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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在华盛顿特区阅兵，“不要国王”抗议活动席卷全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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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站在前线捍卫民主，”她说。在费城，马丁·路德·金的儿子马丁·路德·金三世对人群表示：“我们绝不会让民主在我们眼前死亡。” 在纽约，抗议者聚集在曼哈顿中城的布莱恩特公园，然后沿第五大道游行。组织者还呼吁在哥伦比亚大学举行集会。洛杉矶市长凯伦·巴斯在抗议活动开始时表示：“让我们向世界展示洛杉矶和这个国家最好的一面。让我们与挑衅、升级和暴力形成鲜明对比。” 洛杉矶警察局长吉姆·麦克唐纳表示，预计将有数万人参加抗议。美国联邦参议员伯尼·桑德斯表示，他在佛蒙特州斯托和超过500人一起参加抗议，目的是“对我们国家所陷入的威权主义说不”。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6-16 00:00
8个月前的这场对谈，已经把今天的美国讲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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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吐温(Mark Twain)和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也都指出过这个问题。如果你让太多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那么这些人就会控制太多的言论空间、太多的话语权、太多的媒体平台。在这种情况下，正常的民主对话就会变得非常困难，因为某一个人（比如一个拥有大型媒体平台或社交平台的人）可能最终决定了我们全社会在谈论什么。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也是一个历史性的问题。我之前说过，古希腊人无法预见社交媒体的出现，但他们确实预见了财富阶层通过宣传使民主变得困难的情形。他们对这一点的担忧是有道理的，而这正是我们今天也必须警惕的一个信号。马什：当然，我认为，这确实引出了我们对当下局势理解中最棘手的问题之一。就像你说的，民主制度的瓦解——如果从2010年开始描绘这个过程，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社交媒体的崛起与如今被污染的信息网络之间的平行关系，以及由此衍生出的政治现象。但另一方面，这种情况过去也发生过。比如1930年代纳粹控制下的德国新闻媒体，还有收音机的出现与法西斯主义的兴起。甚至在更早以前，英国内战时期传单(pamphlets)文化的兴起，以及这种文化在整个欧洲范围内被压制的情况。我是说，这是否其实是言论自由内在的某种特质？也就是说，它在某种意义上会“吞噬”自身：一旦信息爆炸到不可控制的程度，社会就会因此发生分裂。斯奈德：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观点，我想就此说两点，内容截然不同。首先，我想从你提到技术的地方接着说下去，因为斯蒂芬（马什）说得完全正确，非常值得我们深思。一、我不会把这个问题简单归结为“言论自由”，而是更倾向于认为这是“媒体技术的变革”所导致的。比如印刷术的发明——现在，我虽然看不到你们的样子，但我能看到我那本书的封面，因为它是白色的，会反射你们身上的紫外光。所以你们都拿着书，这很好。我想我们大概都是认为书籍是积极事物的人，认为阅读和拥有书籍是好事。但正如斯蒂芬所暗示的那样，印刷术的出现在最初的150年间其实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它是欧洲宗教战争的主要诱因之一，而那场战争造成了大约三分之一的欧洲人口死亡。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印刷术让信息的传播速度远远超出了当时人们的承受能力；同时，它也让人们能够更轻易地抄袭、诽谤、拼贴。某种意义上，印刷术可以说是社交媒体的先驱。但它也给出了解决问题的线索：当你有了新技术之后，你就必须制定新的规范、惯例和法律。例如版权制度——听起来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无聊的东西——其实正是使书籍成为可能的基础。如果没有版权，我就不能写书或出版。版权制度使得书籍得以存在。而关于抄袭的法律，则让我们所谓的“言论自由”能够真正运作起来。二、所以每当技术发生变革，我们就必须重新思考“言论自由”的含义。这也引出了我的第二点：即使我们在技术层面讨论言论自由，归根结底，它并不是关于技术，而是关于“人”。追溯到古希腊，人类对言论自由的探讨有着悠久而深厚的传统。那么我们为什么需要言论自由呢？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在美国，我们似乎已经到了一个极端——当然不是你们在座的各位，你们是友善、理性、深思熟虑的人——但总体而言，美国人往往倾向于说出一些他们知道具有冒犯性、甚至是虚假的言论，然后再说一句“言论自由，言论自由”，好像言论自由本身就能为这些言论披上一层荣耀的外衣。我们已经陷入了这样的误区。同时，在技术层面，我们也陷入了另一个误区——当一个拥有社交平台的亿万富翁想要大规模传播谎言时，他也会打出“言论自由”的旗号。这表明我们对言论自由的理解已经严重偏离了原本的轨道。因为，不管伊隆·马斯克是将一个谎言传播五千万亿次还是五千五百万亿次，这都不是言论自由的真正意义。言论自由从来都不是关于有钱人、强者的，它从来都是关于弱者的。我们之所以捍卫言论自由，是因为“向权力说真话”本身就是危险的。言论自由是关于“人”的，是关于“最不幸的那群人”的。这才是言论自由的核心。但我们已经被搞得头脑混乱，以为言论自由是关于算法、关于那些背后根本没有人操控的机制。但其实，言论自由永远是关于一个具体的人，以及当你说出真相时你所承担的具体风险——身体伤害，甚至生命危险。我们在这个国家真正需要思考的是：我们该如何培养“自由的说话者”。你不需要担心有钱人和有权人，他们的言论自由权利自然会受到宪法保护，他们根本不是我们应该关注的焦点。真正的问题是：我们每个人都足够了解信息了吗？我们足够有信心、有安全保障去表达自己了吗？很显然，答案是否定的。而且不仅是对少数族裔或其他处境危险的人群而言，很多中西部的县，我最近拜访过，人们连在院子里插一个支持哪位候选人的标牌都不敢，因为他们害怕遭受人身攻击。这，就是我们目前面对的言论自由问题所在。美国宪法的问题马什：你知道吗，我在想，不知道你有没有像我在这个对谈系列中遇到的很多知识分子那样，去思考美国的建国，思考它的起点。你刚才提到了传单和印刷文化的起源，这很有意思，因为他们当时也正是传单写作者，对吧？某种程度上，他们就是最早的那批“传单叛军”(pamphleteer rebels)。也许我会这么说是因为我是加拿大人，所以我能更有距离感地看这个问题。但我想知道，作为一个历史学者，你是否觉得美国如今所陷入的困境，其实早在当初就已经埋下了种子。比如乔治·华盛顿的告别演说——对我来说，那简直就是在描述今天的美国，只不过是240年前说出来的。你会不会觉得，那些光辉岁月里种下的一些“种子”，现在已经开始发芽燃烧、变成火苗了？又或者说，正是这个国家的美丽与建国理想本身，正在制造它如今所面临的危机？我觉得美国最不同凡响的一件事是：它至今仍处在自己的“第一共和国”当中。你看，法国都已经是第五共和国了。我们加拿大写宪法是1982年，对吧？而你们至今还在使用18世纪写下的宪法。你觉得，美国如今的问题，是不是也部分源于此？斯奈德：是的，法国是第五共和国，但谁在乎呢？马什：说不定等这次对话结束，他们都到第七个了。斯奈德：这里有一个非常讽刺的现象。我是美国人，也是历史学家，但我并不是“美国史学家”，你懂我的意思吧——我是研究欧洲历史的。但从欧洲的角度来看，美国宪政史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反讽之处：当我们有机会影响其他国家的宪法设计时，我们会允许出现、甚至鼓励一些在我们自己宪法中并不存在的内容。举个例子：二战后，欧洲新产生的宪法中包含了许多美国人并不享有的权利。尤其是，这些宪法往往围绕着政府向人民提供服务来进行设计，而这恰恰是美国人常常质疑的部分。二战之后，面对法西斯主义带来的摧残，欧洲各国在宪法设计中大力强调福利国家的理念，其核心目标正是构建一个让人们真正感到自由的社会。所以我这里在思考一个非常具体的宪法设计时刻。我想表达的，其实是一个相对乐观的观点：是的，我们的建国文件确实有些古老、复杂，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人本身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20世纪40年代，甚至更早在20年代，那些参与一战后宪法讨论的美国政治学家和法律学者其实都非常清楚我们宪法的局限。所以说，确实有问题，但不能说所有美国人都对此毫无察觉，也不能说我们就只能消极地被这些文件束缚。我们的某些现实问题确实根植于宪法本身。比如说，宪法允许选区划分操控（gerrymandering，杰利蝾螈），而更好的宪法设计本应排除这种做法。又比如选举人团制度(Electoral College)——它在当时的政治辩论中或许说得通，但现在说实话，简直让人忍俊不禁。它真的完全没有道理，我们之所以还保留它，只是因为它“已经在那里了”。这类基本的设计缺陷确实存在。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对待宪法这份文件的精神，我想强调的是这个点。1852年，在美国首次独立日的第76周年，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自由黑人）发表了一篇著名演讲，我认为他给予了建国者应有的尊重。演讲的核心当然是当时美国最根本的问题——奴隶制。但我觉得，道格拉斯说了一句非常有智慧的话。他说，建国者在他们的时代是“叛逆者”(rebels in their own time)。就像斯蒂芬所说，他们是捣乱分子，是传单写手。道格拉斯说，他们是那些在当时冒着巨大风险的人。他们所坚持的事业在一段时间内是少数人的事业，他们是异类，是边缘人，是在被排斥的状态下坚持下来的。直到后来他们赢得了支持，甚至奇迹般地赢得了一场战争。而“自己时代的叛逆者”这句话，我认为正是我们理解建国精神的正确方式。因为那些起草美国宪法的人深知，我们也必须在我们自己的时代成为“叛逆者”，这当然也意味着我们要敢于对他们当年的立场和设计进行挑战。当年的建国者中，没有任何一个人认为“我们在18世纪写下的这些东西，应当在250年后依然将所有人牢牢束缚”。他们努力地去设计这些文件，使之能够随着历史而改变，因为他们理解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第一，我已经提过了——我们是有缺陷的，我们不完美。这正是宪法存在的核心理由。民主是困难的，你需要规则和框架来引导我们的能量朝着正确方向流动。第二，他们明白：民主需要不断复兴。而每一次民主的复兴，都必须以我们愿意承认过去所犯的错误为前提。一个严重的错误马什：我听过很多关于美国宪法的辩护。这是我听过的最好的辩护。但这让我们回到了规范的问题。对。你提到的那个比喻很好，就像你在白板上写规则，但你真正希望的是孩子有规范。