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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7峰会风云再起：特朗普力挺普京，全球经济与地缘政治博弈加剧

剔除是一个“重大错误”，并对俄罗斯总统普京表达了支持。这一言论不仅让G7内部的团结面临严峻考验，也让全球目光聚焦于这场峰会的潜在变数。 G7峰会背景：寻求团结的艰难之旅 G7峰会作为全球主要民主国家领导人交流的重要平台，历来以协调经济政策和应对全球挑战为目标。然而，近年来，随着美国在特朗普领导下逐步退出多边主义，G7的凝聚力不断受到挑战。此次在加拿大落基山脉举行的峰会，旨在通过面对面的深度对话，重新凝聚共识，特别是在乌克兰战争和中东冲突等热点问题上。然而，特朗普的意外表态无疑为这一目标增添了不确定性。峰会于6月16日正式开幕，持续至6月17日。会议地点选在风景如画的卡纳纳斯基斯，不仅为领导人提供了一个相对私密的讨论环境，也象征着G7希望在“远离喧嚣”的氛围中达成实质性进展。然而，特朗普的言论迅速将峰会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特朗普的惊人表态：支持普京，重提G8 在峰会首日，特朗普在加拿大总理卡尼身旁发表了一番令人震惊的言论。他直言，2014年因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而将其从G8中剔除是一个“重大错误”。特朗普进一步表示，如果普京未被驱逐，俄罗斯可能不会在2022年入侵乌克兰。他甚至透露，自己与普京保持着直接沟通，称“普京只跟我说话，他不跟其他任何人说话”。这一表态不仅让在场的其他领导人措手不及，也引发了外界对G7内部裂痕的广泛猜测。特朗普的支持普京言论，直接挑战了G7长期以来对俄罗斯的强硬立场。2014年，俄罗斯因吞并克里米亚被G8排除，此后G7成为西方国家协调对俄政策的重要平台。如今，特朗普的表态无疑为G7的团结敲响了警钟，也让即将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的G7领导人面临更大压力。乌克兰议题：泽连斯基的期待与特朗普的冷淡乌克兰问题一直是G7峰会的核心议题之一。泽连斯基计划在6月17日与G7领导人会晤，讨论为乌克兰购买新武器以及推动对俄罗斯实施更严厉制裁的问题。然而，特朗普的表态让欧洲国家对说服他支持更强硬对俄政策的希望变得渺茫。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峰会上明确表示，G7的目标是“为乌克兰实现停火，从而实现强大且持久的和平”，并呼吁特朗普对俄罗斯采取更严厉的制裁措施。然而，特朗普似乎更倾向于与普京保持沟通，而非加大对俄压力。欧洲官员还希望利用与泽连斯基和北约秘书长吕特的会晤，以及即将召开的北约峰会，进一步游说特朗普调整立场。然而，分析人士指出，特朗普的个人风格及其对多边合作的怀疑态度，可能让这些努力收效甚微。中东局势：以色列与伊朗的冲突阴影除了乌克兰问题，中东局势的恶化也成为G7峰会的重要议题。自6月12日以色列对伊朗发动袭击以来，油价一度急剧上涨，尽管随后有所回落。G7领导人希望通过峰会呼吁以色列和伊朗双方保持克制，并回归外交途径。然而，一名美国官员透露，特朗普明确表示不会签署一份呼吁降低以伊冲突升级的声明草案。这一决定进一步凸显了G7在重大地缘政治问题上的分歧。加拿大官员表示，双边会谈中多次提及以伊冲突，但目前判断会谈结果还为时过早。英国首相斯塔默则乐观地表示，各方在缓和局势方面已达成一定共识，关键在于如何将这些共识转化为具体行动。然而，特朗普的“不合作”态度无疑为达成统一声明增添了难度。经济与贸易：G7的另一场博弈除了地缘政治，全球经济和贸易问题也是G7峰会的重点议题。领导人们围绕经济合作、贸易协议以及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角色展开了深入讨论。然而，由于美国尚未批准任何文件草案，G7在移民、人工智能和关键矿产供应链等领域的合作进展缓慢。一位欧洲外交官坦言，欧洲国家在大多数问题上意见一致，但若没有特朗普的支持，峰会可能难以发表任何实质性声明。值得注意的是，加拿大已放弃发布全面公报的努力，以避免重蹈2018年魁北克峰会覆辙。当时，特朗普在峰会结束后突然撤回对最终公报的支持，导致G7内部矛盾公开化。此次峰会，主办方显然希望通过灵活的议程设置，尽量减少公开分歧的可能性。总结与展望：G7的未来与全球影响 2025年的G7峰会注定是一场充满争议与挑战的盛会。特朗普对普京的支持、对以伊冲突声明的拒绝，以及对多边合作的冷淡态度，让G7的团结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尽管欧洲国家仍在努力寻求共识，但特朗普的个人立场无疑为峰会成果蒙上了一层阴影。乌克兰战争、中东局势以及全球经济的复杂形势，都要求G7展现更强的领导力，但当前的内部分歧可能让这一目标难以实现。对金价和油价的影响分析从市场角度看，G7峰会的分歧和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对金价和油价产生了显著影响。由于特朗普支持俄罗斯的言论可能削弱对俄制裁的力度，市场对地缘政治风险的担忧有所缓解，短期内油价出现回落。然而，以伊冲突的持续升级以及G7在该问题上的分歧，可能继续推高市场的不确定性，进而支撑油价的波动性。黄金作为避险资产，在地缘政治紧张和G7内部矛盾加剧的背景下，预计将受到投资者青睐，金价可能在短期内保持上涨趋势。

金融界1小时前

毫无缓和迹象！以色列与伊朗冲突进入第四天，会爆发大规模战争吗？

需美国军事支援。中东各国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不断发出警告，敦促以伊双方尽快平息事态。德国外交部长则表示愿意继续与伊朗谈判核问题，并呼吁地区国家与伊朗沟通。目前尚不清楚伊朗是否会出动“最后手段”，例如攻击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全球五分之一的石油运输途径）。这类行动可能会将美国卷入战争，而以伊朗当前经济（通胀接近40%）和公众情绪而言，德黑兰可能难以承受。

