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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魏玛时刻”汲取德国认信教会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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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华和其他认信教会的领袖们在哪里？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当他们本可以有所作为时，他们在哪里？答案是，他们大多数人是各种中间派政党的成员，正在完成学业并建立自己的职业生涯。尽管他们后来表现出了英雄主义，但他们未能在共和国还可能被拯救时看到对共和国日益增长的威胁。当他们最终站出来坚持原则时，一切都已成定局。如果说认信教会在1930年代勇于坚持其独立性并公开反对纳粹，是正确的，那么更好的做法是更早采取行动——在1920年代，当共和国在左右极端势力的冲击下摇摇欲坠、而纳粹尚未掌权之时。认信教会所坚持的原则，并非只适用于他们所处的历史时刻；而是具有永恒意义的政治神学原则，应当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成为普世教会的约束与指引。对于2025年的美国教会来说，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无论你是左派还是右派，我们都容易把自己想象成正处于1933年的德国，仿佛正面对一个道德上等同于纳粹的敌人。这样的叙事让人感到道德清晰——善与恶界限分明，我们的责任也一目了然：唯一的问题只是我们是否有勇气去履行它。但这种类比可能具有误导性，它也让我们有借口忽视对“自己这边”的反思。我们应当能够识别来自政治光谱两端的不公义，而不是只关注对方的问题。事实上，一个更加困难、在智性与属灵层面都更具挑战性的历史类比可能是：我们并不是活在1933年的纳粹德国，而是活在1923年的魏玛共和国。被困于德国的左右翼之间在纳粹掌权的十年前，德国正由一个脆弱的共和国所统治。它混乱、腐败、软弱，几乎无人尊敬它。不同于美国建国时那种激励人心的故事，德国的共和时刻源于一次失败而不义的“伟大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其时有两百万德国士兵丧命。军事失败导致威廉二世皇帝退位，随后德国城市爆发了共产党起义，右翼准军事组织则展开反击，内战的阴影笼罩全境。魏玛共和国是在战乱和革命边缘仓促缝合出的临时方案。它以其创立所在的城市命名，面临着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欧洲把战争责任归咎于德国，并强加沉重的战争赔款；伤残老兵、战争寡妇和孤儿要求国家救助；恶性通货膨胀摧毁了人民的储蓄与生活水准——这一切发生在全球大萧条之前，却已让德国人陷入赤贫和饥饿。经济崩溃与国家羞辱为政治极端主义提供了肥沃土壤：左边是共产党，右边是法西斯。他们都宣称只有彻底的革命式变革才能解决德国的问题，否定现有体制，拒绝民主，宣扬各自的极端意识形态——都提供了简单、全面的答案。在他们眼中，政治道德只剩下一件事：投票支持党派路线。当共产党警告说法西斯是邪恶的，他们说得没错；而当法西斯宣称共产主义是威胁，他们也说得没错。那么，一个有政治良知的基督徒该如何行事？他们可以加入一些中间立场的政党，例如社会民主党试图在左派和共产党之间维持中心，但它始终薄弱无力；右派的各种民族主义或民粹政党也逐渐被纳粹吸收或边缘化。如果你希望发挥实质性影响，就不想把选票浪费在那些软弱无力的中间派身上。社会民主党不足以阻挡共产主义的威胁，而只有纳粹看似有能力扭转左倾的趋势。如果你相信共产党才是更大的邪恶，你可能会觉得出于道德责任应该投票给纳粹。反过来也是一样：如果你更担心的是法西斯主义，那么右派的民族主义和民粹政党几乎无法区分，最后大多被纳粹同化，而社会民主党无能为力。如果你认为纳粹是最大的邪恶，你可能会觉得投票给共产党才是道义上的责任。最终，你会不知不觉地被推向极左或极右。我们都知道结局。法西斯主义最终被证明是更迅速、更具毁灭性的力量，它引发了世界大战和种族灭绝；但它的失败也促成了东欧共产政权的崛起，带来了集中营和延续数十年的极权统治。两个极端都不是答案。 “起初，他们来抓社会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社会主义者。然后，他们来抓工会成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然后，他们来抓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最后，他们来抓我——而那时已经没有人能为我说话了。” ——马丁·尼莫拉(Martin Niemöller)，一位反纳粹的认信教会牧师被困于美国的左右翼之间如果在纳粹掌权之前就已成立，面对左右两边都存在道德邪恶、局势混沌的状况，一间“认信教会”会是什么样子？这也许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需要问的问题。如今，美国基督徒在“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这个问题上意见不一，对于历史类比能教给我们什么也存在严重分歧。对一些人来说，世俗进步派左翼就是纳粹在现代的化身：他们推动对未出生婴儿的“大屠杀”、在校园和新闻界培育一种威权文化，并要求国家认可并支持性革命的一切极端表达。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川普总统及其MAGA运动才是邪恶势力的代表：他们鼓吹战斗性的民族主义，要求对单一领袖的绝对忠诚，破坏法治，纵容政治暴力。如果这两种基督徒的看法在某种程度上都对呢？要发现“坏人”并不难——他们在我们周围随处可见。但如果我们意识到，不存在单一的“坏人”、一个邪恶政党或群体，而是有许多这样的存在，那么我们就应该谨慎，不要轻易将今天的美国等同于1933年的德国。或许今天美国教会的使命并不是去进行一场视死如归、反对某个“明确无误的道德邪恶”的英勇抵抗，也不是联合所有正义之士去对抗某一特定敌人。相反，也许今天教会的使命是：辨认出四周各种形式的不公义与邪恶，坚守自己的独立性，最重要的是成为一个倡导者——不是为任何一方政治势力辩护，而是为法治与各政治部落之间的和平代言。一间现代的“认信教会”应当拒绝“沉默主义”(quietism)，并肯定公共生活是不可回避的。我们无法选择退出公共广场。上帝造人是社会性的存有，人类始终处于社会、文化，乃至政治的关系之中。上帝喜爱公义，我们也应如此——而这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行为。我们被呼召去爱邻舍，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关注邻舍所生活的社会、文化与政治环境。如果所谓的“本笃选项”(Benedict Option)【注】意味着完全放弃政治参与，那就是对基督徒使命的失职。【注】The Benedict Option就是呼吁基督徒在现代世俗社会中，有意识地退回到小型的、信仰坚定的社区中生活，像中世纪的圣本笃修道院那样，坚持自己的信仰和价值观，不随波逐流。该名词来自Rod Dreher的一本书名。在一个多党制的民主制度下，这意味着我们往往必须在政党内、中间或通过政党去行动。“认信教会”不会否认党派参与的必要性，也不会逃避现实中的党派选举。但它也会清楚地承认，每一个人类制度——包括所有政党——都不可避免地被罪和不义所沾染。它会坚决拒绝任何一种“某一党派代表上帝”的说法。它会期待每一个政治团体都在某种程度上与不公义相勾连。英国《卫报》2024年4月7日的一篇报道：基督教民族主义者将川普奉为救世主–他们会成为他的救世主吗？这意味着，“认信教会”会劝勉其成员，不要将自己的忠诚交给任何一个政党——尤其是在今天这样的时代。我们可以在特定议题上与某个政党合作，例如堕胎、治安或扶贫问题，但我们不应该将自己的身份与这个党认同，更不该为它提供道德资本。我们应当对他们有所保留，即使只是为了传达一个信息：他们并不拥有我们。没有任何迫切的理由非得自称是共和党人或民主党人。不要给予他们把你归类为“自己人”的尊严。政党活动是否有一个道德的“红线”？一间“认信教会”会要求其成员严肃审视的不只是政党的竞选纲领，还有他们的行为方式。 1933年的纳粹党纲领并没有主张种族灭绝或发动世界大战；共产党的党纲也未曾写明要设立劳改营、强迫失踪或制造饥荒。但这些却是这两个党后来真实的“果子”。我们应当“灵巧像蛇”（马太福音10:16），并根据其行为的“果子”来判断，而不是轻信宣传机器、政权代言人或盲目支持者的宣传。（闻其言、观其行——译者注）在1933年以前，纳粹和共产党都遵守民主程序，参与选举。但纳粹党在此前的13年间已经表现出其行为模式：包括一次未遂政变（1923年的啤酒馆政变）【注】、街头暴力与恐吓、种族主义和对宪政秩序的蔑视。【注】啤酒馆政变是希特勒1923年在慕尼黑企图用武力夺权的一次失败政变，但这场失败却让他和纳粹党走上了通向权力的道路。共产党则公开宣称自己与国际革命运动为伍，该运动已在俄国推翻政府，并对反对者施加恐怖统治与谋杀。那么，纳粹的纲领重要，还是他们的行为重要？共产党的政纲重要，还是共产极权的现实重要？一间“认信教会”会问出最严峻的道德问题：在1920年代的德国，基督徒投票给纳粹是否在道德上是可接受的，因为当时他们尚未变成1939年的纳粹？同样地，投票给共产党是否合理，因为当时苏联的古拉格集中营还未成形？或者，我们是否应该认为，这些党的后来行为其实是他们早期意识形态种下的果实，因此他们的早期支持者也应当在道德上负有责任？今日的“认信教会”该如何度日？投票支持共和党的基督徒，蒙召要在共和党内部成为“盐与光”【注】。这意味着要成为呼吁共和党尊重法治的声音。【注】这是耶稣登山宝训里面一段十分重要的讲话，来自《马太福音》5:13-16：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他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你应当是最响亮的声音，谴责川普赦免“1月6日暴乱者”的行为，并反对他对制衡制度的破坏——这些制度本应限制总统权力的滥用。你应该为穷人和弱势者发声，反对川普所滋养的残忍、恶意与报复性文化。这种文化腐蚀了我们的公共生活，侮辱了我们共同的公民身份，也对那些成为川普政治打压对象的人构成了具体威胁。如果你保持沉默，你就是既轻信又有罪，参与了这个政党的罪——包括那些尚未发生的。投票支持民主党的基督徒，同样被召唤要在民主党中成为“盐与光”。这意味着要呼吁民主党尊重“自然与自然的上帝”【注】。【注】“自然与自然的上帝”引自《独立宣言》。《独立宣言》的开场白：“美利坚十三个联合州一致通过的宣言，当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一个民族必须解除与另一个民族之间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的政治纽带，并依照自然法与自然之上帝的法则，在地球万邦中取得其独立而平等的地位时，出于对世人舆论的应有尊重，他们应当陈明促使他们分离的种种理由。” 近代“自然法”(natural law)的理念来自13世纪欧洲中世纪经院派哲学家和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后来，英国的约翰·洛克把这个概念融入他的社会契约理论。杰斐逊再把它引入美国的《独立宣言》。世俗左派有时散发出一种“无神、无根、唯权力是图、道德相对主义”的气味。他们今天否认超越性的“真理”，明天又宣布一种全新的(超验性)“真理”，接着他们的网络暴民就会对未能及时支持他们“当日热门议题”(cause de jour)的人进行霸凌与骚扰。正是因为缺乏道德基础，他们才变成了道德专制者，自信于自己关于种族、阶级、性别的新真理，并对国人不能立即跟上不耐烦。一个开放、宽容的古典自由主义的政府制度（指美国的民主宪政——译者注）无法在没有基础的情况下存活。杰斐逊在写《独立宣言》时指出，“自然与自然的上帝”应当成为我们制度的基础，他是对的。自然法具有超越性，但不具宗派性；它是一个所有宗教或无宗教信仰者都能一同立足的共同基础。这些，就是一间今日的“认信教会”应当在讲台与播客上传讲的内容。美国的基督徒迫切需要一套健全的公民参与神学，这套神学要教导共和政府的道德价值、法治的善、以及宪政制度的意义。它应当教导人尊重多元、警惕乌托邦幻想，并从历史上那些极权政治宗教及其恶果中获得智慧。它应当教导教会的成员如何批判性地与政党保持距离，在谨慎选择下与政党在特定议题上有限合作。教会应当教导会众说真话——始终、彻底、简单地说，不加修饰，不玩话术。在当今这个信息被操控的环境中，你能做的最激进的行为就是用朴素真诚的话语谈论真理、良善与美。一个要求我们“以谎言换取入伙资格”的政党，是绝不配拥有权力的政党。教会应当教导其成员：“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恩慈”（歌罗西书 4:6）。一个让你习惯用讽刺与半真半假的方式为党派赢取优势的政治文化，绝不会培养你去“思念那些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事”（腓立比书 4:8）。教会应当警告其成员提防“世上的智慧”（哥林多前书 1:20）。那些靠煽动恐惧与愤怒来换取点击量和广告费的媒体人，不过是最廉价的世俗哲学家。最重要的是，一间“认信教会”要教导会众分辨时代，并实行自我省察的伦理。耶稣曾问：“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马太福音 7:3-5）实行自我省察是顺服基督命令的重要步骤。有一种党派主义的风格是：任何对本方的批评都被视为背叛甚至叛国。在右翼，这种党派主义体现为“右派皆友人”的信条，同阵营中的种族主义者和仇恨分子只要选举日去投票，就对他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左翼，这种党派主义则体现为不敢有“索尔贾姐妹时刻”【注】——不敢公开谴责其内部那些高呼支持哈马斯口号的极端分子，或那些将“多元、公平、包容”(DEI)变成压制异议、取消文化的工具的人。【注】A Sister Souljah moment就是用“批评自己人”来表明：我不是一味偏袒某一边，我有自己的判断力，我更接近常识和中间立场。一间“认信教会”会训练信徒认识到：这种党派主义本身就是对上帝的悖逆。如果你非得成为党派中的一员，那就做一个好的党派成员——一个好的把关者，一个愿意审视自身运动方式的人。这样做不仅仅是为了“赢得更多选票”这种策略上的考虑，更是因为道德上必须坚持善的立场。我们正处于一个政治极端分子已经学会如何操纵我们的体系并劫持我们的政党的时代。他们很可能正在得逞。一间“认信教会”会用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著名箴言回应他们：“你可以决心过一种正直的生活。让你的信条是：容让谎言进入世界，甚至谎言会胜利。但不是通过我。” 政治极端主义或许会胜利，但不能借我之手。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昨天00:00
