，最近和沙拉（叙利亚新总统）谈过了，就像我们讨论过的那样，和弗朗西斯卡·阿尔巴内塞（Francesca Albanese，联合国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国际人权律师）谈过了，她在这个问题上有非常非常强烈的观点，我们还和巴勒斯坦驻伦敦大使谈过了，在其对立面，我们还没有太多访谈。斯图尔特：我只是想反驳一下…… 坎贝尔：不，让我把话说完。我们还采访了尤瓦尔·诺亚·哈拉里（Yuval Noah Harari，以色列历史学家，畅销书《人类简史》作者）。我们和埃胡德·奥尔梅尔（Ehud Olmeir，2006年至2009年担任以色列总理。其政治生涯充满争议，在任内曾试图推动以巴和平进程，同时也是首位因腐败刑事入狱的以色列前总理）谈过。斯图尔特：事实是，我们和以色列前国家安全顾问谈过。坎贝尔：我们也和摩萨德（Mossad，以色列情报及特别使命局，被广泛认为是世界最精锐、最神秘的情报机构之一）的人谈过。但我们已经向以色列政府表明，我们非常希望与以色列政府的高层人士交谈，但如果他们只是来对我们大谈特谈他们的政策要点，那就不行了。事实上，我觉得这一点很有趣，你是在阿拉伯离开时说这番话的。就像你说的，他的那种沟通方式，他不接受绝望。我相信，他和有些以色列人的交流方式是类似的。他也说了 10 月 7 日是可怕的，我们谴责所有的平民袭击，但他很快就转而说这里存在着巨大的双重标准。这会让一些听众感到不快。不过，我只是认为也有以色列人非常擅长这种宣传，在某种程度上也非常擅长沟通。但实际上，我认为，如果我们与以色列的声音、政府人员坐在一起，而他们不是在整个过程中一直反驳、争论细节，我认为如果有这样的采访是有成效的。所以，我们在此公开场合重复我们私下说的话，我们非常非常希望有更多以色列人的声音出现在节目中，但如果他们只是来喊喊口号，那就不行了。斯图尔特：我想撇开政治来谈，我的意思是，从我们俩的采访中可以明显看出，我们对他怀有巨大的同情和爱意，因为他是一个从 16 岁起就几乎没见过父亲的孩子，同时也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有点内向的人，他自称是一个想继续从事编码和技术工作的人，他发现自己被卷入了这些事情中，我认为他做得很有尊严，实际上是一种真正的安静的魅力。坎贝尔：是的。好，再见！斯图尔特：再见！ *全文略有删节，小标题为编者所加。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6-02 00:00