超启 1评论昨天19:32

会员

特朗普突然“语出惊人”！特朗普称以色列和伊朗可能需先“决一死战”才能达成协议

束所做的努力的言论类似。由于俄罗斯总统普京(Vladimir Putin)拒绝停止战斗或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Volodymyr Zelenskiy)进行面对面谈判，特朗普的努力受到挫败。特朗普本月稍早表示，他愿意让乌克兰和俄罗斯“打一会儿”，并用体育比喻来解释他的想法：“你在体育比赛中也看到过这种情况，裁判让他们打几秒钟、打一会儿，然后就把他们分开。”

tqttier昨天14:34

以色列袭击致伊朗近130人死亡！特朗普:美国或介入冲突金价大涨近20美元

实现和平！” 特朗普在谈到与俄罗斯总统普京(Vladimir Putin)上周六的通话时告诉ABC，他“愿意”让普京调解这场冲突。特朗普说：“他已经准备好了。他打电话给我谈了这件事。我们进行了一次长谈。” 俄罗斯是伊朗的战略盟友。两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战争中共同对抗美国。特朗普没有提供任何有关会谈的细节或和平进展的证据。他的言论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言论相矛盾。内塔尼亚胡上周六表示，以色列将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

tqttier昨天07:41

新一轮互袭发动！伊朗能源设施首次遭袭，原定周日的美伊核谈判取消

均希望能尽快平息。 14日，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通话，通话持续约50分钟。在通话中，双方讨论了以色列与伊朗间的紧张局势。普京提到，俄罗斯准备调解以色列与伊朗的冲突。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在随后表示，其与俄总统普京均认为，以色列与伊朗的冲突应该结束。

格隆汇06-15 12:07

航空装备板块持续走高，中航沈飞、晨曦航空涨停，航天航空ETF、军工龙头ETF、航空航天ETF和国防ETF跟随上扬

群战术摧毁俄军五大空军基地。俄罗斯总统普京12日表示，由于无人机在实战中的效能正迅速提升，俄将组建无人系统部队，确保其快速高效部署和发展。普京说，无人机不仅能够摧毁敌方装甲车辆、据点、通信系统、运输工具及人员，还被广泛用于侦察、地雷布设和清除等任务。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三项行政命令，推动低空经济发展：旨在加强美国对威胁性无人机的防御，并推动电动空中出租车和超音速商用飞机的发展。某种程度上，空天装备的研发与部署已成为大国竞争的核心领域，成为重塑全球军事格局的 “杠杆”。无人机在战争形态变革及战略装备首飞催化下需求升级，同时衍生反无人机安全需求。招商证券指出，乌克兰对俄五地军用机场发动无人机袭击，预计将提高全球对无人机及无人机反制的重视。除了军事中的空天装备，低空经济在经济活动中的布局也是如火如荼。《国家邮政局关于加快邮政业科技发展的意见》，明确加强寄递无人机研制，推动无人机末端配送规模化应用；香港首条常态化无人机配送航线起航，美团无人机负责运营。航空领域主要分为航空制造业、民用、军用航空三分方面。目前A股的航空航天ETF跟踪的指数有两种：国证航天指数和通用航空指数。国证航天指数高集中度覆盖中国军工领域核心公司，聚焦于军工领域的空天力量，行业技术门槛极高，在军工产业链中的价值量占比较高。通用航空指数精选通用航空产业领域企业，汇聚低空经济产业链核心投资标的。通用航空主要是指使用民用航空器从事公共航空运输以外的民用航空活动，而低空经济正是以通用航空为主体的综合经济形态。从申万一级行业的分布来看，国证航天指数99.17%是国防军工行业，而通用航空指数是60.17%国防军工行业+6.95%计算机+6.87%计算机。从申万二级行业的分布来看，国证航天指数航空装备、军工电子、地面兵装及航天装备分别占比达：66.3%、16.28%、7.46%及7%，指数前三大行业集中度达90%。通用航空指数的航空装备Ⅱ、军工电子Ⅱ、汽车零部件分别占比达：36.72%、19.55%、6.35%，指数前三大行业集中度超60%。其余行业（如半导体、航天设备Ⅱ、电池、航空机场）均与低空经济产业链关系密切。从前十大成分股来看，国证航天指数的前十大重仓股包括光启技术、航发动力、中航沈飞等，多为军工领域的龙头企业，涉及超材料、军用航空发动机、飞机制造等核心军工业务，成份股集中度较高，截至5月底，前十大重仓股合计权重为52.51%。通用航空指数前十大成份股均为产业链上的领先厂商，涉及 eVTOL、无人机整机厂、航空发动机、城市交通设计等多个领域，如万丰奥威、航天彩虹等，其成分股更加多元化，涵盖了通用航空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前十大权重股集中度为 33%。从具体的ETF产品来看，跟踪通用航空指数的ETF中，规模最大的是永赢基金通用航空ETF，最新规模为8.84亿元。跟踪国证航天指数中，规模最大的是华夏基金航空航天ETF，最新规模是2.23亿元。

格隆汇06-13 15:38

经济学人：俄罗斯正在发起最后一次冲击，“夏季攻势”