高盛警告：美债直逼“二战”巅峰，再不行动恐迎史上最惨烈紧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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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大量印钞偿债——上世纪20年代德国魏玛共和国的前车之鉴表明，这种操作将引发恶性通胀与社会动荡。然而，历史的警示未必总能被当局铭记。
金融界06-20 09:17
桥水基金创始人达利欧万字长文：《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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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罗马共和国解体、1920年代的德国魏玛共和国，以及20世纪20-30年代转向右翼独裁（法西斯主义）以恢复秩序的意大利、日本和西班牙的脆弱民主。不同阶段需要不同类型的领导人以取得最佳效果。第五阶段是一个十字路口，一条路可能通向内战/革命，另一条则可能通向和平与（理想状态下的）繁荣共处。显然，和平繁荣之路是理想之路，但也是最难实现的路径。这条和平之路需要一位“强有力的和平缔造者”，他必须竭力团结国家，包括主动接触对立方，将他们纳入决策过程，并以一种多数人认为公平且运作良好的方式重塑社会秩序（即高度生产性、惠及多数人的新秩序）。历史上这种领导者极为罕见，我们唯有祈祷其出现。第二种则是“强有力的战斗者”，他具备带领国家穿越内战/革命烈焰的能力。第六阶段：当内战爆发时内战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与其像大多数国家的大多数人在长期没有内战后所做的那样，盲目假设“这在我们这儿不会发生”，不如保持警惕，关注那些能表明其临近的标志。上一节我们探讨了在原有秩序框架内发生的非暴力革命，而本节则聚焦于几乎总是暴力性的内战和革命——它们推翻旧有秩序，并建立新的体制。我本可以研究无数实例来理解其运作方式，但最终我选取了我认为最具代表性的29个案例。我将这些案例分为两类：一类是导致体制或政权发生重大变革的，另一类是虽然爆发了激烈内战但未能推翻体制的。例如，美国内战是一场极其血腥的战争，但它未能彻底推翻当时的国家制度，因此归类为第二组。尽管这种分类不够精确，但我们不应因追求精准而阻碍我们识别原本无法看见的模式。大多数冲突基本符合本节所描述的典型路径，尽管也有例外。内战和革命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从而彻底改变内部秩序。这类变革通常伴随着财富和政治权力的全面重组，包括债务结构、金融所有权以及政治决策体系的全面重建。这些改变是对原有制度无法内部解决的根本性问题的自然回应。几乎所有制度最终都会面临这种挑战。这是因为，几乎所有制度都会让某些阶级受益而让另一些阶级受损，而当这种失衡发展到一定程度，变得无法忍受时，就会爆发斗争，以决定未来的方向。当财富和价值观差距极端扩大，并叠加经济困境，导致体制对大多数人而言无法运作时，民众就会奋起反抗，要求更公平的制度。经济上最受打击的人群会试图从现有体制中受益的富裕阶层手中争夺更多财富与权力。革命者自然想要彻底改变体制，因此也自然会违反掌权者制定的法律。这类革命性变革通常通过暴力的内战实现，尽管正如前面提到的，也有可能通过和平方式实现，且不必彻底推翻体制。内战时期通常极为残酷。战争初期可能还表现为相对有组织的权力斗争，但随着冲突与情绪升级，各方为胜利不择手段，暴行程度迅速升级，远超第五阶段人们所能想象的程度。精英和中间派通常会逃亡、被监禁，或遭杀害。这些内战是如何发生的？前文中我已经描述了第五阶段的一系列动态，正是它们推动社会越过界限，进入第六阶段。在这一阶段，所有这些动态都会极度强化。接下来我将继续说明。内战与革命如何发生如前所述，积累财富并伴随财富差距扩大的周期，最终会导致极少数人掌控极大比例的财富，而多数贫困群体则通过内战与革命推翻富人统治。这种情况的发生次数远超人们的想象。虽然大多数典型的内战与革命将权力从右派转移到左派，但也有许多情况是将财富与权力从左派转移到右派。这类情况较少且表现方式不同，通常发生在现有秩序陷入无序与无能状态、大多数民众渴望强有力领导、纪律和效率时。这些新体制，无论左派还是右派，之所以成败，原因相同：成功的关键是是否能实现广泛的经济繁荣；若不能，则失败。因为广泛的经济繁荣是新政权成败的决定性因素，所以长期趋势是总体财富和财富分配的同步提升（即普通民众的经济与健康状况改善）。在亲历“大周期”的某一阶段时，人们常会忽视这种宏观图景。领导这些内战或革命的人，过去如此，现在亦然，通常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层出身者。这些领导人往往极具个人魅力，擅长组织并领导强大高效的革命组织，推动变革。虽然巨大的财富差距和经济困难通常是冲突的主要根源，但革命也往往是多种不满叠加的结果。革命过程中，不同诉求的群体通常联合起来推动变革，但在胜利后，他们之间往往会因权力和政策分歧发生内斗。如前所述，在内战/革命阶段，执政政府几乎总是面临严重的财政、信贷和购买力短缺。这种短缺促使政府寻求从富人手中掠夺资源，而富人则将资产转移至安全的地方或形式（如其他国家、外币、黄金等难以征税或不产生生产力的资产），这又促使政府实施资本管制，阻止这些外逃。更糟的是，内部混乱会引来外部敌对势力的挑战。因为内战削弱了国家的统一与能力，吸引外国趁虚而入。这也是为什么内战与外战往往同时爆发的原因之一。其他原因包括：情绪高涨、民粹主义者倾向于战斗、领导者发现对外冲突能团结国内民众，因而故意制造冲突，以及在极端匮乏中，为获取所需资源而更愿意对外发动战争。几乎所有内战都伴随着外部势力干预，试图左右战争结果以谋取自身利益。内战与革命的开端在发生时往往并不明显，只有置身其中时，人们才意识到。虽然历史学家会为其划定起止时间，但这些日期往往是人为设定的。内战极其残暴，因为这是一场生死之争。每个人都被迫选边站队，中间派在刀光剑影中最容易出局。在这种局势下，最适合成为领导人的是“鼓舞人心的将领型人物”——他们既能聚拢支持，也能赢得各类战斗。由于斗争极为惨烈，他们也必须够强硬，愿意采取一切必要手段赢得胜利。历史学家标注的“内战时期”通常只持续几年，并以掌控首都政府机构的一方为胜者。但如同开端模糊一样，战争的结束也往往不如历史记载那般清晰——战后争权仍可能持续多年。尽管内战与革命代价惨重，但若改革得当，往往能为未来打下更好的制度基础。内战或革命之后的未来走向，取决于战后的应对与重建方式。结论我对历史的研究告诉我，除了“演化”，世上没有什么是永恒的。在演化过程中存在着像潮汐般的周期循环——潮起潮落，难以抵挡或逆转。要想应对这些变化，关键在于了解自己正处于周期的哪个阶段，并掌握应对这一阶段的永恒和普遍原则。随着环境条件的变化，应对方式也必须随之调整——换句话说，什么方式最优取决于所处的环境，而环境始终处于我们刚刚探讨过的那些动态变化之中。如果一个社会无法顺应变化，它终将走向衰亡。这就是为什么持续不断地改革、以适应变化才是最优之道。判断一个体系优劣的标准非常简单：它是否能有效满足大多数人的需求。这一点可以通过客观指标加以衡量，我们也确实正在并将继续这样做。话虽如此，从历史中传递出最响亮、最明确的教训是：通过高效协作建立共赢关系、共同扩大并合理分配“蛋糕”，让大多数人都感到满意，比为财富与权力而内战、导致一方压倒另一方的方式，要更有回报、也少得多的痛苦。
金融界06-10 07:48
8个月前的这场对谈，已经把今天的美国讲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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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军队发誓效忠于他本人。在那之前，魏玛共和国（当时已经在衰败中）的武装力量宣誓的是对宪法的忠诚。这一点应该听起来很熟悉，因为今天的美国军队也是这样做的。而希特勒做出的改变，是让他们改为向他个人宣誓效忠。这种改变的重要性可能一开始并不明显，所以我必须强调：这是一种巨大的转变。你也许还记得，朱利安刚才提到的对大屠S的记忆尤其能说明问题—— 在1945年，当德国军官们说“我只是奉命行事”时，他们的意思并不仅仅是“我在听命于上级”。他们的潜台词是：我已经不再受宪法约束，我超越了法律，因为我向希特勒本人宣誓效忠。如果希特勒下令，我就执行，没有任何法律能阻止我。所以，当一个人向某位领袖发誓个人效忠时，就意味着他已不再受法律约束。二、而这正是关键点的第二层意义：整个社会将因此被改变。如果军队——也就是掌握武器的人——不再受法律约束，那对社会上其他人意味着什么？这就意味着，法治对任何人都不再真正适用。只要领袖下令，军队就会执行，他们的行为在新的“秩序”中就是“对的”，因为他们已发誓效忠于这个领袖。因此，宪法制度——任何宪政体制——都无法承受这样的变化，它无法在“希特勒手下的那种将军”存在的条件下生存。这就引出了第三点。三、我一直努力避免使用“元首”(Führer)这个词。但我们说的这个词——“领袖”——是我们用来指称纳粹德国领导人的那个词。这个词真正成为政治现实的时刻，就是在1934年8月。那时，希特勒不再只是德国的总理(Chancellor)，而是成为一个超越法律、超越政府、超越任何约束的人——成为“德国人民的领袖”(Der Führer des deutschen Volkes)。这个转变发生的关键节点，正是将军们发誓效忠的那一刻。所以当川普说他想要“希特勒手下的那种将军”时，他的真正意思是：他希望能够拥有那种形式的权力转变。而在我看来，他的理解是正确的。我不会说他是个糟糕的历史学家。我会说，他理解了1934年8月所发生的事，并且，他希望那样的事情在这里（美国）也能发生。民主崩溃的过程马什：所以，你知道，这显然是民主崩溃的一个时刻，即向个人宣誓效忠。也许因为你研究过这么多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情境，那么民主崩溃的其他迹象是什么？在民主崩溃的过程中，还有哪些其他关键时刻需要关注？斯奈德：这可以从很多角度来回答。一、其中一个我们已经从不同方式谈到过了，那就是把民主当作理所当然的事物，就像天气一样，似乎它自然而然地就会存在。这是一种信号，也是一种危险。它往往和对民主的怀疑并存。把民主视为天经地义的事物，常常也会和对民主制度的一种“青春期式的反叛”相伴随——比如说，这个制度有缺陷，这不是真正的民主，因此，专Z也许不会更糟。这是“青春版”的看法。而“成熟版”的看法可能是：民主就是世界本来的样子，它不会真正改变。不幸的是，这两种心态在当今美国都广泛存在。二、另一个民主陷入困境的信号，也是我们提到过的，就是进行对话变得困难。而这就关系到“真相”的重要性。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价值观，对吧？你和我有不同的价值观，你和你的邻居——无论是谁，如果是你的配偶，尤其是你的配偶——你们也有不同的价值观。这很正常，这其实是好事，这本来就是应该如此的。如果我们彼此价值观不同，反而可以通过协商达成共识，一起去做点什么。比如，你和邻居关心水污染的理由可能不同，但你们都想解决水污染的问题。但是，如果你不同意是否存在水污染，或者如果你不同意是否存在全球变暖，如果你不同意基本事实，那么就无法达成地方共识。如果没有地方共识，就不可能有民主，因为这开始显得毫无意义。如果我们无法在地方层面共同行动，那么我们就会开始质疑整个国家层面的民主项目究竟有什么意义？因此，对话的困难，再加上对事实的瓦解，构成了另一个严重的问题。这种情况在法西斯和共产主义掌权接管民主制度时都曾出现过——那些想要摧毁民主制度的人，总是利用民主制度本身的不完美。民主从来都不是完美无缺的，这些人正是利用了它的“漏洞”——比如新闻媒体的脆弱性。他们会攻击媒体，说记者是“人民的敌人”；他们会利用言论自由作为借口来污蔑、攻击反对者。他们还会努力将公共媒体转化为自己的宣传平台。最终的目的，是用宣传来压倒我们所有人的沟通能力，使我们愤怒，让我们彼此敌视。三、在政治领导层面，还有一个稍微技术性的问题，是史蒂文·列维茨基(Steve Levitsky)和丹尼尔·齐布拉特(Daniel Ziblatt)在其著作《民主如何死亡》(How Democracies Die)中阐述得非常清楚的，那就是关于“规范”(norms)的作用。我自己是个家长，所以经常想到这个类比。你可以试图通过制定规则来教养孩子——我确实这么做，我常常制定规则，我喜欢把规则写在白板上。但归根结底，你无法用立法的方式来“规定童年”——你可以有规则，但还有更基础的东西（规范），那就是“遵守规则”本身也是一种规范。当我们在政治精英层面看到民主危机时，往往就是这些本该被默认遵守的规范正在被破坏，或者人们开始寻找绕开规则的理由——而绕开规则的方法，恰恰就是破坏规范。在选举期间，这种现象尤其令人担忧，因为你不可能为选举过程的每一秒钟都立下明确的法律规定。在某个节点上，你必须依赖人们的“善意”。一旦善意不复存在，问题就变得非常严重。亿万富豪与“言论自由” 最后一个我已经提到过的问题，我们再说一下，那就是不平等。如果财富过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这是一个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时代就被注意到的问题，此后历代思想家也都反复强调过。