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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晤士报：认为特朗普会为台湾而战的共和党人是在自欺欺人

乔纳森·桑普森所言，像极了“1938年希特勒对捷克斯洛伐克总理的谈话”。考虑到特朗普对独裁者的喜爱，他竟用“独裁者”这个词来攻击泽连斯基，确实有些奇怪。如果战争在没有足够保障未来不再被侵略的情况下结束，乌克兰接下来应该怎么做？别忘了，1994年，美国、英国和俄罗斯曾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承认其“现有边界”，以换取乌克兰（极不情愿地）将苏联时期的核武器移交给莫斯科。去年10月，泽连斯基会见特朗普后说，他告诉特朗普：“有什么解决办法？要么乌克兰必须拥有核武器，这样我们才能自保，要么我们必须加入某种联盟。” 特朗普拒绝了后者，明确排除了乌克兰加入北约的可能性。那么，乌克兰还能做什么，除了自己建立核威慑？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2-24 00:00

大西洋月刊深度：德国反极端主义防火墙正在崩溃

劣的历史，比如骚扰犹太人，或者发表淡化希特勒罪行的言论。然而，情况变得更加复杂，因为AfD的实际领导人魏德尔本人与纳粹形象完全不符。她可以用激昂的语气谈论移民问题：“我们上台的第一天，就会封锁德国边境”，本月早些时候，她对支持者表示，“不会再让任何人进入”。但她对德国以外的世界感兴趣，并非出于征服的目的。她能说中文，在中国生活过六年。尽管她拥有典型的雅利安外貌，但她的伴侣是一名斯里兰卡裔女性，两人共同抚养着两个儿子。在演讲中，她强调德国必须完全遵守难民法，但她补充说，“庇护是暂时的，一旦逃亡的原因不复存在，庇护也就应该结束。” 即便是AfD的批评者也承认，大多数支持者并非真正的种族主义者，许多人被AfD吸引，更多是出于对糟糕经济政策的不满。魏德尔擅长引导讨论，关注那些无论持何种移民立场的德国人都会认为是“愚蠢”的政策。毕竟，德国的主流政党主导时，决定放弃核能，转向风能和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等于是主动让自己成为“人质”，以防俄罗斯有一天与欧洲对立。不过AfD与特朗普政府一样，对俄罗斯非常友好，主张重新开放从俄罗斯进口能源的管道，以实现能源供应多元化并降低价格。魏德尔之所以能专注于批评这些政策，部分原因是，几乎所有支持大规模驱逐移民的德国人，已经决定投票给她。而那些持中间立场的人仍然在犹豫。但AfD很清楚，犯罪和移民问题是最有效的议题。在我采访AfD政治人物、赫克的副手斯特凡·默勒时，他对前政府失败的经济政策进行了理性分析。然而，当话题转向移民时，他的眼神明显亮了起来，因为AfD已经在这一议题上完全主导了公共讨论。 “几乎每天，我们都会看到关于持刀袭击、校园暴力的报道，”默勒对我说，“我们需要防止阿沙芬堡的持刀袭击、马格德堡的袭击，以及猖獗的犯罪。这些情况是不可接受的。对社会和我们的选民来说，唯一的答案是‘坚定的政策’。” 如今，德国无法忽视移民的犯罪率。2023年，约41%的犯罪被认为是由外国人所犯。事实也印证了数据：近年来，几起引起轰动的暴力案件，例如随机刺杀儿童，都涉及外国人。（注，作者这里没有详细说明，实际上这里说的外国人犯罪绝大部分是违反移民法，而且这里指的外国人和移民并非一回事，由于德国的富裕，很多周围国家的小偷也会专程前来，像英国的足球流氓也会被算成外国人。）在我参加的另一场AfD集会中，政治家奥利弗·基尔希纳称德国为“世界的精神病院”，批评德国愿意接收“精神失常的外国人”。默勒告诉我，他住在埃尔福特的郊区，因此不必每天面对火车站和市中心广场附近“犯罪猖獗”的区域。他讲了一个故事，说他所在郊区的一群孩子去市中心买冰淇淋。 “回家的路上，他们犯了一个错误，”他说，“他们本该沿着繁忙的有轨电车线路步行，但他们走上了特罗姆斯多夫街。” 在那里，他说，这些孩子被一群移民少年团伙袭击并抢劫。然后，他邀请我亲自去体验一次成为“猎物”的感觉。 “你去那里看看，就明白我的意思了，”他说，“那是他们寻找受害者的地方。” 默勒可能低估了《大西洋月刊》在派记者外出采访时的节省程度，因为我根本不需要邀请——我早已预订了一家位于火车站附近的酒店，就在特罗姆斯多夫街的尽头。像如今德国几乎所有的铁路枢纽一样，这里也有叙利亚人和其他移民整天站在街头，讲着阿拉伯语和阿富汗的语言。由于时差的关系，我经常在深夜步行穿过特罗姆斯多夫街，但每次都安然无恙地回到房间。与其说这个区域充满犯罪，不如说显得异常冷清，寂静的街道让我脚步声在阴影中回响，宛如约瑟夫·科顿在电影《第三个人》里穿行维也纳时的场景。街上的商店——许多是中东市场——天黑后就关门了。有一两次，我无意间和几个年轻人同行，心想自己是不是终于“撞上了”一个团伙。但我是个成年男性，而不是手拿冰淇淋的孩童或女性，所以即便他们在打量我是否适合作为抢劫目标，最终可能还是觉得算了。有一次，其中两个人靠近了我，我听明白了，他们用阿拉伯语讨论着要不要去台球厅。站着无所事事不是犯罪，说外语也不是。然而，以美国城市的标准来看，这条街道极其安全。但默勒的焦虑来自文化冲击——当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发生急剧变化时，产生这样的反应并不意外。那些以为普通德国人能坦然接受甚至欢迎这一变化的人，显然是自欺欺人。多年来，随着该地区经济衰退、人口减少，这些街道早已变得沉寂，甚至比今天还要安静。没有人预料到，当沉默被打破时，打破它的会是叙利亚人的声音。这种十年前难以想象的变化，导致了一些对弱势群体的严重诽谤，以及一些既笨拙又不人道的政策提案。但即使是默勒，这位与AfD最具煽动性的政治人物之一直接共事的人，在被追问时也会承认，理想中的德国未来不会是过去那种浪漫化的德国——皮短裤、啤酒和瓦格纳的时代不会回来了。我问默勒，他认为德国在哪一年开始走向错误的方向——如果他有一辆装上了“时光电容器”的奥迪，他会回到哪个年份，重新启动国家，避免当前的问题。他回答说，他对德国的移民政策一直持反对态度，但大约在2000年，德国的边界开始松动，马克被欧元取代，那时一切都开始崩溃。我告诉他，我大约在那个时候开始访问德国，即便当时，移民似乎也在融入德国社会。外国人在这里工作，填补德国人不再感兴趣的岗位，这似乎也没什么不好。默勒基本上同意这个观点，并指出，AfD本身已经从“把所有移民都驱逐出境”的极端立场，调整为更有针对性的政策，即驱逐那些靠领取福利过活的懒汉、低技能工人和犯罪分子。 “如今，即使是我们的选民，也希望我们做出区分，”默勒对我说，要区分暴力罪犯和“那些很好地融入社会的移民，他们已经是德国公民，没有制造任何问题。” 他说，“即使在图林根州，也没有AfD选民希望我们驱逐医生、工程师，或来自加纳的邮递员。” 默勒认为，真正的崩溃发生在2015年，当时大批叙利亚和阿富汗难民涌入德国。他承认，如果这些合法新移民中有心脏病专家或工程师，那他们应当被欢迎留下来。但他补充说，目前这种情况只是“理论上的”，几乎不存在。他认为，2015年的移民潮“淹没”了德国，带来了大量“社会移民”——那些来到德国只是为了享受福利制度的人，包括缺乏融入德国经济能力的叙利亚人和阿富汗人。在德国经济已经不再依赖文盲农民劳动力的情况下，这些人很难立足。 “我们真正需要的技术工人没有来到德国，”他说。“印度工程师不会来，因为印度工程师会去一个能赚更多钱、税率更低、子女能在优质学校就读、晚上外出更安全的地方。他不会留在埃尔福特。” 这是AfD支持者和政治人物经常强调的一个主题：他们认为德国已经变成了一个“烂国家”，连德里的工程师都不愿意来，而德国必须让新移民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才能让本国公民的生活变得更好。在特朗普的第一场总统就职演讲中，他谈到了“美国大屠杀”，而如今，AfD描述的德国同样糟糕。