就像你写这些规则，是因为你不能对孩子说“正常点”。对。就像拥有这些价值观。斯奈德：对。我得说，对孩子说“要正常”是一种我从未想过的方法。好吧，试试看。看看是否有效。马什：也许我试了没效果，对吧？但我猜是因为我完全明白问题在于规范，但这似乎也是一个如此难以面对的问题。我有我的规范，我有朋友，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的规范。作为公民，我们似乎很难真正影响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观念，即“我们都相信民主”，对吧？规范似乎是一个如此模糊、不明确，同时又是如此迫切的要求。斯奈德：当然，这是个很好的问题。让我从几个不同的角度来回答你——一个是更直接的现实层面，另一个可能是更深层次的。让我先从那个深一点的开始说起。民主并不是——自由也不是——“一切都可以”的意思。不是这样的。自由的意义，在于这个世界上确实存在一些美好的事物，而我们每个人对这些美好事物的理解可能不同，但每个人都应有机会去实现他们心中那些“好”的东西。这才是自由的核心。自由并不意味着“什么都不是真的”，它不是虚无主义。我认为，当我们把自由理解为“无所谓、什么都行、都不重要”的时候，我们就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而如果我们因此认为民主就意味着“大家随便说说、无所谓”，那民主根本不可能运作。虽然这种想法很有诱惑力——我们确实看到有不少人，甚至在美国社会中居于高位、甚至竞选公职的人，都抱持着这种态度——但那不是真正的自由，也绝对不是民主。民主绝不能只是“任其发展”的结果。它必须建立在某些积极的信念之上，而这些信念正是“规范”所依赖的基础。所谓“规范”，是指我们的行为准则，是我们在政治这个空间中不言自明、却人人遵守的“看不见的规则”。就像政治房间里的家具，虽然看不见，但我们知道如何在它们之间穿行。可是，如果没有那些积极的价值信仰作为支撑，这些规范就站不住脚。比如说我们之前听朱利安提到的一些价值观：我们要接受和平的权力交接——这是一个积极的确认；我们认为政治暴力不是政治生活中的一种常态，而是一种与民主根本不相容的行为。这一点我其实应该更早提到的：政治暴力是民主出了问题的一个极强信号。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通常，一个人或一群人如果尝试过一次政治暴力，那很有可能就会尝试第二次。所以，怎么才能建立“规范”？你只能通过积极的价值信仰去确立它们。而且你必须认真思考这些价值信仰是什么，因为世界上存在各种价值信仰，其中一些不仅非民主，甚至是反民主的。比如说：“应该有一个领袖，我们所有人都应该服从他”——这也是一种规范，只不过是一种反民主的规范。又比如：“法律并不适用于每一个人”——也是一种规范，但它同样是反民主的规范。所以，你在这里并没有真正的“中立”选项：你总是在肯定某种类型的规范，不是民主的，就是反民主的。接下来我说说那个更“现实直接”的层面：我们可以通过人们遵循的规范来判断他们。没有人在当前我们所见的政治竞争中是完全不遵守任何规范的。问题是，他们所遵循的到底是哪种规范？是与民主相契合的，还是与其他政治体系一致的？规范既是我们必须努力捍卫的，也是完全合理的评判标准。这与“政策立场”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可以支持某种反垄断政策、你可能支持另一种；我可以支持一种肉类检查制度，你可以支持另一种；铁路政策也是如此。我们可以在政策上分歧很大，但仍然在规范层面达成共识。我们可以在这个基础上评判候选人。当然，有些选举确实是围绕政策分歧展开的，比如肉检政策、交通政策这种。这种选举是你我在政策上有分歧的体现。但我并不认为2024年是这样一场选举。我认为我们现在经历的这场选举，是关于规范的。他们想要你绝望马什：你知道，我觉得这正好引出了“政治暴力”这个问题，而这一直是我最难应对的问题之一。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受。我是说，我写过一本书，叫《下一场内战》(The Next Civil War)，显然，这是一个非常黑暗的视角。我写这本书的初衷，是想作为一种警示，提醒人们美国面临政治暴力的风险。但与此同时，也正是你刚才提到的那个关于“规范”的问题，我有时会问自己：我所指出的这种黑暗是否反而适得其反？是不是一种更积极的策略——比如说去“肯定那些美好的东西”——其实更能阻止民主的倒退？因为在我看来，一旦我们进入那种“民主真的处于危险之中”的状态，这种危机意识本身就会变成一个驱动力，它反过来会加剧那种“绝望感”，而这种绝望感正是导致政治暴力和制度崩溃的温床。所以我想说的其实不仅仅是那些人（制造暴力或极端主义的人），而是我自己——如果我可以把你当成一个心理咨询师的话——我们怎么才能跳出这种负面循环，进入某种积极的肯定状态？斯奈德：我觉得，如果我是你的心理治疗师，我会说：“这是一个非常棒的问题。”对吧？这要收费250美元（笑）。因为这正是治疗师会说的话，不是吗？无论你从哪里出发，你都是从一个好的地方出发的。除了治疗师，全场都笑了。现在，连治疗师也笑了。谢谢你。所以，我想从一个更黑暗的地方开始，然后尝试走出来。我写的这本关于自由的书，其实是一本非常温暖和充满希望的书。它讲述的是“自由”作为一切美好事物中最美好的一种，它描绘的愿景远远好于现实中的美国。但我写这本书时，是带着我对历史的了解在写的——我们刚才讨论了一些——也是带着我对其他更艰难局势的认知在写的。所以，我第一次像这样与人讨论这本书——不是像今晚这样的大讨论，而只是谈这本书——是在乌克兰东北部的哈尔科夫，一个距离俄国边境约35英里、距离前线只有几英里的城市，我们在地下举行讨论。我们之所以在地下，是因为哈尔科夫经常遭到导弹袭击，而人们根本没有足够时间转移到防空掩体。如果你想举行像今晚这样的集会，只能在地下举行。我之所以想到这些，也部分是因为我现在穿的衣服，正是我那次地下讨论时穿的衣服。整场讨论期间我都在想，这一切是多么不同：我可以坐在这里，不是在地下，斯蒂芬和我，还有你们大家，都不用担心导弹袭击。我们知道，当我们今晚走出剧院时，卡拉马祖的建筑不会在我们不在的这段时间被摧毁。我想到了这一切，我没办法不去想。然而，尽管如此——哈尔科夫、乌克兰东部、南部，那些地方是可怕政治暴力的例子。俄罗斯所施加的政治暴力是恐怖的，其目的正是要终结民主。这一切的本质，就是要通过摧毁乌克兰的民主来向俄罗斯人证明：民主是不可能的。那些正在抵抗的乌克兰人，正为民主付出可怕的代价。但这正是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发生转变的地方。因为在我的经验中，甚至可以说是尤其在那些为民主而抵抗、冒着风险的人身上，我看到的是：抵抗总是具有创造性的。我们本来不必在那个地下掩体里讨论自由，对吧？每个人都可以待在家里，看着网络，感到恐惧。但他们没有。他们走出来，参加了讨论，就像你们今晚也走出来参与这个讨论一样。抵抗总是带有创造力的，抵抗总是积极的。当我想到其他一些比我们当前所处环境更危险的地方，那些曾经抗议、冒险的人反复告诉我同一句话：“当我在抗议的时候，我反倒不像在家看电视时那么害怕。” 所以即便是冒那一点点小小的险，也是一种肯定性的行为；它让你与他人一起行动，让你感觉更好。而这也是对你刚才那个“心理治疗”式问题的回答——现在我是认真的了：那些想要“杀死民主”的人，他们的策略就是让你恐惧，让你相信一切都没有希望。他们想要你绝望。这是一种手段，他们的目标就是这个。因为，如果我们彼此隔离、不沟通、不合作，民主是无法运作的；如果我们被恐惧所支配，民主也无法生存。你说得对，恐惧本身的确可能导致糟糕的结果。但这不是让我们屈服于恐惧的理由，而是一个强有力的理由，说明我们必须始终去做我们力所能及的小事。因为每个人总能做点什么，而我们现在通常还能多做一点点。尤其是如果我们和他人一起去做，就能驱散那种无力感。这也是我在那些比我们现在所处环境更加严酷的地方亲眼看到的。如果你什么都不做，那你自然会觉得黑暗的来临是不可避免的。但如果你和别人一起，那你就会产生希望——你会变得更有行动力，也会更有希望。这会形成一个良性循环，行动力与希望会互相激发，彼此增长。无法回头马什：我想问最后一个问题。你在书中提到的一个观点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其实不止一个，但这个尤其让我记住了：人们常常觉得民主不起作用，但如果你试试专Z，那结果才是真正糟糕。它会非常快地崩溃，也会非常快地变得可怕。而我们现在，正处于美国为数不多的四五个关键地区之一，在这里，全球民主的未来可能会被决定。我想请你，向这个世界的角落发出呼吁——为什么民主比它的替代品更好？斯奈德：这是个很容易理解的观点，也是你刚刚提到的。我先说这个，然后再讲另一个。第一个简单的观点是：我们在民主中抱怨的一切，其实都可以被改进。斯蒂芬刚才非常正确地提到过，在专Z制度下，情况往往会变得更糟。看看那些我们某些政治人物钦佩的独裁者，比如普京，或者匈牙利的欧尔班——这些国家相较于美国来说是穷国，而且它们永远都不会变得不穷。它们被困住了。哪怕匈牙利位于欧洲联盟的中心地带——这个世界历史上最大最富裕的贸易区——只要欧尔班继续掌权，匈牙利就会一直贫困。因为欧尔班的统治意味着一人独大，意味着少数依附权力的寡头拿走所有来自欧盟的资金，意味着经济失序。这还不包括缺乏自由媒体、大学被压制等问题——这些国家体制无法运转，问题也无法修复。俄罗斯也是个类似的例子。这个国家拥有大量的油气资源财富，但这些财富被一个人和他周围的一小撮人所控制。全国大多数人极度贫困，而俄罗斯几乎没有什么系统是高效运作的。而且——这种情况无法改变，真的无法改变。所以从斯蒂芬提出的观点出发，我们抱怨的许多民主问题比专Z更糟糕——这是真的。但更糟的是：你在专Z体制下无能为力。你什么都做不了。我非常担心的是，美国人往往不理解这一点的严重性。如果你投票反对民主，如果你投票支持那些破坏规范的人，如果你投票支持那些宣称自己想当独裁者的人，如果你投票给那些公开钦佩独裁者的人——那一刻或许看起来很“爽”，好像你在挑战权威、做了一件“解放自我”的事。但一旦你越过了那条线，你就无法回头了。这不是我们所熟悉的那种“可以修补”的错误。民主虽然慢、尴尬、笨拙，并不总是带来你想要的结果，但你总是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回头，重新开始。但如果你投票反对民主，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正是现在很多美国人正在考虑做的事——一旦你否定了民主，就真的回不了头了。第二个观点，这是个乐观的亮点：美国现在的状态不会一直持续下去。极化不会永远持续；愤怒和焦虑不会永远持续；五五开的选举格局不会永远持续；社交媒体主导一切的现状也不会持续。这种现状是不可持续的。作为一名研究政权变迁和历史转折点的历史学家，我认为，接下来要么事情会变得更糟，要么它们会变得更好——而且可能会变得好很多。 2020年代的美国，有潜力成为一个比现在更加富裕、慷慨、公平和成功的国家。远远更好。我们可能会迎来一种变化，就像从上个世纪40年代走向50年代，从50年代走向60年代那样的跃升。这个国家拥有足够的财富、技术、受过教育的人民——我们拥有一切，除了：一些糟糕的领导人，一些糟糕的想法，一些顽固失效的制度。但我们可以突破——走向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迈入一个更好的“第三世纪”。而我们要做到这一点，唯一的前提，就是维持住我们的民主。 *小标题为编者所加。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6-10 00:00
