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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股东压倒性支持，苹果击退保守派组织对公司DEI政策的进攻

的DEI举措主要以项目的形式展开，例如种族正义倡议，为美国历史悠久的黑人大学提供支持。苹果在美国以外地区也推行DEI计划，例如在墨西哥教授原住民编程技能，以及与澳大利亚一个由原住民社区领导的非营利组织合作，推动刑事司法改革。过去，苹果股东曾否决要求公司进一步披露种族和性别薪酬差距的提案。苹果首席执行官库克在周二的会议上表示，公司“始终致力于招聘最优秀的人才，并提供一个协作文化，让来自不同背景和观点的人共同创新。” 不过，库克也补充说，“随着相关法律环境的变化，我们可能需要做出一些调整以确保合规。但我们的核心价值，即尊重所有人，并为此努力的方向，永远不会动摇。” 这个保守派组织此前还要求Costco就维持DEI计划的风险进行报告。然而Costco的股东在1月会议上以压倒性多数否决了。此外，苹果股东还投票反对了一项要求公司评估人工智能（AI）工作的风险报告提案。尽管这一提案在所有股东倡议中获得最多支持票，但最终仍被否决，支持票为10.4亿票，反对票为79.6亿票。苹果管理层提出的所有提案，包括“薪酬表决”条款，均获得通过。库克在周二还表示，苹果将成为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工厂的最大客户，这家工厂是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推动设立的。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2-27 00:00

日经新闻：特朗普特府消弱联邦政府的作法和文化大革命有相似之处

得到了扩展。特朗普的许多支持者认为，种族或少数族裔群体成员在政府或企业招聘中不应获得特殊待遇。马斯克也反对DEI，他认为能力应当是首要标准。庞大的美国政府中肯定存在浪费，确实需要提高效率，DEI政策若执行过度也可能带来负面影响。然而，采取极端措施破坏机构，可能会削弱政府的重要职能。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尤其值得关注。美国国际开发署每年预算达400亿美元，长期以来支持中东欧和新兴国家的独立媒体和非政府组织，以推动民主发展。这一机构的关闭让中国和俄罗斯感到高兴，因为这两个国家一直反对USAID的工作。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称此举为“明智之举”。削减措施甚至影响到了国家安全。美国媒体报道称，中央情报局全体人员都收到了“延期辞职”提议。一名曾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负责国家安全政策的前高级官员表示，特朗普认为美国情报机构是他的政治敌人，因为他曾被指控与俄罗斯共谋干预2016年总统选举。对此事的公开调查最终未能得出确凿证据。这名前官员表示：“特朗普认为CIA泄露了相关信息，试图推翻他。” 所有人都在关注这一系列削减措施对国防部和军队的影响。《华盛顿邮报》周三报道称，国防部长皮特·海格塞斯已下令在未来五年内，每年削减国防预算8%。他还解雇了拜登任内任命的高级军官。一位接近特朗普的安全专家表示：“武器的研发和采购涉及庞大预算，确实有很大的效率提升空间。” 但一位前国防部高级官员警告说：“未经仔细审查就急于削减预算，可能会导致威慑力下降。” 对美国及其盟友来说，最理想的情况是这次重组能够提高政府效率，更有能力与中国和俄罗斯竞争。日本研究所研究主任、中国内部事务专家，本科毕业于复旦大学的吴军华表示：“毛泽东和特朗普的方法相似，都是通过动员群众试图摧毁现有权力结构。但特朗普的目标是精简臃肿的政府。如果他成功了，美国可能会重新崛起为超级大国。中国或许正战战兢兢地观察。”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浪费了十年宝贵时间。特朗普应该把这个毛泽东的失败当作警示。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2-26 00:00