令人惊讶的是，当我走进德国——这个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曾称为“旧欧洲”的中心——却发现它在政治上变得像美国的“小弟”。然而，AfD的历史有着典型的德国特色，这一政党是50年政治环境的产物——或许这种政治环境“过于平静”了。德国在经历了动荡的半个世纪后，决定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来回避动荡，被一种熟悉的官僚政治所统治：这些官僚通常年纪不小，往往被称作“博士先生”或“博士女士”，总是白人。当然，除了默克尔。人们很难在他们的名字和面孔之间建立联系，而这种可互换性反而是一种安慰，毕竟，上一次德国领导人被人们一眼认出时，他的面部特征包括一撇小胡子（注，指希特勒）。德国的谨慎保守主义可见于基民盟（CDU）前领导人康拉德·阿登纳的竞选口号：“不做实验！”（Keine Experimente!）。社会民主党（SPD）作为中左政党，也采取类似的保守立场：不搞实验，不搞花样。这种如巴伐利亚饺子般平淡无奇的政治格局，面临着极左和极右势力的挑战。激进左翼催生了巴德尔-迈因霍夫集团、红军派等暴力组织，其成员最终被追捕入狱。极右翼的问题更为复杂。西德长期被指控“去纳粹化不彻底”，许多政治家和商界领袖都曾参加过二战，而那些有社会礼仪的人采取“不谈战争”的态度——如果战争被提及，必须以“厌恶”的口吻来谈论，任何用中立语气谈论战争的人都会被排斥，甚至遭遇更严重的后果。新纳粹政党遭到德国联邦宪法保护局（Verfassungsschutz，相当于德国的FBI）的强力打压，被取缔。而那些设法逃脱取缔的极右翼势力，则面临另一种有组织的政治惩罚：即万斯所批评的“防火墙”政策。这些极右翼政党被视为“污染源”，即使与中间派在某些问题上观点一致，主流政党也不会接纳它们，而是将其视为“不可接触者”。维护这道防火墙的责任被视为如此重要，以至于中间政党加强了与绿党及前东德左翼政党的合作。在移民问题上，基民盟悄然接受了左翼的观点，即德国未来将是一个移民国家，任何质疑这一愿景的人都可能被视为种族主义者。在默克尔长达16年的执政时期（2005-2021），名义上属于中右翼的基民盟逐渐接受了一些左翼立场，其中最重要的便是欢迎数百万来自叙利亚、阿富汗及其他战乱和贫困国家的无证移民。面对这一局面，默克尔的口号是：“我们能做到”（Wir schaffen das）。汉斯-格奥尔格·马森，曾是默克尔时期的国内情报主管，在此之前，他负责移民法事务。如今，他已经被基民盟开除，并创建了自己的政党“价值联盟”，部分原因是他批评默克尔的“事实上的开放边境”政策。 “对她而言，移民政策是意识形态问题，”他告诉我。“让数百万人进入德国，不经讨论，这是违法的。” 基民盟（CDU）采取这一举措后，变得与左翼政党（如绿党）没有区别，而绿党一直主张将德国改造成一个国际主义左翼社会。 “人们注意到了这一点，”马森对我说。“如果你投票给绿党，你得到的是绿党的移民政策。如果你投票给社民党，你得到的还是绿党的移民政策。而如果你投票给基民盟，你得到的仍然是绿党的移民政策。” 这为AfD创造了机会——当德国人意识到移民问题才是关键议题时，AfD已经准备好凭借一贯的反移民立场赢得选民的支持。这种历史背景解释了为什么德国选择党（AfD）最尖锐的攻击并非针对移民或左翼，而是针对中右翼。 AfD领导人认为，基民盟向左翼妥协，而不是尽最大可能遣返法律允许范围内的“社会移民”。区分真正的难民和非难民的过程极其复杂，误判可能导致严重后果。面对这一问题，德国政府曾做出努力——我在2018年曾为这本杂志撰写过相关报道，但在AfD看来，这远远不够。在伊希施泰特，丹尼尔·哈泽洛夫警告不要满足于任何目标，除非是彻底摧毁CDU。 “CDU才是我们的主要对手——不仅在这里，而是在整个德国，”他说。他甚至懒得提及左翼。“只有当CDU以目前的形式不复存在时，我们才能算真正成功。”他对人群说道，“特朗普已经向我们展示了该怎么做。” 他表示，只有当共和党建制派被摧毁后，“特朗普和埃隆·马斯克才有了施展空间。” 这会有些人看向了我。最有可能在本周选举中获胜并成为新任总理的人，是CDU的弗里德里希·梅尔茨。他试图争取AfD选民，并推动一项移民法案，而左翼认为法案对AfD过于友好。哈泽洛夫认为，这是一个骗局。CDU只是想吸引AfD选民的选票——一旦成功，就会像以往的政府一样，想方设法封杀AfD。 “梅尔茨希望在联邦选举后取缔AfD，”哈泽洛夫说。“这意味着他并不认为我们是明天的伙伴，而是视我们为敌人。” 有趣的是，那一周德国最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并非由AfD支持者发起，而是由他们的左翼对手针对CDU举行的。左翼认为梅尔茨已经拆除了“防火墙”，向纳粹妥协。我离开图林根州后的第二天，在柏林CDU总部外参加了一场抗议活动，感觉就像穿越了时间，从一个几十年前的小镇——农民和工厂工人聚集的地方，来到了一座现代化的大城市，看到一群大学生组织的示威。抗议者留着尖刺头发，吃着外卖烤肉，而不是喝啤酒、吃香肠。年轻的抗议者中夹杂着一些中年人和老年人，典型的知识分子群体，像是在旧金山湾区或佛蒙特州文化活动上能见到的人。他们告诉我，CDU将AfD选民和政治人物视为潜在盟友，而不是弃民，这等于将种族主义者重新迎回了德国国会大厦。 “我们团结一致，反对所有形式的右翼极端主义，无论它来自AfD还是CDU，”一名手持扩音器的年轻女性对人群说道。她表示，CDU从未真正支持移民，而现在试图与AfD合作，充分证明了其伪善。她说，CDU的虚伪面目已经暴露，任何人都不应再信任它。她带领人群高呼：“Wir sind die Brandmauer”（“我们就是防火墙”）。这场CDU总部外的抗议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现场没有任何中右翼成员抗议政策变化。所有的抗议者都是左翼激进派的一部分，他们在向中右翼成员施压，要求维持移民友好政策。这一政策原本是左翼推动的，中右翼虽然有保留意见，但最终还是接受了。在我前一天参加的AfD集会上，信息是：“不要相信CDU，即便它做了你想要的事情。” 而这场抗议的口号则是：“不要相信CDU，尽管它过去10年一直做着你想要的事情。” 在一定程度上，这正是联盟政治的典型困境：站在中间意味着左右受压，但也有机会同时与两边合作，争取两边的选民。然而，在德国战后大部分时间里，政治联盟的运作方式与大多数议会制民主国家不同，因为中间派和左翼政党联手，将极右翼视为“有毒”势力。德国人，尤其是德国人，理应理解建墙的后果：如果你筑起高墙，压力就会在另一侧不断累积，而一旦墙倒塌，平衡的恢复将极为剧烈。即便是“不要对纳粹友善”这样合理的原则，也无法抵消这种水压效应。极右翼可以被压制一段时间，但这只是推迟清算，而非避免发生。 CDU通过将AfD孤立在极右翼阵营之外，避免了与最具争议的成员产生联系。然而，这也意味着CDU失去了唯一的机会，去吸引AfD中那些不那么极端的支持者，并向他们解释，德国可以在保持宽容的同时制定合理的移民政策，使国家既繁荣又安全，同时仍然保持德国的身份认同。当我能够向斯特凡·默勒施压，让他承认加纳的邮递员不应被驱逐时，我发现他更为理性。大多数人都是这样：如果独自一人，他们会更加固执，但如果有人与他们进行理性对话，他们往往能表现得更合理。曾是默克尔同僚的马森，曾是基民盟在图林根州的候选人，后来他成立了自己的政党。他告诉我，他试图以CDU候选人身份参选，但最终变得难以为继，因为选民开始认为CDU成了一个“训诫党”，一个披着新外衣的“思想警察”政党。他指出，在前东德，人们经历过一党专政，他们知道政治压制是什么感觉。 “在东德，如果你是反对派，你在餐馆谈论政治时必须向左看、向右看，防止有人偷听。现在，AfD的成员也有同样的感觉。”不过，他承认，现在的情况远不及东德时期那般严峻，但仍然存在问题，例如失业、社交圈受限，尤其是无法自由地与极右翼群体公开结盟。更深层的问题在于，AfD成员感到他们被欺骗了，他们曾被告知这个体制是开放的，但现在他们认为事实并非如此，“AfD的支持者说，这不是真正的民主。” 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2-24 00:00