美国开国元勋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几乎每一位对民主有深刻见解的人，不论我们把他看作是左派还是保守派，都意识到这个问题：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注意到了，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注意到了，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也注意到了。马克·吐温(Mark Twain)和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也都指出过这个问题。如果你让太多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那么这些人就会控制太多的言论空间、太多的话语权、太多的媒体平台。在这种情况下，正常的民主对话就会变得非常困难，因为某一个人（比如一个拥有大型媒体平台或社交平台的人）可能最终决定了我们全社会在谈论什么。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也是一个历史性的问题。我之前说过，古希腊人无法预见社交媒体的出现，但他们确实预见了财富阶层通过宣传使民主变得困难的情形。他们对这一点的担忧是有道理的，而这正是我们今天也必须警惕的一个信号。马什：当然，我认为，这确实引出了我们对当下局势理解中最棘手的问题之一。就像你说的，民主制度的瓦解——如果从2010年开始描绘这个过程，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社交媒体的崛起与如今被污染的信息网络之间的平行关系，以及由此衍生出的政治现象。但另一方面，这种情况过去也发生过。比如1930年代纳粹控制下的德国新闻媒体，还有收音机的出现与法西斯主义的兴起。甚至在更早以前，英国内战时期传单(pamphlets)文化的兴起，以及这种文化在整个欧洲范围内被压制的情况。我是说，这是否其实是言论自由内在的某种特质？也就是说，它在某种意义上会“吞噬”自身：一旦信息爆炸到不可控制的程度，社会就会因此发生分裂。斯奈德：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观点，我想就此说两点，内容截然不同。首先，我想从你提到技术的地方接着说下去，因为斯蒂芬（马什）说得完全正确，非常值得我们深思。一、我不会把这个问题简单归结为“言论自由”，而是更倾向于认为这是“媒体技术的变革”所导致的。比如印刷术的发明——现在，我虽然看不到你们的样子，但我能看到我那本书的封面，因为它是白色的，会反射你们身上的紫外光。所以你们都拿着书，这很好。我想我们大概都是认为书籍是积极事物的人，认为阅读和拥有书籍是好事。但正如斯蒂芬所暗示的那样，印刷术的出现在最初的150年间其实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它是欧洲宗教战争的主要诱因之一，而那场战争造成了大约三分之一的欧洲人口死亡。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印刷术让信息的传播速度远远超出了当时人们的承受能力；同时，它也让人们能够更轻易地抄袭、诽谤、拼贴。某种意义上，印刷术可以说是社交媒体的先驱。但它也给出了解决问题的线索：当你有了新技术之后，你就必须制定新的规范、惯例和法律。例如版权制度——听起来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无聊的东西——其实正是使书籍成为可能的基础。如果没有版权，我就不能写书或出版。版权制度使得书籍得以存在。而关于抄袭的法律，则让我们所谓的“言论自由”能够真正运作起来。二、所以每当技术发生变革，我们就必须重新思考“言论自由”的含义。这也引出了我的第二点：即使我们在技术层面讨论言论自由，归根结底，它并不是关于技术，而是关于“人”。追溯到古希腊，人类对言论自由的探讨有着悠久而深厚的传统。那么我们为什么需要言论自由呢？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在美国，我们似乎已经到了一个极端——当然不是你们在座的各位，你们是友善、理性、深思熟虑的人——但总体而言，美国人往往倾向于说出一些他们知道具有冒犯性、甚至是虚假的言论，然后再说一句“言论自由，言论自由”，好像言论自由本身就能为这些言论披上一层荣耀的外衣。我们已经陷入了这样的误区。同时，在技术层面，我们也陷入了另一个误区——当一个拥有社交平台的亿万富翁想要大规模传播谎言时，他也会打出“言论自由”的旗号。这表明我们对言论自由的理解已经严重偏离了原本的轨道。因为，不管伊隆·马斯克是将一个谎言传播五千万亿次还是五千五百万亿次，这都不是言论自由的真正意义。言论自由从来都不是关于有钱人、强者的，它从来都是关于弱者的。我们之所以捍卫言论自由，是因为“向权力说真话”本身就是危险的。言论自由是关于“人”的，是关于“最不幸的那群人”的。这才是言论自由的核心。但我们已经被搞得头脑混乱，以为言论自由是关于算法、关于那些背后根本没有人操控的机制。但其实，言论自由永远是关于一个具体的人，以及当你说出真相时你所承担的具体风险——身体伤害，甚至生命危险。我们在这个国家真正需要思考的是：我们该如何培养“自由的说话者”。你不需要担心有钱人和有权人，他们的言论自由权利自然会受到宪法保护，他们根本不是我们应该关注的焦点。真正的问题是：我们每个人都足够了解信息了吗？我们足够有信心、有安全保障去表达自己了吗？很显然，答案是否定的。而且不仅是对少数族裔或其他处境危险的人群而言，很多中西部的县，我最近拜访过，人们连在院子里插一个支持哪位候选人的标牌都不敢，因为他们害怕遭受人身攻击。这，就是我们目前面对的言论自由问题所在。美国宪法的问题马什：你知道吗，我在想，不知道你有没有像我在这个对谈系列中遇到的很多知识分子那样，去思考美国的建国，思考它的起点。你刚才提到了传单和印刷文化的起源，这很有意思，因为他们当时也正是传单写作者，对吧？某种程度上，他们就是最早的那批“传单叛军”(pamphleteer rebels)。也许我会这么说是因为我是加拿大人，所以我能更有距离感地看这个问题。但我想知道，作为一个历史学者，你是否觉得美国如今所陷入的困境，其实早在当初就已经埋下了种子。比如乔治·华盛顿的告别演说——对我来说，那简直就是在描述今天的美国，只不过是240年前说出来的。你会不会觉得，那些光辉岁月里种下的一些“种子”，现在已经开始发芽燃烧、变成火苗了？又或者说，正是这个国家的美丽与建国理想本身，正在制造它如今所面临的危机？我觉得美国最不同凡响的一件事是：它至今仍处在自己的“第一共和国”当中。你看，法国都已经是第五共和国了。我们加拿大写宪法是1982年，对吧？而你们至今还在使用18世纪写下的宪法。你觉得，美国如今的问题，是不是也部分源于此？斯奈德：是的，法国是第五共和国，但谁在乎呢？马什：说不定等这次对话结束，他们都到第七个了。斯奈德：这里有一个非常讽刺的现象。我是美国人，也是历史学家，但我并不是“美国史学家”，你懂我的意思吧——我是研究欧洲历史的。但从欧洲的角度来看，美国宪政史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反讽之处：当我们有机会影响其他国家的宪法设计时，我们会允许出现、甚至鼓励一些在我们自己宪法中并不存在的内容。举个例子：二战后，欧洲新产生的宪法中包含了许多美国人并不享有的权利。尤其是，这些宪法往往围绕着政府向人民提供服务来进行设计，而这恰恰是美国人常常质疑的部分。二战之后，面对法西斯主义带来的摧残，欧洲各国在宪法设计中大力强调福利国家的理念，其核心目标正是构建一个让人们真正感到自由的社会。所以我这里在思考一个非常具体的宪法设计时刻。我想表达的，其实是一个相对乐观的观点：是的，我们的建国文件确实有些古老、复杂，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人本身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20世纪40年代，甚至更早在20年代，那些参与一战后宪法讨论的美国政治学家和法律学者其实都非常清楚我们宪法的局限。所以说，确实有问题，但不能说所有美国人都对此毫无察觉，也不能说我们就只能消极地被这些文件束缚。我们的某些现实问题确实根植于宪法本身。比如说，宪法允许选区划分操控（gerrymandering，杰利蝾螈），而更好的宪法设计本应排除这种做法。又比如选举人团制度(Electoral College)——它在当时的政治辩论中或许说得通，但现在说实话，简直让人忍俊不禁。它真的完全没有道理，我们之所以还保留它，只是因为它“已经在那里了”。这类基本的设计缺陷确实存在。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对待宪法这份文件的精神，我想强调的是这个点。1852年，在美国首次独立日的第76周年，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自由黑人）发表了一篇著名演讲，我认为他给予了建国者应有的尊重。演讲的核心当然是当时美国最根本的问题——奴隶制。但我觉得，道格拉斯说了一句非常有智慧的话。他说，建国者在他们的时代是“叛逆者”(rebels in their own time)。就像斯蒂芬所说，他们是捣乱分子，是传单写手。道格拉斯说，他们是那些在当时冒着巨大风险的人。他们所坚持的事业在一段时间内是少数人的事业，他们是异类，是边缘人，是在被排斥的状态下坚持下来的。直到后来他们赢得了支持，甚至奇迹般地赢得了一场战争。而“自己时代的叛逆者”这句话，我认为正是我们理解建国精神的正确方式。因为那些起草美国宪法的人深知，我们也必须在我们自己的时代成为“叛逆者”，这当然也意味着我们要敢于对他们当年的立场和设计进行挑战。当年的建国者中，没有任何一个人认为“我们在18世纪写下的这些东西，应当在250年后依然将所有人牢牢束缚”。他们努力地去设计这些文件，使之能够随着历史而改变，因为他们理解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第一，我已经提过了——我们是有缺陷的，我们不完美。这正是宪法存在的核心理由。民主是困难的，你需要规则和框架来引导我们的能量朝着正确方向流动。第二，他们明白：民主需要不断复兴。而每一次民主的复兴，都必须以我们愿意承认过去所犯的错误为前提。一个严重的错误马什：我听过很多关于美国宪法的辩护。这是我听过的最好的辩护。但这让我们回到了规范的问题。对。你提到的那个比喻很好，就像你在白板上写规则，但你真正希望的是孩子有规范。就像你写这些规则，是因为你不能对孩子说“正常点”。对。就像拥有这些价值观。斯奈德：对。我得说，对孩子说“要正常”是一种我从未想过的方法。好吧，试试看。看看是否有效。马什：也许我试了没效果，对吧？但我猜是因为我完全明白问题在于规范，但这似乎也是一个如此难以面对的问题。我有我的规范，我有朋友，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的规范。作为公民，我们似乎很难真正影响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观念，即“我们都相信民主”，对吧？规范似乎是一个如此模糊、不明确，同时又是如此迫切的要求。斯奈德：当然，这是个很好的问题。让我从几个不同的角度来回答你——一个是更直接的现实层面，另一个可能是更深层次的。让我先从那个深一点的开始说起。民主并不是——自由也不是——“一切都可以”的意思。不是这样的。自由的意义，在于这个世界上确实存在一些美好的事物，而我们每个人对这些美好事物的理解可能不同，但每个人都应有机会去实现他们心中那些“好”的东西。这才是自由的核心。自由并不意味着“什么都不是真的”，它不是虚无主义。我认为，当我们把自由理解为“无所谓、什么都行、都不重要”的时候，我们就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而如果我们因此认为民主就意味着“大家随便说说、无所谓”，那民主根本不可能运作。虽然这种想法很有诱惑力——我们确实看到有不少人，甚至在美国社会中居于高位、甚至竞选公职的人，都抱持着这种态度——但那不是真正的自由，也绝对不是民主。民主绝不能只是“任其发展”的结果。它必须建立在某些积极的信念之上，而这些信念正是“规范”所依赖的基础。所谓“规范”，是指我们的行为准则，是我们在政治这个空间中不言自明、却人人遵守的“看不见的规则”。就像政治房间里的家具，虽然看不见，但我们知道如何在它们之间穿行。可是，如果没有那些积极的价值信仰作为支撑，这些规范就站不住脚。比如说我们之前听朱利安提到的一些价值观：我们要接受和平的权力交接——这是一个积极的确认；我们认为政治暴力不是政治生活中的一种常态，而是一种与民主根本不相容的行为。这一点我其实应该更早提到的：政治暴力是民主出了问题的一个极强信号。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通常，一个人或一群人如果尝试过一次政治暴力，那很有可能就会尝试第二次。所以，怎么才能建立“规范”？你只能通过积极的价值信仰去确立它们。而且你必须认真思考这些价值信仰是什么，因为世界上存在各种价值信仰，其中一些不仅非民主，甚至是反民主的。比如说：“应该有一个领袖，我们所有人都应该服从他”——这也是一种规范，只不过是一种反民主的规范。又比如：“法律并不适用于每一个人”——也是一种规范，但它同样是反民主的规范。所以，你在这里并没有真正的“中立”选项：你总是在肯定某种类型的规范，不是民主的，就是反民主的。接下来我说说那个更“现实直接”的层面：我们可以通过人们遵循的规范来判断他们。没有人在当前我们所见的政治竞争中是完全不遵守任何规范的。问题是，他们所遵循的到底是哪种规范？是与民主相契合的，还是与其他政治体系一致的？规范既是我们必须努力捍卫的，也是完全合理的评判标准。这与“政策立场”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可以支持某种反垄断政策、你可能支持另一种；我可以支持一种肉类检查制度，你可以支持另一种；铁路政策也是如此。我们可以在政策上分歧很大，但仍然在规范层面达成共识。我们可以在这个基础上评判候选人。当然，有些选举确实是围绕政策分歧展开的，比如肉检政策、交通政策这种。这种选举是你我在政策上有分歧的体现。