纽约时报：密苏里一个小镇坚定的支持特朗普，直到他们喜欢的一位当地香港移民被移民局拘捕

早些时候许明莉皈依天主教，科沃特是她的宗教引荐人。她通过中文圣经学习福音，从那时起，她就成了每个星期天早晨弥撒的常客，她的伴侣和三个在美国出生的孩子——一个7岁的女儿和两个12岁、14岁的儿子——也一同参加。科沃特说，许明莉对早期基督教殉道者非常感兴趣，“她常常微笑着说，上帝会照顾我们。” 政府方面称，许明莉的过去并非全然无瑕。据法庭记录，她于2004年2月从香港抵达美国，大约在2005年，她曾支付2000美元与一位美国公民进行假结婚，希望借此获得永久居留身份，好让她能回香港探望病重的外祖母，然后再返回美国。她的律师雷蒙德·博卢尔奇表示，许明莉当年年轻又无助，她也承认自己的行为是错误的。 “她每天都在为此感到懊悔。”他说。许明莉从未因假结婚受到刑事指控，这段婚姻于2009年以离婚告终。法庭文件表明，她并无犯罪记录。尽管如此，她已经在工作，而持旅游签证通常不允许在美工作，签证也早已失效，她在美国的身份因此存在争议。肯尼特许多居民对一位勤劳的母亲被移民部门关押已达一个月感到愤怒。支持者认为，她是人口不断减少、唯一医院已经关闭的农村小镇中理想的好居民。 “她正是我们希望来美国的那种人。”农民查克·厄内斯特说，“我不知道这跟特朗普的遣返有什么关系。” 塞琳娜·霍顿是当地一家牛排馆的服务员，她说她和许明莉常在彼此的餐馆用餐，并给对方留下大额小费。霍顿说，她几乎支持特朗普第二任期所做的一切。许明莉是她用“几乎”这个词的原因。 “我简直不敢相信他们竟然这样对她，”霍顿说。这种情绪反映出全美范围内对特朗普移民政策处理方式的不安。移民问题是特朗普最有力的政治议题。尽管《纽约时报》与锡耶纳学院最近的调查显示，大多数美国人仍支持驱逐无证移民，但多数受访者对特朗普执行这些政策的方式表示不满。在肯尼特，一些居民表示他们曾恳求代表该地区的州和联邦共和党议员出面干预，阻止许明莉被遣返，但大多数回应都只是形式性的。肯尼特本地领导人则尚未公开表态。许明莉所在的教会为她组织了祈祷守夜，并为她的家人安排送餐服务。她在华夫饼店的老板举办了“卡罗尔日”筹款活动，筹得近两万美元。要求让许明莉回家的请愿书已经被数百名当地居民签署，如今摆在每张餐桌上，和果酱包、番茄酱一起。 “这个女人是全世界最善良的人，”约翰华夫饼和煎饼餐厅老板一家成员莉莉多娜·拉马达尼说。“卡罗尔日那天，不管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大家都站在卡罗尔这边。” 不过，也不是所有人都支持。当地报纸《三角洲邓克林民主报》发布有关她被拘留的文章后，评论区涌入了400条留言，多数表示同情，但并非全部如此。 “如果你是非法滞留，那就得接受被遣返的后果。”有人写道。“这是在一个有法律的国家生活的结果。” 还有人简短地写了“再见”。评论争议过于激烈，以至于华夫饼店老板呼吁人们不要发表政治评论。在狱中，许明莉对她被捕竟然引发肯尼特如此广泛的反响感到意外。她说，镇上会讲粤语的人不多，所以她定居这里时开始使用她小时候在英国殖民地时间的香港为自己取的英文名。她和在镇上几家餐馆工作的伴侣组成了家庭（他拒绝就此事发表看法，他的移民身份也不明确），许明莉在肯尼特买了房子，她家前院里还立着“本月学生”奖的标志牌。根据法庭记录，2009年，许明莉申请了庇护，称她在香港的母亲因她是女孩而对她施暴并威胁她，她因此害怕回到香港。她的庇护申请在2012年被拒绝，一名移民法官下令将她遣返。尽管接连遭遇法律挫败，许明莉还是设法留在美国，她依靠的是一项名为“监管令”的临时政府许可。她的律师博卢尔奇介绍说。记录显示，她最近的一份监管令有效期至2025年8月。但博卢尔奇表示，在她被捕当天，当局告知她这项监管令被终止。许明莉说，她对自己的被捕感到措手不及，但她被逮捕只是特朗普政府在例行移民报到中进行的众多抓捕行动之一。她说，她每天都在床铺和食堂之间来回走动，等待与孩子们视频通话的机会。她焦虑于一旦被遣返回香港，将如何再见到孩子。她的律师已正式递交动议，请求重新审理她的移民案件。许明莉说，和家人分离是最难熬的部分。她14岁的儿子因为她错过了他的初中毕业典礼而情绪低落。她的女儿告诉她，有个同学表示愿意“收养”许明莉，好让她能留在美国。一次通话中，孩子们告诉她“卡罗尔日”的事，试图让她振作起来。她说，听到大家的支持让她感到震惊。 “我不知道他们这么爱我。”她说。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5-30 00:00