特朗普语出惊人！他与普京重要对话内容曝光，俄乌战争将很快结束……

有强大的力量，你明白这一点。他们打败了希特勒，也打败了拿破仑。他们已经战斗了很长时间，”他续称。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和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预计将出席巴黎峰会。法国声明称，讨论的目标是“将所有关心欧洲和平与安全的合作伙伴聚集在一起”。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代表正在前往沙特阿拉伯与俄罗斯进行和平谈判。据俄媒报道，谈判预计将于周二在利雅得开始。特朗普推动俄罗斯迅速结束对乌克兰的战争，引发了欧洲领导人的担忧和不确定性。在最近与普京通话后，特朗普多次表示，他和俄罗斯总统将很快会面，讨论乌克兰和平协议。他向泽伦斯基保证，自己将出席会议，但目前尚不清楚是否会邀请欧洲官员。乌克兰总统此前曾表示，他不会接受任何不包括其国家参与的谈判。

颜辞02-17 13:26

中俄大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接受俄罗斯邀请将出席胜利日活动

数百万人，但最终将纳粹军队击退到柏林，希特勒(Adolf Hitler)在那里自杀，1945年，红色的苏联胜利旗帜在德国国会大厦升起。纳粹德国的无条件投降于1945年5月8日晚上11点01分生效，这一天被法国、英国和美国定为“欧洲胜利日”。在莫斯科，这一天已经是5月9日，成为苏联的“胜利日”，俄罗斯人称之为1941-1945年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日。 “胜利日”已成为俄罗斯最重要的世俗节日。莫尔古洛夫提到，习近平也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Vladimir Putin)访华，参加计划于今年9月举行的中国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活动。

天马行空 1评论02-11 12:02

川普2.0的疯狂第一周

加美财经01-28 00:00

马斯克转发有关泰斯威夫勒的虚假信息，为自己的疑似纳粹礼手势辩护

片，并配文“这是否意味着斯威夫特粉丝=希特勒青年？” 其中一张照片是德国独裁者阿道夫·希特勒行纳粹礼的照片，另一张则是斯威夫特看起来也以同样姿势举起右臂的照片。帖子浏览量超过了700万次。然而，这张据称斯威夫特行纳粹礼的照片是假的。事实核查机构在2024年10月报道，有人对原始照片进行了水平翻转处理，使其看起来像斯威夫特伸出了右臂。然而，原始照片显示，她实际上伸出了左臂。一个来自2014年的YouTube视频（跳转至4分18秒）也证实，这段视频记录了斯威夫特在美国ABC电视台节目《早安美国》的演出，她当时先向观众吹了一个吻，然后用左手挥手致意。马斯克转发这样的帖子，是因为在特朗普的就职典礼上发表演讲时，他两次从胸口向外伸出右臂，同时高喊“我的心向你们致意”。连线》和《滚石》报道称，一些新纳粹和极右翼用户将马斯克的动作解读为纳粹礼。马斯克随后表示，他认为“传统媒体的宣传”错误地报道了这一事件，并特别提及了维基百科页面上对他的描述。维基百科上写道：“在第二次特朗普就职典礼上，马斯克两次向人群伸出右臂，动作呈上扬角度。这一手势被比作纳粹礼或法西斯礼。马斯克否认这一手势有任何含义。” 马斯克的X账号转发了End Wokeness用户关于斯威夫特的虚假信息帖子时，还转发了另一篇展示相同被操控照片的热门帖子。 X平台用户提交了许多社区注释，试图澄清两篇帖子中的事实。然而，截至目前，这些用户的注释草稿并未被批准公开显示在任何一篇帖子下。（Snopes）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1-26 00:00