但我并不认为2024年是这样一场选举。我认为我们现在经历的这场选举，是关于规范的。他们想要你绝望马什：你知道，我觉得这正好引出了“政治暴力”这个问题，而这一直是我最难应对的问题之一。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受。我是说，我写过一本书，叫《下一场内战》(The Next Civil War)，显然，这是一个非常黑暗的视角。我写这本书的初衷，是想作为一种警示，提醒人们美国面临政治暴力的风险。但与此同时，也正是你刚才提到的那个关于“规范”的问题，我有时会问自己：我所指出的这种黑暗是否反而适得其反？是不是一种更积极的策略——比如说去“肯定那些美好的东西”——其实更能阻止民主的倒退？因为在我看来，一旦我们进入那种“民主真的处于危险之中”的状态，这种危机意识本身就会变成一个驱动力，它反过来会加剧那种“绝望感”，而这种绝望感正是导致政治暴力和制度崩溃的温床。所以我想说的其实不仅仅是那些人（制造暴力或极端主义的人），而是我自己——如果我可以把你当成一个心理咨询师的话——我们怎么才能跳出这种负面循环，进入某种积极的肯定状态？斯奈德：我觉得，如果我是你的心理治疗师，我会说：“这是一个非常棒的问题。”对吧？这要收费250美元（笑）。因为这正是治疗师会说的话，不是吗？无论你从哪里出发，你都是从一个好的地方出发的。除了治疗师，全场都笑了。现在，连治疗师也笑了。谢谢你。所以，我想从一个更黑暗的地方开始，然后尝试走出来。我写的这本关于自由的书，其实是一本非常温暖和充满希望的书。它讲述的是“自由”作为一切美好事物中最美好的一种，它描绘的愿景远远好于现实中的美国。但我写这本书时，是带着我对历史的了解在写的——我们刚才讨论了一些——也是带着我对其他更艰难局势的认知在写的。所以，我第一次像这样与人讨论这本书——不是像今晚这样的大讨论，而只是谈这本书——是在乌克兰东北部的哈尔科夫，一个距离俄国边境约35英里、距离前线只有几英里的城市，我们在地下举行讨论。我们之所以在地下，是因为哈尔科夫经常遭到导弹袭击，而人们根本没有足够时间转移到防空掩体。如果你想举行像今晚这样的集会，只能在地下举行。我之所以想到这些，也部分是因为我现在穿的衣服，正是我那次地下讨论时穿的衣服。整场讨论期间我都在想，这一切是多么不同：我可以坐在这里，不是在地下，斯蒂芬和我，还有你们大家，都不用担心导弹袭击。我们知道，当我们今晚走出剧院时，卡拉马祖的建筑不会在我们不在的这段时间被摧毁。我想到了这一切，我没办法不去想。然而，尽管如此——哈尔科夫、乌克兰东部、南部，那些地方是可怕政治暴力的例子。俄罗斯所施加的政治暴力是恐怖的，其目的正是要终结民主。这一切的本质，就是要通过摧毁乌克兰的民主来向俄罗斯人证明：民主是不可能的。那些正在抵抗的乌克兰人，正为民主付出可怕的代价。但这正是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发生转变的地方。因为在我的经验中，甚至可以说是尤其在那些为民主而抵抗、冒着风险的人身上，我看到的是：抵抗总是具有创造性的。我们本来不必在那个地下掩体里讨论自由，对吧？每个人都可以待在家里，看着网络，感到恐惧。但他们没有。他们走出来，参加了讨论，就像你们今晚也走出来参与这个讨论一样。抵抗总是带有创造力的，抵抗总是积极的。当我想到其他一些比我们当前所处环境更危险的地方，那些曾经抗议、冒险的人反复告诉我同一句话：“当我在抗议的时候，我反倒不像在家看电视时那么害怕。” 所以即便是冒那一点点小小的险，也是一种肯定性的行为；它让你与他人一起行动，让你感觉更好。而这也是对你刚才那个“心理治疗”式问题的回答——现在我是认真的了：那些想要“杀死民主”的人，他们的策略就是让你恐惧，让你相信一切都没有希望。他们想要你绝望。这是一种手段，他们的目标就是这个。因为，如果我们彼此隔离、不沟通、不合作，民主是无法运作的；如果我们被恐惧所支配，民主也无法生存。你说得对，恐惧本身的确可能导致糟糕的结果。但这不是让我们屈服于恐惧的理由，而是一个强有力的理由，说明我们必须始终去做我们力所能及的小事。因为每个人总能做点什么，而我们现在通常还能多做一点点。尤其是如果我们和他人一起去做，就能驱散那种无力感。这也是我在那些比我们现在所处环境更加严酷的地方亲眼看到的。如果你什么都不做，那你自然会觉得黑暗的来临是不可避免的。但如果你和别人一起，那你就会产生希望——你会变得更有行动力，也会更有希望。这会形成一个良性循环，行动力与希望会互相激发，彼此增长。无法回头马什：我想问最后一个问题。你在书中提到的一个观点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其实不止一个，但这个尤其让我记住了：人们常常觉得民主不起作用，但如果你试试专Z，那结果才是真正糟糕。它会非常快地崩溃，也会非常快地变得可怕。而我们现在，正处于美国为数不多的四五个关键地区之一，在这里，全球民主的未来可能会被决定。我想请你，向这个世界的角落发出呼吁——为什么民主比它的替代品更好？斯奈德：这是个很容易理解的观点，也是你刚刚提到的。我先说这个，然后再讲另一个。第一个简单的观点是：我们在民主中抱怨的一切，其实都可以被改进。斯蒂芬刚才非常正确地提到过，在专Z制度下，情况往往会变得更糟。看看那些我们某些政治人物钦佩的独裁者，比如普京，或者匈牙利的欧尔班——这些国家相较于美国来说是穷国，而且它们永远都不会变得不穷。它们被困住了。哪怕匈牙利位于欧洲联盟的中心地带——这个世界历史上最大最富裕的贸易区——只要欧尔班继续掌权，匈牙利就会一直贫困。因为欧尔班的统治意味着一人独大，意味着少数依附权力的寡头拿走所有来自欧盟的资金，意味着经济失序。这还不包括缺乏自由媒体、大学被压制等问题——这些国家体制无法运转，问题也无法修复。俄罗斯也是个类似的例子。这个国家拥有大量的油气资源财富，但这些财富被一个人和他周围的一小撮人所控制。全国大多数人极度贫困，而俄罗斯几乎没有什么系统是高效运作的。而且——这种情况无法改变，真的无法改变。所以从斯蒂芬提出的观点出发，我们抱怨的许多民主问题比专Z更糟糕——这是真的。但更糟的是：你在专Z体制下无能为力。你什么都做不了。我非常担心的是，美国人往往不理解这一点的严重性。如果你投票反对民主，如果你投票支持那些破坏规范的人，如果你投票支持那些宣称自己想当独裁者的人，如果你投票给那些公开钦佩独裁者的人——那一刻或许看起来很“爽”，好像你在挑战权威、做了一件“解放自我”的事。但一旦你越过了那条线，你就无法回头了。这不是我们所熟悉的那种“可以修补”的错误。民主虽然慢、尴尬、笨拙，并不总是带来你想要的结果，但你总是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回头，重新开始。但如果你投票反对民主，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正是现在很多美国人正在考虑做的事——一旦你否定了民主，就真的回不了头了。第二个观点，这是个乐观的亮点：美国现在的状态不会一直持续下去。极化不会永远持续；愤怒和焦虑不会永远持续；五五开的选举格局不会永远持续；社交媒体主导一切的现状也不会持续。这种现状是不可持续的。作为一名研究政权变迁和历史转折点的历史学家，我认为，接下来要么事情会变得更糟，要么它们会变得更好——而且可能会变得好很多。 2020年代的美国，有潜力成为一个比现在更加富裕、慷慨、公平和成功的国家。远远更好。我们可能会迎来一种变化，就像从上个世纪40年代走向50年代，从50年代走向60年代那样的跃升。这个国家拥有足够的财富、技术、受过教育的人民——我们拥有一切，除了：一些糟糕的领导人，一些糟糕的想法，一些顽固失效的制度。但我们可以突破——走向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迈入一个更好的“第三世纪”。而我们要做到这一点，唯一的前提，就是维持住我们的民主。 *小标题为编者所加。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6-10 00:00
无人能阻止的美国财政赤字列车与B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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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完全脱轨了。注意，我说的任何话都与魏玛共和国无关，与恶性通货膨胀无关。这完全是关于长期的、不间断的7%的赤字增长。我们不是在谈论占GDP 70%的赤字，我们谈论的是7%，但它是每一年都像时钟一样精准地发生。重要的是它的无情性。无人能阻止的美国债务 Vs 比特币所以当我们向前看时，这就是比特币将要存在的系统。如果你总结一下整个演讲，所有这些图表，所有这些观点，有两个主要原因导致美国财政赤字这辆列车无人能阻止。第一是数学。就是我之前谈到的他们构建的庞氏骗局体系的方式，它必须永远持续增长，以免以疯狂的方式开始去杠杆化。那是他们建立的系统。第二个原因是人性。我们没有人想付更高的税。那些处于赤字接收端的人永远不想削减赤字。几乎没有任何政客有足够的激励去真正在他们的任期内削减赤字。基本上，这代表了一个灵活的账本。这是我们所有人在美国和全球都在使用的账本。因为这是一个灵活的账本，他们总是可以创造更多的单位，因此，这是他们一次又一次依赖的纠错机制。这与比特币形成了对比。你知道，比特币在很多方面都是这个体系的完全对立面。它是这个体系的镜子。不是不断增加的供应，而且是甚至无法减速的不断增加的供应，比特币是绝对的稀缺性。不是不透明，而是透明。错误修正不是能够简单地印更多的供应，比特币中发生的错误修正是，去杠杆化可以发生，但你永远不能动摇供应本身。所以基本上，在未来10年，这辆列车无人能阻止。美国将运行非常大的财政赤字，无论发生什么其他事情。有些事情可以大大加速它，有些事情可能可以稍微减速一点，但没有什么是能产生有意义的影响。因此，保护自己免受这种情况影响的一种方法是拥有最高质量的稀缺资产。当然，我们都喜欢的那一个，是比特币。
金色财经06-09 19:25
大西洋月刊深度：德国反极端主义防火墙正在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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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人都站起来，庄重地唱着。德国自魏玛共和国以来一直沿用同一首国歌，并且多年前已经去掉了带有纳粹色彩的歌词，比如“德国，高于一切”。然而，在经历了两个小时关于“伟大的德国祖国”和“文化”的讨论后，又怎么能不听到那些被删去的歌词在远处回响呢？这种联想对在场的人来说可能是不公平的。尽管他们确实希望驱逐外国人，但他们并没有使用侮辱性的词汇，没有恶意攻击伊斯兰教，也没有直接使用种族主义语言或灭绝主义言论。他们对被指责为法西斯分子感到真诚的受伤。然而，有些话语，一旦用德语说出来，便不可避免地带有令人不安的意味。德语就像一座监狱，任何说这门语言的人，都会被某些历史关联所困住。 “上帝保佑美国和美国人民”是常见的套话，但“Gott mit uns”（“上帝与我们同在”）却是纳粹的标语。当我听到一个德国人谈论“das Deutsche Volk”（“德国人民”）时，我会不由自主地想，他是否正摸向他的鲁格手枪。人们不得不问：如果我是领导一个不断被指责与第三帝国有联系的极右翼政党，我是会选择让这种印象更加明显的口号，还是会努力消除这种联想？ AfD显然选择了前者，党魁是爱丽丝·魏德尔，而在集会上，人们经常高呼“Alice für Deutschland”（“爱丽丝，为了德国”）。这句话表面上没有问题，但它听起来却极像“Alles für Deutschland”（“一切为了德国”），这是纳粹冲锋队的口号。党内的其他领导人，比如赫克，经常发表一些听起来至少对纳粹遗产持中立态度的言论。赫克曾警告称，如果德国人不被安抚，他们与生俱来的“条顿激情”将会爆发成暴力。他还写道，德国将不得不“摆脱”社会中“太软弱或不愿抵抗日益加剧的非洲化、东方化和伊斯兰化”的部分人口。后来，他解释说，他的意思只是指那些侮辱德国、称其为“狗屎国家”或“杂种国家”，或者希望它被轰炸的人，应该离开。上个月，在埃尔福特州议会，现任政府的领导人马里奥·福伊特在与赫克对峙时，称AfD是一个“元首崇拜”政党。赫克对此作出夸张的惊讶表情，举起双手，假装震惊。 AfD在竞选中也多次采取激烈的个人攻击战术。今年，这个党在移民聚集的城市卡尔斯鲁厄散发传单，伪造了一批单程经济舱机票，日期正好是选举日。乘客姓名被写成“非法移民”，目的地为“安全的原籍国”。 “在家也很好”，票上写道，并附上保证：“公民不会被驱逐。” 但其中的措辞暗示，只要法律允许，所有移民都应被遣返。AfD也屡次被曝出党内成员有恶劣的历史，比如骚扰犹太人，或者发表淡化希特勒罪行的言论。然而，情况变得更加复杂，因为AfD的实际领导人魏德尔本人与纳粹形象完全不符。她可以用激昂的语气谈论移民问题：“我们上台的第一天，就会封锁德国边境”，本月早些时候，她对支持者表示，“不会再让任何人进入”。但她对德国以外的世界感兴趣，并非出于征服的目的。她能说中文，在中国生活过六年。尽管她拥有典型的雅利安外貌，但她的伴侣是一名斯里兰卡裔女性，两人共同抚养着两个儿子。在演讲中，她强调德国必须完全遵守难民法，但她补充说，“庇护是暂时的，一旦逃亡的原因不复存在，庇护也就应该结束。” 即便是AfD的批评者也承认，大多数支持者并非真正的种族主义者，许多人被AfD吸引，更多是出于对糟糕经济政策的不满。魏德尔擅长引导讨论，关注那些无论持何种移民立场的德国人都会认为是“愚蠢”的政策。毕竟，德国的主流政党主导时，决定放弃核能，转向风能和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等于是主动让自己成为“人质”，以防俄罗斯有一天与欧洲对立。不过AfD与特朗普政府一样，对俄罗斯非常友好，主张重新开放从俄罗斯进口能源的管道，以实现能源供应多元化并降低价格。魏德尔之所以能专注于批评这些政策，部分原因是，几乎所有支持大规模驱逐移民的德国人，已经决定投票给她。而那些持中间立场的人仍然在犹豫。但AfD很清楚，犯罪和移民问题是最有效的议题。在我采访AfD政治人物、赫克的副手斯特凡·默勒时，他对前政府失败的经济政策进行了理性分析。然而，当话题转向移民时，他的眼神明显亮了起来，因为AfD已经在这一议题上完全主导了公共讨论。 “几乎每天，我们都会看到关于持刀袭击、校园暴力的报道，”默勒对我说，“我们需要防止阿沙芬堡的持刀袭击、马格德堡的袭击，以及猖獗的犯罪。这些情况是不可接受的。