经济学人报道说，普京的杀人机器被告知要不惜一切代价取得一次辉煌的胜利。在几周模糊不清的停火谈判后，在特朗普半心半意的推动下，俄乌战争正以残酷的方式再度升级，局势变得更加严峻。过去两周，俄军对乌克兰城市发动创纪录的导弹袭击，乌军则用无人机对俄罗斯战略轰炸机部队进行令人震撼的大胆袭击，打击深入俄罗斯本土。但这只是主战场的序幕：俄罗斯即将展开大规模夏季攻势，意在击垮乌克兰的士气，不惜一切代价为普京制造象征性胜利。许多乌克兰城市和士兵正在为最后的摊牌做准备。自2014年起，科斯坚廷尼夫卡便身处战争边缘。如今，这座位于顿巴斯地区的东部城市，被俄罗斯认定为乌军的后勤枢纽，也是打开地区最后防线的门户。每天多达25枚制导炸弹倾泻而下。剩余的8500名平民大多在下午3点宵禁前离开。俄军从南、东、西三面收紧包围圈。警察局长德米特里·基尔达亚普金把即将到来的进攻，阴郁地称之为“俄罗斯之爱的弧线”。他对俄军战术再熟悉不过：杀戮、摧毁、重复。2014年在戈尔利夫卡的作战中他就见过这种手法，那时战争尚处于“可否认”阶段；2022年马里乌波尔围攻战时也是如此。如今在科斯坚廷尼夫卡，他的警察和医护人员只能躲在地下室里，驾驶类似巨大烧烤架的铁笼面包车，在无人机盘旋的街道上飞驰。乌克兰情报机构认为，科斯坚廷尼夫卡和邻近的波克罗夫斯克，将是俄罗斯夏季战役的中心。同时东北部苏梅州也是麻烦。俄军在那里集结了5万人，正缓慢推进，目标是州府，这与乌克兰去年在边境发起的行动形成对比。这是战争爆发以来，俄罗斯首次在北部战场取得与顿巴斯主战场相当的进展，主要得益于俄军轻松突破不适用于无人机战争的防御工事。边境城镇和村庄已被疏散，当地人报告称，大量廉价无人机在空中爆炸。军事消息人士表示，预计俄军在建立所谓“缓冲区”后，会再次将重点转向顿巴斯和南部的扎波罗热前线，继续将整个地区变成千疮百孔的废墟。过去三年，在战略上前线局势并未变得对俄罗斯明显有利。但乌克兰消息称，俘虏的俄军军官透露，夏季战役被称为“一次最后冲击”，意图摧毁乌克兰士气。驻波克罗夫斯克附近“台风”精英无人机部队指挥官米哈伊洛·克梅秋克表示，俄罗斯之所以继续发动这类战役，是因为指挥官根本不在乎士兵的生命。他称十个新兵中有八个最终会战死沙场，但俄军仍源源不断地投入兵力。俄方每月持续征召1万至1.5万名士兵，比乌克兰多得多，而且是通过提供高额签约奖金招募，而非乌克兰社会争议巨大的征兵方式。一些乌克兰人对俄罗斯能否真正突破持怀疑态度。当前战斗多以小规模徒步小组形式进行，以规避无人机打击，这意味着俄军进展缓慢，伤亡却很高。俄罗斯至今尚未证明其能突破防线并迅速扩大战果。 “俄罗斯最后一次大规模进攻是在2022年5月（马里乌波尔陷落后），”特种部队军官、议员及议会国防安全委员会秘书罗曼·科斯坚科说，“三年多都没能拿下科斯坚廷尼夫卡，你怎么还能谈他们有什么战略？” 但也有前线军人更加谨慎。乌克兰在无人机战争中的早期优势正在减弱。第93旅军官叶夫亨称，俄罗斯如今已在“前线无人机拉锯战”中占据上风。俄军一支名为“卢比孔”的新部队，在科斯坚廷尼夫卡至波克罗夫斯克一线制造巨大威胁，切断乌军长达40公里的补给线。这支部队最早在2024年出现在库尔斯克，直接向国防部汇报，被认为资源充足、组织严密。 “卢比孔”使用大型“母舰”无人机发射小型无人机，小型机通过光纤或无线电控制，频率难以被干扰。前线部队明显感受到中俄合作加深，尤其在战场侦察无人机方面更为明显。中国拒绝向乌克兰出售无人机，而泽连斯基则称，中国在协助俄罗斯生产无人机。当然，乌克兰也在反击，最近一次攻击摧毁了42公里外一个掩藏坦克的机库。但新一代抗干扰无人机飞行高度太高，只能靠短程地对空系统拦截，如美制“霍克”和苏联时代的“山毛榉”，而这正是乌克兰的严重短板。全面战争已持续三年零四个月，乌克兰仍相信前线不会崩溃。但在“崩溃”与“保持稳定”之间，还存在许多不利局面。俄罗斯夏季攻势最可能的结果是：既没有明显胜利，也没有彻底失败，但普京可能获得足以令其继续战斗的地图进展。一旦战斗在夏季攻势后趋于稳定，或许又将出现一线外交窗口。但也可能不会。 “俄罗斯人的问题在于，他们能承受伤亡，”基尔达亚普金说，“我们虽然伤亡少得多，但我们感受得更残酷。” 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6-13 00:00

观点：为什么外国强人不像美国人那样害怕特朗普？

媒体上用大写字母和感叹号喊话俄罗斯总统普京，要求他停止对乌克兰的战争，但这些言论对普京的情绪毫无影响，更别说对俄罗斯政策造成任何改变。煽动随机暴力对外国领导人也不起作用，伊尔库茨克没有人会因为特朗普在网上发帖就去威胁或伤害普京。也许可以宽容一点，把特朗普威胁制裁的发帖看作是某种政策行为。但话语只有在背后真的有政策，或至少有可能形成政策时才有意义。而要有政策，必须有由称职人士组成的制度机构。而特朗普的第一项“政策”就是解雇那些有能力制定和执行政策的人。比如，那些了解乌克兰和俄罗斯情况的人，很多已经完全退出了他的政府。取而代之的，是特朗普个人在没有乌克兰也没有盟友参与的情况下，单方面向俄罗斯做出在乌克兰主权问题上的让步努力。这种方式没有奏效。他的立场如此薄弱，以至于普京自然而然地认为可以得到更多，随即加剧了对乌克兰的侵略。特朗普是披着狼皮的羊，而真正的狼是能分辨得出来的。这个道理其实很明显，但必须明确指出：莫斯科没有人认为特朗普是强硬的。即便他想威胁俄罗斯，也没有可信度，因为他缺乏运作正常的制度和称职的公务员。要让制裁起作用，举例来说，他需要的是更多专业人士，而不是更少。此外，外国势力必须相信美国财政部不仅仅是某位亿万富翁的玩具。不幸的是，各国情报机构也看新闻。美国人可以选择无视现实：应对对手所需的国家能力已经被削弱，或者交到了那些唯一资格就是对特朗普绝对忠诚的人手中。但美国权力制度的毁灭，给敌人制造了极为明确的激励机制。俄罗斯人之所以希望特朗普重返白宫，正是因为他们相信他会削弱美国。如今，他们看到特朗普着手拆解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把情报和联邦执法事务交给图尔西·加巴德、卡什·帕特尔和帕姆·邦迪这类人，他们只会认定时间站在自己一边。这就是为什么普京无视特朗普要求乌克兰停火的呼吁，也说明了俄罗斯为什么会利用任何可能出现的停火来为下一轮入侵做准备。普京有理由相信，被特朗普削弱的美国将无法做出有效回应，欧洲会被牵制，而经历多年战争的乌克兰将更难再次动员起来。对中国来说，情况也一样。这个“软弱的强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有利的。在特朗普之前，时间并不真正站在中国一边。尽管一代美国人曾担心中国会在经济和军事上超越美国，但近年来的趋势已不再清晰，甚至出现逆转。但现在，随着特朗普下定决心摧毁美国的国家治理能力，中国可以轻松获取原本需要艰难争取的东西。华尔街或许能在“TACO”交易中短期获利，但“软弱的强人”最终只会带来损失。尽管特朗普的支持者可能相信他让美国在全球傲视群雄，但事实正好相反。作为一个强人，特朗普摧毁了那些阻止战争的规范、法律和联盟；作为一个懦夫，他却在为战争打开大门。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6-12 00:00