美股休市时间：马丁路德金纪念日该怎么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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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马丁路德金纪念日与美股休市背景假期由来每年一月第三个星期一是马丁路德金纪念日，旨在纪念美国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的伟大贡献。这天华尔街通常休市，意味着主要交易所暂停交易。国际金融市场也会因美股休市而产生流动性变化，特别牵动美元资产与大宗商品行情。投资者该留意什么短线交易者担心波动度不足，长线投资人则应注意休市期间的全球消息。一旦重大新闻在休市当天释放，往往只有等到股市重启才集中反应，开盘后的涨跌幅度可能超出平时预期。为避免损失，投资者需提前设置止损止盈并关注市场气氛。 (二) 美股休市时间对外匯和商品市场的影响外汇波动度外汇市场不会随美股同时关闭，但美系资金缩减，可能导致交易量下降、点差扩大，进而提升滑点风险。若假期当天发布重大政策或经济数据，市场仍会直接反应，引发瞬间震荡，故短线操作者需严控杠杆。大宗商品交易黃金、原油等商品在马丁路德金纪念日成交量较低，但若美元指数或地缘政治影响显著，价格仍可能大幅波动。对避险或投机玩家来说，需留意休市后的跳空行情，提前检视持仓是否适度。 (三) 投资人如何迎战马丁路德金纪念日休市前检视部位众多交易者会在假期前降低杠杆或结清部分部位，以防低流动性时出现大单压盘。长线投资人则可综合经济数据与技术走势，预估假期结束后的方向，并评估加减码时机。休市期间关注要点虽然美股关闭，欧洲、亚洲市场仍正常营业。投资人应追踪国际要闻，如央行政策和政治事件。如果这些消息对美元带来显著利多或利空，可能在美股重启时刺激跳空行情。 3. 假期后快速应对美股重开时，短线交易量急增往往加大波动。建议运用技术分析与经济指标交叉检验，并在MT4平台中设置止损止盈，避免意外滑点。长线布局者则可根据假期累积的消息面调整操作策略，更精准地掌握市场脉动。 (四) 在MT4平台上如何把握休市契机策略与EA测试 MT4具有强大的技术指标和EA（Expert Advisor）功能，能在休市波动较小时进行模拟测试或优化既有策略。观察点差与止损触发效果，有助于提升自动化程式的稳定度。获取真实交易经验想熟悉不同市况的执行速度与滑点情况，可在Ultima Markets的真实户口体验。若更谨慎，可先用類比帳戶观察小额下单成效，降低试错成本。深化技术与消息结合休市环境有助于冷静分析图表与新闻报道，将技术面与基本面相互验证，为之后的大幅行情打好基础。若掌握到欧美市场的突发讯息，更可及时修正EA设定或手动调整仓位。 (五) 结语：充分准备，稳健掌握休市不是空白马丁路德金纪念日虽令美股暂停，但全球市场不断流转。持续追踪讯息与市场脉动，才能在下一个交易时段开始时迅速因应波动，抓住潜在机会。善用时间优化策略这段假期可用来整理资产配置、研究交易新知或回测EA。结合技术面与消息面后，更能在大盘重启时抢先布局，取得先发优势。波动中的机遇休市期间若释放重大利多或利空讯息，市场易在开盘后集中反应。投资人应随时留意杠杆调整与风险控管，在突变行情里稳定发挥、捕捉理想收益。
Ultima_Markets05-21 10:15
前副总统戈尔：这个国家堕入地狱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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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民权斗争中，当人们感到绝望时，马丁·路德·金指出如何克服那些会让你气馁、阻止你前进的东西。他说：如果你不能飞，那就跑；如果不能跑，那就走；如果不能走，那就爬。但无论如何，都要继续前行。这就是我们所处的境地。过去每一场以道德为基础的运动都有让倡导者感到绝望的时候。但当人们认识到，核心选择是对与错之间的选择时，在深远层次上，结局就已注定。因为教皇方济各提醒我们，我们是上帝创造的孩子。我们爱我们的家庭。我们致力于我们的社区。我们必须保护我们的未来。如果你怀疑人类是否有能力拿出足够的政治意愿来化解这场危机，请记住，政治意愿本身就是一种可再生资源。谢谢大家。 LaoShouTou ，赞10 *为方便手机阅读，编者进行了较多的断行处理。小标题为编者所加。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5-17 00:00
美国还有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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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在那篇文章中，我套用黑人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所说的“只要有一个地方存在不公正，就是对所有地方公正的威胁”，用类似的一句话作为结尾：“只要有一个人不安全，所有人的安全就都受到了威胁”。是的，川普及其同党正在把美国变成这样的国家：所有的美国人都不再安全。先是无证移民开始感到不安全，接着已拿到合法证件的移民也开始恐惧，而一切并没有结束，接着发生的持有绿卡的，有美国出生证的公民都被无理逮捕或驱逐的案件已让所有的美国人都不再拥有免于恐惧的自由。你也许会以为这些恐惧的美国人都只是普通人，但其实，即使进入到美国首富行列的亿万富豪也不能例外。今天我想讲一个恐惧的亿万富豪的故事。 2019 年，不害怕的贝索斯收到一封勒索信 2019 年 2 月 7 日，亚马逊创始人，也是亚马逊曾经的总裁兼 CEO 杰夫·贝索斯(Jeff Bezos)在 Medium 发表了一封给《询问者报》(National Enquirer)头面人物大卫·佩克(David J. Pecker)的公开信，第一段是这样写的：昨天，我遇到了一件不寻常的事。事实上，对我来说，这不仅仅是不寻常，而是第一次。我接到了一个无法拒绝的提议。至少《询问者报》的高层是这么想的。我很高兴他们这么想，因为这让他们有胆量把一切都写下来。与其屈服于勒索和敲诈，我决定公布他们发给我的内容，尽管他们威胁要让我付出个人代价并让我难堪。原来，当时是世界首富的贝索斯分别收到来自美国媒体公司(American Media Inc., AMI)首席内容官迪伦·霍华德(Dylan Howard)和副总法律顾问乔恩·费恩(Jon Fine)的勒索信。《询问者报》归 AMI 拥有。事情比较复杂，尽可能简单地说，与此事相关的有两条线的故事同时发生。一条线是此事发生几周前，《询问者报》在贝索斯宣布与结婚 25 年的第一任妻子离婚的第二天，发表了一些贝索斯私密短信和报纸记者偷拍的照片，暴露了他的婚外恋丑闻（其实是贝索斯获知《询问者报》要发表那些内容后抢先宣布离婚）。贝索斯随即委托自己的长期安全主管加文·德·贝克尔(Gavin de Becker)调查该报是如何搞到他私人短信的，以及发表这类消息的动机，表示将“不惜一切代价追查此事的真相”。不久之后，《华盛顿邮报》撰写一文，探讨了关于《询问者报》刊登这则下流故事背后动机的各种理论，其中德·贝克尔表示这是为了取悦川普“出于政治动机的泄密”，因为贝索斯拥有的华邮一直对川普不友好。另一条线是《询问者报》参与了川普在 2016 年总统竞选期间付色情女星封口费的操作。封口费本身不是犯法行为，但因为川普给封口费的目的是为了欺瞒选民，就涉及干涉选举了，违法。后来川普因此事成为美国史上第一位被定罪的总统。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调查封口费案子时，发现《询问者报》也担当了角色，且认定其有违法行为。但因为该报配合调查，检察官最后决定不予起诉，而是与 AMI 达成一项豁免协议。协议大致内容为：(1) AMI 承认有违法行为。(2) 协议规定，AMI 在三年内“不得犯下任何罪行”，否则，“AMI 此后将因本办公室知晓的任何联邦刑事违法行为而受到起诉”。贝索斯在 Medium 发表的文章，或者更确切地说，贝索斯收到的勒索信，将上面两条线交叉起来了。贝索斯拒绝了一个无法拒绝的提议贝索斯收到的勒索信中描述了几张贝索斯的私密照片，包括“腰部以下的自拍”等，并提出不公布这些照片的条件。鉴于 AMI 还处在与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所签协议的三年“监察”期限内，其任何有犯罪嫌疑的行为都会带来法律上的麻烦。且不说这件错综复杂的事情中 AMI 是不是违法了，勒索信本身就是个违法行为——无论是联邦法律还是所有州的法律中，勒索都是犯罪行为。 AMI 敢于以白纸黑字的形式勒索贝索斯，当然是确认贝索斯会屈服。只是，他们算错了。贝索斯公开拒绝了 AMI 自以为不可能拒绝的提议： AMI 可能给我带来的任何个人尴尬都将居次要地位，因为这里涉及到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如果以我的身份都无法抵挡这种勒索，又有多少人能做到呢？(关于这一点，许多人都与我们的调查小组联系，讲述了他们与 AMI 的类似经历，以及他们如何因为生计受到威胁而不得不屈服）。我当然不希望发表个人照片，但我也不会成为他们众所周知的勒索、政治恩惠、政治攻击和腐败行为的一员。我宁愿站起来，把这根木头翻过来，让一切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贝索斯的婚外恋当然是丑闻。他也为此付出了代价。但他在敲诈勒索面前不低头，特别是他舍我其谁的态度，值得点赞。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很多时候，就是要靠有资源的人为弱者撑起一片天。贝索斯称《华盛顿邮报》将是他一生最大的骄傲有意思的是，贝索斯在这封公开信里多角度提到媒体的角色，包括他与《华盛顿邮报》的关系：《邮报》对我来说是个复杂的东西，但我一点也不后悔我的投资。《邮报》是肩负重要使命的重要机构。我对《邮报》的管理和对其使命的支持将始终不渝，这将是我在90岁回顾一生时最引以为豪的事情。在我公开的信件中，你们会看到他们敲诈勒索建议的细节：除非贝克尔和我向新闻界发表具体的虚假公开声明，称我们“不知道或没有依据表明AMI的报道出于政治动机或受到政治势力的影响”，否则他们将公布个人照片。没有一个真正的记者会提出类似这样的建议：如果你为我做了X，我就不会报道关于你令人尴尬的信息。如果你不尽快做X，我就会。这些通信坐实了AMI一贯的臭名昭著，把新闻特权武器化，无视真正新闻业的信条和宗旨。 ⤋ 2024 年，恐惧的贝索斯上面说的是 2019 年的事情。那时候的贝索斯，不说多么勇武吧，至少是有脊梁的。另外，2019 年的贝索斯说“我对《邮报》的管理和对其使命的支持将始终不渝”，也不算夸张。自他 2013 年买下《华盛顿邮报》后，的确是放手让媒体人依照严肃媒体的原则自主办报，不加干预。而且因为他的投资，华邮到处招兵买马，从一个地方报纸向国际型报纸的方向大步迈进。在媒体普遍难以生存的时候，贝索斯为维持一个高质量媒体所做的努力的确可圈可点。贝索斯做了一个“可怕的”决定时间快进到 2024 年总统大选前夕。出乎绝大多数人的意料，川普再次竞选总统，而且胜算的可能不小。这时候的贝索斯与 2019 年比，味道不同了。他做出的第一个公开决定就打破了华邮几十年的规矩——叫停该报为总统候选人背书的惯例。这一决定让很多人跌破眼镜，因为当时华邮观点文章编辑部为民主党候选人卡玛拉·哈里斯（Kamala Devi Harris，中文名为贺锦丽）背书的稿子都准备好了。华邮宣布将不为总统候选人背书后，内部炸了锅，普遍观点认为，此举是为了讨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而这违背了媒体人心目中一个严肃媒体的原则。特别是华邮只是不为总统候选人背书，对其他选举却照老规矩办，更让人难以接受。