对社会和我们的选民来说，唯一的答案是‘坚定的政策’。” 如今，德国无法忽视移民的犯罪率。2023年，约41%的犯罪被认为是由外国人所犯。事实也印证了数据：近年来，几起引起轰动的暴力案件，例如随机刺杀儿童，都涉及外国人。（注，作者这里没有详细说明，实际上这里说的外国人犯罪绝大部分是违反移民法，而且这里指的外国人和移民并非一回事，由于德国的富裕，很多周围国家的小偷也会专程前来，像英国的足球流氓也会被算成外国人。）在我参加的另一场AfD集会中，政治家奥利弗·基尔希纳称德国为“世界的精神病院”，批评德国愿意接收“精神失常的外国人”。默勒告诉我，他住在埃尔福特的郊区，因此不必每天面对火车站和市中心广场附近“犯罪猖獗”的区域。他讲了一个故事，说他所在郊区的一群孩子去市中心买冰淇淋。 “回家的路上，他们犯了一个错误，”他说，“他们本该沿着繁忙的有轨电车线路步行，但他们走上了特罗姆斯多夫街。” 在那里，他说，这些孩子被一群移民少年团伙袭击并抢劫。然后，他邀请我亲自去体验一次成为“猎物”的感觉。 “你去那里看看，就明白我的意思了，”他说，“那是他们寻找受害者的地方。” 默勒可能低估了《大西洋月刊》在派记者外出采访时的节省程度，因为我根本不需要邀请——我早已预订了一家位于火车站附近的酒店，就在特罗姆斯多夫街的尽头。像如今德国几乎所有的铁路枢纽一样，这里也有叙利亚人和其他移民整天站在街头，讲着阿拉伯语和阿富汗的语言。由于时差的关系，我经常在深夜步行穿过特罗姆斯多夫街，但每次都安然无恙地回到房间。与其说这个区域充满犯罪，不如说显得异常冷清，寂静的街道让我脚步声在阴影中回响，宛如约瑟夫·科顿在电影《第三个人》里穿行维也纳时的场景。街上的商店——许多是中东市场——天黑后就关门了。有一两次，我无意间和几个年轻人同行，心想自己是不是终于“撞上了”一个团伙。但我是个成年男性，而不是手拿冰淇淋的孩童或女性，所以即便他们在打量我是否适合作为抢劫目标，最终可能还是觉得算了。有一次，其中两个人靠近了我，我听明白了，他们用阿拉伯语讨论着要不要去台球厅。站着无所事事不是犯罪，说外语也不是。然而，以美国城市的标准来看，这条街道极其安全。但默勒的焦虑来自文化冲击——当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发生急剧变化时，产生这样的反应并不意外。那些以为普通德国人能坦然接受甚至欢迎这一变化的人，显然是自欺欺人。多年来，随着该地区经济衰退、人口减少，这些街道早已变得沉寂，甚至比今天还要安静。没有人预料到，当沉默被打破时，打破它的会是叙利亚人的声音。这种十年前难以想象的变化，导致了一些对弱势群体的严重诽谤，以及一些既笨拙又不人道的政策提案。但即使是默勒，这位与AfD最具煽动性的政治人物之一直接共事的人，在被追问时也会承认，理想中的德国未来不会是过去那种浪漫化的德国——皮短裤、啤酒和瓦格纳的时代不会回来了。我问默勒，他认为德国在哪一年开始走向错误的方向——如果他有一辆装上了“时光电容器”的奥迪，他会回到哪个年份，重新启动国家，避免当前的问题。他回答说，他对德国的移民政策一直持反对态度，但大约在2000年，德国的边界开始松动，马克被欧元取代，那时一切都开始崩溃。我告诉他，我大约在那个时候开始访问德国，即便当时，移民似乎也在融入德国社会。外国人在这里工作，填补德国人不再感兴趣的岗位，这似乎也没什么不好。默勒基本上同意这个观点，并指出，AfD本身已经从“把所有移民都驱逐出境”的极端立场，调整为更有针对性的政策，即驱逐那些靠领取福利过活的懒汉、低技能工人和犯罪分子。 “如今，即使是我们的选民，也希望我们做出区分，”默勒对我说，要区分暴力罪犯和“那些很好地融入社会的移民，他们已经是德国公民，没有制造任何问题。” 他说，“即使在图林根州，也没有AfD选民希望我们驱逐医生、工程师，或来自加纳的邮递员。” 默勒认为，真正的崩溃发生在2015年，当时大批叙利亚和阿富汗难民涌入德国。他承认，如果这些合法新移民中有心脏病专家或工程师，那他们应当被欢迎留下来。但他补充说，目前这种情况只是“理论上的”，几乎不存在。他认为，2015年的移民潮“淹没”了德国，带来了大量“社会移民”——那些来到德国只是为了享受福利制度的人，包括缺乏融入德国经济能力的叙利亚人和阿富汗人。在德国经济已经不再依赖文盲农民劳动力的情况下，这些人很难立足。 “我们真正需要的技术工人没有来到德国，”他说。“印度工程师不会来，因为印度工程师会去一个能赚更多钱、税率更低、子女能在优质学校就读、晚上外出更安全的地方。他不会留在埃尔福特。” 这是AfD支持者和政治人物经常强调的一个主题：他们认为德国已经变成了一个“烂国家”，连德里的工程师都不愿意来，而德国必须让新移民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才能让本国公民的生活变得更好。在特朗普的第一场总统就职演讲中，他谈到了“美国大屠杀”，而如今，AfD描述的德国同样糟糕。令人惊讶的是，当我走进德国——这个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曾称为“旧欧洲”的中心——却发现它在政治上变得像美国的“小弟”。然而，AfD的历史有着典型的德国特色，这一政党是50年政治环境的产物——或许这种政治环境“过于平静”了。德国在经历了动荡的半个世纪后，决定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来回避动荡，被一种熟悉的官僚政治所统治：这些官僚通常年纪不小，往往被称作“博士先生”或“博士女士”，总是白人。当然，除了默克尔。人们很难在他们的名字和面孔之间建立联系，而这种可互换性反而是一种安慰，毕竟，上一次德国领导人被人们一眼认出时，他的面部特征包括一撇小胡子（注，指希特勒）。德国的谨慎保守主义可见于基民盟（CDU）前领导人康拉德·阿登纳的竞选口号：“不做实验！”（Keine Experimente!）。社会民主党（SPD）作为中左政党，也采取类似的保守立场：不搞实验，不搞花样。这种如巴伐利亚饺子般平淡无奇的政治格局，面临着极左和极右势力的挑战。激进左翼催生了巴德尔-迈因霍夫集团、红军派等暴力组织，其成员最终被追捕入狱。极右翼的问题更为复杂。西德长期被指控“去纳粹化不彻底”，许多政治家和商界领袖都曾参加过二战，而那些有社会礼仪的人采取“不谈战争”的态度——如果战争被提及，必须以“厌恶”的口吻来谈论，任何用中立语气谈论战争的人都会被排斥，甚至遭遇更严重的后果。新纳粹政党遭到德国联邦宪法保护局（Verfassungsschutz，相当于德国的FBI）的强力打压，被取缔。而那些设法逃脱取缔的极右翼势力，则面临另一种有组织的政治惩罚：即万斯所批评的“防火墙”政策。这些极右翼政党被视为“污染源”，即使与中间派在某些问题上观点一致，主流政党也不会接纳它们，而是将其视为“不可接触者”。维护这道防火墙的责任被视为如此重要，以至于中间政党加强了与绿党及前东德左翼政党的合作。在移民问题上，基民盟悄然接受了左翼的观点，即德国未来将是一个移民国家，任何质疑这一愿景的人都可能被视为种族主义者。在默克尔长达16年的执政时期（2005-2021），名义上属于中右翼的基民盟逐渐接受了一些左翼立场，其中最重要的便是欢迎数百万来自叙利亚、阿富汗及其他战乱和贫困国家的无证移民。面对这一局面，默克尔的口号是：“我们能做到”（Wir schaffen das）。汉斯-格奥尔格·马森，曾是默克尔时期的国内情报主管，在此之前，他负责移民法事务。如今，他已经被基民盟开除，并创建了自己的政党“价值联盟”，部分原因是他批评默克尔的“事实上的开放边境”政策。 “对她而言，移民政策是意识形态问题，”他告诉我。“让数百万人进入德国，不经讨论，这是违法的。” 基民盟（CDU）采取这一举措后，变得与左翼政党（如绿党）没有区别，而绿党一直主张将德国改造成一个国际主义左翼社会。 “人们注意到了这一点，”马森对我说。“如果你投票给绿党，你得到的是绿党的移民政策。如果你投票给社民党，你得到的还是绿党的移民政策。而如果你投票给基民盟，你得到的仍然是绿党的移民政策。” 这为AfD创造了机会——当德国人意识到移民问题才是关键议题时，AfD已经准备好凭借一贯的反移民立场赢得选民的支持。这种历史背景解释了为什么德国选择党（AfD）最尖锐的攻击并非针对移民或左翼，而是针对中右翼。 AfD领导人认为，基民盟向左翼妥协，而不是尽最大可能遣返法律允许范围内的“社会移民”。区分真正的难民和非难民的过程极其复杂，误判可能导致严重后果。面对这一问题，德国政府曾做出努力——我在2018年曾为这本杂志撰写过相关报道，但在AfD看来，这远远不够。在伊希施泰特，丹尼尔·哈泽洛夫警告不要满足于任何目标，除非是彻底摧毁CDU。 “CDU才是我们的主要对手——不仅在这里，而是在整个德国，”他说。他甚至懒得提及左翼。“只有当CDU以目前的形式不复存在时，我们才能算真正成功。”他对人群说道，“特朗普已经向我们展示了该怎么做。” 他表示，只有当共和党建制派被摧毁后，“特朗普和埃隆·马斯克才有了施展空间。” 这会有些人看向了我。最有可能在本周选举中获胜并成为新任总理的人，是CDU的弗里德里希·梅尔茨。他试图争取AfD选民，并推动一项移民法案，而左翼认为法案对AfD过于友好。哈泽洛夫认为，这是一个骗局。CDU只是想吸引AfD选民的选票——一旦成功，就会像以往的政府一样，想方设法封杀AfD。 “梅尔茨希望在联邦选举后取缔AfD，”哈泽洛夫说。“这意味着他并不认为我们是明天的伙伴，而是视我们为敌人。” 有趣的是，那一周德国最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并非由AfD支持者发起，而是由他们的左翼对手针对CDU举行的。左翼认为梅尔茨已经拆除了“防火墙”，向纳粹妥协。我离开图林根州后的第二天，在柏林CDU总部外参加了一场抗议活动，感觉就像穿越了时间，从一个几十年前的小镇——农民和工厂工人聚集的地方，来到了一座现代化的大城市，看到一群大学生组织的示威。抗议者留着尖刺头发，吃着外卖烤肉，而不是喝啤酒、吃香肠。年轻的抗议者中夹杂着一些中年人和老年人，典型的知识分子群体，像是在旧金山湾区或佛蒙特州文化活动上能见到的人。他们告诉我，CDU将AfD选民和政治人物视为潜在盟友，而不是弃民，这等于将种族主义者重新迎回了德国国会大厦。 “我们团结一致，反对所有形式的右翼极端主义，无论它来自AfD还是CDU，”一名手持扩音器的年轻女性对人群说道。她表示，CDU从未真正支持移民，而现在试图与AfD合作，充分证明了其伪善。她说，CDU的虚伪面目已经暴露，任何人都不应再信任它。她带领人群高呼：“Wir sind die Brandmauer”（“我们就是防火墙”）。这场CDU总部外的抗议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现场没有任何中右翼成员抗议政策变化。所有的抗议者都是左翼激进派的一部分，他们在向中右翼成员施压，要求维持移民友好政策。这一政策原本是左翼推动的，中右翼虽然有保留意见，但最终还是接受了。在我前一天参加的AfD集会上，信息是：“不要相信CDU，即便它做了你想要的事情。” 而这场抗议的口号则是：“不要相信CDU，尽管它过去10年一直做着你想要的事情。” 在一定程度上，这正是联盟政治的典型困境：站在中间意味着左右受压，但也有机会同时与两边合作，争取两边的选民。然而，在德国战后大部分时间里，政治联盟的运作方式与大多数议会制民主国家不同，因为中间派和左翼政党联手，将极右翼视为“有毒”势力。德国人，尤其是德国人，理应理解建墙的后果：如果你筑起高墙，压力就会在另一侧不断累积，而一旦墙倒塌，平衡的恢复将极为剧烈。即便是“不要对纳粹友善”这样合理的原则，也无法抵消这种水压效应。极右翼可以被压制一段时间，但这只是推迟清算，而非避免发生。 CDU通过将AfD孤立在极右翼阵营之外，避免了与最具争议的成员产生联系。然而，这也意味着CDU失去了唯一的机会，去吸引AfD中那些不那么极端的支持者，并向他们解释，德国可以在保持宽容的同时制定合理的移民政策，使国家既繁荣又安全，同时仍然保持德国的身份认同。当我能够向斯特凡·默勒施压，让他承认加纳的邮递员不应被驱逐时，我发现他更为理性。大多数人都是这样：如果独自一人，他们会更加固执，但如果有人与他们进行理性对话，他们往往能表现得更合理。曾是默克尔同僚的马森，曾是基民盟在图林根州的候选人，后来他成立了自己的政党。他告诉我，他试图以CDU候选人身份参选，但最终变得难以为继，因为选民开始认为CDU成了一个“训诫党”，一个披着新外衣的“思想警察”政党。他指出，在前东德，人们经历过一党专政，他们知道政治压制是什么感觉。 “在东德，如果你是反对派，你在餐馆谈论政治时必须向左看、向右看，防止有人偷听。现在，AfD的成员也有同样的感觉。”不过，他承认，现在的情况远不及东德时期那般严峻，但仍然存在问题，例如失业、社交圈受限，尤其是无法自由地与极右翼群体公开结盟。更深层的问题在于，AfD成员感到他们被欺骗了，他们曾被告知这个体制是开放的，但现在他们认为事实并非如此，“AfD的支持者说，这不是真正的民主。” 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2-24 00:00