土豆价格飙升，通胀加剧，俄罗斯贫困人群生活更加痛苦

常被用来衡量食品通胀。这场危机甚至让普京措手不及。尽管他一直在宣传俄罗斯农业发展和在西方制裁下出口增长的“成功故事”，但今年早些时候黄油和鸡蛋价格也曾出现类似的飙升。政府的应对措施是加大进口。埃及向俄罗斯供应的土豆已增加三倍，而俄罗斯的后备供应国白俄罗斯则表示其库存已经耗尽。农民将去年的恶劣天气归咎为减产主因，但也指出机械、燃料、化肥和劳动力成本上涨，以及高利率，是推高价格的因素。 “去年一开始天气很冷，之后又遭遇干旱，”谢尔吉耶夫斯基国营农场负责人亚罗斯拉夫·伊万诺夫说。“土豆产量减少，品质也低于平均水平。优质土豆很快卖光，情况开始恶化。” 他还表示，今年的高价弥补了2023年丰收后土豆价格暴跌所造成的部分损失。今年的收成预计将更好。农业部长奥克萨娜·卢特说：“我们将从7月开始看到价格下降，趋于稳定。” 为政府提供咨询的TsMAKP智库估算，4月份以基础食品、公共事业和药品价格为基础计算的贫困人口通胀率超过20%，比官方通胀率高出10个百分点。 TsMAKP表示：“食品价格持续快速上涨，导致低收入人群消费篮子价格指数与整体通胀率出现显著背离。” 养老金领取者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4月份平均养老金为23,448卢布（约合298美元）。剔除通胀后，去年全年养老金实际下滑，仅自2025年年初以来上涨了1.4%。曾任俄罗斯央行官员、现流亡美国的反对派经济学家谢尔盖·阿列克萨申科说：“低收入群体受通胀影响更大。” 他指出，养老金领取者和公共部门工作人员首当其冲。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6-11 00:00

