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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特使称可以像战后柏林那样划分乌克兰,部分土地交给侵略者,承认即使这样普京也不一定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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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北约国家的维和部队。与1945年的
纳粹德国
不同,乌克兰目前拥有一个运作正常、亲西方的政府,因此将当前局势与战后柏林相提并论,可能会被视为不合时宜,特别是考虑到俄罗斯以“去
纳粹
化”为借口发动入侵的荒谬理由。 目前尚不清楚凯洛格是否主张将第聂伯河以东更多领土交给莫斯科。 凯洛格的提议与二战后德国和柏林的划分存在明显不同。当时德国是被迫向入侵军队投降,而乌克兰则是主动邀请盟国在西部设立“安抚部队”,而且没有迹象显示会将更多领土交予俄罗斯。 尽管这种类比比较宽泛,但在距离欧洲胜利日80周年仅数周之际,这种说法的象征意义依然引人注目。 与此同时,特朗普的实际对俄事务特使史蒂文·维特科夫周五前往俄罗斯,与总统普京在圣彼得堡会面并握手,商讨停火协议。当天,特朗普在他的Truth Social平台上向普京呼喊,要求他结束战争。 他写道:“俄罗斯必须行动起来。太多人正在死亡,每周成千上万。这是一场可怕而无意义的战争——如果我是总统,这场战争根本不会发生!!!” 克里姆林宫警告称,在维特科夫与普京的第三次会谈前,不应期待出现任何“重大突破”。 凯洛格承认,近期在停火谈判中态度强硬、令特朗普感到沮丧的普京,“可能不会接受”设立控制区的提议。为了确保由英法和乌克兰部队、以及来自其他“有意愿国家联盟”的部队支持下的多国力量,不会与俄军发生交火,凯洛格表示,需要在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前线之间设立缓冲区。 “你看地图,用个更容易理解的说法,就是建立一个非军事区。让双方各向后撤退15公里,也就是18英里,”他说,“然后你就有了一个可以监控的非军事区,一个不交火的区域。这是可以很容易监测的。” 不过他补充说:“会不会出现违规行为?可能会,因为总会有。但你监控的能力是有保障的。” 凯洛格还表示,美国支持乌克兰举行新一轮选举,此举很可能被基辅和欧洲各国视为试图把普京重新带回谈判桌的手段。普京一直试图削弱总统泽连斯基的领导正当性。 凯洛格说:“我认为如果你达成了停火,就会有选举。因为现在已经快一年过去了,原本应该举行,但没有举行。不过我认为,一旦达成停火,一旦局势有些解决,泽连斯基是愿意这么做的。但这应该由乌克兰人民和乌克兰议会决定,而不是我们。” 在欧洲,有关英法联盟未能充分规划乌克兰停火后局势的批评声不断。国防大臣约翰·希利对欧盟外交事务负责人、前爱沙尼亚领导人卡娅·卡拉斯的言论表示不满。 卡拉斯称,目前还不清楚这支驻乌克兰部队的目标到底是什么——是监控俄罗斯、维持和平、威慑,还是直接作战。希利回应称:“我们‘有意愿国家联盟’的规划是真实的、有内容的、且已进入成熟阶段。欧盟并未参与这一规划。” 在与德国和乌克兰国防部长的联合记者会上,希利宣布,盟国已承诺提供180亿英镑军事援助,这是对基辅资助规模的历史性提升。这个数字中包括英国承诺的3.5亿英镑,使英国今年对乌克兰的总援助金额达到45亿英镑,希利表示这是目前为止的最高贡献额。 来源:加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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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美财经
04-13 00:01
【重磅对谈】黑暗的”君主制美国”未来:政府已经准备摊牌——”正面对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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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friend thing”指的是
纳粹