大西洋月刊：希特勒如何利用宪法在53天内瓦解了德国民主

iliation）主任。他著有多部关于希特勒德国的书籍，其最新作品是《接管：希特勒最终崛起的权力之路》（Takeover: Hitler’s Final Rise to Power）。他在大西洋月刊的文章中讲述了希特勒如何利用德国宪法摧毁了德国宪政。 1933 年 1 月 30 日，阿道夫·希特勒与他的内阁，当天他担任德国总理。（Everett Collection / Alamy ） 1933年1月30日，阿道夫·希特勒被任命为魏玛共和国的第15任总理。在民主历史上最令人震惊的政治转变之一中，希特勒开始通过宪法手段摧毁一个宪政共和国。以下是希特勒如何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具体来说，在一个月零三周两天八小时四十分钟内，系统性地削弱并拆解国家民主结构和程序的逐步描述。其中，每一分钟都至关重要。汉斯·弗朗克曾是希特勒早期纳粹运动时期的私人律师和首席法律战略家。在纽伦堡因参与纳粹暴行等待处决时，弗朗克评论说，希特勒具有一种非凡的能力，能够感知“任何法律形式中潜在的弱点”，并毫不留情地加以利用。在1923年11月啤酒馆暴动失败后，希特勒放弃了通过暴力手段推翻魏玛共和国的企图，但他并未放弃摧毁该国民主制度的决心。 1930年9月，希特勒在宪法法院重申了这一决心，并作出了一项所谓的“合法性誓言”（Legalitätseid）。他援引魏玛宪法第1条的规定，即政府是人民意志的体现，告诉法庭，一旦通过合法手段掌权，他将按照自己的意愿塑造政府。这是一个极其大胆的声明。 “那么，通过宪法手段吗？”主持法官问道。 “没错！”希特勒回答。到1933年1月，魏玛共和国的缺陷显而易见。其181条宪法为18个联邦州的结构和程序提供了框架，但漏洞不少。希特勒在十年的反对党政治中深知，一项雄心勃勃的政治议程如何容易被轻易搁置。他多年来一直在拉拢或打压右翼竞争对手，并瘫痪立法程序。在此之前的八个月里，他通过政治阻挠使三位总理下台，并两次迫使总统解散国会并重新举行选举。当希特勒自己成为总理后，他希望不要让别人对他做他曾经做的事情。尽管纳粹党的选票份额有所上升——在1929年市场崩盘后的1930年9月选举中，他们在国会的代表人数几乎增长了九倍，从12席增加到107席；在1932年7月的选举中，他们的席位增加到230席——但他们仍然远未达到多数。席位只占国会的37%，而纳粹党所属的更大的右翼联盟，仅控制了国会51%的席位。但希特勒认为，他应该行使绝对权力。他对一位美国记者说：“37%相当于51%的75%。” 意思是，相对多数加简单多数足以授予他绝对权力。但在一个多党制的政治体系中，联盟经常变动，他的政治计算并不那么简单。他认为通过一项“授权法”（Ermächtigungsgesetz）对他的政治生存至关重要。但通过这样一项法律需要国会三分之二多数的支持，而这将摧毁权力分立的制度，使希特勒的行政部门可以在未经国会批准的情况下制定法律，并使希特勒可以通过法令统治，绕过民主机构和宪法。这一过程比预想的更加艰难。希特勒发现，他的独裁意图在成为总理的头六小时内就遇到了阻碍。那天星期一上午11点半，他宣誓维护宪法。然后，他前往对街的凯撒霍夫酒店吃午餐，再返回总理府，和他的“希特勒内阁”成员拍了一张集体照。下午5点整，他与九位部长进行了第一次正式会议。希特勒在会议开始时吹嘘，有数百万德国人以“欢呼”欢迎他成为总理。随后，他概述了清除关键政府官员并用忠诚者填补职位的计划。接着，他谈到了会议的主要议程：授权法。他声称，这项法律将为他提供必要的时间（根据法律草案的规定是四年）和权力，以实现他的竞选承诺。这些承诺包括振兴经济、减少失业、增加军事开支、退出国际条约义务、清除他声称“毒害”国家血统的外国人，并向政治对手复仇。他曾在一次集会上扬言：“人头将滚落沙地。” 鉴于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在584席的国会中共占据221席，约占38%，希特勒需要的三分之二支持票在数学上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希特勒提出：“如果取缔共产党并取消他们的投票权，那么就可以在国会中获得多数票。” 但希特勒接着说，这几乎肯定会引发全国600万德国共产党员的罢工，而这可能会导致国家经济崩溃。另一种选择是通过重新举行选举来重新平衡国会的席位比例。 “什么对经济的威胁更大？”希特勒问道，“是与新选举相关的不确定性和担忧，还是一次全国性罢工？” 最终，他得出结论，重新选举是较为安全的路径。经济部长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对此表示反对。胡根贝格认为，如果想要在国会中获得三分之二多数票，就绕不过取缔共产党。当然，胡根贝格反对重新选举也有他自身的利益考量：在上次选举中，胡根贝格的德国国家党从希特勒的纳粹党手中夺走了14个席位，使他成为希特勒当前执政联盟中不可或缺的伙伴。而重新选举可能会让他的政党丢失席位，削弱他的权力。当希特勒询问是否可以动用军队来镇压任何公众骚乱时，国防部长维尔纳·冯·勃洛姆堡断然否决了这个想法。他指出，“军人的训练，就是将外部敌人视为唯一可能的对手。” 作为职业军官，勃洛姆堡无法想象德国士兵会被命令在德国的街头射杀德国公民，以维护希特勒（或任何其他德国政府）的权力。希特勒曾在竞选中承诺要清除“议会的泥沼”（den parlamentarischen Sumpf），但如今他发现自己陷入党派政治的泥潭，并受到宪法防护栏的阻碍。像往常一样，他对持反对意见或令人不快的事实置之不理，并加倍自己的策略。第二天，希特勒宣布将在3月初举行新的国会选举，并向他的党派领导人发出备忘录。 “经过十三年的斗争，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终于成功突破并进入政府，但争取德国民族的斗争才刚刚开始。”希特勒宣称，随后愤怒地补充道：“国家社会主义党知道，新的政府不是国家社会主义政府，即便它知道这届政府打着其领袖阿道夫·希特勒的名字。” 希特勒此时实际上是在向自己的政府宣战。如今人们倾向于认为，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是他不可避免的权力攀升的一部分，这种印象源自几代战后学术研究。许多研究将纳粹夺权（Machtergreifung）的标准叙事作为核心，而这一叙事包括政治和社会迫害、推行极权统治（Gleichschaltung）以及随后的侵略行为，最终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大屠杀的噩梦。然而，在研究和撰写这篇文章时，我有意忽略了这些最终结果，而是追踪了当时事件的发展及其伴随的不确定性和错误判断。一个例子是，1933年1月31日，《纽约时报》关于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的报道标题是，“希特勒放弃成为独裁者的目标”。上世纪80年代末，作为哈佛大学的一名研究生，我在关于魏玛和纳粹德国的课程中担任助教时，经常引用汉斯·弗朗克在纽伦堡的一句战后评述，强调了希特勒政治生涯的脆弱性。这位纳粹法律战略家回忆道：“元首是一个只有在那个特定时刻才可能在德国出现的人。” 他指出，希特勒正好出现在“这个可怕的过渡时期，君主制已消失，共和国尚未稳固”。如果希特勒的前任库尔特·冯·施莱彻再多执政六个月，或者德国总统保罗·冯·兴登堡更谨慎地行使宪法权力，或者国会中的温和保守派代表投票选择不同的方向，那么历史可能会走向完全不同的轨迹。我的最新著作《接管：希特勒权力的最终崛起》，就以本篇文章故事开始的那一刻结束。我逐渐意识到，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以及他在上任后破坏宪法防线的故事，更像是政治上的偶然事件，而非历史的必然。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首个民主共和国的总理，对希特勒和整个国家来说几乎同样令人感到意外。在经历了三年的急速政治上升后，希特勒在1932年11月的选举中遭遇惨败，丢失了200万选票和34个国会席位，其中几乎有一半被胡根贝格的德国国家党夺走。到1932年12月，希特勒的运动在财政上、政治上和思想上都已接近破产。希特勒告诉几位亲密的助手，他正在考虑自杀。但一系列幕后交易，包括1933年1月末施莱彻总理的突然解职，将希特勒推向了总理职位。施莱彻后来回忆，希特勒曾对他说：“我这一生中，总是在自己放弃希望时被拯救。” 这场最后时刻的任命以巨大的政治代价换来。希特勒在这条意外通往权力的快车道上，不得不将自己最忠诚的几位副手舍弃，成为政治上的“牺牲品”。更糟的是，他发现自己所处的内阁是由他的政治敌人、前总理弗朗茨·冯·帕彭亲手挑选的，而帕彭的政府正是被希特勒推翻的。现在，帕彭成为了希特勒的副总理。而最糟糕的是，希特勒被胡根贝格挟制。胡根贝格掌握着国会中51票的支持，并有能力决定希特勒总理职位的存亡。他差点就让希特勒失去这一职位。 1933年1月的那个星期一早晨，当总统兴登堡等待接见希特勒时，胡根贝格与希特勒在关于是否举行国会选举的问题上发生了冲突。胡根贝格的立场是：“不！不！不！” 当希特勒和胡根贝格在总统办公室外的前厅争论时，兴登堡变得不耐烦。据总统办公厅主任奥托·迈斯纳回忆，如果两人的争吵再持续几分钟，兴登堡就会离开。一旦这样，帕彭在此前48小时内拼凑起来的脆弱联盟就会瓦解。那样的话，就不会有希特勒的总理职位，也不会有第三帝国。最终，希特勒只获得了两个内阁职位的任命权——而且这两个职位都与经济、外交政策或军事无关。他选择了威廉·弗里克担任内政部长，以及赫尔曼·戈林担任无任所部长（注，戈林被任命为没有具体职务分管的部长，即“部长而无明确部门”。这种角色通常是为了让某人进入内阁，但没有赋予其具体负责的领域。尽管如此，这种职位并非无权，尤其是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但凭借对结构和程序弱点的敏锐洞察力，希特勒立即指派这两位部长着手攻击魏玛共和国的关键民主支柱：言论自由、正当程序、公投权和联邦制。弗里克负责管理共和国的联邦制度、选举制度以及新闻出版事务。他是第一位公开披露希特勒政府计划的部长：“我们将向国会提出一项授权法案，这项法案将在宪法的框架内解散国会政府。” 弗里克告诉媒体，希特勒对国家的雄心勃勃的计划需要采取极端措施。他的立场得到了希特勒的进一步支持，希特勒在2月1日的第一次全国广播演讲中表示：“国家政府因此将把恢复德国人民思想和意志的统一视为首要任务和最高目标。它将维护并捍卫支撑我们民族力量的基础。” 弗里克还负责压制反对派媒体和将权力集中到柏林。他在削弱联邦权力的同时，还对左翼报纸实施禁令，包括共产党的《红旗报》和社会民主党的《前进报》。与此同时，希特勒任命戈林为普鲁士的代理州内政部长。普鲁士是占德国领土三分之二的联邦州，而戈林的任务是清洗普鲁士州警察。这支警察部队是仅次于军队的全国最大安全力量，也是社会民主主义情感的堡垒。