8个月前的这场对谈，已经把今天的美国讲透了

主的候选人是谁，你只需要知道习支持谁，普京支持谁，对吧？因为从这些独裁者的角度来看，任何地方的民主都是他们的问题。他们想要一个没有民主的世界，而这就是问题的答案之一：无论我们是否意识到，我们都不是一座孤岛，我们不是一个城市，我们不是孤军奋战。世界上存在着一些势力，正在此刻与我们的民主作对。脆弱的历史时刻马什：作为一名历史学家，你知道，历史上存在着一种著名的分歧，即一些人认为历史是由社会力量推动的，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历史是由伟人主导的。我一直认为你的作品并不属于伟人史观。比如《血土地带》(Bloodlands)一书，它对特定地区进行了极其具体和地方化的研究，并通过大量档案工作揭示了历史的细枝末节。我好奇的是，如今我们不幸生活在历史之中，你是否重新考虑过这一点？你认为民主面临的威胁是源于公众的冷漠？还是说领导者对民主的影响更大？实际掌权者是谁，他们做出的决策，对民主的影响有多大？斯奈德：嗯，让我尝试调和这两种观点，因为在我看来，历史学家既应该关注宏大的历史力量，也应该关注个体及其特殊性。那些成就伟业或制造灾难的个人，往往是能够在某种程度上理解时代，并从中提取出某些东西的人。拿希特勒来说吧，人们很容易把他看作一个可怕的个体、一个疯子，仿佛他不小心闯入了历史舞台，然后把一切毁掉了。但正如像朱利安祖父这样的幸存者可以告诉你的，事实并非如此。事情是一点一点变化的，从一天到一周到一个月。是有过程、有阶段的。而这些变化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像希特勒这样的人，不仅了解他的人民，还理解那个时代的特定历史时刻。希特勒明白人们害怕我们今天称之为“全球化”的东西。他也明白，人们很容易被一些关于全球化的阴谋论所吸引。他正是看准了这一点，提出了他自己的阴谋论。而阴谋论总是危险的。他的版本非常明确——犹太人被置于绝对核心的位置。希特勒还懂得如何把经济不安全感，从“共同繁荣”的理念，转化为“我们”对抗“他们”的政治叙事。因此，希特勒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他以一种特定的方式理解了那个时代——当然，这并不是唯一可能的理解方式。在1920年代和30年代，德国本来完全有可能选择另一条道路。例如采用某些希特勒所拒绝的技术手段，也完全可能在不靠庞大的军事预算、更不用诉诸战争的前提下，从大萧条中复苏。如果德国在那个时期作出了不同的选择，那么历史上那些惨剧可能就不会发生；而德国可能会主导整个20世纪。但事实不是这样。因为某个特定的人抓住了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机，并以某种方式对其加以解读并加以利用。这就是我认为我们必须高度警惕的事情。我们现在所处的也是一个历史时刻，而这个时刻充满了各种脆弱性，其中一些和一个世纪前的脆弱性极为相似。人们害怕全球化，害怕世界的快速变化。有一些技巧娴熟的政治人物用阴谋论来解释这些变化。人们的不安和对未来的恐惧，也可以被转化为“我们”对抗“他们”的政治逻辑。因此，我们必须警惕那些善于操纵的政客，那些所谓的“伟大人物”——他们身处时代之中，但能够以某种特定方式引导这个时代。而一旦这个时代被引导过头了，一旦拨动的那根弦被拨到某个临界点，想再回头就会变得极其困难。不要低估川普马什：你知道，通常在这种讨论中，我们尽量避免党派之争，但我还是得问你。就在那天，唐纳德·川普说，“我需要希特勒手下的那种将军。” 你能告诉我这对他意味着什么，以及作为历史学家，你对此有何看法？斯奈德：那我来谈谈我对唐纳德·川普的看法吧。我是这么想的——让我换个方式开始。 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确实有一些政治人物，他们非常有才华、也非常聪明，但这种聪明并不是人们所熟悉的那种。他们常常被像我这样的人、像你这样的人所轻视，被学者、记者、知识阶层所低估。他们常被受过教育的人忽略，因为他们的才华、魅力和智慧呈现的方式与传统不同——体现在极强的组织能力和演说天赋上，尽管这些能力形式非常规，但却非常有效。正是由于对这些20年代和30年代的政治人物的低估，才导致了一系列可怕的后果。正因为这个原因，同时也是出于保持客观的努力，我一直尽力不去低估川普先生。川普显然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具备一套独特的技能，本质上是戏剧性的表达能力。这套能力在当今社交媒体时代尤其契合。他的确拥有某种魅力——不是对所有人都有效，但对某些人却极具吸引力。所以当你问我川普算不算一个“历史学家”的时候，就好像你给我抛了个软球，等着我说“他根本不懂历史”。但我不这么看。我认为，川普对历史有他自己的直觉。当然，说他的家族来自德国，他的一些亲戚曾在纳粹军队（Wehrmacht）服役，这种说法太容易了、太表面了。我认为，更关键的是川普对某些历史现象有一种直觉的把握。所以，当他说想要希特勒手下的那种将军时，我认为他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这不是值得嘲笑的事。这并不是说他不理解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恰恰相反，我认为他确实理解那个时代。他可能不懂我要讲的那些技术细节，但他抓住了整体图景——尽管他可能一个将军的名字都叫不上来。他真正把握到的一点，也是非常关键的一点，即那些将军不受法律约束，他们对领袖个人效忠（我用这个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那么现在让我来说说这个“技术细节”，因为这对我们现行制度及其可能的变化意义重大。一、所谓“希特勒手下的那种将军”，意味着这样一件事：1934年8月，希特勒成功让德国的将军、军官乃至整个军队发誓效忠于他本人。在那之前，魏玛共和国（当时已经在衰败中）的武装力量宣誓的是对宪法的忠诚。这一点应该听起来很熟悉，因为今天的美国军队也是这样做的。而希特勒做出的改变，是让他们改为向他个人宣誓效忠。这种改变的重要性可能一开始并不明显，所以我必须强调：这是一种巨大的转变。你也许还记得，朱利安刚才提到的对大屠S的记忆尤其能说明问题—— 在1945年，当德国军官们说“我只是奉命行事”时，他们的意思并不仅仅是“我在听命于上级”。他们的潜台词是：我已经不再受宪法约束，我超越了法律，因为我向希特勒本人宣誓效忠。如果希特勒下令，我就执行，没有任何法律能阻止我。所以，当一个人向某位领袖发誓个人效忠时，就意味着他已不再受法律约束。二、而这正是关键点的第二层意义：整个社会将因此被改变。如果军队——也就是掌握武器的人——不再受法律约束，那对社会上其他人意味着什么？这就意味着，法治对任何人都不再真正适用。只要领袖下令，军队就会执行，他们的行为在新的“秩序”中就是“对的”，因为他们已发誓效忠于这个领袖。因此，宪法制度——任何宪政体制——都无法承受这样的变化，它无法在“希特勒手下的那种将军”存在的条件下生存。这就引出了第三点。三、我一直努力避免使用“元首”(Führer)这个词。但我们说的这个词——“领袖”——是我们用来指称纳粹德国领导人的那个词。这个词真正成为政治现实的时刻，就是在1934年8月。那时，希特勒不再只是德国的总理(Chancellor)，而是成为一个超越法律、超越政府、超越任何约束的人——成为“德国人民的领袖”(Der Führer des deutschen Volkes)。这个转变发生的关键节点，正是将军们发誓效忠的那一刻。所以当川普说他想要“希特勒手下的那种将军”时，他的真正意思是：他希望能够拥有那种形式的权力转变。而在我看来，他的理解是正确的。我不会说他是个糟糕的历史学家。我会说，他理解了1934年8月所发生的事，并且，他希望那样的事情在这里（美国）也能发生。民主崩溃的过程马什：所以，你知道，这显然是民主崩溃的一个时刻，即向个人宣誓效忠。也许因为你研究过这么多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情境，那么民主崩溃的其他迹象是什么？在民主崩溃的过程中，还有哪些其他关键时刻需要关注？斯奈德：这可以从很多角度来回答。一、其中一个我们已经从不同方式谈到过了，那就是把民主当作理所当然的事物，就像天气一样，似乎它自然而然地就会存在。这是一种信号，也是一种危险。它往往和对民主的怀疑并存。把民主视为天经地义的事物，常常也会和对民主制度的一种“青春期式的反叛”相伴随——比如说，这个制度有缺陷，这不是真正的民主，因此，专Z也许不会更糟。