大西洋月刊深度：德国反极端主义防火墙正在崩溃

，没有恶意攻击伊斯兰教，也没有直接使用种族主义语言或灭绝主义言论。他们对被指责为法西斯分子感到真诚的受伤。然而，有些话语，一旦用德语说出来，便不可避免地带有令人不安的意味。德语就像一座监狱，任何说这门语言的人，都会被某些历史关联所困住。 “上帝保佑美国和美国人民”是常见的套话，但“Gott mit uns”（“上帝与我们同在”）却是纳粹的标语。当我听到一个德国人谈论“das Deutsche Volk”（“德国人民”）时，我会不由自主地想，他是否正摸向他的鲁格手枪。人们不得不问：如果我是领导一个不断被指责与第三帝国有联系的极右翼政党，我是会选择让这种印象更加明显的口号，还是会努力消除这种联想？ AfD显然选择了前者，党魁是爱丽丝·魏德尔，而在集会上，人们经常高呼“Alice für Deutschland”（“爱丽丝，为了德国”）。这句话表面上没有问题，但它听起来却极像“Alles für Deutschland”（“一切为了德国”），这是纳粹冲锋队的口号。党内的其他领导人，比如赫克，经常发表一些听起来至少对纳粹遗产持中立态度的言论。赫克曾警告称，如果德国人不被安抚，他们与生俱来的“条顿激情”将会爆发成暴力。他还写道，德国将不得不“摆脱”社会中“太软弱或不愿抵抗日益加剧的非洲化、东方化和伊斯兰化”的部分人口。后来，他解释说，他的意思只是指那些侮辱德国、称其为“狗屎国家”或“杂种国家”，或者希望它被轰炸的人，应该离开。上个月，在埃尔福特州议会，现任政府的领导人马里奥·福伊特在与赫克对峙时，称AfD是一个“元首崇拜”政党。赫克对此作出夸张的惊讶表情，举起双手，假装震惊。 AfD在竞选中也多次采取激烈的个人攻击战术。今年，这个党在移民聚集的城市卡尔斯鲁厄散发传单，伪造了一批单程经济舱机票，日期正好是选举日。乘客姓名被写成“非法移民”，目的地为“安全的原籍国”。 “在家也很好”，票上写道，并附上保证：“公民不会被驱逐。” 但其中的措辞暗示，只要法律允许，所有移民都应被遣返。AfD也屡次被曝出党内成员有恶劣的历史，比如骚扰犹太人，或者发表淡化希特勒罪行的言论。然而，情况变得更加复杂，因为AfD的实际领导人魏德尔本人与纳粹形象完全不符。她可以用激昂的语气谈论移民问题：“我们上台的第一天，就会封锁德国边境”，本月早些时候，她对支持者表示，“不会再让任何人进入”。但她对德国以外的世界感兴趣，并非出于征服的目的。她能说中文，在中国生活过六年。尽管她拥有典型的雅利安外貌，但她的伴侣是一名斯里兰卡裔女性，两人共同抚养着两个儿子。在演讲中，她强调德国必须完全遵守难民法，但她补充说，“庇护是暂时的，一旦逃亡的原因不复存在，庇护也就应该结束。” 即便是AfD的批评者也承认，大多数支持者并非真正的种族主义者，许多人被AfD吸引，更多是出于对糟糕经济政策的不满。魏德尔擅长引导讨论，关注那些无论持何种移民立场的德国人都会认为是“愚蠢”的政策。毕竟，德国的主流政党主导时，决定放弃核能，转向风能和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等于是主动让自己成为“人质”，以防俄罗斯有一天与欧洲对立。不过AfD与特朗普政府一样，对俄罗斯非常友好，主张重新开放从俄罗斯进口能源的管道，以实现能源供应多元化并降低价格。魏德尔之所以能专注于批评这些政策，部分原因是，几乎所有支持大规模驱逐移民的德国人，已经决定投票给她。而那些持中间立场的人仍然在犹豫。但AfD很清楚，犯罪和移民问题是最有效的议题。在我采访AfD政治人物、赫克的副手斯特凡·默勒时，他对前政府失败的经济政策进行了理性分析。然而，当话题转向移民时，他的眼神明显亮了起来，因为AfD已经在这一议题上完全主导了公共讨论。 “几乎每天，我们都会看到关于持刀袭击、校园暴力的报道，”默勒对我说，“我们需要防止阿沙芬堡的持刀袭击、马格德堡的袭击，以及猖獗的犯罪。这些情况是不可接受的。对社会和我们的选民来说，唯一的答案是‘坚定的政策’。” 如今，德国无法忽视移民的犯罪率。2023年，约41%的犯罪被认为是由外国人所犯。事实也印证了数据：近年来，几起引起轰动的暴力案件，例如随机刺杀儿童，都涉及外国人。（注，作者这里没有详细说明，实际上这里说的外国人犯罪绝大部分是违反移民法，而且这里指的外国人和移民并非一回事，由于德国的富裕，很多周围国家的小偷也会专程前来，像英国的足球流氓也会被算成外国人。）在我参加的另一场AfD集会中，政治家奥利弗·基尔希纳称德国为“世界的精神病院”，批评德国愿意接收“精神失常的外国人”。默勒告诉我，他住在埃尔福特的郊区，因此不必每天面对火车站和市中心广场附近“犯罪猖獗”的区域。他讲了一个故事，说他所在郊区的一群孩子去市中心买冰淇淋。 “回家的路上，他们犯了一个错误，”他说，“他们本该沿着繁忙的有轨电车线路步行，但他们走上了特罗姆斯多夫街。” 在那里，他说，这些孩子被一群移民少年团伙袭击并抢劫。然后，他邀请我亲自去体验一次成为“猎物”的感觉。 “你去那里看看，就明白我的意思了，”他说，“那是他们寻找受害者的地方。” 默勒可能低估了《大西洋月刊》在派记者外出采访时的节省程度，因为我根本不需要邀请——我早已预订了一家位于火车站附近的酒店，就在特罗姆斯多夫街的尽头。像如今德国几乎所有的铁路枢纽一样，这里也有叙利亚人和其他移民整天站在街头，讲着阿拉伯语和阿富汗的语言。由于时差的关系，我经常在深夜步行穿过特罗姆斯多夫街，但每次都安然无恙地回到房间。与其说这个区域充满犯罪，不如说显得异常冷清，寂静的街道让我脚步声在阴影中回响，宛如约瑟夫·科顿在电影《第三个人》里穿行维也纳时的场景。街上的商店——许多是中东市场——天黑后就关门了。有一两次，我无意间和几个年轻人同行，心想自己是不是终于“撞上了”一个团伙。但我是个成年男性，而不是手拿冰淇淋的孩童或女性，所以即便他们在打量我是否适合作为抢劫目标，最终可能还是觉得算了。有一次，其中两个人靠近了我，我听明白了，他们用阿拉伯语讨论着要不要去台球厅。站着无所事事不是犯罪，说外语也不是。然而，以美国城市的标准来看，这条街道极其安全。但默勒的焦虑来自文化冲击——当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发生急剧变化时，产生这样的反应并不意外。那些以为普通德国人能坦然接受甚至欢迎这一变化的人，显然是自欺欺人。多年来，随着该地区经济衰退、人口减少，这些街道早已变得沉寂，甚至比今天还要安静。没有人预料到，当沉默被打破时，打破它的会是叙利亚人的声音。这种十年前难以想象的变化，导致了一些对弱势群体的严重诽谤，以及一些既笨拙又不人道的政策提案。但即使是默勒，这位与AfD最具煽动性的政治人物之一直接共事的人，在被追问时也会承认，理想中的德国未来不会是过去那种浪漫化的德国——皮短裤、啤酒和瓦格纳的时代不会回来了。我问默勒，他认为德国在哪一年开始走向错误的方向——如果他有一辆装上了“时光电容器”的奥迪，他会回到哪个年份，重新启动国家，避免当前的问题。他回答说，他对德国的移民政策一直持反对态度，但大约在2000年，德国的边界开始松动，马克被欧元取代，那时一切都开始崩溃。我告诉他，我大约在那个时候开始访问德国，即便当时，移民似乎也在融入德国社会。外国人在这里工作，填补德国人不再感兴趣的岗位，这似乎也没什么不好。默勒基本上同意这个观点，并指出，AfD本身已经从“把所有移民都驱逐出境”的极端立场，调整为更有针对性的政策，即驱逐那些靠领取福利过活的懒汉、低技能工人和犯罪分子。 “如今，即使是我们的选民，也希望我们做出区分，”默勒对我说，要区分暴力罪犯和“那些很好地融入社会的移民，他们已经是德国公民，没有制造任何问题。” 他说，“即使在图林根州，也没有AfD选民希望我们驱逐医生、工程师，或来自加纳的邮递员。” 默勒认为，真正的崩溃发生在2015年，当时大批叙利亚和阿富汗难民涌入德国。他承认，如果这些合法新移民中有心脏病专家或工程师，那他们应当被欢迎留下来。但他补充说，目前这种情况只是“理论上的”，几乎不存在。他认为，2015年的移民潮“淹没”了德国，带来了大量“社会移民”——那些来到德国只是为了享受福利制度的人，包括缺乏融入德国经济能力的叙利亚人和阿富汗人。在德国经济已经不再依赖文盲农民劳动力的情况下，这些人很难立足。 “我们真正需要的技术工人没有来到德国，”他说。“印度工程师不会来，因为印度工程师会去一个能赚更多钱、税率更低、子女能在优质学校就读、晚上外出更安全的地方。他不会留在埃尔福特。” 这是AfD支持者和政治人物经常强调的一个主题：他们认为德国已经变成了一个“烂国家”，连德里的工程师都不愿意来，而德国必须让新移民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才能让本国公民的生活变得更好。在特朗普的第一场总统就职演讲中，他谈到了“美国大屠杀”，而如今，AfD描述的德国同样糟糕。令人惊讶的是，当我走进德国——这个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曾称为“旧欧洲”的中心——却发现它在政治上变得像美国的“小弟”。然而，AfD的历史有着典型的德国特色，这一政党是50年政治环境的产物——或许这种政治环境“过于平静”了。德国在经历了动荡的半个世纪后，决定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来回避动荡，被一种熟悉的官僚政治所统治：这些官僚通常年纪不小，往往被称作“博士先生”或“博士女士”，总是白人。当然，除了默克尔。人们很难在他们的名字和面孔之间建立联系，而这种可互换性反而是一种安慰，毕竟，上一次德国领导人被人们一眼认出时，他的面部特征包括一撇小胡子（注，指希特勒）。德国的谨慎保守主义可见于基民盟（CDU）前领导人康拉德·阿登纳的竞选口号：“不做实验！”（Keine Experimente!）。社会民主党（SPD）作为中左政党，也采取类似的保守立场：不搞实验，不搞花样。这种如巴伐利亚饺子般平淡无奇的政治格局，面临着极左和极右势力的挑战。激进左翼催生了巴德尔-迈因霍夫集团、红军派等暴力组织，其成员最终被追捕入狱。极右翼的问题更为复杂。西德长期被指控“去纳粹化不彻底”，许多政治家和商界领袖都曾参加过二战，而那些有社会礼仪的人采取“不谈战争”的态度——如果战争被提及，必须以“厌恶”的口吻来谈论，任何用中立语气谈论战争的人都会被排斥，甚至遭遇更严重的后果。新纳粹政党遭到德国联邦宪法保护局（Verfassungsschutz，相当于德国的FBI）的强力打压，被取缔。而那些设法逃脱取缔的极右翼势力，则面临另一种有组织的政治惩罚：即万斯所批评的“防火墙”政策。这些极右翼政党被视为“污染源”，即使与中间派在某些问题上观点一致，主流政党也不会接纳它们，而是将其视为“不可接触者”。维护这道防火墙的责任被视为如此重要，以至于中间政党加强了与绿党及前东德左翼政党的合作。在移民问题上，基民盟悄然接受了左翼的观点，即德国未来将是一个移民国家，任何质疑这一愿景的人都可能被视为种族主义者。在默克尔长达16年的执政时期（2005-2021），名义上属于中右翼的基民盟逐渐接受了一些左翼立场，其中最重要的便是欢迎数百万来自叙利亚、阿富汗及其他战乱和贫困国家的无证移民。面对这一局面，默克尔的口号是：“我们能做到”（Wir schaffen das）。汉斯-格奥尔格·马森，曾是默克尔时期的国内情报主管，在此之前，他负责移民法事务。如今，他已经被基民盟开除，并创建了自己的政党“价值联盟”，部分原因是他批评默克尔的“事实上的开放边境”政策。 “对她而言，移民政策是意识形态问题，”他告诉我。“让数百万人进入德国，不经讨论，这是违法的。” 基民盟（CDU）采取这一举措后，变得与左翼政党（如绿党）没有区别，而绿党一直主张将德国改造成一个国际主义左翼社会。 “人们注意到了这一点，”马森对我说。“如果你投票给绿党，你得到的是绿党的移民政策。如果你投票给社民党，你得到的还是绿党的移民政策。而如果你投票给基民盟，你得到的仍然是绿党的移民政策。” 这为AfD创造了机会——当德国人意识到移民问题才是关键议题时，AfD已经准备好凭借一贯的反移民立场赢得选民的支持。这种历史背景解释了为什么德国选择党（AfD）最尖锐的攻击并非针对移民或左翼，而是针对中右翼。 AfD领导人认为，基民盟向左翼妥协，而不是尽最大可能遣返法律允许范围内的“社会移民”。区分真正的难民和非难民的过程极其复杂，误判可能导致严重后果。面对这一问题，德国政府曾做出努力——我在2018年曾为这本杂志撰写过相关报道，但在AfD看来，这远远不够。在伊希施泰特，丹尼尔·哈泽洛夫警告不要满足于任何目标，除非是彻底摧毁CDU。 “CDU才是我们的主要对手——不仅在这里，而是在整个德国，”他说。他甚至懒得提及左翼。“只有当CDU以目前的形式不复存在时，我们才能算真正成功。”他对人群说道，“特朗普已经向我们展示了该怎么做。” 他表示，只有当共和党建制派被摧毁后，“特朗普和埃隆·马斯克才有了施展空间。” 这会有些人看向了我。最有可能在本周选举中获胜并成为新任总理的人，是CDU的弗里德里希·梅尔茨。他试图争取AfD选民，并推动一项移民法案，而左翼认为法案对AfD过于友好。哈泽洛夫认为，这是一个骗局。CDU只是想吸引AfD选民的选票——一旦成功，就会像以往的政府一样，想方设法封杀AfD。 “梅尔茨希望在联邦选举后取缔AfD，”哈泽洛夫说。“这意味着他并不认为我们是明天的伙伴，而是视我们为敌人。” 有趣的是，那一周德国最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并非由AfD支持者发起，而是由他们的左翼对手针对CDU举行的。左翼认为梅尔茨已经拆除了“防火墙”，向纳粹妥协。我离开图林根州后的第二天，在柏林CDU总部外参加了一场抗议活动，感觉就像穿越了时间，从一个几十年前的小镇——农民和工厂工人聚集的地方，来到了一座现代化的大城市，看到一群大学生组织的示威。抗议者留着尖刺头发，吃着外卖烤肉，而不是喝啤酒、吃香肠。年轻的抗议者中夹杂着一些中年人和老年人，典型的知识分子群体，像是在旧金山湾区或佛蒙特州文化活动上能见到的人。他们告诉我，CDU将AfD选民和政治人物视为潜在盟友，而不是弃民，这等于将种族主义者重新迎回了德国国会大厦。 “我们团结一致，反对所有形式的右翼极端主义，无论它来自AfD还是CDU，”一名手持扩音器的年轻女性对人群说道。她表示，CDU从未真正支持移民，而现在试图与AfD合作，充分证明了其伪善。她说，CDU的虚伪面目已经暴露，任何人都不应再信任它。她带领人群高呼：“Wir sind die Brandmauer”（“我们就是防火墙”）。这场CDU总部外的抗议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现场没有任何中右翼成员抗议政策变化。所有的抗议者都是左翼激进派的一部分，他们在向中右翼成员施压，要求维持移民友好政策。这一政策原本是左翼推动的，中右翼虽然有保留意见，但最终还是接受了。在我前一天参加的AfD集会上，信息是：“不要相信CDU，即便它做了你想要的事情。” 而这场抗议的口号则是：“不要相信CDU，尽管它过去10年一直做着你想要的事情。” 在一定程度上，这正是联盟政治的典型困境：站在中间意味着左右受压，但也有机会同时与两边合作，争取两边的选民。然而，在德国战后大部分时间里，政治联盟的运作方式与大多数议会制民主国家不同，因为中间派和左翼政党联手，将极右翼视为“有毒”势力。德国人，尤其是德国人，理应理解建墙的后果：如果你筑起高墙，压力就会在另一侧不断累积，而一旦墙倒塌，平衡的恢复将极为剧烈。即便是“不要对纳粹友善”这样合理的原则，也无法抵消这种水压效应。极右翼可以被压制一段时间，但这只是推迟清算，而非避免发生。 CDU通过将AfD孤立在极右翼阵营之外，避免了与最具争议的成员产生联系。然而，这也意味着CDU失去了唯一的机会，去吸引AfD中那些不那么极端的支持者，并向他们解释，德国可以在保持宽容的同时制定合理的移民政策，使国家既繁荣又安全，同时仍然保持德国的身份认同。当我能够向斯特凡·默勒施压，让他承认加纳的邮递员不应被驱逐时，我发现他更为理性。大多数人都是这样：如果独自一人，他们会更加固执，但如果有人与他们进行理性对话，他们往往能表现得更合理。曾是默克尔同僚的马森，曾是基民盟在图林根州的候选人，后来他成立了自己的政党。他告诉我，他试图以CDU候选人身份参选，但最终变得难以为继，因为选民开始认为CDU成了一个“训诫党”，一个披着新外衣的“思想警察”政党。他指出，在前东德，人们经历过一党专政，他们知道政治压制是什么感觉。 “在东德，如果你是反对派，你在餐馆谈论政治时必须向左看、向右看，防止有人偷听。现在，AfD的成员也有同样的感觉。”不过，他承认，现在的情况远不及东德时期那般严峻，但仍然存在问题，例如失业、社交圈受限，尤其是无法自由地与极右翼群体公开结盟。更深层的问题在于，AfD成员感到他们被欺骗了，他们曾被告知这个体制是开放的，但现在他们认为事实并非如此，“AfD的支持者说，这不是真正的民主。” 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2-24 00:00