在电影《聚焦》(Spotlight)中有重要角色的前邮报编辑马丁·巴伦(Martin Baron)几分钟之内就在 X 上发帖（上图），说这是“懦弱的表现，民主成为其牺牲品”。为华邮撰稿二十多年的责任编辑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大约一小时就递上了辞职邮件。卡根后来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华邮一直强调唐纳德·川普是对民主的威胁。现在要选举了，而这是我们决定保持中立的时候？” 当晚，报纸观点部门发表了一篇对不背书总统候选人持反对意见的社论，21 位华邮专栏作家在社论上署名，称不背书总统候选人的决定是一个“可怕的错误”。同时《邮报》的普利策奖得主、漫画家安·特尔奈斯(Ann Telnaes)发表了一幅新创作的漫画（上图），图片的标题正是《邮报》著名的座右铭：“民主死于黑暗”。川普当选后贝索斯彻底跪了 2024 年，川普不意外地意外当选。从生意经角度看，贝索斯不让华邮背书总统候选人是个“正确”的决定。只是，要与川普修好，贝索斯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贝索斯名下的亚马逊和航空航天公司蓝色起源(Blue Origin)，经常需要争夺利润丰厚的政府合同。贝索斯曾与川普多次发生冲突，也一直是川普在社交媒体上的攻击目标。2019 年，亚马逊曾起诉川普政府，指责因川普对贝索斯的敌意导致其失去一份价值 100 亿美元的云计算合同。 2018 年 10 月，《邮报》的沙特记者、全球舆论撰稿人贾迈勒·卡舒吉在沙特驻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领事馆遇害。调查发现，卡舒吉被沙特杀手小队绑架并残忍杀害。美国情报官员认为，“抓捕或杀害”卡舒吉的命令来自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而川普政府从一开始就努力保护王储免受进一步审查的态度，一直遭到《邮报》的谴责。这自然也让川普对贝索斯多一层不爽。后来发生的大家都看见了，贝索斯与许多 CEO 大佬排着队去川普佛罗里达州的马阿拉歌(Mar-a-Lago)庄园朝圣，与川普共进晚餐，并承诺百万美金的就职典礼捐款。终于，贝索斯曾经高贵的膝盖跪了下来。他完成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为此，漫画家安·特尔奈斯又创作了一幅画，嘲讽这些 CEO 的屈膝之举，但她的画作被华邮的编辑毙了。特尔奈斯愤然辞职。几日后，这幅画发表在《波士顿环球报》（上图）。枪毙这幅漫画的未必是贝索斯本人，但这代表了华邮管理和文化的变化，而这与贝索斯脱不了干系。毕竟，不久前特尔奈斯那幅“民主死于黑暗”还被允许发表了呢。 ⤋ 贝索斯的恐惧告诉我们什么？为什么这一次不同了？《卫报》1 月 20 日的报道：川普就职典礼：扎克伯格、贝索斯和马斯克坐前排，在内阁人选的前面——川普的批评者抨击就座方式是寡头政治及其强大影响力的象征上面这个截图是川普就职典礼中的一个镜头，贝索斯等为典礼捐款的大佬都在第一排就座。这是美国总统就职典礼中从来没有过的景象。这里每个 CEO 都为该典礼捐了至少百万美金。川普的批评者抨击就座方式是寡头政治及其强大影响力的象征。这些人并不一定是川普的朋友，有些甚至曾经是川普的敌人。贝索斯就是，其余人与川普的关系也好不到哪里去，还记得川普曾被脸书和推特封号吗？但当初封川普号的人现在都对川普下跪了。这些 CEO 中，曾经有的支持共和党，有的支持民主党，但以前无论哪个党的候选人当选，大家都可以继续过正常的日子，不必担心什么。为什么这一次就不同呢？曾几何时，CEO 对新任总统有过如此这般的恐惧？如果仅仅将其归咎于川普报复心极重似乎并不能解释一切。贝索斯 2019 年与 AMI 博弈时，他非常明白对面的背后人物是川普，当时川普还是总统呢，但他并没有害怕。为什么这次就怕了呢？唯一的解释就是，他们都相信，这一次，民主制度已经无法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了。他们根据自己所获信息做出了判断：川普的第二任与第一任会不同，所以在川普就职前他们就选择跪了。而川普上任后对律师和律所实施的报复行为，更是为他们的屈服提供了完美的解释。川普上任后专门针对那些曾起诉他、调查他或以某种方式为针对他的民事和刑事法律事务做出贡献的律师或律所，发布了好几个行政令，剥夺律所所有律师的安全许可，并禁止律所/律师接触政府大楼和官员。因为这些律师/律所的客户和所接案子的性质，这决定了，如果不低头，律所极可能会破产，而几个被川普盯上的大律所首当其冲（详见《在川普攻击律师业时，美国最富有的律所保持沉默》）。一句话，川普就是要断其生意，砸其饭碗，让人没有活路。因为川普的报复既准又狠，不少大律所选择低头，与白宫签了屈辱协议以免遭总统行政令的惩罚。也因为如此，在有律所选择与川普政府对簿公堂时，大律所都不敢站出来支持。其他行业情况也类似。最有资源的有所担当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想当初，2019 年的贝索斯是怎么说的——“如果以我的身份都无法抵挡这种勒索，又有多少人能做到呢？”多么铿锵！2025 年，至今未见他公开说过一句证明他有脊梁的话。更可悲的是，贝索斯的表现不是个例，其余 CEO 大佬也没有声音。不要对我说他们私下对川普鲁莽、无逻辑的贸易战曾试图交流和请求，如果有，他们只是为了自己的私利。川普豁免某些行业的贸易税不是让步或改善，相反，这是一种反民主的行为。有资源的个别企业可以享受特权，大量小业主却只能接受死亡判决。这就是佛蒙特参议员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所说的，美国已经越来越像是一个寡头政治的社会了。这是我们要的吗？当然不是！我们需要他们做的是为整个社会发声，为维持一个公平社会发声。令人欣慰的是，还是有人在选择负重前行。虽然大律所中跪的比不跪的多，但还是有挺起来与川普政府对簿公堂的，而且越来越多。很可能，随着事态的发展，抵抗会成为律所更普遍的选择。学校方面，虽然首当其冲的哥伦比亚大学跪了，但哈佛在几经犹豫后选择豁出去强硬抵抗，并起诉川普政府的决定违法（详见：哈佛大学公开拒绝川普政府干预，捍卫学术自治）。令人欣慰的是，在哈佛发起诉讼的第二天，来自全国的 200 多所高等学院的校长联名签署了一份声明，谴责川普政府试图控制大学的作为。签名还在增加中，截至本文发表时，已经有 509 个大学校长签名。如果哈佛跪下，影响将是巨大的，其破坏性难以想象。谢天谢地，终于，哈佛站起来了！全美大学也正在组成一个联合阵线。其实，哈佛也必须选择抵抗。每一所大学都明白这件事情的是与非无可争议。跪还是站，只是利益权衡，而非是非判断。如果哈佛跪了，就是站在错误的一边，这所有着悠久历史的大学恐怕会失去现在的地位，将来回头看时，也无法对历史有个交代。所以，哈佛没有选择，这也是哈佛不可推卸的责任。最近，哥大的临时校长辞职了。希望这是学校打算转向的标志。当初哥大是孤军一个，现在有了那么多大学站出来抵抗，情况会好很多。哥大也是属于有资源的大学，有责任做出担当。希望那些 CEO 大佬也能早点明白，能及时站到历史正确的一边，以自己的资源为推动历史进步做出贡献。这里对那些最有资源却做缩头乌龟的人或机构说一句：Shame on you! 你太无耻了！同时想问贝索斯一个问题：当你在 90 岁回顾一生时，还敢说《华盛顿邮报》是你一生最大的骄傲吗？如果你还想要那份自豪的话，拿出行动来！ ⤋ 现在不反抗，就再没机会了川普敢于这样做，最关键的原因是他无视民主机制的制约，而且还在不断地破坏这些制约。哪怕稍稍有点制约，怎么也走不到这一步。这也说明我们的制约机制已经岌岌可危。如果在还有能力抵制的时候，大家都出于恐惧选择不抵制，然后等人们意识到必须反抗的时候，却已经无法反抗了，因为公民社会、私营部门、甚至政府机构的运作工具都已经被掌控——那些敢于抵制川普政府非法行为的人，不是自己主动公开辞职，就是被川普政府清除了。换一种说法，任由川普继续，当民主机制被破坏到一定程度时，真的不知道我们还能不能恢复。所以，我们要反抗就是现在了。 4 月 5 日全国总动员抗议活动的中文海报 4 月 5 日，美国举行了全国规模的大游行，抗议川普政府的政策，特别是他的政策效率部(DOGE)对各个政府部门的破坏。笔者去了曼哈顿的抗议点，那真是人山人海，水泄不通。最没有资源的普遍老百姓以最朴素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愤怒。 4 月 5 日曼哈顿游行抗议现场。标语牌上写的是：“醒醒吧！你可能就是下一个。”摄影：溪边愚人不要说我们太卑微。一个人就是一张选票。民主党人现在还处于没有强有力领袖的状况中，共和党人更是成为川普的帮凶。但是，只要有足够多的选民发声，这些政客就不得不有所顾忌，就可能会以他们的方式向川普政府施压。德不孤必有邻，据说很多从来没有给母校捐过款的哈佛校友在哈佛挺起来之后都慷慨解囊。这也是一种很有意义的抗议方式。我们没有选择，必须以任何能够表达我们愿望的方式，把我们的声音放到最大。因为川普的破坏是系统性的，全面的，我们的抵抗也必须具备同样规模，必须是全社会的。就像我在《在川普攻击律师业时，美国最富有的律所保持沉默》一文中说的，这时候，仅仅是律所抱团已经没有用了，必须连客户也参与进来一起抱团，这样大律所才不会产生丢失客户的危机。试想，如果律所都完蛋了，客户又去哪里找律师呢？我们现在面临的就是所有人的利益都受到威胁的非常时刻，所以我们也必须采取全社会团结的非常行动。华盛顿特区小罗斯福总统纪念馆的“四大自由”雕刻：言论和表达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图源：维基百科还记得小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FDR)总统说的免于恐惧的自由吗？贝索斯恐惧了；那么多 CEO 大佬恐惧了；那么多大律所恐惧了…… 免于恐惧的自由也是民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我们正在失去的就是民主大厦的一块块砖，一片片瓦。我已经听见了长鸣的警钟。读者朋友，您也听见了吗？参考资料 https://www.bloomberg.com/features/2023-chinese-migrants-us-border/?sref=IYYG02N5 https://medium.com/@jeffreypbezos/no-thank-you-mr-pecker-146e3922310f https://www.nytimes.com/2019/02/07/technology/jeff-bezos-sanchez-enquirer.html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politics/was-tabloid-expose-of-bezos-affair-just-juicy-gossip-or-a-political-hit-job/2019/02/05/03d2f716-2633-11e9-90cd-dedb0c92dc17_story.html https://www.nytimes.com/2025/03/30/us/line-prosecutors-fired-trump-doj.html https://www.nytimes.com/2024/10/27/business/media/washington-post-president-endorsement.html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2024/10/25/post-columnist-no-endorsement-2024-trump-harris/ https://www.nytimes.com/2024/10/27/business/media/washington-post-president-endorsement.html https://www.instagram.com/globeopinion/p/DEnn15eBRfY/?img_index=1 https://www.nytimes.com/2025/04/22/us/politics/university-leaders-letter-trump.html https://www.aacu.org/newsroom/a-call-for-constructive-engagement 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4-28 00:00