普鲁士政治警察的负责人鲁道夫·迪尔斯回忆说，有一天2月初，戈林敲开他的办公室门，并毫不留情地表示，是时候“清理门户”了。 “我不想再看到这些无赖，他们在这里横行霸道。”戈林说。随后出台了一项被称为“Schiesserlass”（射杀令）的法令。这项法令允许州警察在行动中开枪射击，而不必担心承担后果。 “如果警察不得不担心因执行任务而面临纪律处分，我就无法依靠他们去对付红色暴徒。”戈林解释说。他亲自担保，允许警察毫无顾忌地开枪。 “当他们开枪时，就是我在开枪。”戈林说。“当有人倒下死去，就是我击毙的。” 戈林还指定纳粹冲锋队（SA）为“副警察”（Hilfspolizei），迫使政府为这些穿棕衫的暴徒配备武器，并赋予他们警察权力，以参与街头斗争。迪尔斯后来指出，这种操控法律为自己服务，并将数万名冲锋队员的暴力和过激行为合法化，是一种“经过验证的希特勒战术”。在希特勒忙于巩固权力并镇压反对派的同时，关于其政府即将垮台的传言四处流传。一种传言称，最近被罢免的施莱彻总理正计划发动军事政变。另一种传言说，希特勒是帕彭的傀儡，是一名“奥地利乡下人”，无意中在为德国贵族服务。还有一种说法称，希特勒只是胡根贝格和一群工业家的“棕衫稻草人”，这些工业家试图通过拆解工人保护措施来获取更高的利润（据称，工业家奥托·沃尔夫通过资助希特勒运动“收回了成本”）。还有一种传言称，希特勒只是一个过渡政府的管理者，而总统兴登堡作为一个忠实的君主主义者，正在为皇帝的复辟做准备。虽然这些传言大多不属实，但希特勒确实面临着在3月国会选举前兑现竞选承诺的政治现实。《红旗报》列出了希特勒对工人的竞选承诺，而中央党公开要求希特勒承诺支持农业部门、抑制通货膨胀、避免“金融政治实验”并遵守魏玛宪法。同时，那些曾因希特勒要求独裁权力和拒绝加入联盟而欢呼的右翼支持者，现在则以一句简短的嘲讽概括了他们的失望：“不是第三帝国，连二点五帝国都算不上。” 2月18日，左中派报纸《福西报》写道，尽管希特勒发表了竞选承诺和政治表态，但普通德国人的生活并未改变。如果有什么变化，那就是更糟了。希特勒承诺将粮食进口关税翻倍，但却因复杂性和合同义务而陷入僵局。胡根贝格在一次内阁会议上告诉希特勒，“灾难性的经济状况”正在威胁国家的生存。《福西报》预测：“最终，新政府的存续将取决于经济状况，而非语言。” 尽管希特勒谈及千年帝国，但他的政府能否熬过这个月尚无定论。在任命希特勒为总理之前的八个月里，兴登堡曾根据第53条宪法权力，先后解除了三位总理——海因里希·布吕宁、帕彭和施莱彻的职务。他对希特勒的蔑视是众所周知的。 1932年8月，兴登堡曾公开声明：“为了上帝、我的良知和国家”，他绝不会任命希特勒为总理。私下里，兴登堡甚至开玩笑说，如果他要给希特勒任何职位，那也只是邮政部长，“这样他就可以从背后舔我的邮票了。” 1933年1月，兴登堡最终勉强同意任命希特勒为总理，但附加条件是他永远不会单独与希特勒同处一室。到2月下旬，每个人心中都在想，正如《前进报》所问：这位年迈的陆军元帅还能容忍这位波希米亚下士多久？这篇《前进报》文章发表于2月25日星期六，标题为“还能坚持多久？” 两天后，2月27日星期一晚上，接近晚上9点，国会大厦突然起火，火焰将议会大厅的玻璃圆顶烧塌，照亮了柏林夜空。据目击者回忆，火光从40英里外的村庄都能看到。德国议会民主象征的燃烧震惊了全国。共产党指责纳粹是幕后黑手，而纳粹则将责任推给了共产党。一名23岁的荷兰共产党员马里努斯·范·德·卢贝在现场被抓，但监督灭火行动的柏林消防队长瓦尔特·根普发现了一些可能表明纳粹卷入的证据。第二天早晨，希特勒召集内阁讨论国会大厦火灾危机时，他宣称，这场火灾显然是共产党的政变企图的一部分。戈林详细描述了共产党的计划，包括进一步纵火焚烧公共建筑、毒害公共厨房的食物，以及绑架重要官员的子女和妻子。内政部长弗里克提出了一项紧急法令草案，内容包括暂停公民自由、允许搜查和扣押、削弱各州权力等。帕彭对此表示担忧，认为草案“可能会遇到反对”，尤其来自“南部各州”，也就是巴伐利亚——在规模和权力上仅次于普鲁士的州。帕彭建议，应与各州政府讨论这些措施，以确保“友好协商”，否则这些措施可能被视为篡夺各州权力。最终，草案中仅增加了一个词，以作为暂停某州权力的应急条款。当天下午，兴登堡签署了这项法令。这项紧急法令在3月选举前一周生效，赋予希特勒极大的权力，用以恐吓和监禁政治反对派。共产党被取缔（正如希特勒在首次内阁会议上所希望的那样），反对派媒体成员被逮捕，报社被关闭。戈林过去一个月一直在实施类似的行动，但法院总是下令释放被拘留者。而法令生效后，法院无法再干预。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被逮捕。 3月5日星期天早晨，国会大厦火灾发生一周后，德国选民前往投票站投票。《纽约时报》记者弗雷德里克·伯查尔当天写道：“在一个文明国家中，也许从未举行过这样奇怪的选举。” 伯查尔对德国人显然愿意屈从于威权统治，而不是选择民主替代方案的态度感到失望。他写道：“在任何美国或盎格鲁-撒克逊社区，反应都会是迅速而压倒性的。” 超过4000万德国人参与了投票，比以往任何一次选举多出200多万人，代表了近89%的登记选民——这是民主参与度的惊人表现。《福西报》报道：“自1871年德国国会成立以来，还从未有过如此高的投票率。” 这新增的200万张选票大多流向了纳粹党。《福西报》指出：“庞大的投票储备几乎完全使国家社会主义者受益。” 尽管纳粹党未能达到希特勒承诺的51%的得票率，仅获得44%的选票——即使在大规模压制的情况下，社会民主党仅损失了一个国会席位。但共产党被取缔的事实使希特勒能够与其他党派组成联盟，从而获得通过授权法所需的国会三分之二多数支持。次日，纳粹分子冲入全国各地的州政府办公室。公共建筑上挂起了纳粹党旗帜。反对派政客纷纷逃亡。社会民主党领袖奥托·韦尔斯逃往瑞士，巴伐利亚州州长海因里希·赫尔德也逃亡国外。成千上万的政治反对者被投入所谓的“保护性拘留”（Schutzhaft），这种拘留形式允许无限期地关押个人，而无需任何理由。兴登堡保持沉默。他没有因针对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和犹太人的公开暴力行为质问他的新总理。他也没有行使宪法第53条赋予他的权力，反而签署了一项法令，允许纳粹党旗帜与国旗一同悬挂。他还同意希特勒的请求，新增一个内阁职位，即“公众启蒙与宣传部长”，这一职位很快由约瑟夫·戈培尔担任。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知道这位伟大的老人在我们身边是多么幸运，而我们的命运也因我们如今一起走的道路而发生了多大的改变。” 一周后，兴登堡对希特勒的支持在公众面前展现得淋漓尽致。他穿着军装，与身穿深色西装和长外套的总理一起出席了波茨坦的一场仪式。这位前陆军元帅与这位波希米亚下士握手，希特勒以表面上的恭敬鞠躬。这次被称为“波茨坦日”的仪式，标志着通过第53条宪法解决希特勒总理职位问题的希望正式终结。就在同一天，3月21日，政府发布了一项基于第48条宪法的法令，为被定罪的纳粹分子提供赦免，包括那些在“国家复兴斗争”中犯下谋杀罪的人。那些因叛国罪被判有罪的人现在被视为民族英雄。当天下午，第一座集中营在柏林以北的奥拉宁堡镇中心附近的一家废弃酿酒厂中开设。次日，第一批被拘留者抵达另一座集中营，地点是巴伐利亚达豪镇郊外的一家废弃弹药厂。与此同时，排除犹太人从事法律和医学职业以及担任政府职务的立法计划，正在进行中。然而，希特勒承诺的大规模驱逐10万名东欧犹太移民（Ostjuden）的计划，遇到了更大的复杂性。许多人已经获得了德国国籍并拥有稳定的工作。随着驱逐的恐惧加剧，出现了银行挤兑，导致其他银行和企业陷入恐慌。犹太储户的账户被冻结，直到“他们与德国商人结清债务”，一名官员这样解释道。作为新当选的国会主席，戈林试图安抚局势，向德国的犹太公民保证，他们仍然享有与其他德国公民一样的“人身和财产的法律保护”。随后，他对国际社会大加斥责：外国人不得干涉德国的内政，德国有权自行处理本国公民。 3月23日星期四，国会代表们在克罗尔歌剧院集合，与烧毁的国会大厦废墟仅一街之隔。第二周星期一，传统的德国国徽鹰被拆除，换成了一只巨大的纳粹党鹰，其张开的翅膀被戏剧性地背光照亮，鹰爪中抓着一个纳粹标志。希特勒穿着棕色冲锋队制服，臂上戴着纳粹标志，前来为他的授权法案游说。这一法案正式命名为《为消除人民与帝国困境的法律》。下午4点20分，希特勒走上讲台。他显得不太自在，一边整理几页稿纸，一边开始以迟疑的语气念起准备好的讲稿。随着演讲进行，他逐渐恢复了往日充满激情的演讲风格。他列举了魏玛共和国的失败，然后概述了授权法案拟定的四年任期内的计划，包括恢复德国在国际上的尊严与军事平等，以及国内的经济与社会稳定。他誓言：“对于我们的国家和人民的背叛，今后将被无情地铲除。” 国会休会进行法案审议。当晚6点15分，代表们重新集合，社会民主党领袖奥托·韦尔斯获准发言。尽管自身安全受威胁，韦尔斯从瑞士流亡中返回，亲自面对希特勒发起挑战。韦尔斯说：“在这一历史时刻，我们德国社会民主党庄严承诺，捍卫人道、公正、自由和社会主义的原则。” 他谴责希特勒试图破坏魏玛共和国，并对其播下的仇恨与分裂提出批评。他表示，无论希特勒试图在这个国家施加何种罪恶，共和国的创立民主价值将永存。“没有任何授权法案能赋予你摧毁这些永恒且不可摧毁理念的权力。” 希特勒起身反击。他说：“您刚才所宣扬的那些美妙理论，对于世界历史来说都来得太晚了。” 他否认自己对德国人民构成任何威胁，并提醒韦尔斯，社会民主党在过去13年里掌握权力时，却未能解决真正关乎德国人民的问题——就业、稳定与尊严。 “在你们掌握权力的时候，这些战斗在哪里？”希特勒问道。纳粹党代表和旁听席上的观众纷纷欢呼，其他代表则保持沉默。一些代表随后发表讲话，表达他们对授权法案的担忧和立场。中央党以及巴伐利亚人民党的代表表示，尽管他们对法案存在“在正常情况下几乎无法克服”的保留意见，但他们仍愿意投赞成票。同样，德国国家党领袖赖因霍尔德·迈尔对法案对司法独立、正当程序、新闻自由以及公民平等权利的潜在影响表示严重关切，但最后他也宣布，他的党派将投票支持法案，引发会场内的嘲笑声。晚上8点前不久，投票完成。在场的94名社会民主党代表投票反对法案（社会民主党成员、普鲁士前内政部长卡尔·塞弗林当天早些时候在进入国会前被逮捕，但被临时释放以投票。）其余441名国会代表投票支持新法案，给希特勒带来了超过四分之三的多数支持票，足以使授权法案在未经修改或限制的情况下生效。次日，美国大使弗雷德里克·萨克特向国务院发去电报：“根据这项法律，希特勒内阁可以重构整个政府体系，几乎消除所有宪法限制。” 作为当天在场的纳粹国会代表之一，戈培尔后来惊叹，纳粹党成功通过宪法手段完全摧毁了联邦宪政共和国。七年前，也就是1926年，当他作为首批12名纳粹国会代表之一当选时，他也有类似的感触。他发现，尽管自己和其他11名代表（包括赫尔曼·戈林和汉斯·弗朗克）公开宣称是魏玛共和国的敌人，却依然被允许享受免费一等车票和补贴餐食，并可以随心所欲地破坏、阻挠和瘫痪民主结构和程序。他写道：“民主最大的笑话在于，它把毁灭自己的手段交给了它的致命敌人。” 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1-21 00:00