PepsiCo调整DEI计划取消少数族裔目标，Coca-Cola坚持多元化承诺，企业文化面临重要考验

导的目标，并且希望在美国各级公司中确保种族和民族的代表性与国家人口普查数据相符。 Coca-Cola警告称，如果无法维持促进创新、协作和包容的企业文化，可能会破坏公司运营并对未来成功造成不利影响。政治气候对DEI的影响：特朗普政府背景下的政策调整自特朗普重新入主白宫以来，美国政府机构、公司和学校纷纷重新评估此前实施的多样性、平等与包容（DEI）政策。这一波政策调整与特朗普政府的立场密切相关，特朗普已结束联邦政府内的DEI项目，并警告学校如果不结束相关项目将面临失去联邦资金的风险。 PepsiCo的这一决定反映了在当前政治气候下，越来越多的公司重新审视并调整他们的DEI计划，尤其是在特朗普当选后，以及2023年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取消大学招生中的平权行动后。企业和公众反应：PepsiCo的调整引发不同声音 PepsiCo的决定引发了不同的公众反应。保守派活动家Robby Starbuck在社交媒体上表示，PepsiCo的行动值得赞赏，并称Coca-Cola应该对继续实施“觉醒政策”感到担忧。Starbuck认为，PepsiCo的行动是对当前社会变革趋势的积极响应，而Coca-Cola可能因坚持其DEI政策而面临风险。然而，也有反对者认为，减少DEI目标可能会削弱企业文化的多样性和包容性，影响企业的社会责任形象。相关大事件 2024年1月：特朗普政府重新审视DEI政策，结束联邦政府内的相关项目。 2023年：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取消大学招生中的平权行动，广泛影响了DEI政策。 2024年：PepsiCo宣布将结束其部分DEI计划，调整管理目标。名词解释 DEI（多样性、平等与包容）：旨在促进社会各群体平等机会和权利的政策和文化倡议，特别关注少数族裔、女性和LGBTQ+群体。包容性文化：一种文化理念，强调每个成员的平等参与，并创造一个所有人都能感受到尊重和支持的环境。特朗普政府：指由唐纳德·特朗普领导的美国政府，其政策在许多方面引发争议，包括对社会公平、移民和DEI计划的立场。编辑观点 PepsiCo的DEI政策调整显示出在当前政治气候下，许多公司可能会面临政策变动的压力。虽然PepsiCo表示包容性仍然是其核心价值之一，但放弃具体的多样性目标可能会影响外界对其社会责任的认知。与此同时，Coca-Cola坚持其多元化和包容性目标，显示出两家公司在未来市场中的不同战略方向。来源：今日美股网