美国告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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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信息，用来敲诈勒索，其中有名的包括马丁·路德·金。因此，可以想象一些在我看来并不牵强的事情，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下，那就是：帕特尔和邦吉诺(Bongino)被任命担任这个职位，他们都是川普的忠实拥护者，他们明白自己的工作是为川普的意志服务，他们明白FBI和FBI内对川普忠实的特工是他们的工具。这样一帮人能做什么？兰加帕：他们能做很多事。从启动调查到进行某种司法检查，有很大的空间。例如，他们可以对你进行人身监视——只作为一种恐吓手段。我们说到黑色面包车，对吧？他们可以把车停在你家门前，一直监视你。他们可以去问讯与你合作的人，大家却不清楚他们在调查什么，就会产生你很可疑的印象。他们可以翻你的垃圾桶，查你拨打的所有号码；他们可以拿到你的金融交易数据，找出你花钱的方式和地点。这些事情他们都可以做，而且无需向法庭出示合理的理由。危险并不在于你会被指控莫须有的罪名，而是你其实永远不会被起诉。那将是胡佛式的行动，要么像你说的，偷偷收集信息，然后将其武器化，要么仅仅是骚扰和恐吓。或者让你付出高昂代价——你得请律师，因为你想搞清到底发生了什么。所有这些都可能发生。这也是制定《总检察长准则》的原因。如果你仔细听过帕特尔和邦迪的确认听证会，他们当时说：我们会遵守法律。对他们来说，法律就是宪法第二条，即单一行政理论。那种观点认为，如果总统这么做了，那就是合法的——不管在执法方面，还是在确保法律得到忠实执行方面。所以，没有保护栏。根据他们对法律的解释，总统的意志就是他们接收的命令。克莱因：根据他们对法律的解释，告诉纽约南区的职业检察官不要再找亚当斯(Eric Adams)市长的麻烦是合法的，因为他已经和川普达成了某种协议。尽管说法不一，但显然他与川普政府达成了协议，他按政府说的去做，以换取保护。这是在邦迪担任司法部长期间发生的事情。对我来说，这是所有一切的重要信号。它发生在光天化日。那些检察官公开辞职后，政府仍一意孤行，制造了大量关于他们的负面新闻和宣传。我认为，川普的世界观及如何在其中运作的关键在于筹码。他对国家、人民和商业伙伴都提出要求，他会在一切领域想方设法得到筹码。关税是筹码。权力和初选也是筹码。兰加帕：对大学的资助也是筹码。克莱因：他们能把持绿卡的人驱逐出境，这是筹码；你因政治腐败而被纽约南区法院调查，也是筹码。 FBI有能力施加影响。根据刚才的描述，FBI可以是个非常可怕的组织。兰加帕：它成了武器。重要的是，这种以权力为筹码的想法，实际上与单一行政理论非常吻合，后者认为执法部门根本不独立于总统。克莱因：能说说什么是单一行政理论吗？兰加帕：这种观点认为，总统，做为单个的人，是所有行政权的体现。他手下所有官员都是这种权力的体现。这等于说，总统可以雇用和解雇行政部门的任何人。这种观点已延伸到总统可以控制调查，因为他是首席执法官。宪法第二条没规定必须有独立性，也没提到总检察长和FBI。这些都是从规范中演变而来的。那将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时刻克莱因：你说到依据单一行政理论，可以对FBI进行利用，请展开谈谈这之间的联系。兰加帕：单一行政理论支持尼克松的格言：只要是总统做的，就是合法的。克莱因：讲到这里，我们发现，至少在接下来的中期选举和新国会就职前，川普政府能做他们想做的任何事情。首先，这句话有问题吗？兰加帕：你比我擅长政治分析，但我觉得有个潜在的制约因素：即使这届政府不在乎法庭，但他们似乎在乎公众舆论。克莱因：我认为他们不会在乎。兰加帕：他们不在乎吗？因为我认为大规模抗议、支持率低、糟糕的民调，还有对这些事情的叙述，都有可能(产生影响)。例如，川普不能从萨尔瓦多的古拉格集中营把人弄回来，就暗示他有软弱之处。因此，我认为有办法让政府在公众叙事中处于守势。克莱因：让我想想我的看法是怎么转变的，因为我过去也会说和你一样的话。我不会说我认为再大的抗议或再严重的民意流失都无法让他们动摇或感到不安。公共舆论方面的关键一点在于他无需赢得连任，他的执政方式显示他也不在乎众议院共和党能否连任。川普有意地牺牲掉支持率，去做一些明显不受欢迎的事情，比如让全球股市崩盘、让美国普通民众面临物价高涨。正是他们相对愿意承受这种不受欢迎和舆论反弹，才让我重新思考他们对这种不受欢迎和反弹有多敏感。我觉得唯一能阻止他们的是国债市场开始解体。他们不想引发真正的金融危机。除此之外，他们并不害怕暂时的民调低迷，也对其不敏感。这要么因为他们认为这些东西会慢慢变得受欢迎——比如，布克尔在萨尔瓦多是个很受欢迎的总统——要么因为他们认为长远上看，高关税会有效。我觉得大规模抗议很令人不安。因为我想到川普第一任期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抗议时，川普说他希望国民警卫队或派其他人射杀抗议者，至少朝膝盖开枪。那一命令和建议没被理睬。川普第一任期时，他身边很多人认为自己工作的一部分是抑制他最糟糕的冲动。但现在他身边没有踩刹车的了，没人会说“不”了。看看他的内阁如何安排成员给他以北朝鲜“亲爱的领袖”般的赞美；看看道格·伯根姆(Doug Burgum)如何跪拜在川普面前；看看川普提名的联邦通信委员会(F.C.C.)成员如何戴着川普金像章招摇过市；看看国会议员如何提出法案，让川普有可能当三届总统，或在总统山上加川普；看看卢比奥如何为布克尔辩护——这一切除了十分恐怖，也很说明问题。目前卢比奥显然已完全妥协，或者说，他已选择妥协。川普在国会联席会议讲话中挑出卢比奥，公开嘲讽、公开羞辱。比起其他政府成员，卢比奥明显是如履薄冰。这是个巧妙的策略，向所有人发出信号：卢比奥要么迅速入伙，要么迅速下台。我认为，他们是在假定这对他们有利的情况下，选择尽可能地利用这一点。只要实际权力没易手，他们几乎没有可被攻击的弱点。兰加帕：我相信你的评估。克莱因：我希望自己是错的。兰加帕：是的，你指出的是，这从来都是忠诚度测试——公开羞辱，让人下跪。但我认为，正因为如此，抵抗行为才显得更为重要。哈佛大学拒绝了川普的要求。有律师事务所站出来。还有抗议活动。如果到了需要发生美国版天安门广场事件的地步，也许那就是需要发生的事情。有时，只有令人震惊的东西才能唤醒人们。克莱因：是的，这一点我同意。我要说的是，我不认为他们容易受公众舆论的影响。我认为他们容易受权力的影响。社会上有很多部门掌握着权力。川普并没有绝对的权力。哈佛所做的一切至关重要。其他大学也将开始这样做。因为没人想作为一所没骨气的大学载入史册。律师事务所开始醒悟了。第一批律所跪了，后面的意识到这是个什么时刻，开始停止下跪，说“不”了。商界领袖也拥有权力。川普政府明白有很多权力在别人手中。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民主党在中期选举赢得权力非常重要，因为川普政府最终尊重的是权力。从关税豁免和例外条款可以看出，有些公司是他不想与之为敌的。我相信抗议是重要的。我相信我们会走到那一步。我只是认为，我们走到那一步时，那将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时刻。兰加帕：当然。他会援引《叛乱法》。克莱因：你想谈谈《叛乱法》允许做什么吗？兰加帕：《叛乱法》允许总统将军队用于国内执法。因此，我们会看到军队出现在街头，可能逮捕民众或进行其它执法。军方通常不在国内那么做。克莱因：我也担心他会援引《叛乱法》。他任命黑格塞斯、帕特尔，所传达的信息是，他让忠于他的人负责—— 兰加帕：并将军法检察官撤职。克莱因：将他认为不忠诚的将军撤职——至少企图撤掉一些。他试图控制安全机构，那不是没有原因的。兰加帕：对。我只是认为，正如你提到的，从现在到中期选举前，我们定期、有计划地行使这些小块的权力——等到中期选举——[笑]如果我们坚持100天，不知道会是什么局面——[笑]。克莱因：[叹气]我不想在节目中显得悲观无力，但我要说：如果现在不能阻止川普，以后会更糟。如果我们不严肃对待眼下的处境—— 兰加帕：是的。克莱因：这都成老生常谈了：“起初，他们来抓共产党员，我什么都没说，因为我不是共产党员；然后他们来抓工会会员，我什么都没说，因为我不是工会会员；然后他们来抓犹太人，我什么都没说，因为我不是犹太人；最后他们来抓我，已经没人为我说话了。” 不是没人了，而是到最后，人们认为发声太危险了。每次对社会上你的敌人中的较弱者行使权力，你的权力都得到加强，最后，没有人能阻止得了你。这就是为什么阿布雷戈·加西亚一案不是件小事。兰加帕：不是。克莱因：那是马里兰一个普通的三孩儿父亲，没人认为他对任何人构成威胁.如果川普能对他那么做，然后在白宫和布克尔坐在一起说：“我也想对美国公民这样做”，而人们只是耸耸肩，然后翻篇儿，那他学到的就是，他可以那么做。兰加帕：这就是提摩希·史奈德(Timothy Snyder)所说的，权力通常是被赋予那些专制者的，而人们会提前服从。在我看来，我们肯定已处在“红区”[注]，但我们还来得及做很多事情。 [注]red zone，美式橄榄球离端区20码内的区域，是防守的危险区。每当进攻方推进到这个区域时，势必引发恶战——双方寸土不让，激烈交战。回到智利的例子——因为我是研究拉美的——那个国家经历17年独裁后，摆脱了困境。所以，总能走出来。只是会越来越难，就像那首诗说的。所以，现在是时候了。有一种盲目自信，就是以为法院会拯救我们。克莱因：是的。兰加帕：法院有它的作用，主要是发挥其机构作用。但法院并不能拯救我们。其他机构——我指的不仅是政府分支，还有你提到的国会、企业、法律界、大学、新闻界——所有机构和人员在这个时段都必须保持强有力。克莱因：我常与国会民主党人交谈，他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他们实际上没多少好的选择。我不是处处同情他们做的决定，但除非他们想利用债务上限让经济崩溃，否则没有太多筹码。他们可以在参议院拖延时间。但事实上，川普政府目前并没有大型立法议程，民主党在参议院不占多数，他们在众议院的权力也很小。人们希望他们拥有他们并不真正拥有的权力。一年内，政府又将面临关门的问题。按目前的情况发展，民主党很难说出“我们要继续放任自流”这种话。但这正是其他社会机构的重要之处。这就是为什么我很高兴哈佛大学做出这样的反应。那些拥有巨额捐赠却如此轻易就下跪的大学，那些律师事务所，那些在川普第一任期敢于直言、第二任期却决定屈服的商界领袖，我真的对那一切很反感。马克·扎克伯格几个月前在乔·罗根(Joe Rogan)访谈上说：现在是Facebook回归言论自由的本源的时候了。眼下的一切难道不正是对言论自由的威胁吗？Facebook的雇员拿着绿卡回美国，因为在他们的手机里发现了批评川普的内容，就被叫进小黑屋，然后被遣返。川普政策关于言论自由的内容是什么？这些人在这个国家不仅拥有经济资本，还拥有文化资本，何时他们才会对正在发生的事情发声？发声很重要。这些信号发出后，会被其他人注意。每个人都是社会传播的节点。兰加帕：我不指望扎克伯格在任何事情上坚持原则[笑]。回到人们希望民主党做他们没有权力做的事情——有些道理。但现在也是一场信息战。再回到阿布雷戈·加西亚：有些故事可以穿透噪音。共和党就很擅长这个：他们擅长把得到的信息提炼成非常简单的东西，然后重复、重复、再重复。在我看来，川普是个信息战大师。我们要从中学习。这个案子应该成为那种故事。因为人们正是会因为你提到的原因而明白这一点。人们会明白，如果政府能拦下这个在美国呆了10年的人，把他从车里揪出来，押上飞往萨尔瓦多的飞机，然后不管了——它也能对我们那么做。克莱因：他们让自己的违法行为通过一个活生生的人展现出来。兰加帕：他们让他们的违法行为通过一个真实的人展现出来，这是个让人们觉醒的机会。就连乔恩·斯图尔特都说：你说得对，我以前没把这当回事，现在我要认真起来。我认为，在这个时刻，会有人认真起来。 *小标题为编者所加。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4-24 00:00