川普2.0的疯狂第一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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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这就是为什么笔者在《川普2.0—魏玛共和国在美国重演？》[7]预言川普2.0期间政治暴力的日益猖獗泛滥。支持川普的朋友，这是你们想要的吗？ “1933 年 1 月 30 日，希特勒在柏林威廉大街的帝国总理府窗前接受当晚民众的热烈鼓掌。” 德国联邦档案馆图像。【出于文献目的，德国联邦档案馆经常保留原始图像说明，这些说明可能是错误的、有偏见的、过时的或政治极端的。】取消关于行政部门的道德操守的命令川普八年前上任时承诺要“抽干沼泽”，结束华盛顿权钱交易者的统治。前总统乔·拜登在 2021 年 1 月上任时签署的一项有关道德的命令，禁止行政部门员工接受游说者大额礼物的禁令，禁止游说者寻求行政部门职位或反之亦然的禁令，为期至少两年。现在，他开启了第二任期，川普上任第一天就撤销了拜登这一项行政命令。这就是为什么笔者在《川普2.0—魏玛共和国在美国重演？》 [7]预言川普2.0将会是以权谋私空前腐败。支持川普的朋友，这是你们想要的吗？ 1930年9月，“阿道夫·希特勒在莱比锡的帝国法庭上挥舞着拳头。希特勒在莱比锡最高法院作证。”德国联邦档案馆图像。【出于文献目的，德国联邦档案馆经常保留原始图像说明，这些说明可能是错误的、有偏见的、过时的或政治极端的。】任命一个有不良记录和缺乏资格的国防部长 2025年1月24日星期五晚间，参议院50比50投票，共和党需要副总统万斯的一票，才勉强皮特·赫格塞斯Pete Hegseth出任美国国防部长，尽管公众和新闻媒体广泛质疑他是否有资格领导五角大楼，有多项指控他酗酒、对女性有攻击行为。一些川普支持者很可能会说，民主党当然会反对川普的提名人。但是，川普提名的国务卿（外交部长）马尔科·卢比奥在参议院获得99比0的一致通过，因为他是联邦参议员（2011-2024）和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成员。再有，川普1.0的第一任国防部长Jim Matis获得98比1几乎一致通过。而且，和所有民主党参议员一起投反对票的三名共和党参议员[8]是：前共和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阿拉斯加州丽莎·穆尔科斯基和缅因州苏珊·柯林斯，这三人都是共和党参议员中重量级人物。赫格塞斯曾经是陆军国民警卫队少校而已，但关键是作为福克斯电视台脱口秀主持人发表了许多支持川普的言论。美联社获得的资料显示[9]，赫格塞斯向一名参议员提供的答案承认他在2017 年向一名指控他性侵犯的女子支付了 5 万美元。赫格塞斯的母亲在2018年写给赫格塞斯的电子邮件[10]中谴责赫格塞斯是“你虐待女性——这是丑陋的事实，我不会尊重任何贬低、撒谎、欺骗、乱搞女性、利用女性来满足自己权力和自尊的男人。你就是那种男人（而且多年来一直如此），作为你的母亲，说出这些话让我感到痛苦和尴尬，但这是令人悲伤的事实。。。我代表所有受到你某种方式虐待的女性（我知道有很多），我说，寻求帮助，诚实地审视自己”。当然，现在这位母亲又出来为其儿子辩护了[11]，以求让她儿子当上国防部长的宝座。有基本正常智商的人都知道，一个人在（1）事情发生的当时和（2）自己不涉及任何利益的时候所说的话，与一个人在（3）很长时间之后（4）而且涉及个人和家庭利益的时候所说的话，两者的可信度是天渊之别。让一个具有如此不良记录(酗酒和性侵)，只有少校资历的脱口秀主持人担任全球最强大的军事力量的国防部长，这就是为什么笔者在《川普2.0—魏玛共和国在美国重演？》[7]预言川普2.0将会是将国家安全视为儿戏。支持川普的朋友，这是你们想要的吗？ “国家社会党领袖阿道夫·希特勒与员工热烈交谈，讨论政府危机！”从右到左依次是赫尔曼·戈林上尉(Hermann Göring)、阿道夫·希特勒和国家社会主义者新闻负责人恩斯特·弗朗茨·汉夫斯坦格尔(Ernst Franz Hanfstaengl)。拍摄于1932年6月21日。德国联邦档案馆图像。【出于文献目的，德国联邦档案馆经常保留原始图像说明，这些说明可能是错误的、有偏见的、过时的或政治极端的。】违法开除独立监察长美联社1月25日报道[12]，川普于周五晚上开始已解雇了大约 17 名联邦政府机构的独立监察长，而且川普没有按照现有的联邦政府监督法律规定，这类解雇行动需要提前30天通知国会。每个联邦机构都设有独立的监察长，属于非政治职位，对该部门实行严格的内部检查，监督和问责。如此急急忙忙的违反监督法的免职行动，无疑企图取消对新政府的内部监督。在许多私营企业，都设有内部监察职能，就是为了确保企业管理阶层遵守相关法律和公司条例。这就是为什么笔者在《川普2.0—魏玛共和国在美国重演？》[7]预言川普2.0将会是全方位的违法乱纪，联邦政府沦为川普的私人机器。支持川普的朋友，这是你们想要的吗？企图取消宪法规定的出生公民权川普上任第一天签署的行政命令中还包括取消出生公民权，以拒绝给予非法居住在美国的父母的子女美国公民身份。这个行政命令，已经遭到22个州的联合起诉。美联社1月23日报道[13]，联邦法官John C. Coughenour(共和党里根总统任命)下令暂时阻止了川普的该项行政命令，并在首次听证会上称其为“公然违宪”。且让我们看看佛罗里达州共和党众议员卡洛斯·吉梅内斯[14]的评论吧。他表示，1868 年通过的第十四修正案赋予被释放的奴隶及其后代公民权，这一修正案“非常明确”，包括川普在内的任何人都没有权力推翻这一修正案。“我相信，如果你出生在美国，你就是美国公民。。。真正解决你试图解决的问题的方法是控制边境。”吉梅内斯还指出，1898 年最高法院的美国诉黄金德案[15]明确出生公民权。美国华人黄金德 1873 年出生于旧金山，他回中国老家之后，因《1882年排华法案》被拒绝再次入境美国。该排华法禁止几乎所有来自中国的移民，并禁止华人成为美国公民。黄金德对美国政府拒绝承认其公民身份提出抗诉，最高法院做出了有利于黄的裁决，确认《第十四修正案》中有关公民身份的条款涵盖黄的出生情况，政府不能通过国会立法限制宪法在这方面的效力。这就是为什么笔者在《川普2.0—魏玛共和国在美国重演？》[7]预言川普2.0将会是空前的违法乱纪，藐视宪法。支持川普的朋友，这是你们想要的吗？ “1938年10月，希特勒穿过苏台德地区海布欢呼的人群。”德国联邦档案馆图像。【出于文献目的，德国联邦档案馆经常保留原始图像说明，这些说明可能是错误的、有偏见的、过时的或政治极端的。】历史将会记住支持川普的朋友们，笔者完全理解你们反对民主党的许多政策。但是，你们完全可以选一个不是川普的共和党人。二十一世纪以来的参与总统竞选的共和党资深人士有参议员约翰·麦卡恩(John McCain)，米特·罗姆尼（Willard Mitt Romney，马萨诸塞州长），蒂姆·普兰提（Timothy James Pawlenty，明尼苏达州长），洪博培（Jon Huntsman，犹他州州长），杰布·布什（Jeb Bush，佛罗里达州长），还有前共和党众议院议长保罗·莱恩(Paul Ryan)，等等，他们都公共经历丰富，人品道德良好。如果是他们当选执政，自然会实行共和党的治国理念和经济政策，而且他们会遵从超过200年逐渐形成的良好政治传统，尊重事实，奉公守法，拒绝白人至上主义，接受选举结果，反对政治暴力，和平权力过渡，捍卫民主宪政。希特勒是人类历史上造成全世界空前战火灾难的罪魁祸首，但是，希特勒不可能一个人颠覆魏玛共和国。那些崇尚日耳曼种族主义的纳粹党徒，那些肆意暴力的褐衫冲锋队，那些对希特勒狂热个人崇拜的普通民众，他们选择了种族主义，他们选择了仇恨，他们选择了暴力，他们选择了谎言……因此，那一代德国人的绝大部分，从权势富豪到普通民众，都是希特勒的爪牙和帮凶，最上层的纳粹首领都受到了纽伦堡国际法庭的审判，而普通纳粹民众则不仅自吃其果生灵涂炭，而且也与希特勒和纳粹主义一起被绑上了历史的耻辱柱。美国战略服务办公室1943年的一份报告使用“弥天大谎Big Lie”[16]来描述希特勒的心理特征。这份报告后来于 1972 年以《阿道夫·希特勒的思想》一书的形式出版。作者如此描述独裁者希特勒： “永远不要让公众冷静下来；永远不要承认错误；永远不要承认敌人身上可能有优点；永远不要为其他选择留有余地；永远不要接受指责；一次只集中精力对付一个敌人，把所有出错的事情都归咎于他；人们会比小谎言更快地相信弥天大谎；如果你经常重复，人们迟早会相信它。” 而川普的首席军师史蒂夫·班农更进一步，毫无掩饰地说，“民主党人不重要，真正的反对者是媒体。对付他们的方法就是用垃圾淹没整个公共传媒空间。”（原文：The Democrats don’t matter. The real opposition is the media. And the way to deal with them is to flood the zone with shit.）[17] 而当足够多的普通民众愿意相信这些谎言垃圾，成为川普个人崇拜的狂热麻嘎信徒的时候……历史将会记住每个人在2024年的选择。将来的后人肯定会拷问，从2016年到2028年，美国的建国理念是如何被颠覆的，美国民主宪政是怎么样沦陷的？从林肯到老罗斯福，从艾森豪威尔到福特，最后到老布什，共和党曾经是一个代表进步主义力量的伟大政党。共和党曾经为废除奴隶制而奋斗，曾经捍卫联邦而战，曾经全力通过第13、14和15条宪法修正案，推动所有人的平等权益，无论种族，肤色和背景，倡导美国不是只属于一个种族或一种肤色，也不应该只属于富有阶层。1974年8月3日，共和党国会党团领袖们为了捍卫民主宪政告诉深陷水门事件的尼克松，他该引咎辞职了。在2024大选中有许多的资深共和党人士站出来反对川普[18]。但愿越来越多的共和党政客重新发现他们的良知和勇气，但愿越来越多的麻嘎信徒能够和前述的拒绝川普赦免的两位前麻嘎信徒一样反省和觉醒，并且站出来对强权说出真相，对川普说“不！”。参考资料 [1]https://apnews.com/article/trump-pardons-rioters-congress-republicans-police-15f121efe72c0ecea62eceeda0ebe89b [2]https://www.politico.com/live-updates/2025/01/21/congress/gop-senators-on-trumps-jan-6-pardons-00199689 [3]https://www.foxnews.com/video/6366992399112 [4]https://www.axios.com/2025/01/22/trump-pardons-jan6-clemency [5]https://www.npr.org/2025/01/23/g-s1-44457/pamela-hemphill-trump-pardon-jan-6-capitol-attack [6]https://thehill.com/regulation/court-battles/5106056-jason-riddle-january-6-trump-pardons [7]https://chineseamericanlife.com/archives/2505 [8]https://apnews.com/article/pete-hegseth-defense-secretary-trump-cabinet-confirmation-12491935023692bce0a04d149663e784 [9]https://apnews.com/article/hegseth-sex-assault-payment-trump-6674cc8cfee654c374725948e01ff666 [10]https://www.nytimes.com/2024/11/29/us/politics/hegseth-email-text.html [11]https://www.cbsnews.com/news/pete-hegseths-mother-email-defense-secretary-donald-trump/ [12]https://apnews.com/article/trump-inspectors-general-fired-congress-unlawful-4e8bc57e132c3f9a7f1c2a3754359993 [13]https://apnews.com/article/birthright-citizenship-donald-trump-lawsuit-immigration-9ac27b234c854a68a9b9f8c0d6cd8a1c [14]https://thehill.com/homenews/house/5106060-trump-birthright-citizenship-republicans [15]https://tile.loc.gov/storage-services/service/ll/usrep/usrep169/usrep169649/usrep169649.pdf [16]https://en.wikipedia.org/wiki/Big_lie [17]https://www.cnn.com/2021/11/16/media/steve-bannon-reliable-sources/index.html [18]https://chineseamericanlife.com/archives/2232 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1-28 00:00
大西洋月刊：希特勒如何利用宪法在53天内瓦解了德国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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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1月30日，阿道夫·希特勒被任命为魏玛共和国的第15任总理。在民主历史上最令人震惊的政治转变之一中，希特勒开始通过宪法手段摧毁一个宪政共和国。以下是希特勒如何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具体来说，在一个月零三周两天八小时四十分钟内，系统性地削弱并拆解国家民主结构和程序的逐步描述。其中，每一分钟都至关重要。汉斯·弗朗克曾是希特勒早期纳粹运动时期的私人律师和首席法律战略家。在纽伦堡因参与纳粹暴行等待处决时，弗朗克评论说，希特勒具有一种非凡的能力，能够感知“任何法律形式中潜在的弱点”，并毫不留情地加以利用。在1923年11月啤酒馆暴动失败后，希特勒放弃了通过暴力手段推翻魏玛共和国的企图，但他并未放弃摧毁该国民主制度的决心。 1930年9月，希特勒在宪法法院重申了这一决心，并作出了一项所谓的“合法性誓言”（Legalitätseid）。他援引魏玛宪法第1条的规定，即政府是人民意志的体现，告诉法庭，一旦通过合法手段掌权，他将按照自己的意愿塑造政府。这是一个极其大胆的声明。 “那么，通过宪法手段吗？”主持法官问道。 “没错！”希特勒回答。到1933年1月，魏玛共和国的缺陷显而易见。其181条宪法为18个联邦州的结构和程序提供了框架，但漏洞不少。希特勒在十年的反对党政治中深知，一项雄心勃勃的政治议程如何容易被轻易搁置。他多年来一直在拉拢或打压右翼竞争对手，并瘫痪立法程序。在此之前的八个月里，他通过政治阻挠使三位总理下台，并两次迫使总统解散国会并重新举行选举。当希特勒自己成为总理后，他希望不要让别人对他做他曾经做的事情。尽管纳粹党的选票份额有所上升——在1929年市场崩盘后的1930年9月选举中，他们在国会的代表人数几乎增长了九倍，从12席增加到107席；在1932年7月的选举中，他们的席位增加到230席——但他们仍然远未达到多数。席位只占国会的37%，而纳粹党所属的更大的右翼联盟，仅控制了国会51%的席位。但希特勒认为，他应该行使绝对权力。他对一位美国记者说：“37%相当于51%的75%。” 意思是，相对多数加简单多数足以授予他绝对权力。但在一个多党制的政治体系中，联盟经常变动，他的政治计算并不那么简单。