今日美股网02-23 00:11

联邦法官暂时阻止特朗普反DEI 行政命令关键部分的执行

。自2023年6月美国最高法院推翻了以种族为考量的大学招生政策后，反对DEI的情绪进一步高涨，而“DEI”也逐渐成为保守派用来批评国家发展方向和自由派政治的贬义标签。在总统竞选期间，特朗普猛烈抨击DEI，称其具有破坏性且充满分裂，并誓言要在联邦政府全面消除DEI。他在第二个总统任期的最初几天兑现了这一承诺，发布行政命令，旨在结束“非法歧视”，并恢复“以能力为基础的政府服务体系”。除了要求全面取消联邦政府内部的DEI和“环境正义”团队，特朗普的行政命令还指示各机构负责人列出可能因DEI做法而接受调查的上市公司、大学和非营利组织。此外，这些命令还规定，政府合同和拨款，需以公司和组织证明其未从事可能违反反歧视法的DEI实践为前提条件。对此，谷歌和德勤等公司已停止了某些多元化项目，例如基于人口统计数据的招聘目标。而其他企业仍在重新评估其DEI计划，因为特朗普政府已开始威胁发起调查。 2月3日，由多个组织组成的联盟提起诉讼，试图阻止特朗普的行政命令。这些组织包括美国大学教授协会、高等教育多元化官员全国协会、餐厅机会中心联合会，以及巴尔的摩市市长和市议会。他们认为，这些行政命令已经造成了实质性损害。例如，高等教育多元化官员全国协会表示，命令措辞含糊不清，使成员面临“无法接受”的选择：要么承诺不参与被禁止的DEI活动，冒着被罚款的风险；要么自我审查，以避免政府审查。在最近提交给法院的文件中指出，这些命令正在“制造恐惧，并已开始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害，压制核心政治言论和学术自由。” 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2-23 00:01