政治和法律学者卡尔·施米特的理念,政治上没有中性,非朋友即敌人。 你写过一本关于政治极化的书,我觉得这背后的一个心理动态是:右派的人看着左派,会说——你们以前不也在干这些事吗?我们现在不过是在学你们而已。 这种说法就是:“你们以前搞自我交易,现在我们要惩罚那些搞自我交易的人。” 它其实是一种极端党派化行为的自我辩护逻辑:“嘿,是你们先开始的。别怪我们。轮到我们反击了。同样的游戏规则。” 还有一点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是你同事罗斯·杜塞特(Ross Douthat)跟克里斯托弗·鲁福对话时提到的。他说鲁福可能是自拉尔夫·纳德(Ralph Nader,推动消费者权益的先锋)或菲莉丝·施拉夫利(Phyllis Schlafly,保守主义活动家)以来,美国最成功的行动派分子。 杜塞特问他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清除整个教育部?为什么不尝试接管它?我们为什么不派自己人进去,用它来实现保守主义的目标,而是要摧毁它?” (插播克里斯托弗·鲁福录音片段) 克里斯托弗·鲁福:别的政府机构,也许还能改革。但教育部在我看来已经不是改革的问题了,所以我们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分拆、清理、终止和废除它,同时要维持你的政治生存能力,以及那些基本的、法律要求的,同时也是政治上受欢迎的事情。你总是想保持受欢迎程度。 罗斯·杜塞特:但我还是觉得这听起来……挺奇怪的。 克里斯托弗·鲁福:为什么? 鲁伊斯:他们俩来回辩论,但我觉得杜塞特后来写的大致准确:在DOGE这种砍砍砍的行动背后,其实隐藏着一种焦虑。 这种焦虑是:赢了选举之后,我们恐怕没有足够的人员和人才,真的能接手这些机构,把它们管好、用好。要想利用这些工具实现良好治理,真的很难。 有时这与整个机构已经腐烂的想法重叠——比如,教育部是一个罪恶的巢穴,我们只能削减它。 但我认为,还有一种担心是,管理这些机构真的很难。过去几十年,这些机构一直都是自由派的人在管理。我们右派这边,没有能接得住的人。最好也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砍掉它。 Ⅴ 以牙还牙、以眼还眼? 不去查明真相, 本身就是一种选择 克莱因:我想回到你刚才说的一个点——就是现在右派普遍有一种“对称性”的感觉: 他们觉得左派曾经这么对待我们,其办事方式就是自我交易,奖励朋友,惩罚敌人。 这个看法让我很不舒服。因为我不仅不认为它不符合事实,而且在某个方面明显是错的。 你看奥巴马时代最重要的立法成就——《平价医疗法案》。 从财政角度讲,它其实是从蓝州征税,转移给红州。因为当时那些没有扩展医疗补助的州基本都是红州,而红州整体上比蓝州穷。 (拜登的)《通胀削减法案》把大量资金也投向了红州。不管是建清洁能源设施,还是投放先进制造业基地——都在红州。红州不成比例地赢得了这些资金,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地方建设更容易;另一方面,这其实就是拜登政府的政治逻辑:“你要赢回川普选民,那你得让他们看到自由派政府也能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拜登还经常提到这些事:你看有些共和党议员一开始反对《通胀削减法案》或者基建法案,但等到修桥剪彩的时候,他们又一个个冲到前线抢着露脸。 我不是说左派不会把钱给那些立场进步的非营利组织。当然会——因为他们相信那些目标。但左派并不会刻意不给保守派地区或保守派个人拨款。 你只要看他们重大法案的财政流向就知道了。 民主党政府真的不认同靠“奖赏朋友、惩罚敌人”来运营政府的逻辑。 鲁伊斯:是的,我认为左右之间其实是有不对称的。左派是更偏向“再分配”——他们想把钱集中起来,拜登哲学的主要内容是:我们要把钱用在很多地方,这样你们也同在一条船上。然后像你说的那样:“撒到足够多的地方,让所有人都有份,那大家就都会上车。”这也确实开始生效了你也看到了这一点,很多共和党人现在也都想将《通胀削减法案》的功劳占为己有。 我也不想坐在这里为那种“怨恨式政治”辩护。那不是我的偏好。但我现在是试图客观描述现实。我认为,右派的人注意到的,是他们眼中非营利部门借联邦补助大搞利益输送的巨大空间。 像克里斯托弗·鲁福这种人看大学系统的时候,他们看到的是:纳税人花的钱,最后用来在哥伦比亚大学资助骚乱了——或者你随便挑一个他们眼里的“怪物”。 鲁福的意思就是:你们是在“用政府的钱养自己人”。 我认为,很多这些想法,其实可以追溯到新冠疫情期间的激进化——比如封城期间疫苗的分配,是按种族线划分的,特别是在蓝州。 我觉得很多人就是从那个阶段开始,被激化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他们认定:“对方奖励朋友、惩罚敌人,那我们也应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克莱因:还有个现实是:他们已经把很多并不真实的事说服自己当成了“真相”。如果这些事是真的,那确实挺糟糕的——但问题是,我认为它们根本就不是真的。尽管如此,这些“假设”现在却成了他们行动的驱动力。 比如泰德·克鲁兹采访马斯克的那一段里,就有这么一个场景。 克鲁兹问马斯克:“你以前是自由派的英雄啊,造了特斯拉、还常被请去好莱坞的高级派对。现在他们却恨你。你觉得为什么?” 马斯克的回答是这样的—— (插播录音剪辑) 马斯克:他们最害怕的,其实是DOGE要关闭那些欺诈性的社会福利付款。