金融时报：美国的MAGA们不是什么孤立主义者，热衷干预才是他们的本质

还曾表示美国将捍卫“国内和尤其是国外的宗教自由（“both within our borders and especially outside our borders”）”。（黑体字部分如果让你读起来还不觉得不安，那就太迟钝了。） “美国优先”，但同时也是“全球受压迫的基督徒优先”。两个拥核国家之间的交火：不是美国的事。英国北安普顿一位社交平台用户的命运，却是美国的事。万斯并非特例。一个自诩捍卫主权、定义上反对“全球主义者”的运动，MAGA（让美国再次伟大）却明显痴迷于外国事务。上周特朗普在白宫突然质问南非总统拉马福萨（用了虚假信息），这才是真正的故事。确实，特朗普及其幕僚在所谓的种族灭绝问题上信息有误，但这不算新闻。确实，他们对一位访客的态度非常无礼。但西方国家常常道貌岸然又虚伪的对待“全球南方”，这本身就是另一种殖民式的轻蔑。真正令人惊讶的是，特朗普居然还在意这些事。如果说他曾经闭塞，那现在绝非如此。不过他以前也并非真的闭塞。在他第一任期内，尽管向叙利亚发射导弹、在第三国刺杀伊朗高级将领，但全球最严谨的媒体还是称他为孤立主义者。几个月前，连被认为是英国还活着的最优秀首相约翰·梅杰都用了“孤立主义”来形容他。为什么严肃的观察者会相信这种陈词滥调？部分原因在于，人们习惯通过历史类比来理解现实。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美国确实是孤立主义（特朗普的北欧血统中也许有点林德伯格影子，尽管他对个人风险的态度不同），但如今的美国却没有一个对应的参照物。注 ,林德伯格是美国著名飞行员，也是20世纪中期美国孤立主义的象征人物之一。更深层的原因在于，一个孤立的美国对盟友来说，比一个敌意明显的美国更容易理解。孤立是一种合理的选择，尤其是对于这个历史上唯一一个有地理优势能实现孤立的超级大国。其他自由国家虽然代价高昂，但仍能设法绕开孤立的美国。如果美国成了隐居共和国，至少行事可以预测。而如今的特朗普治下的美国，才是最糟糕的局面：不再用武力保护盟友，反而破坏和削弱那些在意识形态上不合其意的盟国。换句话说，把美国称为孤立主义，反倒是低估了问题的严重性。 MAGA尤其痴迷于欧洲。早在特朗普之前，美国保守派中就有一小撮人对这个无神论、出生率低、穆斯林移民涌入的“老大陆”抱有病态兴趣。但那时他们只是边缘群体，也并无实际行动打算。如今这两点都变了。而且，今天右翼对欧洲的关注，还伴随着一种略带做作的崇敬，把欧洲视为西方文明的终极源头：那些极右翼社交媒体账号里总是充斥着多立克柱式和斯多葛主义的格言。结果是知识上的混杂拼盘——基督教民族主义者推崇古雅典的异教神庙——但别怀疑他们的真诚。这些人是真的想“拯救”欧洲。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传教士”成分，并未随着新保守主义的退潮而消失。注：“多立克柱式”和“斯多葛主义”是讽刺美国极右翼文化中常见的视觉和思想象征。多立克柱式（Doric columns）指的是古希腊建筑中最简洁、最古老的一种柱式，在极右翼社交媒体中，被滥用来营造一种“我们要捍卫西方传统价值”的视觉印象，仿佛他们是古希腊文明的传人。斯多葛主义（Stoic epigrams）是古希腊哲学流派，强调理性、自律、顺应命运。这类思想在右翼圈层常以“名言警句”的形式出现在社交媒体上，作为一种“硬汉哲学”或“高贵苦难”的表达。为何如此热衷干预？因为这是美国还能发挥影响力且代价不大的少数领域之一。美国占全球产出的比例早已不及高峰。曾经遥遥领先到无需比较第二名的美军，如今也面对来自中国的生死挑战。在多数“硬实力”方面，美国已不像从前那样具备主导力。但白宫依然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话语平台。大多数思想和价值观交锋的平台如今都属美国所有。这些交流使用的语言，也天然有利于英语国家。如果美国政府试图用宣传操控别国国内政治，确实有可能成功。即便失败，也不乏乐趣可寻。特朗普本人是否真的关心这些议题？我表示怀疑。他更喜欢做“交易”和出席事件的实在感。但万斯、马斯克和总统身边的其他人成长于一个政治日渐演变为评论产业的时代。即使美国不会真正为南非白人农场主采取行动，关键在于站队并发出信号。争论本身就是目的。说到底，现在几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美国孤立主义者”了，不是帕特·布坎南（注，保守派政治人物、评论员，曾是尼克松和里根的顾问。主张美国不要卷入海外冲突，反对自由贸易，提倡“美国优先”。对全球主义、多边联盟持强烈批判态度，反对美国在全球扮演“世界警察”）或戈尔·维达尔（注，自由派作家、评论家，以讽刺美国政治和帝国主义著称。他也是孤立主义者，但反战、反干预主义，主张美国撤出海外军事基地，回归宪法原则。曾批评美国的对外政策是“伪装成民主的帝国扩张”）那种。当一个国家在全球都有资产和利益长达几十年，这个国家几乎注定要持续干预。只是如今的掌权者是否具备匹配这份痴迷的知识储备，让人不得不打个问号。万斯曾说，“伦敦现在让我感觉不再是地道的英国了”。 “现在”？他比我还年轻。在我有记忆的年代，那里从未真正是纯粹的英国味。他还对一个没有“第一修正案”的国家为何不符合美国标准的言论自由感到困惑。 “我们怀念那些孤立主义者”，这话在欧洲简直不可想象，但或许我们迟早也会这样低声自语。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5-29 00:00

下周中国科技行业大看点：小米与美团财报！

季度有所下降，原因是包括斋月提前在内的宗教节日使患者推迟择期医疗程序。预计季度利润同比增长47%，其中药房业务增长快于医院主业。PL Capital分析师表示，Apollo 24x7的亏损应仍将持续，其床位使用率提升和利润率扩张将成为关键。

风起05-23 1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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