马斯克到底想要什么

依据，这一理论常被极右翼群体利用，宣扬种族焦虑和反移民情绪，煽动仇恨犯罪，因而受到广泛批评。“大取代”理论属于范围更广、历史更久远的“白人种族灭绝”阴谋论的一部分。“白人种族灭绝论”由美国新纳粹主义者大卫·莱恩在其1995年著作《白人种族灭绝宣言》(White Genocide Manifesto)中提出，声称西方世界国家的政府打算将白人变成“灭绝物种”。有个解释是——虽然我不太想这么说——儿时没得到足够爱的可怜小男孩，在寻找人生意义，寻找爱。这不是为他找借口，因为他已成为一个可怕的人，他应该接受治疗。但是，提供简单答案——“这就是你为什么不快乐，这就是为什么世界是这样的”——那些右翼阴谋论确实搔到一些人的痒处。这是一种宗教。是他们对世界的解读。埃兹拉：也是一种政治。马斯克是南非人。彼得·蒂尔的童年大部分时间在南非度过。大卫·萨克斯(David Sacks)也是南非人。我不知道这种解释该占多大分量，但似乎有道理，也很有趣。蒂尔、马斯克和萨克斯是硅谷里拥护川普的三个最重要的人物，他们有独特的政治经历，见证了南非白人少数群体从掌控国家到成为国家中受惊吓的少数群体。卡拉：很多这种人都有这种特质。硅谷的人也如此。这一点与硅谷的观念——高度男性化、自以为无所不知——结合起来，就会有：那些愚蠢的人为什么挡我们的道？南非，我不知道。我不知是不是那里发生的什么造就了那些人。也可以同样去说来自俄罗斯或的人，或印度移民。他们都带来那里的文化。对于南非，你可以选择两种方式：阿瑟尔·富加德(Athol Fugard)[注]的方式，或者怀念过去好时光的方式。 [注] Athol Fugard，南非剧作家，以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政治和深刻戏剧而闻名，被认为是南非最伟大的剧作家。他们试图扮演男人埃兹拉：马斯克收购了Twitter，那是个不同寻常的收购，他曾试图反悔，但最终买下。接手后，他立即大刀阔斧进行改革。人们谈论裁员，谈论削减浪费或降低成本。但回头看，无论从现实还是从硅谷的文化角度来看，那都是首席执行官对过度授权的自由派倾向的员工队伍重新确立控制权。请谈谈他对员工文化的影响。卡拉：有趣的是，那些CEO很多都缺乏安全感。他们想成为大佬，但做不到，也不会去做，因为担心别人怎么说，他们只互相观察。而这个人，上来就做。在硅谷，员工是唱主角的，他们喜欢畅所欲言。谷歌开创了这种风气，规定员工每周五可以畅所欲言。结果会发生什么？埃兹拉：Facebook每周五举行会议，扎克伯格回答员工的问题。他们还开发了Slack和Teams等内部聊天软件，允许员工随便发表言论。卡拉：他们赋予员工权力。然后有位CEO，应该不是小扎，说：“现在他们开始顶嘴了。”我说：“你以为呢？” 他们对自己创造的文化所引发的事情感到惊讶，我对他们的惊讶感到惊讶。他们让员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员工就说了想说的话。然后他们被那些话惹恼了。他们很难反击，因为人才在硅谷很宝贵。所以必须让每个人都做自己。这让许多CEO恼火。看到马斯克的做法，硅谷CEO们会说：他可以这么做，我不行。我得听多元、公平和包容性人士的意见——虽然我讨厌那些人。但他不必，他可以随心所欲。当马斯克这么做并裁员时，其他人也想效仿。埃兹拉：所以，2020–2024年疫情期间，在#MeToo和“黑人命也是命”兴起时，硅谷CEO阶层变得极端化。我认为这与Slack和Teams等软件的兴起有很大关系。老板和员工之间的关系变了，而且其变化维度被低估。确实能在扎克伯格的个人转变中看到这一点。马斯克最终成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化身。在我看来，许多CEO被激怒的原因，是他们失去了对公司的控制，他们想夺回控制权。这和马斯克现在引入政府的理论如出一辙。他谈削减开支、减少浪费，但他真正想为川普或自己争取的，是控制权。卡拉：没错。他应该是：让我摆脱那些讨厌的人。再说一遍，这是君王做派。他们创建公司的方式就是君主式的。扎克伯格拥有绝对控制权，他不会被解雇，他永远都在。他们喜欢君王做派，但事情并不如愿。有记者烦他，有员工烦他。他对多元化必须至少表示赞同，否则会受到羞辱。在这方面，他没有马斯克的决绝。他们试图以他们眼中的阳刚方式证明自己。那就是对男人的定义。他们中的很多人，读高中时都不被认为有男人味。这是书呆子的复仇。对于小扎，是以他的项链和T恤——我觉得看上去很傻，但没关系，他喜欢就好——或混合格斗，或水上摩托，或健身，展示肌肉。贝佐斯(Jeff Bezos)也是这样：看我的肌肉，看我的漂亮未婚妻。他们试图扮演男人的角色。这很可悲。但给了他们极大安慰。埃兹拉：对我来说，马斯克和扎克伯格相约在笼子里打架，是这个阶层的意识正在发生转变的关键信号。这本身就有一些有趣的话题：扎克伯格非常认真地对待这件事，而马斯克一直嘲笑他。他们没打成架——打的话扎克伯格会赢，但实际上马斯克赢了，因为他做的就是嘲笑扎克伯格。卡拉：他们彼此不喜欢。埃兹拉：在一个大型CEO科技会议上，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注]被问及约架的事，他在Substack上回答说：我认为他们打架很好，因为我们失去了希腊人的阳刚美德。 [注] Marc Andreessen，Netscape的合伙创始人，是硅谷最著名、最具影响力的风险投资家之一，被视为“硅谷非官方教父”。他曾经支持奥巴马，而在近年来则倡导“技术至上主义”(Techno-Optimism)，因其反身份政治、去监管化立场以及对 AI、区块链的推崇在右翼和保守派科技圈影响很大。右翼知识分子亚文化里，那些人觉得世界越来越女性化，而男性美德——侵略、战斗、冲突、大胆、冒险、果断决策——已被削弱。于是需要纠正。现代性正在偏离轨道，因为我们变得女性化，变得软弱。这类风险资本家和科技创始人想指引我们回归正轨。卡拉：他们一开始就不喜欢女性。所以并不奇怪。埃兹拉：有趣的是，他们还要给这套说法披上一层理性化的外衣。卡拉：千真万确——他们当中没有女性。我写过一篇文章，标题是《Facebook管理层中的男性和(没有的)女性》，小扎因此很不快。我心想：我只贴了你们管理层的照片而已。是你雇的他们。他们非常执着于男人是什么，及如何表现。有趣的是——尤其是马克·安德森：如果他能慢跑10英尺，我都会感到惊讶。还谈什么男子气——饶了我吧。扎克伯格这样说时，我想：我可以五秒内把他打翻在地。现在他要挑战我打架。随他的便。这是个关于男人是什么、不是什么，但他们却认定是什么的概念。马斯克不常扮演那种角色，除了他开始戴牛仔帽，及他正在做的那些荒谬之举。那些人常那样做，马斯克没有。但现在他们从他的侵略性中汲取了灵感。这很有趣。埃兹拉：他们约架时，扎克伯格似乎把自己定位为马斯克抗击者。他有Threads，马斯克有X。扎克伯格模仿马斯克，他在Threads上的参与方式就是马斯克在Twitter上的参与方式。卡拉：是的，扎克伯格是个二号。[笑] 他真是个二号。我喜欢这么说。埃兹拉：马斯克极大地重塑了文化，至少发出一个信号，让许多尚未准备好说出自己感受的人有所行动。他引领科技领袖倒向川普，现在又展示如何将其转化为政治力量。彼得·蒂尔——是祸是福——很早就支持川普，但他没试图自己掌权。蒂尔押下注，观察押注的回报。但马斯克在展示：掌权的可以是你。你不仅可以拥有首席执行官的权力，还可以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可以成为影子总统。卡拉：扎克伯格躲开关注。他喜欢赞誉，但不喜欢伴随赞誉而来的那些破事。这就是为什么他不够狠。马斯克确实有胆量。他是：不管怎样，我都要做这件事。谁攻击我，谁就会被我当早餐吃掉。有本事来打啊。埃兹拉：川普也是这样，他们性情相投。要做到如此厚颜无耻，需要极不寻常的个性。如果想真正挥舞权力，就必须甘愿被人讨厌。而我们大多数人都不愿被讨厌。大多数首席执行官都不愿意。而他俩做出了选择。在我看来，这种不受约束是他们结盟的核心。卡拉：不过，他们内心深处还是在乎的。川普最想要的就是《纽约时报》喜欢他。你可以感受到——那种受害者的感觉—— 埃兹拉：我不再相信。也许他曾经那么想过。但我不再信了。卡拉：我认为他们都在意别人看法，几乎太在意了。很多方面上助长了他们的愤怒。他们内心深处有个小角落，很在意别人的看法。而这让他们越来越胆大妄为。那是他们核心动力。埃兹拉：那可能是他们的动力。但我认为，到了某个阶段，失去信念，才是真正的激进主义。激进主义往往摒弃正常的多元主义，即我们是共同体。这时，全面战争就爆发了。川普，还有马斯克(后者更理智些)，将此视为一场必须赢得控制权的全面战争。他在罗根(Rogan)的节目中说，如果川普这次不赢，就不会再有选举了。马斯克投身于这场人类文明之战。他显然相信某种程度上的大取代理论。他试图帮助极右的德国另类选择党在德国当选；他试图让英国工党下台。很长时间里，马斯克相信人类最终需要成为星际物种，和这相比，别的立场都是过时的。卡拉：看看他生的那些孩子。他通过生很多孩子来展现自我，但很少陪伴，只对一个孩子例外。他只管生，不养育。埃兹拉：那么，现在是什么目标在激励他呢？你真的认为是星际旅行吗？还是他认为这些国家正在失去自己的文化，而一旦失去文化，一切都将失去？卡拉：我认为确实源于人类需要离开这个星球。打我认识他以来，这就是他不变的观点——文明注定要灭亡，因此我们需要离开地球。他们内心深处相信，自己是人类最优秀的代表，即白人是优等人类。他常说的话会流露这一点。我忘了他怎么说的，但大意是：我们需要更多的南非人来美国。我从未听到他表达任何我认为是种族歧视的言论——我听其他CEO表达过。他的种族歧视是另一种形式，更多涉及社会工程学，认为优秀的人才正在被取代。我认为他确实相信那种说法。当然，那也是种族歧视。埃兹拉：综你所述，渴望成为星际旅行者，仍是马斯克的动力。他只是认为，多样性、公平和包容及觉醒思维的病毒正在侵蚀文明和天才。卡拉：我们去往他乡的进程受到阻碍，是因为次等人在掌权——他经常谈论这个话题。一次，他在推特上谈剖腹产，说：剖腹产对大脑更好，因为不用通过阴道的话，大脑会更大。我做过剖腹产，所以心想：先生，你给我坐下，你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没人太留意他这话，但我当时想：哦，他认为必须保证生育——这几乎是一种优生学。他竟然会提出这种观点。他有一些人类大脑和发育的理论。显然，他参与了Neuralink项目[注]。他一直对机器和人类融合感兴趣。 [注] 马斯克将电脑芯片植入人脑的实验。他们不在乎你埃兹拉：回到政府的话题——我把你讲的引申一下——实现人类的长期目标，需要马斯克这样的人控制联邦政府；需要一个不受现代进步平等和共识思想影响的政体，一个不致力于那些缓慢、繁琐、监管和不阳刚的事情，允许冒90枚火箭爆炸风险的政体。他试图从功能上让联邦政府由他这样的人有效控制，好实现那些目标。卡拉：是的，他认为他们碍事。有人说，哦，他们想改革。我说：不，他们想要烧掉重来。这要追溯到彼得·蒂尔。如果你花时间阅读彼得·蒂尔，他就说过：民主行不通，我们需要搞别的东西。有点像“快速行动，打破常规”——这是个软件术语。他们不想建设，只想毁坏。只有毁坏，才能建设。这就是颠覆。他们用的所有词汇，都是关于破坏的。不是创造性的破坏，而是：让我们把一切抹去，然后建设我们想要的文明。他们最擅长用这种技术乌托邦主义(实际上是技术独裁主义)来粉饰这种理论，只要大家都听他们的，世界就将变得更美好。埃兹拉：姑且把它当作一种政府改革理论。卡拉：我知道你喜欢这么说。我认为民主制度运作得相当好，但请继续。埃兹拉：马斯克曾说过，法规应该默认被取消。不是默认存在，而是默认取消。如果事实证明取消某个法规错了，随时可以加回去。鉴于我们有一个长期稳定的政府，官僚主义严重，所以理论是——这也是针对推特的理论——关掉一些东西，大幅削减，出现问题再解决。但最好削减彻底，以干净的方式重建，而不要削减得不够。通常情况下，政治改革不会走那么远。机构改革非常困难，会带来很多问题。