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将特朗普政府治下的美国比作纳粹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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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戈尔还在长达25分钟的演讲中引用了马丁·路德·金和已故的教皇方济各的话，大部分内容都是在鼓励听众继续推动气候变化行动。他说：“我们已经看到，民粹主义的威权领导人如何把移民当作替罪羊，煽动仇外情绪来推动他们掌权。而这整件事的核心，就是权力的追逐。我们的宪法是我们开国者制定的，目的是要保护我们免受一个像特朗普这样的威胁。” 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4-23 00:00
所有的美国人都不再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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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西亚。图右为加西亚和他的儿子。正如马丁·路德·金所言： “只要有一个地方存在不公正，就是对所有地方公正的威胁。” 那么，只要有一个人不安全，所有人的安全就都受到了威胁。我们正在被剥夺免于恐惧的自由本文为非营利调查新闻编辑室“Information Justice（信息正义）”原创作品，与“美国华人杂谈”联合发表。欢迎转载、分享、转发撰文：溪边愚人编辑：新约客，溪边愚人上图：移民阿布雷戈·加西亚遭到川普政府非法驱逐；下图：移民哈茂德·哈利勒遭到川普政府非法逮捕。川普二度上任总统后，一直在试探法律的底线。以残酷、卑劣手段遣返移民是其作为之一，而萨尔瓦多移民阿布雷戈·加西亚(Abrego Garcia)被川普政府错误遣返是个典型代表。加西亚 1995 年出生于萨尔瓦多。由于萨尔瓦多的一个帮派威胁他，试图从他家的生意中勒索钱财，他 16 岁时移居美国。他于 2011 年非法入境美国，2019 年在马里兰州试图找工作时曾短暂被捕当时法官裁定他不应被驱逐回国，因为他在那里可能会面临危险。这一裁决被称为“暂缓遣返”令，意味着他可以留在美国，并得到一定程度的法律保护。他在萨尔瓦多或美国从未有过犯罪记录。川普官员的罕见认错今年 3 月，加西亚突然被联邦特工以他是萨尔瓦多帮派 MS-13 成员的名义抓捕。他们还错误地告诉他，他在美国的受保护身份已经改变。三天之内，他就和其他移民一起被送上了飞机，押赴萨尔瓦多一个名为 CECOT 的监狱，该监狱以侵犯人权而闻名。这里有两个问题。首先，加西亚有美国法院命令保护他不必回到萨尔瓦多，将他送往萨尔瓦多是违法的。第二，他被遣返之前没有走过正当的法律程序，没有给予机会证明自己不是 MS-13 帮派成员。在加西亚的家人起诉政府要求将他接回美国之后，川普政府的几位官员——包括司法部长——罕见地承认：驱逐加西亚是个错误。负责该案的马里兰州联邦地区法院法官保拉·西尼斯(Paula Xinis)认为对加西亚是 MS-13 成员的指控缺乏说服力，命令川普政府必须设法将加西亚接回美国。西尼斯法官在一份命令中写道： “针对阿布雷戈·加西亚的‘证据’无非是他的芝加哥公牛队帽子和连帽衫，以及一名秘密线人含糊不清、未经证实的指控，称他属于 MS-13 在纽约的‘西部’帮派——但他从未在那里生活过。” 上诉法庭也同意西尼斯法官的意见，并将加西亚被驱逐出美国比作官方绑架，对川普政府似乎干脆放弃了营救他的责任表示愤慨。最高法院的态度则不似上诉法院那么坚决和清晰。大法官们赞同西尼斯法官的观点，即政府需要为加西亚的回国提供“便利”，但他们并没有真正下达命令，只是把球又踢回了联邦地方法庭。川普的白宫不肯纠错本来政府人员的态度是，我们犯了错误，必须试图纠正，也的确在试图去做。因为涉外，又没有现成的程序，就比较难操作，所以这件事被逐级往上报告。不知到了哪一层，态度就变成不需要把人弄回来了。最明显的表态发生在周一（4 月 14 日），多位政府官员开始传播一种新的说法，即政府没有做错事，而且无视法官的意见，坚持称加西亚是 MS-13 成员。他们不仅上福克斯新闻这样宣传，甚至在白宫的椭圆办公室直接对所有媒体这样说。更有甚者，川普的最高级国内政策顾问斯蒂芬·米勒(Stephen Miller)公然扭曲最高法院的意见，说高院站在川普政府一边。当时，萨尔瓦多总统纳伊布·布凯莱(Nayib Bukele)正在椭圆办公室与川普会晤。在司法部长帕姆·邦迪(Pam Bondi)表示“这取决于萨尔瓦多是否愿意送还他。这不由我们决定”后，布凯莱也加入了这场政治游戏，说遣返阿布雷戈·加西亚无异于将“恐怖分子偷渡到美国”，表示他不会遣返加西亚。但是，以美国的实力，如果川普施压，萨尔瓦多政府岂有不从之理？只要是地球人就明白，白宫不是做不做得到，而是肯不肯做。这个案子在高院表态后又回到地方联邦法院，继续由西尼斯法官处理。川普政府的态度惹怒了西尼斯法官，她周二斥责川普政府在遵守最高法院意见方面拖拖拉拉，说政府“迄今为止，什么也没做”。她说她打算强迫川普的官员回答问题——以书面形式和取证的形式——回答他们迄今为止为将加西亚从监狱中释放出来做了哪些工作。这里插一句：西尼斯法官说川普政府什么也没做，其实他们还真做了一件事——他们将负责处理此案并承认错误的司法部律师埃雷兹·鲁维尼(Erez Reuveni)行政停职了。西尼斯要求政府方面每天做日程进度汇报，要求参与该案的律师等政府官员“取消休假，取消任何其他事项”。她的计划是，该法庭要在两周内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搞明白，以便决定下一步怎么走。她表示，迫使川普官员披露他们在幕后所做的工作，是弄清楚政府是否一直在恶意行事和无视法庭命令的第一步。西尼斯法官强调，加西亚是三个孩子的父亲，而且是被川普政府“在没有通知、法律依据或正当程序的情况下”空运出国，他在萨尔瓦多的每一天都是在受伤害，而白宫拒绝将他从“世界上最不人道、最危险的监狱之一 ”接回，更使他受到了“震撼良知”的伤害。所以，“我们要开始行动了。不能容忍耍花招或哗众取宠。” 这不是一个孤立事件加西亚被错误遣返，而且至今还没有一个可靠的能够顺利返回美国的方案，这件事本身已经非常可怕了，但更恐怖的是，这不是一个孤立事件。哈茂德·哈利勒 (Mahmoud Khalil) 已经有绿卡的前哥伦比亚大学学生哈利勒被捕时，前来抓他的人并不知道他有绿卡，得知他的身份状况他们也懵了，当场打电话向上级请示，电话中被告知，那就告诉他，他的绿卡被取消了。政府是事后才以哈利勒申请绿卡时有撒谎为由取消他的绿卡，但哈利勒的律师说，国土安全部提供的所谓“证据”来自未经证实的八卦小报。这种先决定取消绿卡，然后去找证据的做法让人毛骨悚然。可能就是因为这样的证据无法经受法庭的审核，路易斯安那州移民法官贾米·科曼斯(Jamee Comans)做出同意政府立场的判决时，并未就政府指控他在绿卡申请中撒谎一事做出裁决，只是说根据《移民和国籍法》(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的一条规定，“如果国务卿有合理的理由相信，外国人在美国的存在或活动将对美国的外交政策产生潜在的严重不利后果”，哈利勒应被驱逐出境。但就是这样的判决也非常让人不安，因为哈利勒只是和平地参加抗议活动，他没有任何与暴力有联系的活动。鲁梅萨·奥兹图尔克 (Rumeysa Ozturk) 奥兹图尔克被逮捕的场景近似于被绑架。 3 月 25 日，塔夫茨大学(Tufts University)的博士生鲁梅萨·奥兹图尔克在萨默维尔(Somerville)的一条街道上行走时被六名移民局便衣特工带走，六人中有的穿着连帽运动衫或戴着面罩，大多数人的身份徽章都被遮掩着。当晚，她被驱车送往马萨诸塞州梅斯昆市(Methuen)，然后是新罕布什尔州黎巴嫩市(Lebanon)，最后到达弗吉尼亚州圣奥尔本斯市(St. Albans)，她在那里的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拘留室里过了一夜。第二天凌晨，她被送上飞机，转移到路易斯安那州巴西尔(Basile)的移民和海关执法局拘留中心。如此频繁的转移，给奥兹图尔克的律师带来了额外的麻烦，因为律师必须向客户被拘留所在地的法庭提交申请，而奥兹图尔克的律师没能及时获得她已经被转移到路易斯安那州的信息，所以政府律师说其在佛蒙特州提交的寻求释放她的动议没有法律意义。奥兹图尔克律师阿德里安娜·拉斐尔(Adriana Lafaille)对此提出质疑。拉斐尔告诉法官，他们没有向适当的法院提交动议，因为政府故意不公开奥兹图尔克所在地的信息。拉斐尔说：“我们确实遇到了这样一种情况，即政府在挑选法院——把请愿人转移到其选择的法院，并竭尽所能确保请愿人无法提交请愿书。” 拉斐尔还说，如此跨州转移是“极不寻常”和“秘密”企图的一部分，目的是不让她接触自己的律师或靠近她的家。当然，在哪个州处理案子至关重要。川普政府希望在保守州起诉，奥兹图尔克的律师则尽一切努力不要在路易斯安那州打这个官司。上述哈利勒案子也是如此。哈利勒在纽约被捕，多次被转移，最后去了路易斯安那州。奥兹图尔克被逮捕的视频在网上广为流传。她的律师马赫萨·汗巴拜(Mahsa Khanbabai)说，这段视频“应该让每个人被震惊到骨髓”。国土安全部发言人特里西娅·麦克劳克林(Tricia McLaughlin)于3月底接受采访时告诉 CNN，国务卿马可·卢比奥(Marco Rubio)“认定”奥兹图尔克被指控的活动将产生“潜在的严重不利外交政策后果，并将损害美国令人信服的外交政策利益”。她拒绝具体讨论内容细节。但政府给出的唯一“证据”就是奥兹图尔克与他人合写了一篇专栏文章。当卢比奥本人被问及奥兹图尔克的案子时，他说：“如果你申请签证进入美国并成为一名学生，而你告诉我们你来美国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你想撰写专栏文章，而是因为你想参加一些运动，参与破坏大学、骚扰学生、占领建筑物、制造骚乱等活动，我们不会给你签证。” 他说，迄今为止，川普政府已经撤销了数百份签证。“目前可能已超过 300 人。我们每天都在做这件事。” 塔夫茨大学校长苏尼尔·库马尔(Sunil Kumar)在提交给法院的一封支持信中指出，奥兹图尔克的专栏文章符合学校的行为准则，并称她是校园社区中受人尊敬和重视的一员，她的拘留深深震撼了塔夫茨大学的留学生、教职员工和教师。（值得一提的是，那篇观点文章里面要求学校为库马尔校长的言论道歉。）我决定全文翻译这篇由奥兹图尔克参与合著的观点文章（见本文文末）。该文到底有没有可能产生“潜在的严重不利外交政策后果，并将损害美国令人信服的外交政策利益”，读者可以自己鉴定。我们正在被剥夺免于恐惧的自由上述这些案子中政府的作为在法律上都有很多可挑战的地方。一个不好的征兆是，川普上任还不到三个月，类似这样的案子已经很多很多。