他认为通过一项“授权法”（Ermächtigungsgesetz）对他的政治生存至关重要。但通过这样一项法律需要国会三分之二多数的支持，而这将摧毁权力分立的制度，使希特勒的行政部门可以在未经国会批准的情况下制定法律，并使希特勒可以通过法令统治，绕过民主机构和宪法。这一过程比预想的更加艰难。希特勒发现，他的独裁意图在成为总理的头六小时内就遇到了阻碍。那天星期一上午11点半，他宣誓维护宪法。然后，他前往对街的凯撒霍夫酒店吃午餐，再返回总理府，和他的“希特勒内阁”成员拍了一张集体照。下午5点整，他与九位部长进行了第一次正式会议。希特勒在会议开始时吹嘘，有数百万德国人以“欢呼”欢迎他成为总理。随后，他概述了清除关键政府官员并用忠诚者填补职位的计划。接着，他谈到了会议的主要议程：授权法。他声称，这项法律将为他提供必要的时间（根据法律草案的规定是四年）和权力，以实现他的竞选承诺。这些承诺包括振兴经济、减少失业、增加军事开支、退出国际条约义务、清除他声称“毒害”国家血统的外国人，并向政治对手复仇。他曾在一次集会上扬言：“人头将滚落沙地。” 鉴于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在584席的国会中共占据221席，约占38%，希特勒需要的三分之二支持票在数学上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希特勒提出：“如果取缔共产党并取消他们的投票权，那么就可以在国会中获得多数票。” 但希特勒接着说，这几乎肯定会引发全国600万德国共产党员的罢工，而这可能会导致国家经济崩溃。另一种选择是通过重新举行选举来重新平衡国会的席位比例。 “什么对经济的威胁更大？”希特勒问道，“是与新选举相关的不确定性和担忧，还是一次全国性罢工？” 最终，他得出结论，重新选举是较为安全的路径。经济部长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对此表示反对。胡根贝格认为，如果想要在国会中获得三分之二多数票，就绕不过取缔共产党。当然，胡根贝格反对重新选举也有他自身的利益考量：在上次选举中，胡根贝格的德国国家党从希特勒的纳粹党手中夺走了14个席位，使他成为希特勒当前执政联盟中不可或缺的伙伴。而重新选举可能会让他的政党丢失席位，削弱他的权力。当希特勒询问是否可以动用军队来镇压任何公众骚乱时，国防部长维尔纳·冯·勃洛姆堡断然否决了这个想法。他指出，“军人的训练，就是将外部敌人视为唯一可能的对手。” 作为职业军官，勃洛姆堡无法想象德国士兵会被命令在德国的街头射杀德国公民，以维护希特勒（或任何其他德国政府）的权力。希特勒曾在竞选中承诺要清除“议会的泥沼”（den parlamentarischen Sumpf），但如今他发现自己陷入党派政治的泥潭，并受到宪法防护栏的阻碍。像往常一样，他对持反对意见或令人不快的事实置之不理，并加倍自己的策略。第二天，希特勒宣布将在3月初举行新的国会选举，并向他的党派领导人发出备忘录。 “经过十三年的斗争，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终于成功突破并进入政府，但争取德国民族的斗争才刚刚开始。”希特勒宣称，随后愤怒地补充道：“国家社会主义党知道，新的政府不是国家社会主义政府，即便它知道这届政府打着其领袖阿道夫·希特勒的名字。” 希特勒此时实际上是在向自己的政府宣战。如今人们倾向于认为，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是他不可避免的权力攀升的一部分，这种印象源自几代战后学术研究。许多研究将纳粹夺权（Machtergreifung）的标准叙事作为核心，而这一叙事包括政治和社会迫害、推行极权统治（Gleichschaltung）以及随后的侵略行为，最终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大屠杀的噩梦。然而，在研究和撰写这篇文章时，我有意忽略了这些最终结果，而是追踪了当时事件的发展及其伴随的不确定性和错误判断。一个例子是，1933年1月31日，《纽约时报》关于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的报道标题是，“希特勒放弃成为独裁者的目标”。上世纪80年代末，作为哈佛大学的一名研究生，我在关于魏玛和纳粹德国的课程中担任助教时，经常引用汉斯·弗朗克在纽伦堡的一句战后评述，强调了希特勒政治生涯的脆弱性。这位纳粹法律战略家回忆道：“元首是一个只有在那个特定时刻才可能在德国出现的人。” 他指出，希特勒正好出现在“这个可怕的过渡时期，君主制已消失，共和国尚未稳固”。如果希特勒的前任库尔特·冯·施莱彻再多执政六个月，或者德国总统保罗·冯·兴登堡更谨慎地行使宪法权力，或者国会中的温和保守派代表投票选择不同的方向，那么历史可能会走向完全不同的轨迹。我的最新著作《接管：希特勒权力的最终崛起》，就以本篇文章故事开始的那一刻结束。我逐渐意识到，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以及他在上任后破坏宪法防线的故事，更像是政治上的偶然事件，而非历史的必然。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首个民主共和国的总理，对希特勒和整个国家来说几乎同样令人感到意外。在经历了三年的急速政治上升后，希特勒在1932年11月的选举中遭遇惨败，丢失了200万选票和34个国会席位，其中几乎有一半被胡根贝格的德国国家党夺走。到1932年12月，希特勒的运动在财政上、政治上和思想上都已接近破产。希特勒告诉几位亲密的助手，他正在考虑自杀。但一系列幕后交易，包括1933年1月末施莱彻总理的突然解职，将希特勒推向了总理职位。施莱彻后来回忆，希特勒曾对他说：“我这一生中，总是在自己放弃希望时被拯救。” 这场最后时刻的任命以巨大的政治代价换来。希特勒在这条意外通往权力的快车道上，不得不将自己最忠诚的几位副手舍弃，成为政治上的“牺牲品”。更糟的是，他发现自己所处的内阁是由他的政治敌人、前总理弗朗茨·冯·帕彭亲手挑选的，而帕彭的政府正是被希特勒推翻的。现在，帕彭成为了希特勒的副总理。而最糟糕的是，希特勒被胡根贝格挟制。胡根贝格掌握着国会中51票的支持，并有能力决定希特勒总理职位的存亡。他差点就让希特勒失去这一职位。 1933年1月的那个星期一早晨，当总统兴登堡等待接见希特勒时，胡根贝格与希特勒在关于是否举行国会选举的问题上发生了冲突。胡根贝格的立场是：“不！不！不！” 当希特勒和胡根贝格在总统办公室外的前厅争论时，兴登堡变得不耐烦。据总统办公厅主任奥托·迈斯纳回忆，如果两人的争吵再持续几分钟，兴登堡就会离开。一旦这样，帕彭在此前48小时内拼凑起来的脆弱联盟就会瓦解。那样的话，就不会有希特勒的总理职位，也不会有第三帝国。最终，希特勒只获得了两个内阁职位的任命权——而且这两个职位都与经济、外交政策或军事无关。他选择了威廉·弗里克担任内政部长，以及赫尔曼·戈林担任无任所部长（注，戈林被任命为没有具体职务分管的部长，即“部长而无明确部门”。这种角色通常是为了让某人进入内阁，但没有赋予其具体负责的领域。尽管如此，这种职位并非无权，尤其是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但凭借对结构和程序弱点的敏锐洞察力，希特勒立即指派这两位部长着手攻击魏玛共和国的关键民主支柱：言论自由、正当程序、公投权和联邦制。弗里克负责管理共和国的联邦制度、选举制度以及新闻出版事务。他是第一位公开披露希特勒政府计划的部长：“我们将向国会提出一项授权法案，这项法案将在宪法的框架内解散国会政府。” 弗里克告诉媒体，希特勒对国家的雄心勃勃的计划需要采取极端措施。他的立场得到了希特勒的进一步支持，希特勒在2月1日的第一次全国广播演讲中表示：“国家政府因此将把恢复德国人民思想和意志的统一视为首要任务和最高目标。它将维护并捍卫支撑我们民族力量的基础。” 弗里克还负责压制反对派媒体和将权力集中到柏林。他在削弱联邦权力的同时，还对左翼报纸实施禁令，包括共产党的《红旗报》和社会民主党的《前进报》。与此同时，希特勒任命戈林为普鲁士的代理州内政部长。普鲁士是占德国领土三分之二的联邦州，而戈林的任务是清洗普鲁士州警察。这支警察部队是仅次于军队的全国最大安全力量，也是社会民主主义情感的堡垒。普鲁士政治警察的负责人鲁道夫·迪尔斯回忆说，有一天2月初，戈林敲开他的办公室门，并毫不留情地表示，是时候“清理门户”了。 “我不想再看到这些无赖，他们在这里横行霸道。”戈林说。随后出台了一项被称为“Schiesserlass”（射杀令）的法令。这项法令允许州警察在行动中开枪射击，而不必担心承担后果。 “如果警察不得不担心因执行任务而面临纪律处分，我就无法依靠他们去对付红色暴徒。”戈林解释说。他亲自担保，允许警察毫无顾忌地开枪。 “当他们开枪时，就是我在开枪。”戈林说。“当有人倒下死去，就是我击毙的。” 戈林还指定纳粹冲锋队（SA）为“副警察”（Hilfspolizei），迫使政府为这些穿棕衫的暴徒配备武器，并赋予他们警察权力，以参与街头斗争。迪尔斯后来指出，这种操控法律为自己服务，并将数万名冲锋队员的暴力和过激行为合法化，是一种“经过验证的希特勒战术”。在希特勒忙于巩固权力并镇压反对派的同时，关于其政府即将垮台的传言四处流传。一种传言称，最近被罢免的施莱彻总理正计划发动军事政变。另一种传言说，希特勒是帕彭的傀儡，是一名“奥地利乡下人”，无意中在为德国贵族服务。还有一种说法称，希特勒只是胡根贝格和一群工业家的“棕衫稻草人”，这些工业家试图通过拆解工人保护措施来获取更高的利润（据称，工业家奥托·沃尔夫通过资助希特勒运动“收回了成本”）。还有一种传言称，希特勒只是一个过渡政府的管理者，而总统兴登堡作为一个忠实的君主主义者，正在为皇帝的复辟做准备。虽然这些传言大多不属实，但希特勒确实面临着在3月国会选举前兑现竞选承诺的政治现实。《红旗报》列出了希特勒对工人的竞选承诺，而中央党公开要求希特勒承诺支持农业部门、抑制通货膨胀、避免“金融政治实验”并遵守魏玛宪法。同时，那些曾因希特勒要求独裁权力和拒绝加入联盟而欢呼的右翼支持者，现在则以一句简短的嘲讽概括了他们的失望：“不是第三帝国，连二点五帝国都算不上。” 2月18日，左中派报纸《福西报》写道，尽管希特勒发表了竞选承诺和政治表态，但普通德国人的生活并未改变。如果有什么变化，那就是更糟了。希特勒承诺将粮食进口关税翻倍，但却因复杂性和合同义务而陷入僵局。胡根贝格在一次内阁会议上告诉希特勒，“灾难性的经济状况”正在威胁国家的生存。《福西报》预测：“最终，新政府的存续将取决于经济状况，而非语言。” 尽管希特勒谈及千年帝国，但他的政府能否熬过这个月尚无定论。在任命希特勒为总理之前的八个月里，兴登堡曾根据第53条宪法权力，先后解除了三位总理——海因里希·布吕宁、帕彭和施莱彻的职务。他对希特勒的蔑视是众所周知的。 1932年8月，兴登堡曾公开声明：“为了上帝、我的良知和国家”，他绝不会任命希特勒为总理。私下里，兴登堡甚至开玩笑说，如果他要给希特勒任何职位，那也只是邮政部长，“这样他就可以从背后舔我的邮票了。” 1933年1月，兴登堡最终勉强同意任命希特勒为总理，但附加条件是他永远不会单独与希特勒同处一室。到2月下旬，每个人心中都在想，正如《前进报》所问：这位年迈的陆军元帅还能容忍这位波希米亚下士多久？这篇《前进报》文章发表于2月25日星期六，标题为“还能坚持多久？” 两天后，2月27日星期一晚上，接近晚上9点，国会大厦突然起火，火焰将议会大厅的玻璃圆顶烧塌，照亮了柏林夜空。据目击者回忆，火光从40英里外的村庄都能看到。德国议会民主象征的燃烧震惊了全国。共产党指责纳粹是幕后黑手，而纳粹则将责任推给了共产党。一名23岁的荷兰共产党员马里努斯·范·德·卢贝在现场被抓，但监督灭火行动的柏林消防队长瓦尔特·根普发现了一些可能表明纳粹卷入的证据。第二天早晨，希特勒召集内阁讨论国会大厦火灾危机时，他宣称，这场火灾显然是共产党的政变企图的一部分。戈林详细描述了共产党的计划，包括进一步纵火焚烧公共建筑、毒害公共厨房的食物，以及绑架重要官员的子女和妻子。内政部长弗里克提出了一项紧急法令草案，内容包括暂停公民自由、允许搜查和扣押、削弱各州权力等。帕彭对此表示担忧，认为草案“可能会遇到反对”，尤其来自“南部各州”，也就是巴伐利亚——在规模和权力上仅次于普鲁士的州。帕彭建议，应与各州政府讨论这些措施，以确保“友好协商”，否则这些措施可能被视为篡夺各州权力。最终，草案中仅增加了一个词，以作为暂停某州权力的应急条款。当天下午，兴登堡签署了这项法令。这项紧急法令在3月选举前一周生效，赋予希特勒极大的权力，用以恐吓和监禁政治反对派。共产党被取缔（正如希特勒在首次内阁会议上所希望的那样），反对派媒体成员被逮捕，报社被关闭。戈林过去一个月一直在实施类似的行动，但法院总是下令释放被拘留者。而法令生效后，法院无法再干预。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被逮捕。 3月5日星期天早晨，国会大厦火灾发生一周后，德国选民前往投票站投票。《纽约时报》记者弗雷德里克·伯查尔当天写道：“在一个文明国家中，也许从未举行过这样奇怪的选举。” 伯查尔对德国人显然愿意屈从于威权统治，而不是选择民主替代方案的态度感到失望。他写道：“在任何美国或盎格鲁-撒克逊社区，反应都会是迅速而压倒性的。” 超过4000万德国人参与了投票，比以往任何一次选举多出200多万人，代表了近89%的登记选民——这是民主参与度的惊人表现。《福西报》报道：“自1871年德国国会成立以来，还从未有过如此高的投票率。” 这新增的200万张选票大多流向了纳粹党。《福西报》指出：“庞大的投票储备几乎完全使国家社会主义者受益。” 尽管纳粹党未能达到希特勒承诺的51%的得票率，仅获得44%的选票——即使在大规模压制的情况下，社会民主党仅损失了一个国会席位。但共产党被取缔的事实使希特勒能够与其他党派组成联盟，从而获得通过授权法所需的国会三分之二多数支持。次日，纳粹分子冲入全国各地的州政府办公室。公共建筑上挂起了纳粹党旗帜。反对派政客纷纷逃亡。社会民主党领袖奥托·韦尔斯逃往瑞士，巴伐利亚州州长海因里希·赫尔德也逃亡国外。成千上万的政治反对者被投入所谓的“保护性拘留”（Schutzhaft），这种拘留形式允许无限期地关押个人，而无需任何理由。兴登堡保持沉默。他没有因针对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和犹太人的公开暴力行为质问他的新总理。他也没有行使宪法第53条赋予他的权力，反而签署了一项法令，允许纳粹党旗帜与国旗一同悬挂。他还同意希特勒的请求，新增一个内阁职位，即“公众启蒙与宣传部长”，这一职位很快由约瑟夫·戈培尔担任。