旧金山政府效率低下，联邦政府很多地方有待改进。那么，马斯克主义是否值得提倡？——他在做普通政治改革者不愿做的事，并愿意为此承担风险。这是否是创建一个不那么僵化的联邦官僚机构的唯一途径？卡拉：不，我不认为。根本不是。推倒重来很容易，不是吗？牺牲他人是必须的。他们不在乎这些。很多人会问：他们怎么能这样做？他们怎么能这样做？我会说：他们不在乎你。他们不考虑你。你什么都不是。马斯克是最早跟我谈论人工智能的人。他关心的是人工智能对人类的影响。他和阿尔特曼(Sam Altman)一起创立OpenAI，至少对我来说，他是第一个提出这警告的人。一开始他说：人工智能会杀死我们。就像《终结者》里的情节，对吗？人工智能会变得有自我意识，然后反过来轰炸我们，杀我们，然后世界重新开始。所以我们必须阻止。下次见到他时，他提出一个更复杂的想法：它们不会杀我们，会把我们当宠物猫对待。它们喜欢我们在这里，会建造一切设施满足我们的需求。但我们没有危险。只要它们喜欢宠物猫，我们就不会有事。它们不把我们当回事儿。再后来见到他，他有了这样的想法：人工智能像是修高速公路——横贯美国的高速公路。人类是蚂蚁，我们修路时，会毫不犹豫地摧毁蚂蚁窝。我们不知道那里有蚂蚁窝，只做我们要做的。他在表达自己的行事风格：那些事情就像蚁丘，不用考虑它们，因为我们从来不考虑。这是一个有趣的进展：他一开始关心人类命运，而最后不再。埃兹拉：我喜欢这种比喻的递进。对马斯克所做所为的一个类比是推特，他进入推特，用了个非常相似的剧本控制公司。但随后推特崩溃了，它的广告业务崩溃了。它仍是一个糟糕的平台，比以往更糟糕。它有了些以前没有的东西，比如Grok，但它的搜索还是不行。看到川普把什么都外包给马斯克，我想知道他是否考虑过要承担的风险。未来几年，联邦政府职责下可能发生的所有不好的事情，都要算到他头上。最近发生的可怕的飞机失事，发生在联邦航空管理局(FAA)通过强制退休政策这一年——马斯克迫使FAA官员辞职——他们该受指责吧？坏事总会发生。他们拿斧子对着政府乱砍——无差别强迫辞职、重新分配工作、开除有才华的职员——那么任何错误都该归咎于他们。卡拉：但他们不会承认。他们会说：是前任政府留下烂摊子，我们在清理。你以为他们会在乎后果吗？埃兹拉：他们只在乎权力。卡拉：他们不在乎破坏的后果。他们不在乎，也不考虑后果。和联邦政府比，Twitter规模小些。他吸引广告商的唯一方法就是威胁他们，提起很多诉讼。当然，那些广告商会回去的，会对他服软—— 埃兹拉：现在他有了至高权力，对吧？对他服软是收买和消灾—— 卡拉：特斯拉不比过去做得好，他们的汽车没有创新。特斯拉的股价可能会涨，但销量在下降，因为汽车不如以前。他不在乎实际后果。他们都只在乎破坏，然后声称他们会做出更好的。但我不知道他们要做什么更好的。问他们，他们只会说一切都糟透了，必须全部清除。他们永远不会告诉你他们拿什么替代，因为他们没有建设的理论，只有破坏的理论。就像川普在水的问题上声称：我们必须让水流动起来！他所做的真是一场灾难。他浪费加州的水资源——无缘无故打开水库，去扑已经灭了的大火。然后好多人说，您干得好！埃兹拉：想起控制推特的事。马斯克收购推特后，推特的业务一落千丈。显然，他440亿美元买贵了。一年半前，我会说：他亏大了。但最终他把推特变成了他个人的渠道。他把推特的所有关注和影响力都变成了他可以控制的东西。他从中获得的权力价值，远不止440亿美元。否则，马斯克不可能在国内外政治中扮演这样的角色。卡拉：这是他做的最好的投资——除了那2.8亿美元帮川普竞选的之外。他买下推特时，我们都想：怎么回事？他为什么出这么多钱？真是个白痴。埃兹拉：他自己也曾那么想。他试图退出，觉得价格被高估。卡拉：他想退出，觉得自己愚蠢。他没预料到可以用它做什么。他不知道自己拥有了一门大炮。马克·库班(Mark Cuban)[注]预料到了，给我打电话说：也许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如果以特斯拉或Starlink负责人的身份出现在国际场合，他得到的是通用汽车或洛克希德公司的主管一样的待遇。可如果他以推特拥有者的身份出现，从影响力角度来看，他会拥有全球范围的巨大权力。 [注] Mark Cuban，美国企业家，科技领域投资人和媒体主持人，曾是达拉斯独行侠队老板。他说：那就是不光在美国起作用。还在全球叱诧风云。马克百分之百正确。马斯克买了下来，成为推特老板。他还有特斯拉。没有别人能做到这一点。也许，很久以前，默多克(Rupert Murdoch)[注]做到了。但马斯克的规模更大、更好、更强、更有影响力。默多克绝不会想到和川普坐在一起，削减美国政府。 [注] Rupert Murdoch，澳大利亚出生的美国媒体巨头，在全球拥有包括太阳报，泰晤士报，华尔街日报，福克斯新闻等几百家媒体，福布斯财富排名美国第31。埃兹拉：默多克不想成为自己平台的主角。卡拉：但马斯克现在有点像默多克了。只不过是个喜欢胡来的默多克。埃兹拉：这个类比非常恰当。关于政府，他可能不知道自己想建立什么，但推特的经历告诉他：如果把它破坏掉，你就可以控制，就可以让它成为你的工具。他希望所有人都知道，是他干的。劝联邦雇员辞职的邮件，用的是发给Twitter员工的邮件一模一样的标题，太明显了。他想让大家都知道是他干的。他想成为整个事情的主角——就像你一开始说的。卡拉：谢天谢地你这么说，因为媒体都在说：用同样的标题好有趣啊。而我说：他是想让你知道。埃兹拉：就跟他签了名一样。卡拉：他做的一切，都希望别人知道。因为，他极度渴望关注，否则怎么会在深夜与一个叫卡特德的人聊天？为什么？因为他内心有个永远无法填补的空洞。那是个没有底的深井。我不想剖析，因为我不是心理学家，但天哪，他确实有个巨大的空洞。马斯克和川普两个人都没有解决方案，这是显然的。他们只会说问题是什么，却没有远见。除了“别挡道，让我做我想做的事”之外，他们有什么远见？埃兹拉：魔幻小说有个“罪孽吞噬者”的概念。那种东西会吞噬罪孽，然后得到净化。那是一种牺牲品的角色。卡拉：有点像耶稣。埃兹拉：某种程度上有点像。川普和他身边的人对政府发动的战争，是很难的。假设事情变糟，马斯克要承担很多责任，这让他成了非常有用的牺牲品。马斯克周围那些谨慎、不大发声的人——苏西·怀尔斯(Susie Wileses)[注]、拉斯·沃思(Russ Voughts)[注]那些人，他们都不反对—— [注] Susie Wileses，白宫幕僚长，川普竞选活动主任 [注] Russ Voughts，美国基督教民族主义者，2025计划撰写人，川普第二任期就任管理与预算办公室主任。卡拉：他们放出口风，说：我们无法控制他。埃兹拉：是的，有很多这种说法。一旦他成为负资产，就可以甩掉他。川普会说：马斯克失控了，不是我们干的。有人在准备甩锅。卡拉：川普生活中总有这样的人，科恩(Michael Cohen)[注]就是。现在他有了最厉害的一个。他的生活中总有愿意为老板赴汤蹈火的人——显然他喜欢被称做老板。 [注] Michael Cohen，川普前私人律师，为之“摆平一切”者，曾称愿为川普挡子弹。后因帮助川普欺诈被判入狱，并成为污点证人。马斯克就是这样一个重量级的人物。他因为有钱，受到更多的保护。埃兹拉：你认为他们之间的感情有多真实？卡拉：川普只有三种情绪：A、B、或C。他没有复杂情感。我认为他们会闹翻，我知道他让川普不高兴。同时，川普热爱钱，那是他的核心。川普觉得他有用，而他对川普也的确有用。他就像一条有用的冲锋陷阵的野狗。而且他有很多钱。如果川普想对付哪些参议员，马斯克就出钱让他们落选。川普简直拥有一家取之不尽的银行。川普也知道他需要马斯克来维持权力。他不会想让马斯克走人，那样的话马斯克会很生气——他有能力报复。所以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他做的可能会越来越离谱。川普会无限包容：哦，他说了种族歧视的话吗？我不在乎。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破除一切埃兹拉：我惊讶地看到川普试图显示马斯克在他控制之下。他说：“没有我们的批准，埃隆什么也做不了，也不会做。我们会酌情批准，不合适的，我们不会批准。” 但政府内部不断传出消息，说他其实不受任何控制。我觉得这两者都是真的——川普可以拒绝，但实际上他不在乎。所以，从某种奇怪的角度来看，他俩的危险在于，马斯克拥有超强能力，几乎无止境地渴望风险，他冒的风险可能会让所有人陷入困境。卡拉：会是什么风险呢？引爆核弹？埃兹拉：政府被破坏，事情会变得极糟。得对政府持多么负面的看法，才能相信，赶走如此多的优秀政府雇员，如果发生灾难，世界也能安然无恙？而灾难时常发生——川普第一任期就爆发了疫情。川普在第一任期有个奇怪的能耐——他本负责管理国家，却能显得置身度外。这让他能以奇怪的方式将自己与他不喜欢的政府工作区分开来。他的深层政府之说奏效了。但现在他没那个借口了。你采取这种公开、强硬的手段，赶走那么多人，你就要承担所有风险。事情坏了，人们回头看，会说：伊隆，那些人接受了买断，他们选了你给的岔路。卡拉：你的前提是他们在乎有损害。他们才不在乎，他们不会承担责任。你听说过扎克伯格为任何问题承担过责任吗？埃兹拉：川普有在乎的东西。市场开始波动，他就迅速撤回对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关税。他也不想中期选举惨败。卡拉：是的。他必须留着马斯克的原因之一是钱——为了操纵，为了在中期选举中获胜，需要投入滚滚资金。但话说回来：他们其实不在乎。损害已经造成了。马斯克认为破除一切是唯一的方法。他们希望你只关注破坏，而注意不到自己生活在一个被摧毁的世界。破坏无处不在，很难弄清都有什么被摧毁了。人们感觉不到愤怒，只有无力感。埃兹拉：他们经常企图引起人们这种无力感。我想问一个关于硅谷科技文化的问题。现在有股潮流，人们万马奔腾般奔向科技极权主义。这股潮流在硅谷文化领袖中发展极为迅速、极为猛烈，那些人拥有最大的社交媒体账户，他们都出现在川普就职典礼。对于那股文化潮流，你是否看到了反向力量？都在朝那个方向流动吗？员工也在朝那个方向走吗？这种文化面前，什么是逆向赌注？十年前情况非常不同，那时每个人都支持奥巴马。卡拉：我可以告诉你，他们不支持拜登。埃兹拉：他们不支持拜登。但2016年他们痛恨川普——除了蒂尔。所以变化非常快。这让我想知道四年后会变成什么样。你是否知道谁是你关注的变化信号？卡拉：有几个人。里德·霍夫曼(Reid Hoffman)本周刚上我的播客。我能感觉到他的恐惧。他资助了卡罗尔(E. Jean Carroll)的诉讼。他是个很可爱的人，而且不偏不倚——几乎到了偏执的地步。我认为他不会像以前那样激进。他一定在想：我该怎么办？我危险了。马克·库班是另一类。他向我表示，他不想竞选总统。我认为他有机会，他可以说：拜托，我们不该这样的。不是每个人都转向了。转向的有些大嗓门而已，如马斯克、大卫·萨克斯之类。也不是每个人都认同转向。蒂姆·库克(Tim Cook)没坐前排。他不需要出现在那张照片上。我从不认为硅谷是自由主义的，我认为他们是功利主义的。他们在社会问题上宽容，但并不是真的关心。他们没多想，他们只想做自己的生意。我不认为他们支持川普，但无论是鲍勃·伊格尔(Bob Iger)[注]还是别的谁，都得进贡。现在他们别无选择。 [注] Bob Iger，迪斯尼首席执行官。我也不认为川普有很多支持者，其中有嗓门大的，其他人只是无奈地摇头。这种情况下，往往会形成抗衡的力量。那些人在摧毁一切，对吧？正如你所说，等灾难来临，那将是一场巨大的混乱。他们朝那个方向站队，是因为那对他们和股东有利。怎么对股东有利，他们就怎么做——如果川普让股市下跌，他们立刻会站到川普对立面。因为他们没有真正的价值观，他们压根没有。马斯克比他们大多数人都更有价值观，虽然那价值观有些扭曲变形。所以我认为，不管金融市场往哪走，他们都会跟着走。这是我的感觉。埃兹拉：在这一点上结束访谈挺合适的。卡拉·斯威舍，非常感谢。 *全文有所删节，小标题为编者所加。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2-23 00:00