川普政府遣返移民的手段和对法庭命令的拖延或变相不执行，都涉及到是否激发宪政危机的问题。但这将是另外一个话题。今天只想针对华人移民说几句。这些案子都有几个共性：没有程序正义；没有确凿证据；处理手段冷血、非人性。这其中任何一个细节都给受害人的法律抗争带来巨大的困难。这是我们必须特别警醒的地方，也是我们必须努力纠正的内容。否则，法律保护就只是一纸空文，没有实际价值。可能有人认为这些被遣返的人都有不够小心的地方，只要我们处处谨慎，不参与任何政治活动，就能够保证自己的安全。那么我要说，这不是谁有没有法律保护的问题，而是我们到底还有没有法律保护的问题。也许你永远不会遇上被遣返的案子，但没有人能保证自己永远不需要法律的保护。如果执法人员对非法移民非常冷血的话，那么合法移民也不会被文明对待；如果非法移民不能享受程序正义，那么美国公民的合法权力也会受到侵蚀。世界上的事情从来就是这样的。所以，不管民主党是不是有做得不合适的地方，给予非法移民人道待遇不是错。另外，太多人高估了自己，觉得自己足够优秀，有能力抵挡不合理的指控。岂不知，我们的所谓优秀，更多时候无非是借了潮流。认真想一想，没有国门的打开，没有美国大学宽松的留学政策，你能来美国留学吗？这就好像股市好的时候谁都赚。也许你比别人赚得多一点，但没有好的股市，你能赚吗？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特别是一个会冠人以莫须有罪名的政府，再厉害的人也只是个蚂蚁。我们只有争取一个公平的大环境，才能保障每一个人的利益。这就是黑人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所说的“只要有一个地方存在不公正，就是对所有地方公正的威胁”。道理就是这么简单，但要让其意义深入人心并不容易，需要认真回味。而且这届政府的做法还有一个特别令人恐惧的地方：没有人是安全的，包括公民。我们正在被剥夺免于恐惧的自由。本来都以为没有合法身份的人才会被遣返，是吧？但那么多人被莫须有地取消了签证。然后，我们忽然听说有绿卡的人也被取消绿卡了，因为申请绿卡时犯了莫须有的错误。再看看加西亚的案子，他被错误地送往不该送去的地方，然后政府居然拒绝纠正错误将他接回来。那么，如果一个公民被错误地遣返去那个臭名昭著的 CECOT 监狱，政府也可以拒绝将其接回，不是吗？更何况川普还亲口说在考虑将“本土”罪犯送去外国监狱。这不就是应了德国路德会牧师马丁·尼莫拉(Martin Niemöller)所说的：起初，纳粹抓共产党人的时候，我沉默，因为我不是共产党人。当他们抓犹太人的时候，我沉默，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当他们抓工会成员的时候，我沉默，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当他们抓天主教人的时候，我沉默，因为我不是天主教人。最后当他们来抓我时，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套用马丁·路德·金的话来说就是—— 只要有一个人不安全，所有人的安全就都受到了威胁。参考资料 https://www.nytimes.com/2025/04/14/us/politics/trump-bukele-prison-deported-migrants.html https://www.nytimes.com/2025/04/14/us/politics/abrego-garcia-trump-deportations-el-salvador.html https://www.nytimes.com/live/2025/04/15/us/trump-news https://abcnews.go.com/US/mahmoud-khalils-lawyers-dhs-relied-tabloids-evidence-lied/story?id=120846623 https://www.nytimes.com/2025/04/14/nyregion/columbia-student-palestinian-arrested-ice.html https://www.cnn.com/2025/03/27/us/rumeysa-ozturk-detained-what-we-know/index.html https://www.aclu.org/press-releases/in-new-filings-rumeysa-ozturks-legal-team-argue-for-her-release-from-ice-detention https://www.tuftsdaily.com/article/2024/03/4ftk27sm6jkj https://www.cnn.com/2025/04/02/us/rumeysa-ozturk-tufts-university-student-attorneys/index.html https://www.nytimes.com/2025/04/15/podcasts/the-daily/deported-man-el-salvador-bukele-trump.html 【附录】再试一次，库马尔校长：再次呼吁塔夫茨大学采用 3 月 4 日 TCU 参议院决议 3 月 4 日，塔夫茨社区联盟参议院（也称教代会）通过了四项决议中的三项，要求大学承认巴勒斯坦种族灭绝，为大学校长苏尼尔·库马尔的言论道歉，披露学校投资情况，并从与以色列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公司撤资。这些决议是参议院有意义的辩论的产物，代表了要求以色列对明显违反国际法的行为负责的真诚努力。对以色列提出的可信指控包括蓄意制造饥饿、肆意屠杀巴勒斯坦平民以及有据可查的种族灭绝。遗憾的是，学校对参议院决议的回应完全不够恰当，对参议院——学生团体的集体声音——不屑一顾。支持巴勒斯坦研究生组织与塔夫茨大学支持巴勒斯坦正义学生组织、塔夫茨大学教职员工停火联盟以及弗莱彻大学支持巴勒斯坦学生组织一起拒绝接受大学的回应。尽管校方不允许研究生参加持续了近八个小时的参议院会议，但我们在校园中的存在，以及通过支付学费和研究生的研究工作与校方在经济上的联系，使我们成为了校方立场的直接利益相关者。虽然有观点认为，大学不应采取政治立场，而应专注于研究和知识交流，但学校声明中那种理所当然的拒绝、轻蔑性质和居高临下的语气让我们怀疑，学校是否已经在违背其自己宣布的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和民主表达的承诺。根据《学生行为准则》，“积极的公民意识，包括行使言论自由和参与抗议、集会和示威，是塔夫茨大学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学生处处长办公室还写道：“虽然有时交流有争议的观点和意见可能会引起不适甚至困扰，但作为一所大学，我们的使命是促进批判性思维、对事实和理论的严格审查和讨论，以及讨论不同的、有时甚至是相互矛盾的观点和意见”。那么，塔夫茨大学为什么要诋毁和蔑视那些践行塔夫茨大学所宣称的批判性思维、知识交流和公民参与等理想的学生呢？塔夫茨大学参议院决议的作用非常明显。参议院决议是“强有力的游说工具，向塔夫茨管理部门表达了学生的愿望和需求。这些决议是一种集体的声音，有助于实现系统性变革”。这次学生会的集体声音所呼吁的“系统性变革”是要求大学结束与以色列的同谋关系，因为以色列压迫巴勒斯坦人民，剥夺他们的自决权——这是一项受国际法保障的权利。鉴于国际法院下令确认加沙的巴勒斯坦人民根据《灭绝种族罪公约》享有的权利有可能遭到“有据可查”的侵犯，这些强有力的游说手段显得尤为迫切。学生的集体呼声并非没有先例。今天，本校可能会自豪地回忆它在 1989 年 2 月决定从种族隔离制度下的南非撤资，结束与当时的种族主义政权的同谋关系。然而，我们必须记住，该大学的撤资行动比一些同行晚了长达 11 年。例如，密歇根州立大学董事会早在 1978 年就通过了结束与南非种族隔离共谋关系的决议。如果塔夫茨大学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听从了学生运动的号召，那么该大学本可以更早地站在历史的正确一边。我们拒绝接受塔夫茨大学或校长办公室任何草率的否定参议院的作用，并将其决议错误地描述为制造分裂的企图。教代会程序所展示的公开和自由的辩论（例如，程序的长度、公开通知和实质性交流，以及其中一项决议提案未获通过），再加上学生们认真的组织努力，都值得校长办公室和大学进行有意义的自我反思。作为研究生，我们肯定所有人都享有平等的尊严和人性，并拒绝接受大学对教代会努力的错误描述。伟大的作家和民权倡导者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曾经写道：“教育的悖论恰恰就在于此：当一个人开始变得有意识时，他就会开始审视正在教育[他们]的社会”。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库马尔校长应支持学生们试图评价“多种多样、有时甚至是相互矛盾的想法和观点”的努力。此外，校长应该对参议院严谨、民主的程序及其所达成的决议给予信任。我们敦促库马尔校长和塔夫茨大学管理部门切实参与并落实参议院通过的决议。这篇署名文章由尼古拉斯·安贝里奥蒂斯（Nicholas Ambeliotis，中欧和东欧系，25 届）、法蒂玛·拉赫曼（Fatima Rahman，STEM 教育系，27 届）、珍尼西斯·佩雷斯（Genesis Perez，英语系，27 届）和鲁梅萨·奥兹图克（Rumeysa Ozturk，中欧和东欧系，25 届）撰写，并得到塔夫茨工程学院和艺术与科学学院其他 32 名研究生的支持，发表于 2024 年 3 月 26 日星期二。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4-20 00:00
1月20日-26日重磅事件和经济数据前瞻——三大央行利率决议迎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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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关注。周一(1月20日)关键词：马丁·路德·金纪念日周一经济数据和风险时间较少，主要是中国人民银行将公布1月一年期贷款利率和中国1月五年期贷款利率，市场预计中国央行会将1月一年期贷款利率下调5个基点至4.10%，可能会小幅提振A股市场情绪。需要提醒的是，周一恰逢马丁路德金纪念日，美国股市休市一天，CME旗下外汇、金属和能源合约的交易提前在北京时间1月21日02:00结束，预计周一纽约时段的交投会比较清淡。周二(1月21日)关键词：日本央行利率决议、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特朗普讲话周二亚洲时段，首先将迎来日本央行利率决议，因中美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以及中东紧张局势消退，市场预计日本央行可能上调其经济增长预期，但因为日本经济仍在承受10月份销售税上调等因素带来的压力，日本央行将把短期利率保持在-0.1%，并承诺将10年期国债收益率引导在0%左右。大和证券首席市场经济学家Mari Iwashita表示，日本央行所称的经济实现通胀目标的势头似乎是持续的。2020年伊始，日本央行将保持当前的政策立场，密切关注经济发展。得益于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在对日本季度经济预估的评估中，分析师预计日本央行将小幅上调从4月开始的下一财年的经济成长预估。