这是“青春版”的看法。而“成熟版”的看法可能是：民主就是世界本来的样子，它不会真正改变。不幸的是，这两种心态在当今美国都广泛存在。二、另一个民主陷入困境的信号，也是我们提到过的，就是进行对话变得困难。而这就关系到“真相”的重要性。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价值观，对吧？你和我有不同的价值观，你和你的邻居——无论是谁，如果是你的配偶，尤其是你的配偶——你们也有不同的价值观。这很正常，这其实是好事，这本来就是应该如此的。如果我们彼此价值观不同，反而可以通过协商达成共识，一起去做点什么。比如，你和邻居关心水污染的理由可能不同，但你们都想解决水污染的问题。但是，如果你不同意是否存在水污染，或者如果你不同意是否存在全球变暖，如果你不同意基本事实，那么就无法达成地方共识。如果没有地方共识，就不可能有民主，因为这开始显得毫无意义。如果我们无法在地方层面共同行动，那么我们就会开始质疑整个国家层面的民主项目究竟有什么意义？因此，对话的困难，再加上对事实的瓦解，构成了另一个严重的问题。这种情况在法西斯和共产主义掌权接管民主制度时都曾出现过——那些想要摧毁民主制度的人，总是利用民主制度本身的不完美。民主从来都不是完美无缺的，这些人正是利用了它的“漏洞”——比如新闻媒体的脆弱性。他们会攻击媒体，说记者是“人民的敌人”；他们会利用言论自由作为借口来污蔑、攻击反对者。他们还会努力将公共媒体转化为自己的宣传平台。最终的目的，是用宣传来压倒我们所有人的沟通能力，使我们愤怒，让我们彼此敌视。三、在政治领导层面，还有一个稍微技术性的问题，是史蒂文·列维茨基(Steve Levitsky)和丹尼尔·齐布拉特(Daniel Ziblatt)在其著作《民主如何死亡》(How Democracies Die)中阐述得非常清楚的，那就是关于“规范”(norms)的作用。我自己是个家长，所以经常想到这个类比。你可以试图通过制定规则来教养孩子——我确实这么做，我常常制定规则，我喜欢把规则写在白板上。但归根结底，你无法用立法的方式来“规定童年”——你可以有规则，但还有更基础的东西（规范），那就是“遵守规则”本身也是一种规范。当我们在政治精英层面看到民主危机时，往往就是这些本该被默认遵守的规范正在被破坏，或者人们开始寻找绕开规则的理由——而绕开规则的方法，恰恰就是破坏规范。在选举期间，这种现象尤其令人担忧，因为你不可能为选举过程的每一秒钟都立下明确的法律规定。在某个节点上，你必须依赖人们的“善意”。一旦善意不复存在，问题就变得非常严重。亿万富豪与“言论自由” 最后一个我已经提到过的问题，我们再说一下，那就是不平等。如果财富过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这是一个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时代就被注意到的问题，此后历代思想家也都反复强调过。美国开国元勋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几乎每一位对民主有深刻见解的人，不论我们把他看作是左派还是保守派，都意识到这个问题：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注意到了，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注意到了，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也注意到了。马克·吐温(Mark Twain)和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也都指出过这个问题。如果你让太多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那么这些人就会控制太多的言论空间、太多的话语权、太多的媒体平台。在这种情况下，正常的民主对话就会变得非常困难，因为某一个人（比如一个拥有大型媒体平台或社交平台的人）可能最终决定了我们全社会在谈论什么。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也是一个历史性的问题。我之前说过，古希腊人无法预见社交媒体的出现，但他们确实预见了财富阶层通过宣传使民主变得困难的情形。他们对这一点的担忧是有道理的，而这正是我们今天也必须警惕的一个信号。马什：当然，我认为，这确实引出了我们对当下局势理解中最棘手的问题之一。就像你说的，民主制度的瓦解——如果从2010年开始描绘这个过程，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社交媒体的崛起与如今被污染的信息网络之间的平行关系，以及由此衍生出的政治现象。但另一方面，这种情况过去也发生过。比如1930年代纳粹控制下的德国新闻媒体，还有收音机的出现与法西斯主义的兴起。甚至在更早以前，英国内战时期传单(pamphlets)文化的兴起，以及这种文化在整个欧洲范围内被压制的情况。我是说，这是否其实是言论自由内在的某种特质？也就是说，它在某种意义上会“吞噬”自身：一旦信息爆炸到不可控制的程度，社会就会因此发生分裂。斯奈德：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观点，我想就此说两点，内容截然不同。首先，我想从你提到技术的地方接着说下去，因为斯蒂芬（马什）说得完全正确，非常值得我们深思。一、我不会把这个问题简单归结为“言论自由”，而是更倾向于认为这是“媒体技术的变革”所导致的。比如印刷术的发明——现在，我虽然看不到你们的样子，但我能看到我那本书的封面，因为它是白色的，会反射你们身上的紫外光。所以你们都拿着书，这很好。我想我们大概都是认为书籍是积极事物的人，认为阅读和拥有书籍是好事。但正如斯蒂芬所暗示的那样，印刷术的出现在最初的150年间其实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它是欧洲宗教战争的主要诱因之一，而那场战争造成了大约三分之一的欧洲人口死亡。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印刷术让信息的传播速度远远超出了当时人们的承受能力；同时，它也让人们能够更轻易地抄袭、诽谤、拼贴。某种意义上，印刷术可以说是社交媒体的先驱。但它也给出了解决问题的线索：当你有了新技术之后，你就必须制定新的规范、惯例和法律。例如版权制度——听起来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无聊的东西——其实正是使书籍成为可能的基础。如果没有版权，我就不能写书或出版。版权制度使得书籍得以存在。而关于抄袭的法律，则让我们所谓的“言论自由”能够真正运作起来。二、所以每当技术发生变革，我们就必须重新思考“言论自由”的含义。这也引出了我的第二点：即使我们在技术层面讨论言论自由，归根结底，它并不是关于技术，而是关于“人”。追溯到古希腊，人类对言论自由的探讨有着悠久而深厚的传统。那么我们为什么需要言论自由呢？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在美国，我们似乎已经到了一个极端——当然不是你们在座的各位，你们是友善、理性、深思熟虑的人——但总体而言，美国人往往倾向于说出一些他们知道具有冒犯性、甚至是虚假的言论，然后再说一句“言论自由，言论自由”，好像言论自由本身就能为这些言论披上一层荣耀的外衣。我们已经陷入了这样的误区。同时，在技术层面，我们也陷入了另一个误区——当一个拥有社交平台的亿万富翁想要大规模传播谎言时，他也会打出“言论自由”的旗号。这表明我们对言论自由的理解已经严重偏离了原本的轨道。因为，不管伊隆·马斯克是将一个谎言传播五千万亿次还是五千五百万亿次，这都不是言论自由的真正意义。言论自由从来都不是关于有钱人、强者的，它从来都是关于弱者的。我们之所以捍卫言论自由，是因为“向权力说真话”本身就是危险的。言论自由是关于“人”的，是关于“最不幸的那群人”的。这才是言论自由的核心。但我们已经被搞得头脑混乱，以为言论自由是关于算法、关于那些背后根本没有人操控的机制。但其实，言论自由永远是关于一个具体的人，以及当你说出真相时你所承担的具体风险——身体伤害，甚至生命危险。我们在这个国家真正需要思考的是：我们该如何培养“自由的说话者”。你不需要担心有钱人和有权人，他们的言论自由权利自然会受到宪法保护，他们根本不是我们应该关注的焦点。