特朗普赢得 2024 年总统大选后，网络上对亚裔的仇恨激增，研究表明这并非巧合

下，反亚裔网络仇恨急剧上升，这引发了对种族主义、歧视和针对亚裔社区的暴力可能进一步加剧的严重担忧。以下是我们的一些关键发现：大选后，反亚裔仇恨在网络上激增在特朗普赢得2024年总统选举后，美国网络上的反亚裔仇恨显著上升，包括暴力威胁和侮辱性言论。2024年11月至12月，针对亚裔的暴力威胁激增59%。反亚裔侮辱性言论的增长幅度更大，在大选后上升66%，并在2025年1月达到自2023年1月开始监测以来的最高水平。南亚裔是反亚裔仇恨言论和暴力威胁的主要目标 2024年12月至2025年1月，73% 的反亚裔侮辱性言论和75% 的反亚裔暴力威胁针对的是南亚裔群体。反东亚裔言论虽然较少，但增长迅速 2024年11月至2025年1月，针对东亚裔的侮辱性言论增加了50%。反移民情绪是仇恨的主要推动因素近期网络上反亚裔仇恨的激增，正发生在特朗普及其盟友多年反移民言论的背景下。他们在竞选活动和白宫期间不断煽动排外情绪，制造了一种敌对环境。在这种环境下，任何关于移民或其原籍国的讨论都会引发针对亚裔群体的新一轮种族主义攻击。这项研究反映了特朗普制造的敌对环境所带来的危险。数据显示，网络上反亚裔仇恨的最大激增时期，与关于移民或外国的公共辩论达到顶峰的时间点一致。例如，2024年12月，仇恨言论的激增正值H-1B签证的公共讨论白热化，部分特朗普支持者反对这一签证计划，而另一些人则为其辩护。注：H-1B签证允许美国雇主在特定职业领域雇佣外籍劳工。2023财年，H-1B签证90%**发放给亚裔工人，其中南亚裔和东亚裔移民占比最高。除了H-1B签证争议，针对中国企业的新闻也加剧了反东亚裔仇恨除了围绕H-1B签证的争论，关于中国企业（如DeepSeek和TikTok）的新闻也助长了反东亚裔的仇恨情绪。这种现象反映了反亚裔政治替罪的危险——即公职人员（如特朗普）不负责任地将移民或他们的原籍国，描绘成经济、公共健康或国家安全的威胁。反南亚裔仇恨与白人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关联在这一时期，反南亚裔仇恨还包含白人民族主义的主题，其中包括“大替代理论”——这是一种极右翼阴谋论，错误地宣称移民和有色人种正在阴谋削弱白人在美国的权力和影响力。具体表现：在涉及南亚裔CEO和政治领导人的网络讨论中，反移民群体反复声称犹太社群正在推动用印度移民取代白人。特朗普及其盟友的言论也导致线下反亚裔仇恨激增 “制止针对亚裔的仇恨”组织从举报中心收到的案例表明，特朗普的排外言论不仅鼓励了线上仇恨，还直接推动了线下的种族主义行为。真实经历加州，一名韩国女性 “我在（某家快餐店）排队……一名女子开始朝我大喊，凑到我脸前两次，说她等不及让特朗普把我驱逐出去，就像他承诺的那样。她还推了我一下，我只好离开（餐厅）。” 弗吉尼亚州，一名印度男性 “我和朋友在一家泰国餐厅吃饭，一个陌生人走过来开始辱骂我……他愤怒地叫我‘同性恋’（因为我戴耳环）和‘女同性恋’，还说特朗普已经是总统了，我必须‘滚回家’，只能在家里‘跳印度古典舞’。他还威胁要揍我，并说会在餐厅外等着。” 西部，一名多族裔亚裔女性 “我在邮筒投递信件时，一名中年女子靠近我，指责我偷信。她还对我说，‘滚回中国去’……” 正如我们在2024年秋季报告中指出的，在总统选举前，反南亚裔仇恨的上升只是一个开始。当前的反亚裔仇恨仍在持续，无论是在网络上、现实生活中、白宫，还是在全美各地的社区，都引发了对亚裔美国人及太平洋岛民（AAPI）社区安全和福祉的严重担忧。在特朗普总统任期的剩余时间里，这种趋势可能会进一步恶化。近期事态发展仅在过去几周内，特朗普就采取了一系列针对移民的极端措施：攻击出生公民权，试图削弱在美出生移民子女的公民身份权利。让亚洲寻求庇护者滞留巴拿马，阻止他们进入美国。将100名印度移民戴上镣铐，用军机遣返印度。与此同时，特朗普的亲密盟友——埃隆·马斯克和副总统万斯，支持了一名政府官员的复职，而这名官员曾公开呼吁“正常化反印度仇恨”，并支持“优生移民政策”。移民和有色人种群体正面临特朗普种族主义、排外政策的严重威胁。但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已经开始采取行动。“制止针对亚裔的仇恨”组织发起了一项倡导活动——“同根同家”（Many Roots, One Home），为亚裔美国人及其盟友提供信息、行动指南和支持，共同抵制特朗普的反移民议程。如何参与：访问 manyrootsonehome.org 了解更多信息，并加入我们，共同为亚裔社区争取权利和安全。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2-22 00:00