马斯克大力支持德国极右政党，在当地媒体发表文章称选择党是德国最后的希望

侣是来自斯里兰卡的同性伴侣！这听起来像希特勒吗？拜托！”他写道。对于德国选择党来说，马斯克的支持被视为潜在的利好，尽管目前还无法确定马斯克最初在X平台上的帖子，是否会对民调产生影响。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2024-12-30

“川普拯救了地球!!” | 右翼茧房奇遇记

约556,000名粉丝，他赞美阿道夫·希特勒，并呼吁射杀帮助无证移民的非营利组织工作人员。 “实验开始几个小时后，我明显陷入了一种几乎完全被愤怒驱动的另类现实中，”汤普森写道，并指出，他能感觉到自己的世界观和观点随着接触极右翼叙事的次数增加而发生变化。 “当我向妻子描述我在Rumble上听到的内容时，她说我感到不安是正常的，因为我所沉浸在其中的世界，那听起来真的很糟糕，”他继续说道。“Rumble的主持人每小时都在煽动人们对几乎所有事情的恐惧：文化战争、跨性别美国人，甚至潜在的第三次世界大战。” 汤普森报告说，虽然他预计他的文章在《纽约时报》网站上发布后会遭到Rumble撰稿人的强烈反对，但他惊讶地发现在发表之前就遭到了公众的强烈反对。杰克·彭特兰(Jake Pentland)——罗珊娜·巴尔的儿子，也是她的播客的联合主持人——公布了一封汤普森发给其的电子邮件，结果他被人肉搜索，并遭到Rumble观众的仇恨攻击。 “Rumble的首席执行官转发了（彭特兰的推文），然后马斯克又将其转发给了他的2亿多粉丝，”汤普森写道：“我的电话号码被曝光，显然在平台上被看到5000多万次，所以很快我就收到了大量愤怒的电话和短信，他们称我的文章（尚未发表）是一篇关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抹黑文’。” 大选结束后，皮尤研究中心发现，大约37%的30岁以下美国人——以及美国成年人的20%——从“社交媒体影响者”(social media influencers)而不是传统新闻媒体获取新闻。其中63%的影响者是男性，77%的影响者没有任何何新闻机构的背景。大多数影响者倾向于保守派，其中85%的人也在X平台上。50%的新闻影响者活跃在Instagram上，44%的人也在YouTube上。 “这些美国人还表示，他们获得了各种不同类型的信息，从基本事实和观点到有趣的帖子和突发新闻，”皮尤上个月报告称。“谈到观点，大多数看到这些观点的人表示，他们同意和不同意的观点各占一半(61%)，但表示他们大多同意所见内容的人(30%)远远多于表示他们大多不同意所见内容的人(2%)。” 信息正义编译了《纽约时报》记者这篇“右翼茧房奇遇记”。原文标题为《我用右翼版油管Rumble替换了我的新闻应用程序。以下是我所看到的》(I Traded My News Apps for Rumble, the Right-Wing YouTube. Here’s What I Saw.）本篇收入《警惕信息不正义》合集。我们知道，民主依赖于知情的公民(Democracy depends on informed citizens)。而在信息传播由传统的报纸广播电视转向互联网时代的社交媒体平台的过程中，理性、求真的信息“守门人”正在成为被牺牲的角色，取而代之的是追逐眼球、诉诸情绪的内容推荐算法，信息被污染，理性被淹没，真相被抛弃。这是这个时代信息传播出现的重大问题，虚假和误导性信息正在塑造当下的公众认知，民主岌岌可危。 “信息正义”之前曾刊发过一组文章讨论过这样的危险，现在看来，我们需要不停地警告一个信息不正义的世界所面临的危险。（BY 临风新约客）【延伸阅读】 “警惕信息不正义”之一 | 当信息不正义，民主岌岌可危 “警惕信息不正义”之二 | 美国民主一线存活的希望说说美国媒体的问题（上篇）| 当你对主流媒体感到失望说说美国媒体的问题（中篇）| 为了美国不继续走在越来越分裂的路上说说美国媒体的问题（下篇）| 救救地方媒体原文2024 年12月13日发表于《纽约时报》，链接： https://www.nytimes.com/interactive/2024/12/13/business/rumble-trump-bongino-kirk.html 我用右翼版油管Rumble替换了我的新闻应用程序。以下是我所看到的本文为非营利调查新闻编辑室“Information Justice（信息正义）”编译作品。已开启快捷转载，欢迎转载、分享、转发。译：新约客编：新约客自2020年以来，斯图尔特·汤普森(Stuart Thompson)一直在研究右翼媒体。为撰写本文，他在Rumble上观看了47小时的视频。当选总统唐纳德·J·川普赢得总统大选后，Rumble——一个右翼版的YouTube平台——上面充斥着意见领袖们的一句简单口号：“我们就是媒体。” 这一理念似乎反映了传统记者逐渐失去媒体生态中心地位的趋势。民意调查显示，对主流新闻媒体的信任度直线下降，近一半的年轻人从“意见领袖”而非记者那里获取新闻。他们认为，右翼的数字创作者取而代之，吸引了大批线上粉丝。比如，Rumble的规模远小于YouTube，但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它已成为数百万美国人的主要新闻来源。在选举之夜，其活跃观看人数达到200多万，公司在声明中表示，2024年最后一个季度的月活跃用户平均超过6700万。 ▶ 《丹·邦吉诺秀》主持人丹·邦吉诺呼吁观众跟随他的节目以及其他Rumble创作者，共同取代主流媒体。如果Rumble真的是“新媒体”，那全程依赖Rumble获取信息会是什么样的体验呢？我决定试试。11月18日，也就是大选后约两周，我删除了所有新闻App，取消了所有播客订阅，并将所有新闻通讯直接过滤到垃圾箱。从早到晚，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我只从Rumble获取新闻。一个“另类现实” 周一早晨，我从Rumble的首页开始体验，看到的第一条推荐视频是关于核战争风险的，其封面是一张AI生成的拜登总统疯狂大笑的图片，标题写着：“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来临？！拜登在川普上任前授权对俄打击！！” Rumble曾是一个不起眼的视频平台，以病毒式传播的猫咪视频为主。它于2013年由一名加拿大企业家创立，旨在为被YouTube挤压的独立创作者提供一个家。然而，自2021年1月6日国会骚乱事件后，该平台发生了重大转变。那时，社交媒体和YouTube对违反规则的用户进行了严格打击，大批保守派转向其他平台，包括Rumble，而Rumble迅速接受了“言L自Y避风港”的新角色，其估值几乎一夜之间飙升至5亿美元。如今，它的内容早已超越了猫咪视频。主页上既有游戏直播，也有一项名为“力量耳光”(Power Slap)的奇怪脸部掌掴比赛。但政治评论和新闻依然是最受欢迎的类别。 ▶ 首页展示实验第一天的截图显示，首页有关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视频，以及专注于新闻、娱乐和“阴谋论”的直播类别。我选择了一些热门的“新闻”节目来观看，还挑选了其他类别的政治内容，比如活跃的“阴谋论”板块。由于我的实验开始时，距离川普11月5日的胜选只过了两周，我预计很多视频会带有庆祝的情绪。确实有一些欢乐的时刻：在MSNBC的脱口秀节目《晨间乔》(Morning Joe)的主持人造访川普位于海湖庄园的家之后，Rumble的节目主持人嘲笑他们“去亲吻戒指和下跪效忠”。还有一些NFL运动员模仿川普的舞步，这被主持人解读为川普重新从好莱坞自由派手中夺回了流行文化。 ▶ 多档节目批评了《晨间乔》的同一片段但欢愉很快让位于愤怒与沮丧，这些情绪集中在一批被认为是美国问题根源的“敌人”身上——从民主党政客到TikTok网红，再到共和党内部的对手。仅仅几个小时后，我便清楚地意识到，我正在进入一个几乎完全由愤怒驱动的“另类现实”。以下是我听到的一些主张：一些华盛顿智库的工作人员被称为“白痴”和“比任何精神分裂症患者都更疯狂”。国土安全部正在运营一项“性交易计划”，这一说法显然源于对一份政府报告的误读。（该报告由国土安全部监察长办公室发布，指出超过30万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移民未收到出庭通知或未按通知出庭。一些保守派评论员据此认为这些孩子被贩卖，但移民政策专家否认了这一点。）激进派正试图杀害共和党人——这一说法基于佐治亚州众议员玛乔丽·泰勒·格林(Marjorie Taylor Greene)称她收到的死亡威胁。仅仅一天，我就感到自己的视角在发生转变。当我向妻子描述自己在Rumble上听到的内容时，她说我的不安是对的，因为我所沉浸的世界听起来确实令人难以忍受。一小时又一小时，Rumble的主持人煽动着各种恐惧：文化战争、跨性别群体，甚至潜在的第三次世界大战。 “你们知道自己的核避难所在哪里吗？” 在第二晚观看节目《Redacted》时，我听到世界大战几乎迫在眉睫，原因是与俄罗斯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但大多数美国人对此一无所知。我对这一点感到不确定，但我猜测局势需要进一步恶化，炸弹才会真的落下。克莱顿·莫里斯，这档节目的主持人之一，也是前福克斯新闻的主持人，与他的妻子共同主持这档节目。他似乎确信核战争即将到来，并描述了全美主要城市缺乏核避难所的现状。（后来我阅读了一些新闻文章，它们提供了更全面的视角，表明尽管升级风险是真实存在的，但核威胁也是普京所谓“战争威胁”策略的一部分。） ▶ 克莱顿·莫里斯在节目中警告称，美国主要城市没有足够的核避难所。这个话题让我感到特别恐慌，但我也停下来思考莫里斯是否具备作为俄罗斯-乌克兰问题分析师的资质。