真正的问题是：我们每个人都足够了解信息了吗？我们足够有信心、有安全保障去表达自己了吗？很显然，答案是否定的。而且不仅是对少数族裔或其他处境危险的人群而言，很多中西部的县，我最近拜访过，人们连在院子里插一个支持哪位候选人的标牌都不敢，因为他们害怕遭受人身攻击。这，就是我们目前面对的言论自由问题所在。美国宪法的问题马什：你知道吗，我在想，不知道你有没有像我在这个对谈系列中遇到的很多知识分子那样，去思考美国的建国，思考它的起点。你刚才提到了传单和印刷文化的起源，这很有意思，因为他们当时也正是传单写作者，对吧？某种程度上，他们就是最早的那批“传单叛军”(pamphleteer rebels)。也许我会这么说是因为我是加拿大人，所以我能更有距离感地看这个问题。但我想知道，作为一个历史学者，你是否觉得美国如今所陷入的困境，其实早在当初就已经埋下了种子。比如乔治·华盛顿的告别演说——对我来说，那简直就是在描述今天的美国，只不过是240年前说出来的。你会不会觉得，那些光辉岁月里种下的一些“种子”，现在已经开始发芽燃烧、变成火苗了？又或者说，正是这个国家的美丽与建国理想本身，正在制造它如今所面临的危机？我觉得美国最不同凡响的一件事是：它至今仍处在自己的“第一共和国”当中。你看，法国都已经是第五共和国了。我们加拿大写宪法是1982年，对吧？而你们至今还在使用18世纪写下的宪法。你觉得，美国如今的问题，是不是也部分源于此？斯奈德：是的，法国是第五共和国，但谁在乎呢？马什：说不定等这次对话结束，他们都到第七个了。斯奈德：这里有一个非常讽刺的现象。我是美国人，也是历史学家，但我并不是“美国史学家”，你懂我的意思吧——我是研究欧洲历史的。但从欧洲的角度来看，美国宪政史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反讽之处：当我们有机会影响其他国家的宪法设计时，我们会允许出现、甚至鼓励一些在我们自己宪法中并不存在的内容。举个例子：二战后，欧洲新产生的宪法中包含了许多美国人并不享有的权利。尤其是，这些宪法往往围绕着政府向人民提供服务来进行设计，而这恰恰是美国人常常质疑的部分。二战之后，面对法西斯主义带来的摧残，欧洲各国在宪法设计中大力强调福利国家的理念，其核心目标正是构建一个让人们真正感到自由的社会。所以我这里在思考一个非常具体的宪法设计时刻。我想表达的，其实是一个相对乐观的观点：是的，我们的建国文件确实有些古老、复杂，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人本身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20世纪40年代，甚至更早在20年代，那些参与一战后宪法讨论的美国政治学家和法律学者其实都非常清楚我们宪法的局限。所以说，确实有问题，但不能说所有美国人都对此毫无察觉，也不能说我们就只能消极地被这些文件束缚。我们的某些现实问题确实根植于宪法本身。比如说，宪法允许选区划分操控（gerrymandering，杰利蝾螈），而更好的宪法设计本应排除这种做法。又比如选举人团制度(Electoral College)——它在当时的政治辩论中或许说得通，但现在说实话，简直让人忍俊不禁。它真的完全没有道理，我们之所以还保留它，只是因为它“已经在那里了”。这类基本的设计缺陷确实存在。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对待宪法这份文件的精神，我想强调的是这个点。1852年，在美国首次独立日的第76周年，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自由黑人）发表了一篇著名演讲，我认为他给予了建国者应有的尊重。演讲的核心当然是当时美国最根本的问题——奴隶制。但我觉得，道格拉斯说了一句非常有智慧的话。他说，建国者在他们的时代是“叛逆者”(rebels in their own time)。就像斯蒂芬所说，他们是捣乱分子，是传单写手。道格拉斯说，他们是那些在当时冒着巨大风险的人。他们所坚持的事业在一段时间内是少数人的事业，他们是异类，是边缘人，是在被排斥的状态下坚持下来的。直到后来他们赢得了支持，甚至奇迹般地赢得了一场战争。而“自己时代的叛逆者”这句话，我认为正是我们理解建国精神的正确方式。因为那些起草美国宪法的人深知，我们也必须在我们自己的时代成为“叛逆者”，这当然也意味着我们要敢于对他们当年的立场和设计进行挑战。当年的建国者中，没有任何一个人认为“我们在18世纪写下的这些东西，应当在250年后依然将所有人牢牢束缚”。他们努力地去设计这些文件，使之能够随着历史而改变，因为他们理解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第一，我已经提过了——我们是有缺陷的，我们不完美。这正是宪法存在的核心理由。民主是困难的，你需要规则和框架来引导我们的能量朝着正确方向流动。第二，他们明白：民主需要不断复兴。而每一次民主的复兴，都必须以我们愿意承认过去所犯的错误为前提。一个严重的错误马什：我听过很多关于美国宪法的辩护。这是我听过的最好的辩护。但这让我们回到了规范的问题。对。你提到的那个比喻很好，就像你在白板上写规则，但你真正希望的是孩子有规范。就像你写这些规则，是因为你不能对孩子说“正常点”。对。就像拥有这些价值观。斯奈德：对。我得说，对孩子说“要正常”是一种我从未想过的方法。好吧，试试看。看看是否有效。马什：也许我试了没效果，对吧？但我猜是因为我完全明白问题在于规范，但这似乎也是一个如此难以面对的问题。我有我的规范，我有朋友，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的规范。作为公民，我们似乎很难真正影响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观念，即“我们都相信民主”，对吧？规范似乎是一个如此模糊、不明确，同时又是如此迫切的要求。斯奈德：当然，这是个很好的问题。让我从几个不同的角度来回答你——一个是更直接的现实层面，另一个可能是更深层次的。让我先从那个深一点的开始说起。民主并不是——自由也不是——“一切都可以”的意思。不是这样的。自由的意义，在于这个世界上确实存在一些美好的事物，而我们每个人对这些美好事物的理解可能不同，但每个人都应有机会去实现他们心中那些“好”的东西。这才是自由的核心。自由并不意味着“什么都不是真的”，它不是虚无主义。我认为，当我们把自由理解为“无所谓、什么都行、都不重要”的时候，我们就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而如果我们因此认为民主就意味着“大家随便说说、无所谓”，那民主根本不可能运作。虽然这种想法很有诱惑力——我们确实看到有不少人，甚至在美国社会中居于高位、甚至竞选公职的人，都抱持着这种态度——但那不是真正的自由，也绝对不是民主。民主绝不能只是“任其发展”的结果。它必须建立在某些积极的信念之上，而这些信念正是“规范”所依赖的基础。所谓“规范”，是指我们的行为准则，是我们在政治这个空间中不言自明、却人人遵守的“看不见的规则”。就像政治房间里的家具，虽然看不见，但我们知道如何在它们之间穿行。可是，如果没有那些积极的价值信仰作为支撑，这些规范就站不住脚。比如说我们之前听朱利安提到的一些价值观：我们要接受和平的权力交接——这是一个积极的确认；我们认为政治暴力不是政治生活中的一种常态，而是一种与民主根本不相容的行为。这一点我其实应该更早提到的：政治暴力是民主出了问题的一个极强信号。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通常，一个人或一群人如果尝试过一次政治暴力，那很有可能就会尝试第二次。所以，怎么才能建立“规范”？你只能通过积极的价值信仰去确立它们。而且你必须认真思考这些价值信仰是什么，因为世界上存在各种价值信仰，其中一些不仅非民主，甚至是反民主的。比如说：“应该有一个领袖，我们所有人都应该服从他”——这也是一种规范，只不过是一种反民主的规范。又比如：“法律并不适用于每一个人”——也是一种规范，但它同样是反民主的规范。所以，你在这里并没有真正的“中立”选项：你总是在肯定某种类型的规范，不是民主的，就是反民主的。接下来我说说那个更“现实直接”的层面：我们可以通过人们遵循的规范来判断他们。没有人在当前我们所见的政治竞争中是完全不遵守任何规范的。问题是，他们所遵循的到底是哪种规范？是与民主相契合的，还是与其他政治体系一致的？规范既是我们必须努力捍卫的，也是完全合理的评判标准。