华盛顿邮报：现在，轮到美国上演“战狼外交”了

大使，曾在推特上与人就美国的枪支暴力和种族问题展开争论。这当然不是一种有效的外交方式。 “战狼”一词很快在中国以外被赋予贬义色彩，而这些咄咄逼人的外交官的表现，反而让世界各地的人们更加关注这个全球最强大专制政权的棱角。在疫情之后，北京试图翻开新的一页，这种好斗的作风似乎有所减弱，尽管仍有一些战狼外交官在重要的外交岗位上活跃。现在，轮到美国上演“战狼外交”了。在国内，特朗普的盟友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削弱联邦政府。而在国际上，他的政府正在大幅调整美国的外交影响力，不仅削减国际人道主义体系的关键支柱，还让华盛顿对传统盟友的承诺变得不确定。对特朗普及其幕僚而言，这些激进举措——包括威胁对邻国发动贸易战，以及在与克里姆林宫谈判乌克兰战争问题时似乎绕开欧洲，都是国际体系必要的重新平衡。这与中国的战狼外交并无太大不同，中国外交官对被视为削弱中国影响力的阴谋感到愤怒，而特朗普阵营则认为美国长期以来被其他大国不公平对待，现在是时候拿回本应属于自己的利益，即便这意味着要激怒盟友。特朗普的“战狼”团队，鲜明地体现出这一新政府的（右翼）激进意识形态倾向。一位白宫高级使节据称曾试图向罗马尼亚施压，要求在对塔特兄弟的刑事诉讼中给予宽大处理。这对兄弟是知名极右翼网红，被控人口贩运和其他犯罪。而在上周末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美国副总统万斯在演讲中将欧洲的自由派政界，描绘成比俄罗斯和中国更大的政治威胁。慕尼黑的与会者普遍认为，万斯的言论是为了迎合美国国内和网上的右翼基本盘，以及欧洲大陆上的极右翼盟友。一位外交官告诉法国《世界报》，这是一场“法西斯主义、反欧洲的演讲”。《金融时报》专栏作家吉迪恩·拉赫曼指出，万斯采用了苏联式的“whataboutism”（“你也一样”式诡辩），一方面指责欧洲的言论管控法律扼杀言论自由，另一方面却对特朗普政府在国内采取的强硬措施，以及“即将到来的对基辅的背叛”避而不谈。 “特朗普试图推翻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而他的副总统竟然还想对欧洲人说教，让他们尊重民主？”拉赫曼质问道，并直言：“欧洲人不能再把美国当作可靠的盟友。” 在慕尼黑的一次会议上，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宏表示，在特朗普领导下，美国在亚洲的“道义合法性”可能正在减弱。特朗普的交易型外交，以及他似乎想要强迫盟友做出类似附庸国的让步，使美国的软实力受到冲击。 “美国的形象已经从解放者变成了搅局者，再变成了一个收租的房东。”他说。和中国的战狼外交一样，美国版的战狼外交在战略上并不一定奏效。奥巴马政府时期的前国务院副国务卿理查德·斯滕格尔表示，特朗普的外交政策团队“自认为是现实主义者，但现实主义并不意味着没有盟友。现实主义也不是单打独斗，而是一种短视的‘你最近为我做了什么’式的外交。” 如今，代理美国国务院公共外交事务的官员是达伦·比蒂——一位坚定的“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民族主义者。比蒂曾在特朗普第一届政府时期担任演讲撰稿人，但因被曝光曾参加一个有白人至上主义者出席的会议而被解职。而他似乎并未因此收敛，去年10月，他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如果你希望事情能顺利进行，就必须让有能力的白人男性掌权。” 据Semafor报道，特朗普政府计划正式任命纽约律师萨拉·罗杰斯接替比蒂，她曾为全国步枪协会辩护，并起诉社交媒体平台的内容审核政策。由于比蒂可能无法获得参议院批准，罗杰斯的任命符合特朗普政府对美国国际利益和价值观的狭隘定义。然而，特朗普更广泛的政策——包括他对“收购”格陵兰岛的明显新帝国主义欲望，可能最终成为俄罗斯和中国的政治礼物。长期以来，这两个国家的官员一直批评美国的虚伪和霸权行为。 “每当特朗普发表贬低‘不得通过武力或胁迫重新划定领土边界’这一原则的言论，北京的宣传人员可能都会互相击掌庆祝。”布鲁金斯学会的中国与台湾问题专家瑞安·哈斯说。与此同时，在美国战狼们的网络争论之外，中国正展开一项庞大的全球软实力扩张计划，包括对全球实体和数字基础设施的大规模投资。斯滕格尔指出，中国一直在宣称，“自由民主制度并不是实现社会繁荣和幸福的最佳途径，所以不要接受它。” 他说：“他们的公共外交就是在宣扬，‘要更像我们，我们的体制更好’。” 而特朗普及其战狼外交官们，似乎没什么兴趣进行反驳。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2-21 00:00

华尔街日报：特朗普选民开始迅速分裂，有的欢欣鼓舞，有的后悔莫及

招聘政策，但同时也担忧在特朗普执政下，种族歧视会加剧。特朗普的支持者认为，他的风格是先强硬出击，再进行妥协。许多人提到他最初要求对墨西哥和加拿大征收大规模关税，但后来推迟执行以留出谈判空间。 “第一眼看过去，你会想‘天啊，他要开战了’，”丹佛居民加里·迪克森说。他认为特朗普聪明，会留有妥协的余地。 66岁的迪克森是一名电信承包商，他表示自己喜欢特朗普的执政初期，特别是他对政府浪费的关注。不过，他也认为特朗普用“碾压式”方式治理政府在未来四年是不可持续的。 “他现在像是在以每小时80英里的速度前进，我觉得55英里就不错了，”他说。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2-19 00:00

美国佛州男子将来自以色列的犹太游客误认为是巴勒斯坦人，连射17枪

动反巴勒斯坦仇恨，这种仇恨导致了加沙的种族灭绝，也引发了美国的仇恨犯罪。”（半岛电视台）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2-19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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