从2017年起，他将职业重心从主持电视节目转向通过房地产投资向投资者提供“财务自由”的服务。2019年，他因向客户出售破旧房产作为投资物业而遭到24起诉讼，此后在诉讼解决前将全家搬到了葡萄牙——有人认为这一举动让诉讼程序变得更复杂。（莫里斯否认任何不当行为。）然而，在Rumble上，他表现得颇有权威感：他制作精良的节目拥有超过56万名粉丝，每天播出，评论区里充满了支持者。Rumble的算法向我推荐了他的视频，因此我继续观看。其他节目则直接引用俄罗斯国家电视台或俄罗斯政府的片段。在《罗珊娜·巴尔秀》(The Roseanne Barr Show)中，关于核战争的讨论竟然自然地转向了一款应急健康套件的广告。（在一封邮件中，该节目的联合主持人、罗珊娜·巴尔的儿子杰克·彭特兰告诉我，他们的节目希望帮助美国人“免受这个严重腐败的政府的伤害，无论是通过教育还是突出某些可以保护他们的产品。”）世界大战即将来临的前景在直播结束后很久仍挥之不去。无论是在送儿子去托儿所的路上，还是在超市走过货架时，我的脑海都会不自觉地浮现关于核弹、军事征召或全球冲突可能如何展开的想法。当我看着关于这一可怕预测的片段时，我瞥了一眼妻子，她正在观看奈飞的浪漫喜剧《没人想要这个》(Nobody Wants This)，全然不知核冬天的威胁。 “现在谁说了算？是我们。”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看到线上激起的愤怒如何能蔓延到现实世界。本周早些时候，Rumble上的多位主持人愤怒抨击宾夕法尼亚州一名民主党官员，暗示她试图通过统计无效选票来窃取选举。此事引起全国关注，这名官员——宾夕法尼亚州巴克斯县(Bucks County)专员戴安·埃利斯·马塞格利亚(Diane Ellis Marseglia)收到了充满脏话的邮件和死亡威胁。然而，稍后阅读关于此事的新闻报道，情况显然比主持人们暗示的要复杂得多。法院随后发布了进一步的指导，县政府也依法行事。最终，这名官员为自己措辞不当的声明引发的反弹道歉——而她的道歉视频也在Rumble上传播开来。 “我们都要从这个新的媒体环境中吸取教训，” 马塞格利亚在道歉中说，“最重要的是，我要吸取教训。” 《丹·邦吉诺秀》(The Dan Bongino Show)的主持人丹·邦吉诺乐享这一时刻。 “现在谁说了算？是我们，” 他自豪地说，“是谁把这件事炒成新闻？是我们。” ▶ 《丹·邦吉诺秀》主持人丹·邦吉诺表示，右翼影响者已取代主流媒体。显然，实际的新闻——例如选举程序或乌克兰战争等复杂局势的客观细节——远不如这些情况如何被扭曲以支持川普或抨击民主党人来得重要。几乎每一档节目都制造出一种强烈的感觉，仿佛整个国家正从一个危机奔向另一个危机。主持人们一再表示，进步派在无能或腐败方面的行为令人愤怒且难以容忍。尽管川普和共和党即将掌控白宫和国会，保守派也在最高法院占据多数席位，但前方仍有更多战斗在等待。仅仅一周后，这种“平行现实”开始悄然改变我对Rumble之外世界的本能反应。我偶尔会在当地新闻广播中听到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比如火车延误或交通堵塞，但我会怀疑：“我真的能信任这些报道吗？” 的确，长时间接触任何单一新闻来源都会改变你的视角。但很少有媒体与川普及其即将上任的政府关系如此密切。Rumble平台上的核心人物经常与川普一同出席活动，或出现在他位于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Mar-a-Lago)，主持人们暗示他们将与政府保持特殊的接触渠道。 ▶ 《本尼秀》(The Benny Show)主持人本尼·约翰逊(Benny Johnson)表示，他预期将对川普政府拥有“特别的接触机会”。维韦克·拉马斯瓦米(Vivek Ramaswamy)，川普新政府效能倡议的指定负责人，以及霍华德·拉特尼克(Howard Lutnick)，预计的商务部长候选人，都在2022年Rumble上市时持有价值数百万美元的股份。 Craft Ventures（由大卫·萨克斯共同创办）也持有股份。萨克斯不仅是Rumble董事会成员，最近还被川普任命为加密货币事务负责人。 Rumble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克里斯托弗·帕夫洛夫斯基(Christopher Pavlovski)也已成为川普的盟友。他在X平台上发布了一张选举结束后的合影，照片中包括埃隆·马斯克（川普最著名的支持者之一）。站在画面后方，笑容满面的正是即将成为美国第47任总统的人。 “言L自Y得救了，” 帕夫洛夫斯基写道。 Rumble的代表蒂姆·默图(Tim Murtaugh)也曾担任川普2020年竞选的通讯总监，他向我发表了一份声明。他说：“《纽约时报》和其他传统媒体已经失去了决定人们能接触什么信息的垄断权，所以他们急于攻击Rumble——一个新闻市场中的关键替代平台。” “地球或许因川普得救。” 每个节目的恐惧与愤怒都被一种希望感所平衡——一种总统当选人会解决一切问题的希望，甚至有人认为，“因为他连任，地球可能得救了。” ▶ 查理·柯克（Charlie Kirk）将川普的连任归功于可能拯救了世界。川普策略中的任何小挫折，都被归咎于民主党人，甚至是那些不够忠诚的共和党人。来自阿拉巴马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汤米·图伯维尔(Tommy Tuberville)在一档节目中表示，尽管共和党控制了参议院，但党内的组成却“有三分之一是MAGA（川普口号‘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支持者），三分之一是传统共和党，剩下三分之一是名义上的共和党人(RINO)。” “我们掌控局面了吗？还是没有？”图伯维尔总结道。或许川普最大的支持者是丹·邦吉诺，他主持的同名节目是Rumble观看次数最多的节目，拥有340万粉丝。邦吉诺是福克斯新闻的前主持人，曾三次参选公职但均告失败，随后在右翼评论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功。他节目的播客版本一直位列全美最受欢迎的新闻播客之列。Rumble的财务文件显示，2022年公司上市时，他的公司Bongino Inc.持有5.8%的股份，现在价值超过1亿美元。尽管我每天都听一个小时邦吉诺的观点，但我学到的似乎主要是各种进步派或主流媒体人士对文化战争话题的看法，以及邦吉诺对此的可预测反应。 ▶ 邦吉诺的关注点邦吉诺的节目中，许多片段都会引用自由派或主流媒体的评论，并附上他对这些评论的预料之中的反应。 █邦吉诺对自由派或主流媒体评论的回应 █其他片段在周四的节目中，他谈到了国家情报系统——但这其实是在回应一位CNN主持人对其有效性的评论。他谈到了“取消文化”——但这是在回应《The View》节目中一位嘉宾关于马特·盖茨（川普首选的司法部长候选人）的评论。他谈到了身份政治——但这是在回应一位民主党女议员关于种族的言论。他谈到了一起非法移民的定罪——但这是在回应ABC新闻一名主持人对案件的评论。我在Rumble上观看的几乎每一期节目都是以这样的方式呈现问题，重点关注主流媒体如何讨论新闻，然后对这些讨论进行批评。我不记得看过邦吉诺批评川普——一次也没有。他在本周前半段强调，前共和党国会议员马特·盖茨（曾短暂成为司法部长的有力竞争者）肯定会得到确认。他似乎对联邦对盖茨的性交易调查不以为然，说找到“优秀”的人选来担任高层职位几乎是不可能的。（盖茨已被迫退出。他否认有任何不当行为，美国司法部最终未提起指控。） ▶ 邦吉诺表示，任何寻求政治权力以“让国家变得更好”的人，都是“坏人”。当盖茨在那周晚些时候因广泛的反对而退出候选人资格时，邦吉诺并未指责川普对这一混乱事件负有责任，而是责怪共和党，并称这是川普策略的一部分，旨在通过有争议的提名人选来有意压垮批评者。 “你会成为节目的内容。” 在连续几天不停地观看Rumble后，我意识到这篇文章本身很可能会引发该平台上的愤怒循环。但令我惊讶的是，这种情况在文章发布前就已经发生了。我向文章中提到的每个人发了邮件，征求他们对Rumble及其热门节目的看法，但很少有人回复。相反，像罗素·布兰德这样的演员转型的政治评论员，直接用我发给他的邮件做了一整段节目。邦吉诺称我为“头号公敌”，并声称我的文章会集中攻击Rumble上最边缘的声音，目的是让该平台被禁用。 “永远不要给我们发邮件，”他警告道。“不要。因为你会成为节目的内容。” ▶ 邦吉诺警告，任何联系节目的记者都会“成为节目的内容”。罗斯安娜·巴尔播客的联合主持人杰克·彭特兰将我发给他的邮件发布在他的X账号上。Rumble的首席执行官转发了这条帖子，随后埃隆·马斯克又将其转发给了他2亿多的追随者。我的电话号码因此被公开，显然在平台上被浏览了超过5000万次，于是我很快收到了愤怒的电话和短信，指责我的文章（尚未发布）是一篇关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抹黑稿”。在节目中，彭特兰提到了我的邮件，并表示他关于核辐射健康包的广告原本是为了“教育我们的观众”了解替代医学。随后，该段节目又转入了另一个关于健康包的广告。斯蒂芬·班农(Stephen K. Bannon)主持的《战情室》(War Room)通过制作人传递了信息，称他的节目“是MAGA运动先锋活动者的信息武器。” 《坎迪斯秀》(Candace Show)的主持人坎迪斯·欧文斯是唯一给我回电话的人。她表示，最近她减少了对政治愤怒的关注，因为她对追逐消极情绪感到厌倦。 “我意识到自己每天醒来都在寻找让我生气的事情，”她说。“这对我来说并不健康。” 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2024-12-21