这与“政策立场”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可以支持某种反垄断政策、你可能支持另一种；我可以支持一种肉类检查制度，你可以支持另一种；铁路政策也是如此。我们可以在政策上分歧很大，但仍然在规范层面达成共识。我们可以在这个基础上评判候选人。当然，有些选举确实是围绕政策分歧展开的，比如肉检政策、交通政策这种。这种选举是你我在政策上有分歧的体现。但我并不认为2024年是这样一场选举。我认为我们现在经历的这场选举，是关于规范的。他们想要你绝望马什：你知道，我觉得这正好引出了“政治暴力”这个问题，而这一直是我最难应对的问题之一。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受。我是说，我写过一本书，叫《下一场内战》(The Next Civil War)，显然，这是一个非常黑暗的视角。我写这本书的初衷，是想作为一种警示，提醒人们美国面临政治暴力的风险。但与此同时，也正是你刚才提到的那个关于“规范”的问题，我有时会问自己：我所指出的这种黑暗是否反而适得其反？是不是一种更积极的策略——比如说去“肯定那些美好的东西”——其实更能阻止民主的倒退？因为在我看来，一旦我们进入那种“民主真的处于危险之中”的状态，这种危机意识本身就会变成一个驱动力，它反过来会加剧那种“绝望感”，而这种绝望感正是导致政治暴力和制度崩溃的温床。所以我想说的其实不仅仅是那些人（制造暴力或极端主义的人），而是我自己——如果我可以把你当成一个心理咨询师的话——我们怎么才能跳出这种负面循环，进入某种积极的肯定状态？斯奈德：我觉得，如果我是你的心理治疗师，我会说：“这是一个非常棒的问题。”对吧？这要收费250美元（笑）。因为这正是治疗师会说的话，不是吗？无论你从哪里出发，你都是从一个好的地方出发的。除了治疗师，全场都笑了。现在，连治疗师也笑了。谢谢你。所以，我想从一个更黑暗的地方开始，然后尝试走出来。我写的这本关于自由的书，其实是一本非常温暖和充满希望的书。它讲述的是“自由”作为一切美好事物中最美好的一种，它描绘的愿景远远好于现实中的美国。但我写这本书时，是带着我对历史的了解在写的——我们刚才讨论了一些——也是带着我对其他更艰难局势的认知在写的。所以，我第一次像这样与人讨论这本书——不是像今晚这样的大讨论，而只是谈这本书——是在乌克兰东北部的哈尔科夫，一个距离俄国边境约35英里、距离前线只有几英里的城市，我们在地下举行讨论。我们之所以在地下，是因为哈尔科夫经常遭到导弹袭击，而人们根本没有足够时间转移到防空掩体。如果你想举行像今晚这样的集会，只能在地下举行。我之所以想到这些，也部分是因为我现在穿的衣服，正是我那次地下讨论时穿的衣服。整场讨论期间我都在想，这一切是多么不同：我可以坐在这里，不是在地下，斯蒂芬和我，还有你们大家，都不用担心导弹袭击。我们知道，当我们今晚走出剧院时，卡拉马祖的建筑不会在我们不在的这段时间被摧毁。我想到了这一切，我没办法不去想。然而，尽管如此——哈尔科夫、乌克兰东部、南部，那些地方是可怕政治暴力的例子。俄罗斯所施加的政治暴力是恐怖的，其目的正是要终结民主。这一切的本质，就是要通过摧毁乌克兰的民主来向俄罗斯人证明：民主是不可能的。那些正在抵抗的乌克兰人，正为民主付出可怕的代价。但这正是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发生转变的地方。因为在我的经验中，甚至可以说是尤其在那些为民主而抵抗、冒着风险的人身上，我看到的是：抵抗总是具有创造性的。我们本来不必在那个地下掩体里讨论自由，对吧？每个人都可以待在家里，看着网络，感到恐惧。但他们没有。他们走出来，参加了讨论，就像你们今晚也走出来参与这个讨论一样。抵抗总是带有创造力的，抵抗总是积极的。当我想到其他一些比我们当前所处环境更危险的地方，那些曾经抗议、冒险的人反复告诉我同一句话：“当我在抗议的时候，我反倒不像在家看电视时那么害怕。” 所以即便是冒那一点点小小的险，也是一种肯定性的行为；它让你与他人一起行动，让你感觉更好。而这也是对你刚才那个“心理治疗”式问题的回答——现在我是认真的了：那些想要“杀死民主”的人，他们的策略就是让你恐惧，让你相信一切都没有希望。他们想要你绝望。这是一种手段，他们的目标就是这个。因为，如果我们彼此隔离、不沟通、不合作，民主是无法运作的；如果我们被恐惧所支配，民主也无法生存。你说得对，恐惧本身的确可能导致糟糕的结果。但这不是让我们屈服于恐惧的理由，而是一个强有力的理由，说明我们必须始终去做我们力所能及的小事。因为每个人总能做点什么，而我们现在通常还能多做一点点。尤其是如果我们和他人一起去做，就能驱散那种无力感。这也是我在那些比我们现在所处环境更加严酷的地方亲眼看到的。如果你什么都不做，那你自然会觉得黑暗的来临是不可避免的。但如果你和别人一起，那你就会产生希望——你会变得更有行动力，也会更有希望。这会形成一个良性循环，行动力与希望会互相激发，彼此增长。无法回头马什：我想问最后一个问题。你在书中提到的一个观点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其实不止一个，但这个尤其让我记住了：人们常常觉得民主不起作用，但如果你试试专Z，那结果才是真正糟糕。它会非常快地崩溃，也会非常快地变得可怕。而我们现在，正处于美国为数不多的四五个关键地区之一，在这里，全球民主的未来可能会被决定。我想请你，向这个世界的角落发出呼吁——为什么民主比它的替代品更好？斯奈德：这是个很容易理解的观点，也是你刚刚提到的。我先说这个，然后再讲另一个。第一个简单的观点是：我们在民主中抱怨的一切，其实都可以被改进。斯蒂芬刚才非常正确地提到过，在专Z制度下，情况往往会变得更糟。看看那些我们某些政治人物钦佩的独裁者，比如普京，或者匈牙利的欧尔班——这些国家相较于美国来说是穷国，而且它们永远都不会变得不穷。它们被困住了。哪怕匈牙利位于欧洲联盟的中心地带——这个世界历史上最大最富裕的贸易区——只要欧尔班继续掌权，匈牙利就会一直贫困。因为欧尔班的统治意味着一人独大，意味着少数依附权力的寡头拿走所有来自欧盟的资金，意味着经济失序。这还不包括缺乏自由媒体、大学被压制等问题——这些国家体制无法运转，问题也无法修复。俄罗斯也是个类似的例子。这个国家拥有大量的油气资源财富，但这些财富被一个人和他周围的一小撮人所控制。全国大多数人极度贫困，而俄罗斯几乎没有什么系统是高效运作的。而且——这种情况无法改变，真的无法改变。所以从斯蒂芬提出的观点出发，我们抱怨的许多民主问题比专Z更糟糕——这是真的。但更糟的是：你在专Z体制下无能为力。你什么都做不了。我非常担心的是，美国人往往不理解这一点的严重性。如果你投票反对民主，如果你投票支持那些破坏规范的人，如果你投票支持那些宣称自己想当独裁者的人，如果你投票给那些公开钦佩独裁者的人——那一刻或许看起来很“爽”，好像你在挑战权威、做了一件“解放自我”的事。但一旦你越过了那条线，你就无法回头了。这不是我们所熟悉的那种“可以修补”的错误。民主虽然慢、尴尬、笨拙，并不总是带来你想要的结果，但你总是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回头，重新开始。但如果你投票反对民主，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正是现在很多美国人正在考虑做的事——一旦你否定了民主，就真的回不了头了。第二个观点，这是个乐观的亮点：美国现在的状态不会一直持续下去。极化不会永远持续；愤怒和焦虑不会永远持续；五五开的选举格局不会永远持续；社交媒体主导一切的现状也不会持续。这种现状是不可持续的。作为一名研究政权变迁和历史转折点的历史学家，我认为，接下来要么事情会变得更糟，要么它们会变得更好——而且可能会变得好很多。 2020年代的美国，有潜力成为一个比现在更加富裕、慷慨、公平和成功的国家。远远更好。我们可能会迎来一种变化，就像从上个世纪40年代走向50年代，从50年代走向60年代那样的跃升。这个国家拥有足够的财富、技术、受过教育的人民——我们拥有一切，除了：一些糟糕的领导人，一些糟糕的想法，一些顽固失效的制度。但我们可以突破——走向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迈入一个更好的“第三世纪”。而我们要做到这一点，唯一的前提，就是维持住我们的民主。 *小标题为编者所加。来源：加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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