根据10月份做出的当前预测，日本央行预计2020财年日本经济将增长0.7%，下一财年增长1.0%。消息人士称，尽管能源成本上升和财政刺激方案的提振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提振通胀，但日本央行不太可能大幅调整其价格预期。日本央行目前预计，2020财年日本核心消费者通胀率将达到1.1%，下一财年为1.5%。东京三菱日联银行称，短线内美元兑日元有望进一步走强。该行分析师表示，美元兑日元短线走势偏向上行。此外，日本的资金外流料将进一步令日元承压其次，市场还将留意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的新闻发布会，市场预计黑田东彦可能会表示，他决心保持货币政策极度宽松。黑田东彦在1月15日曾表示，日本经济处于温和扩张趋势中，如果风险上行，央行会毫不犹豫增加宽松措施；出口、产出，企业信心受海外增速放缓和天灾的影响，如有需要，预计短期和长期利率将维持在当前或更低水平至足够长的时间；为实现2%通胀目标，日本央行将以收益率曲线控制维持量化质化宽松(QQE)。周二欧洲时段，投资者需要简单留意英国的就业数据，目前市场预期相对中性，如果数据表现不佳，可能会增加市场对英国央行1月30日降息的预期。在多位英国央行官员发表鸽派言论后，市场近两周对英国央行降息的预期显著升温，利率期货显示，英国央行1月30日降息的概率已经升至70%，1月8日时显示的概率仅为6.4%。 (英国央行利率期货一览) 此外，周二投资者还将关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该年会将于1月21-24日举行，主题为“凝聚全球力量，实现可持续发展”。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在年会上发表讲话，投资者需要重点关注。特朗普曾于2018年打破前两任美国总统惯例，亲自出席达沃斯论坛并发表演讲，推销“美国第一”。然而2019年由于美国政府停摆，特朗普并未赶赴瑞士。1月14日，据CNBC新闻网消息，特朗普确定将出席1月21日至24日举行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本次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预计将有53国首脑出席，其中包括德国总理默克尔以及新晋芬兰“最年轻”总理马林。新上任的欧盟委员会主席芬德莱恩以及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也将出席。由于本次达沃斯论坛议题将覆盖气候变化，瑞典“环保少女”通贝里（Greta Thunberg）受邀出席并发表讲话。而早前计划参加的伊朗外长扎里夫，目前确定缺席。周三(1月22日)关键词：加拿大央行利率决议周三经济数据和风险事件也比较少，主要需要关注纽约时段的加拿大CPI数据和加拿大央行利率决议。目前，市场预计加拿大12月CPI年率将上调至2.3%；考虑到加拿大12月就业岗位净增3.52万个，高于预期，增幅全部来自全职就业岗位，失业率则降至5.6%。市场普遍预计加拿大央行将维持当前利率不变。机构预测显示，2020年及2021年上半年，预期加拿大央行将维持隔夜利率在1.75%不变。受访的23名经济学家中，有75%的人认为，到2020年底前，加拿大经济都不需要降息。有18人认为，加拿大近期经济经济放缓是暂时性的。道明证券预计，加拿大央行将维持利率不变，因其对前景保持谨慎乐观。他们会提及家庭支出的走低，但可能提出人口增长及薪资将支持稳健的支出增长，同时贸易关系的缓和将支撑企业投资和出口。利率决议之后，加拿大央行行长波洛兹(Stephen Poloz)和央行高级副行长威尔金斯(Carolyn Wilkins)将召开新闻发布会，投资者也需要予以留意；波洛兹最近一次讲话是在1月10日，当时的讲话偏向鹰派，当时他表示，投资可能比原本预计的要强劲。需要提醒的是，原定于每周三出炉的美国EIA原油库存等一系列数据，因为周一美国马丁·路德·金纪念日假期，延迟一个交易日至北京时间1月24日00:00公布。周四(1月23日)关键词：欧洲央行利率决议周四亚洲时段，澳洲统计局将公布澳大利亚12月就业数据，投资者需要简单予以留意，目前市场预期较差，预计对澳元产生一些负面影响。周四欧洲时段，将迎来欧洲央行利率决议和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的新闻发布会，目前市场普遍预计为维持当前利率不变，但投资者仍需要重点关注。 1月16日出炉的拉加德上任后的首份欧洲央行会议纪要对经济看法相对乐观，暗示欧洲央行最新预测或存上行潜力。欧洲央行认为经济已经触底，但仍有理由实施超宽松政策 1月16日公布的会议记录显示，欧洲央行决策者在12月12日的会议上对经济形势持更为乐观的看法，但仍认为存在大量风险，有理由实施超宽松政策。在拉加德担任欧洲央行行长的第一次政策会议上，该行维持政策不变，但指出政治风险可能在消退，通胀压力似乎在形成，欧盟庞大的制造业显现触底的迹象，所有这些均表明近期经济放缓的最糟糕时期已经结束。凯投宏观称，相信欧洲央行1月23日将会维持当前政策不变，近期欧元区通胀的上行意味着缺乏进一步实施宽松措施的紧迫性；2020年晚些时候欧洲央行放宽政策的概率会略高于50% 北欧联合银行1月16日预计，欧洲央行1月23日将维持利率不变；预计欧洲央行重点将在战略评估。“我行改变了原本欧洲央行将进一步宽松的预期，预计欧洲央行将保持存款利率和主要再融资利率分别为-0.5%和0%，这符合市场共识和市场定价；从战略角度看，我们认为风险仍偏向下行，市场很大程度上已经放弃了对欧洲央行未来一年将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的预期”。美银美林在1月16日发布研究报告中指出，欧洲央行2020年或出现鹰派妥协，这令欧元存在上行风险，预计欧元兑美元将在年底涨至1.15一线。该行分析师表示，欧洲央行当前处于一种类似于自动巡航的模式，实施着较小的QE，但没有进一步降息的可能；最终欧洲央行将在年底前决定是否需要放松部分QE限制，从而能够保证明年的QE刺激效果得到延续；尽管小幅的技术调整可能会为我们赢得时间，但现在还远没有接近QE的结束，因此市场风险依然存在；开始关注欧洲央行是否会追寻瑞典央行的做法，将负利率恢复至零利率水平，同时加强前瞻指引；预计欧洲央行的妥协决定，将在一定程度上提振欧元。周五(1月24日)关键词：Markit制造业PMI 周五亚市盘初，新西兰将公布第四季度CPI数据，目前市场预计将上调至1.8%，有望在短线给纽元地提供一些支撑。周五市场比较关注的将是欧元区1月Markit制造业PMI初值和美国1月Markit制造业PMI初值，当然，对于德国1月制造业PMI数据也需要予以留意。 1月2日公布数据显示，欧元区12月制造业PMI终值46.3，略高于45.9的初值，但低于46.9的前值。这也意味着欧元区制造业已经连续11个月位于荣枯线以下，且接近9月份触及近七年低位45.7。德国12月制造业PMI以43.7再次成为表现最差的国家，为连续12个月低于荣枯线；意大利和荷兰的恶化程度则创下六年半以来最严重。如果欧元区和德国的PMI数据进一步改善，将增加欧元区经济触底反弹的预期，将有望给欧元提供支撑，否则，将增加欧元的短线下行风险。其次，英国1月Markit服务业PMI初值也需要予以关注，因为服务业在英国的GDP统计中占比较大，因而对英镑的影响较大；英国11月服务业PMI为49.3，2016年7月以来最低；英国12月服务业PMI回升50.0；目前市场预计1月服务业PMI将进一步回升至50.7，有望在数据出炉前给英镑提供一些支撑。但需要警惕的是，英国全行业PMI数据显示出2019年底英国经济发展停滞，服务业较小的提升不足以改变经济增长停滞的可能性，下一步贸易协议的谈判仍有出现不确定性的可能。此外，周五恰逢中国除夕假期，亚洲多个市场休市，预计亚洲时段的交投会受到限制。最后，投资者还需留意1月21日-24日达沃斯经济年会上其他官员的讲话，可能会对市场情绪产生一定的影响。
老虎证券04-16 19:09
彭博书评：从《你必须参与革命》说起，漫画小说是反乌托邦文学的完美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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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的公民教育。在美国，学生们通常通过马丁·路德·金与马尔科姆·X这两位民权运动人物，了解非暴力与暴力抗争之间的张力。两位作者都不曾在2019年抗议期间身处香港。但巴丢草当年始终密切关注香港局势，并几乎每日创作相应艺术作品。他的作品常被抗议者下载打印，第二天就出现在街头。他完全有理由说，自己“精神上”始终在场。某种意义上，香港那时已然成为漫画小说中的反乌托邦现实。街头艺术在抗议期间蓬勃发展。抗议现场常可见人们戴着盖·福克斯面具，这是漫画小说《V字仇杀队》中的象征性形象。这部由阿兰·摩尔和大卫·劳埃德创作的1980年代作品，描绘了一个末日后的英国，在极权警察国家之下挣扎求生。这一面具与“V”字，已被全球各地用作反抗压迫的象征。漫画小说，尤其是其中更简单和逃避现实的类型，也反映了当今世界日益逼近的民主反乌托邦现实。阿兰·摩尔的《守望者》在1980年代试图颠覆超级英雄题材，描绘一群退隐的有缺陷的打击犯罪者如何面对自身失败。这部作品常被列为史上最伟大的漫画小说之一。但那个能够解决日益复杂与混乱世界问题的“强人”（无论男女）神话，显然仍然具有吸引力。地缘政治局势的持续恶化，为漫画小说带来了新的机会窗口。反乌托邦经典作品如《1984》《美丽新世界》《使女的故事》《第五号屠宰场》《蝇王》和《华氏451度》都已被改编成漫画形式。2023年，已故作家科马克·麦卡锡生前批准的《路》的漫画版问世，插画师是法国漫画家马努·拉尔瑙。非虚构作品方面，蒂莫西·斯奈德的畅销书《论暴政》的漫画版也在2021年出版，书中讲述如何在通往专制的趋势中生存与抵抗。瑞典漫画家比姆·埃里克森于今年3月出版的惊悚作品《Baby Blue》，设定在一个审查情绪的社会中，紧扣人们对压迫性科技监控国家的现实恐惧。去年12月发行的《R.U.R.》则是1921年捷克戏剧的漫画改编版本，这部作品首次引入了“机器人”一词。书在美国由出版社Rosarium发行，负责人比尔·坎贝尔表示：“反乌托邦并不新鲜。” 在他看来，有些人眼中的反乌托邦，其实就是他人的现实。对许多受压迫的少数群体而言，“现实并没有什么改变。” 不过，据《出版人周刊》漫画评论编辑梅格·勒姆克介绍，更多偏文学性的漫画小说出版商，正在将反乌托邦主题视为吸引大众读者的重要突破点。勒姆克表示：“出版界对反乌托邦和末日题材的兴趣再次升温。” 据Business Research Insights预测，全球漫画小说市场将从去年的约160亿美元增长至2032年的近370亿美元。这一切构成了对民主社会走向专制倾向的智识与艺术层面的抵抗。香港在2019年已经敲响了警钟，但这份警告并未被倾听。讽刺的是，这样一个急迫的信息，竟然来自一座从未真正拥有完整民主的城市。但正如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所说，只有未被满足的需求才会激发动力。生活在专制社会中的异见者，往往对民主的价值有更深刻的理解。他们不需要去质疑限制统治者权力的必要性，也不会质疑定期检验选举支持的合理性。他们没有“自满”的特权，无法遗忘或理所当然地享受现有的一切。西方世界依然还有机会：警醒，否则就将成为下一个。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4-14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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