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知道这位伟大的老人在我们身边是多么幸运，而我们的命运也因我们如今一起走的道路而发生了多大的改变。” 一周后，兴登堡对希特勒的支持在公众面前展现得淋漓尽致。他穿着军装，与身穿深色西装和长外套的总理一起出席了波茨坦的一场仪式。这位前陆军元帅与这位波希米亚下士握手，希特勒以表面上的恭敬鞠躬。这次被称为“波茨坦日”的仪式，标志着通过第53条宪法解决希特勒总理职位问题的希望正式终结。就在同一天，3月21日，政府发布了一项基于第48条宪法的法令，为被定罪的纳粹分子提供赦免，包括那些在“国家复兴斗争”中犯下谋杀罪的人。那些因叛国罪被判有罪的人现在被视为民族英雄。当天下午，第一座集中营在柏林以北的奥拉宁堡镇中心附近的一家废弃酿酒厂中开设。次日，第一批被拘留者抵达另一座集中营，地点是巴伐利亚达豪镇郊外的一家废弃弹药厂。与此同时，排除犹太人从事法律和医学职业以及担任政府职务的立法计划，正在进行中。然而，希特勒承诺的大规模驱逐10万名东欧犹太移民（Ostjuden）的计划，遇到了更大的复杂性。许多人已经获得了德国国籍并拥有稳定的工作。随着驱逐的恐惧加剧，出现了银行挤兑，导致其他银行和企业陷入恐慌。犹太储户的账户被冻结，直到“他们与德国商人结清债务”，一名官员这样解释道。作为新当选的国会主席，戈林试图安抚局势，向德国的犹太公民保证，他们仍然享有与其他德国公民一样的“人身和财产的法律保护”。随后，他对国际社会大加斥责：外国人不得干涉德国的内政，德国有权自行处理本国公民。 3月23日星期四，国会代表们在克罗尔歌剧院集合，与烧毁的国会大厦废墟仅一街之隔。第二周星期一，传统的德国国徽鹰被拆除，换成了一只巨大的纳粹党鹰，其张开的翅膀被戏剧性地背光照亮，鹰爪中抓着一个纳粹标志。希特勒穿着棕色冲锋队制服，臂上戴着纳粹标志，前来为他的授权法案游说。这一法案正式命名为《为消除人民与帝国困境的法律》。下午4点20分，希特勒走上讲台。他显得不太自在，一边整理几页稿纸，一边开始以迟疑的语气念起准备好的讲稿。随着演讲进行，他逐渐恢复了往日充满激情的演讲风格。他列举了魏玛共和国的失败，然后概述了授权法案拟定的四年任期内的计划，包括恢复德国在国际上的尊严与军事平等，以及国内的经济与社会稳定。他誓言：“对于我们的国家和人民的背叛，今后将被无情地铲除。” 国会休会进行法案审议。当晚6点15分，代表们重新集合，社会民主党领袖奥托·韦尔斯获准发言。尽管自身安全受威胁，韦尔斯从瑞士流亡中返回，亲自面对希特勒发起挑战。韦尔斯说：“在这一历史时刻，我们德国社会民主党庄严承诺，捍卫人道、公正、自由和社会主义的原则。” 他谴责希特勒试图破坏魏玛共和国，并对其播下的仇恨与分裂提出批评。他表示，无论希特勒试图在这个国家施加何种罪恶，共和国的创立民主价值将永存。“没有任何授权法案能赋予你摧毁这些永恒且不可摧毁理念的权力。” 希特勒起身反击。他说：“您刚才所宣扬的那些美妙理论，对于世界历史来说都来得太晚了。” 他否认自己对德国人民构成任何威胁，并提醒韦尔斯，社会民主党在过去13年里掌握权力时，却未能解决真正关乎德国人民的问题——就业、稳定与尊严。 “在你们掌握权力的时候，这些战斗在哪里？”希特勒问道。纳粹党代表和旁听席上的观众纷纷欢呼，其他代表则保持沉默。一些代表随后发表讲话，表达他们对授权法案的担忧和立场。中央党以及巴伐利亚人民党的代表表示，尽管他们对法案存在“在正常情况下几乎无法克服”的保留意见，但他们仍愿意投赞成票。同样，德国国家党领袖赖因霍尔德·迈尔对法案对司法独立、正当程序、新闻自由以及公民平等权利的潜在影响表示严重关切，但最后他也宣布，他的党派将投票支持法案，引发会场内的嘲笑声。晚上8点前不久，投票完成。在场的94名社会民主党代表投票反对法案（社会民主党成员、普鲁士前内政部长卡尔·塞弗林当天早些时候在进入国会前被逮捕，但被临时释放以投票。）其余441名国会代表投票支持新法案，给希特勒带来了超过四分之三的多数支持票，足以使授权法案在未经修改或限制的情况下生效。次日，美国大使弗雷德里克·萨克特向国务院发去电报：“根据这项法律，希特勒内阁可以重构整个政府体系，几乎消除所有宪法限制。” 作为当天在场的纳粹国会代表之一，戈培尔后来惊叹，纳粹党成功通过宪法手段完全摧毁了联邦宪政共和国。七年前，也就是1926年，当他作为首批12名纳粹国会代表之一当选时，他也有类似的感触。他发现，尽管自己和其他11名代表（包括赫尔曼·戈林和汉斯·弗朗克）公开宣称是魏玛共和国的敌人，却依然被允许享受免费一等车票和补贴餐食，并可以随心所欲地破坏、阻挠和瘫痪民主结构和程序。他写道：“民主最大的笑话在于，它把毁灭自己的手段交给了它的致命敌人。” 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1-21 00:00
忠告川普的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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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只有他们的领袖才能拯救这个国家。魏玛共和的历史是否正在重演魏玛共和国的宪法按照今天的标准都可以说是相当完备的。但是，希特勒通过选举上台之后，希特勒及其纳粹党通过一系列行动打击迫害政治对手，例如纵火焚烧国会大厦，然后栽赃反对党，然后宣布紧急状态，实行独裁. 魏玛共和国（1918-1933）就是如此被希特勒从内部结束。笔者在高中时期阅读《第三帝国的兴亡》的时候就曾经疑问，为什么绝大部分的德国民众支持希特勒及其纳粹党？笔者在1998-2017年至今先后在德国工作生活和公务出差，特意沿着希特勒纳粹党的历史轨迹，先后实地参观了慕尼黑希特勒开始发表煽动演说的啤酒馆[13]；在纽伦堡举行多次的数十万纳粹党徒集会[14]，其歇斯底里的疯狂程度，让人毛骨悚然；位于Dachau[15]的第一个纳粹集中营；希特勒最后自杀的地下堡垒[16]。 1933年2月27日魏玛共和国会被纳粹纵火焚烧[17] 忘记历史，必然重蹈覆辙从1788年大选到2024年大选，一共60次总统大选[18]，川普是唯一的候选人，在大选之前就拒绝承诺尊重接受大选结果；反复多次声称如果他输了就是因为大选舞弊；在败选之后拒绝尊重大选结果，甚至制造大选舞弊的谎言，煽动其支持者暴力攻击国会；败选之后没有邀请下任总统到白宫会晤，没有出席下任总统的就职典礼。林肯在1838年1月的一次演讲中[19]说：“如何预料什么时候我们国家会面临危险？我回答，这个危险肯定是来自于我们中间，而不是来自国外。如果毁灭是我们的命运，那么必然是我们自己启动，自己完成的。” 川普的白宫幕僚长、国防部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等等直言川普是“法西斯”，超过1000名资深共和党人和国家安全领袖们公开反对川普。【延伸阅读】将军们一再警告：川普是“法西斯” 如此众多资深共和党人公开反对川普，非同寻常，耐人寻味的确，历史上有很多如同希特勒这类政治野心家通过谎言蛊惑甚至暴力手段上台执政。历史也一再显示，这类政治野心家为了政治权力而不择手段，他们上台执政之后真的会为平民大众福祉而施政吗？这类政治野心家执政的的最终后果是什么？笔者最近参观了位于新奥尔良的美国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博物馆[20]，希特勒从1933年上台，到1945年就将德国带入完全毁灭和将绝大部分欧洲沦为废墟，超过8500万士兵和平民的死亡和负伤。支持川普的朋友们，如果你们还愿意认同美国《独立宣言》的建国理念，如果你们还愿意遵守加入美国公民的誓言“捍卫美国《宪法》”，那么希望你们在未来四年里要求和监督川普遵守他的就职誓言，严格遵守和捍卫美国的《宪法》和法律。历史是否会重演，美利坚合众国是否将会重蹈魏玛共和的命运？在未来四年里，所有的美国民众都不仅是历史的见证者，而且还是历史的参与者。我们每个人都将面临一个选择，我们每个人的参与角色是什么呢？参考资料 [1]https://www.npr.org/2018/04/05/599868312/fact-check-trump-repeats-voter-fraud-claim-about-california [2]https://apnews.com/article/f5f6a73b2af546ee97816bb35e82c18d [3]https://en.wikipedia.org/wiki/Post-election_lawsuits_related_to_the_2020_U.S._presidential_election [4]https://apnews.com/article/trump-invites-michigan-gop-white-house-6ab95edd3373ecc9607381175d6f3328 [5]https://www.cnn.com/2023/07/01/politics/trump-ducey-arizona-2020-election-overturn/index.html [6]“https://www.atlantanewsfirst.com/2023/02/15/read-full-transcript-donald-trumps-call-brad-raffensperger [7]https://www.npr.org/2024/11/05/nx-s1-5179073/trump-and-allies-have-primed-supporters-to-falsely-believe-he-has-no-chance-of-losing [8]https://www.bbc.com/news/articles/czd5l0d3794o [9]https://www.npr.org/2024/11/05/nx-s1-5179073/trump-and-allies-have-primed-supporters-to-falsely-believe-he-has-no-chance-of-losing [10]https://blog.wenxuecity.com/myblog/71881/202011/6204.html [11]https://supreme.justia.com/cases/federal/us/531/98 [12]https://www.newyorker.com/news/daily-comment/justice-oconnor-regrets [13]https://www.history.com/news/hitler-failed-beer-hall-putsch [14]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PrRt_f0Xtg [15]https://www.dachau.de/en/tourism/concentration-camp-memorial-site/concentration-camp-memorial-site.html [16]https://www.history.com/this-day-in-history/adolf-hitler-commits-suicide [17]https://en.wikipedia.org/wiki/Reichstag_fire [18]https://en.wikipedia.org/wiki/United_States_presidential_election [19]https://www.usatoday.com/story/news/factcheck/2020/07/14/fact-check-abraham-lincoln-quote-fabricated/5420062002 [20]https://www.nationalww2museum.org/students-teachers/student-resources/research-starters/research-starters-worldwide-deaths-world-war 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2024-11-12
黄金轴心向中国移动！市场分析师：一种新的“黄金挂钩货币”准备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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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中，最著名的例子是1920年代德国魏玛共和国的危机，个人和政府唯一的拯救是‘硬通货’，即黄金，无法印刷或数字化创造。这就是货币中国人民银行以及中国金融行业和个人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积累资金，黄金市场可能已经听到了这一点，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尽管中国作为边际买家并没有推动金价的立即上涨。” “当价格不可避免地出现调整或回调至中国准备积累黄金的水平时，它将介入，这将支持调整。” 这不仅仅是地缘权力博弈，美元地位的任何进一步削弱都可能对普通美国人产生重大经济影响。由于全球金融体系以美元为基础，世界需要大量美元，而美国则依靠这种全球需求来支撑其挥霍的借贷和支出。美国能够借贷、支出和维持巨额预算赤字的唯一原因是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角色。它创造了对美元和美元计价资产的内在全球需求。这吸收了美联储的货币创造，并有助于在美联储实行通胀政策的情况下保持美元强势。但如果需求下降会发生什么？如果金砖国家和其他国家决定不想持有美元，会发生什么？马哈雷解释，世界经济的#去美元化浪潮#化将导致美元价值暴跌，并可能引发货币危机。“你我都会感受到这种影响，价格上涨会侵蚀美元的购买力。它甚至可能导致恶性通货膨胀。” 他强调：“换句话说，即使中国和金砖国家联盟不能篡夺美元，它们也可能会严重削弱美国人的生活水平。” “重要的是要明白，真正的风险并非来自中国。它来自于美国决策者，他们继续忽视其鲁莽政策的后果，并继续拖延下去。最终，他们将耗尽道路，”马哈雷最后总结道。
圈内人2024-0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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