长文分析：特朗普“二进宫”意味着新世界秩序已经到来，看起来很像重商主义

，禁止商业银行从事投资银行业务。战胜希特勒的大规模开支，带来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基于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固定汇率模式，并催生了马歇尔计划、退伍军人法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政府认可了公司主义，工会强大，企业对员工慷慨，而用于冷战的支出维持了整个体系的运转。美国银行体系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经历了一段平静时期，没有发生重大危机。到1944年，罗斯福完成了理念上的转变，他说：“没有经济安全和独立，就没有真正的个人自由。陷入贫困的人不是真正自由的人。” 饥饿和失业是滋生独裁的土壤。战后几十年，西方世界以此为基础运行，市场力量被认为是有用的，但可以被控制，并且是次要的。告别布雷顿森林体系，迎接米尔顿·弗里德曼 1971年，理查德·尼克松突然放弃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金本位制，这一共识宣告终结。当时，用于资助慷慨的社会计划和越南战争的支出，使金本位制难以为继。这一决定使尼克松能够增加支出，并成功推动连任。这一举措也抬高了黄金价格，1973年阿拉伯石油禁运随之而来。石油生产国提高了以美元计价的石油价格，以恢复在1971年黄金价格中的价值。金本位制让位于石油美元。随后，1970年代的滞胀困境接踵而至，但新的经济秩序的基础也逐步建立。 1976年，英国高税收的工党政府（正如披头士讽刺的“给你一块，剩下十九块归我”）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贷款，条件是实施紧缩政策。三年后，工党首相卡拉汉在输给撒切尔前，承认凯恩斯主义的时代已经结束：“我们曾经认为，可以通过增加开支、削减税收以及扩大政府支出来摆脱衰退并增加就业。坦率地说，这种选择已经不存在了。如果曾经有效，也是通过注入更高的通胀，然后是更高的失业率，才得以实现的。” 凯恩斯主义的死亡，居然是由一位自称社会主义者宣布的，而不是接任的自由市场先知。在美国，吉米·卡特任命保罗·沃尔克为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沃尔克实施了一系列加息措施，将世界拖入另一场衰退，最终为美联储提供了足够的可信度，成为金本位制的替代者。这为全球提供了稳定，弥补了上个十年金融与波动的石油价格挂钩所带来的动荡。因此，1979年撒切尔当选和1980年里根当选前，关键决策已经做出，这些选举的意义是在于对这些决策的确认。撒切尔-里根模式的核，心包括金融自由化，以及随着共产主义阵营的解体和邓小平将资本主义模式引入中国而推动的全球化。当然，表面之下存在问题，但这一模式在2008年之前几乎没有受到挑战。全球金融危机与特朗普？ 2008年，撒切尔-里根世界的崩溃非常彻底，但应对措施还未能完全成型。奥巴马的第一任幕僚长拉姆·伊曼纽尔曾说，“千万不要浪费一场严重危机。” 但奥巴马团队恰恰浪费了这个机会。新政府没有选择国有化银行，而是通过庞杂的《多德-弗兰克法案》实施谨慎且遵循规则的再监管，也没有起诉那些可能需要为危机负责的金融人士（这与1930年代有很大不同）。这些决定加剧了公众的不信任，使人们普遍认为，获救的是银行家而非普通客户，这为特朗普的崛起铺平了道路。受到茶党运动压力，新政风格的大规模财政支出计划被放弃，而美联储通过印钞将可能发生的灾难性危机，转化为一个缓慢蔓延的困局。第二次大萧条得以避免，但增长依然缓慢。低利率奖励了已经拥有资产的人，导致不平等进一步加剧。奥巴马团队确实通过大规模医保改革扩大了社会安全网，并在2012年轻松击败米特·罗姆尼，方式是将其描绘成撒切尔-里根资本主义的代表。 2016年特朗普当选后，医保法案依然得以保留（主要是因为共和党无法提出更好的替代方案），而特朗普则通过无资金支持的减税大幅增加赤字（茶党对赤字的担忧已被抛诸脑后），并大力转向保护主义。新冠疫情期间，特朗普大规模支出，这种规模在几代人中前所未见，全球许多政府也采取了类似措施。拜登进一步强化了特朗普时期的关税政策，减少中国进口，并实施了自新政以来最大胆的产业政策，投资基础设施和绿色技术以创造就业。这一拜登经济学的核心可能具有变革意义，但在2024年的竞选中几乎未被提及。美国并非唯一一个从全球化后退、让国家发挥更大作用的国家。习近平重新确立了中国国家对私营部门的控制，而欧洲各国则尝试紧缩政策，催生了民粹主义的反弹。印度、土耳其和巴西的民粹主义和干预主义政府纷纷上台，而现在特朗普带着继续和强化经济民族主义的授权重返舞台。如果忽略奥巴马时期的犹豫、茶党的假动作，以及央行通过印钞放缓了一切的事实，会发现正在发生的是从弗里德曼式资本主义，甚至凯恩斯模式，向新模式的稳步转变。新模式包括更大的福利国家、受到关税保护的贸易集团，以及政府有权对企业施加优先事项的经济政策。保护主义回归，但金融部门不会被束缚。特朗普的回归，很大程度上确认了已经形成的新秩序。 21世纪的重商主义凯恩斯曾评论道：“那些自认为不受任何思想影响的实际派人士，往往是某些过世经济学家的奴隶。” 如果要为如今正在形成的经济模式，找到一个“过世”的经济学家作为理论来源，最合适的人选可能是让-巴蒂斯特·柯尔贝尔。他在17世纪担任路易十四的财政大臣，如今他的名字与重商主义联系在一起——这是一种以经济民族主义为核心的哲学，必要时国家会进行干预，以推动自身利益，甚至以牺牲他人为代价。在宏观层面，重商主义表现得非常明显：关税的上升，以及中国努力创建依赖其投资的国家联盟。在美国，微观层面的胜利更为显著。2008年后，各公司试图按照小布什建议的方向改革和完善资本主义，成立了诸如“包容性资本主义委员会”和“专注长期资本”的组织，目标是“支持可持续和繁荣的经济”。环境、社会和治理（ESG）投资也随之兴起，投资巨头调整标准，将资本投向那些被认为最“值得”的公司，这一理念迅速演变成华尔街的一个庞大营销工具。最著名的是世界经济论坛的克劳斯·施瓦布，他在疫情后提出了对资本主义的“大重置”计划。计划的核心理念是，企业的所有者应当以所有利益相关者（例如员工或受到污染影响的人群）的利益为行动目标，而不仅仅是为股东最大化价值。这种股东至上的模式，被认为导致了短期主义和对金融工程的过度依赖。然而，这一改革尝试并未顺利推进。公众对那些导致危机的机构普遍缺乏信任，因此对施瓦布的“大重置”计划充满怀疑，这甚至引发了流行的阴谋论，认为这一计划另有所图。尽管施瓦布的观点在欧洲仍有市场，但在美国，“ESG”已经成为被被妖魔化的词汇。全球最大基金管理公司贝莱德的首席执行官拉里·芬克表示，这一术语已经被“武器化”，变得过于敏感和有害。在共和党主导的州，任何提供ESG选项的金融机构都遭到抵制，即使这对纳税人带来了额外的经济成本。最初的反ESG诉讼基于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正统观点，即投资管理者有受托责任，通过股东价值最大化为客户争取最大回报，除此别无他求。然而，最近针对ESG的抵制浪潮，核心理念却发生了深刻变化：政府和企业被认为有权使用资金来推进自己的利益，而不是以最大化回报为目标。路易斯安那州财政部长约翰·施罗德在致贝莱德首席执行官拉里·芬克的信中，解释了为什么决定全面撤资贝莱德，尽管贝莱德也是化石燃料领域的巨头投资者： “这次撤资，是为了保护路易斯安那州免受那些试图掣肘我们化石燃料行业的行动和政策的影响。在我看来，你对ESG投资的支持与路易斯安那州的经济利益和价值观不一致。我无法支持一个否认我们州受益于最强大资产之一的机构。简单来说，我们不能参与削弱我们自身经济的行为。” 这完全与弗里德曼式的理念背道而驰。例如，全球最大的主权财富基金——挪威的“诺基斯”基金出于类似逻辑，不会投资于挪威本国或化石燃料领域，因为这样做会加剧对石油的依赖。然而，新重商主义的立场认为，资产所有者无权推动企业变革。施罗德的信中进一步写道： “你呼吁对我们整个经济进行‘转型’，而这一转型并非通过民主进程实现。相反，你谈到‘行为必须改变，这是我们对企业的要求。你必须强迫行为改变。在贝莱德，我们正在强迫行为改变’。民主何在？” 凯恩斯本人是一位出色的价值投资者，他坚信股东应该积极介入管理事务。而在弗里德曼更自由的理念中，股东对公司拥有的权力也是核心要素。然而，政府对私营部门和国际贸易施加影响的理念，在西方已经消失了一个多世纪（虽然在中国并非如此）。现在，全球金融危机后，人们普遍认为自由市场体系确实失败了，而内部修复的努力也未奏效。历史无法确认重商主义是否在当下能奏效。英国、荷兰和法国都曾通过重商主义模式建立了大帝国，并积累了巨大财富。然而，这些国家最终都抛弃了这一模式——法国甚至是在革命的背景下放弃的。事实证明，贸易和经济并非零和博弈，而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通过遵循自由贸易原则取得了更大的经济增长。如今，世界似乎不得不再次学习这一教训。但这一次，环境已发生巨大变化：为了获取贸易和资源而可以殖民的世界广阔地区已不再可能。这将为当代重商主义的探索增加更多复杂性和挑战。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2024-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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