比如社会安全金、医保、失业金、残障补助、小企业贷款之类的——特别是切断对非法移民的支付。这才是关键问题。这就是他们恨我、想让我死的原因。 克鲁兹:你觉得这个金额有多大?几十亿?几百亿?— 马斯克:我认为全国加起来,远超1000亿美元,也许有2000亿。通过这些欺诈性的社会福利,民主党才得以吸引并留住大批非法移民。 克鲁兹:还能“买选票”咯?马斯克:对,买选票。完全正确。他们就是想引进一千万、两千万“靠政府吃饭的人”,这些人会死心塌地投给民主党——就像我们在加州已经看到的那样。 克莱因:马斯克讲这套话已经讲过很多次了。他的意思是:左派真正的图谋是靠政府发钱让非法移民投票。 我认为他自己真的相信这套说法。 鲁伊斯:你觉得他真信这事吗? 克莱因:是的,完全相信。 克莱因:所以,如果你真相信,这个庞大的体系从上到下,全部是为了把钱转来转去,巩固左派的权力结构——而且你认为这不仅对美国有害,甚至还会妨碍人类上火星—— 那你就会觉得,他们现在做的一切都挺合理的。 鲁伊斯:是的。这种看法在右派中其实挺常见,也能解释为什么——哪怕后来发现,福利系统里的诈骗其实并没有那么严重(我认为确实没有)。 根据内部监察报告,社会安全金体系的误发率大概只有0.3%。 但如果你从另一个角度看——你认定这些福利项目的本质,就是用来给你朋友的政治机器发“买票钱”,那你就会觉得:烧了它才是对的。把整个制度推倒重来都没问题。 克莱因:我一直在努力给这种观点找一个“慷慨理解”的版本。但我自己也拿不准:是该理解为马斯克真的相信这些,所以他的行为才那么极端;还是说,其实他未必真信,但这话在政治上说出来很有用——因为它能帮助右派动员力量去支持削减福利支出—— 哪怕川普的基本盘(通常比以前的共和党选民更老、更穷)其实并不喜欢这种政策。 我们也得承认一个现实:他们现在确实掌控了政府的运作权。比如社会安全局的人,其实很清楚钱都去哪儿了。没有哪个系统会真的写着“非法移民政治拨款”这种项目名目(笑)。但他们也完全不想去反驳这些阴谋论。 到某种程度上,不去查明真相,本身就是一种选择。 鲁伊斯:我认为伊隆确实对这个话题感兴趣。 我同意你的说法——他确实是个不太可靠的叙述者。我不觉得伊隆是那种特别热爱真相的人。 比如“死了的人在领社会保障金”这类说法。就算在马斯克不断重复这句之前,DOGE团队内部其实也已经意识到这事不对劲。 并非有一大笔钱正流向“装成135岁老人的骗子”。事情根本没这么夸张。 但确实也有不少非法移民在使用他人的社会安全号码,用于各种用途。 伊隆特别想把这些漏洞彻底“清零”。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把一大批普通人卷进去了——那些人根本不是骗子,但却被“你不存在”的系统给误伤了。 这周还有不少报道说,有人突然被社保局通知说:“你已经死了,我们要把之前的钱都收回去。” 克莱因:但你觉得,DOGE作为一个整体,真的在试图了解它要掌控的对象吗? 我们一开始讨论的时候就讲过,马斯克试图从最底层切入——去看“付款数据”。我认为这对他很有吸引力,因为它看起来是客观的——就是钱到底流向哪儿。 但“钱去哪儿了”这个问题,其实是需要解释的。你必须去理解它背后的逻辑和背景。这些东西是可以学的。 但问题是:他们真的想学吗?他们有没有更了解这些系统? 还是说,他们只是想用把 DOGE 当成一个制造对立的工具,以维持对他们正在做的事情的支持? 鲁伊斯:我不确定答案是不是只有这两个选项。但说实话,跟两个月前相比,我对DOGE在“边干边学”这件事上的能力,信心已经低了很多。 你很早就能看到他们在处理联邦合同上的粗糙:比如,他们说“我们砍掉了一个十亿美元的合同”,结果其实是个一百万美元的合同,他们硬是多加了三个零。 你一次又一次看到这种对数字缺乏敏感度的表现。他们后来是修正了。但问题是——这种错误本来就不该发生。 如果他们真的想建一个更强健、更优秀的系统,那么DOGE这个团队并不是那样一个组成。现在DOGE的团队很小,他们的“学习曲线”根本就不像我们期望的那样在快速上升。 而我认为,如果是伊隆在私营企业搞一个团队,这个团队早就通过迭代提升效率了。可你现在完全看不到这种动态。你看不到那种我期待的状态。 Ⅵ 单一行政理论——帝王总统制 这届政府已经在准备 迎接一场“对抗时刻” 一次正面对决 克莱因:有一点我必须承认:他们的品牌做得真牛。 DOGE这个名字又好笑又吸睛。但其实,现在政府里发生的很多事情,攻击、改革,还是重塑行政体系——取决于你如何看——并不全是DOGE主导的。 马斯克的背后是罗素·沃特,他现在掌管着预算管理办公室(OMB)——这是联邦政府里非常有权力的一个中枢机构。 我们前面就聊过沃特。他是典型的那种,确实想砍政府开支的人。虽然他不只是想砍钱,他对政府该怎么运作有一整套系统理论。你还请他上过节目呢。那集我觉得特别有帮助,让我更理解他是怎么想的。 那他到底想干啥?罗素·沃特理想中的政府,至少是行政系统,应该长什么样? 鲁伊斯:沃特信奉所谓的“单一行政理论”(unitary executive theory,这是与三权分立对立的理念——译者注)——也就是总统应该宪法上拥有对行政机构的全部控制权。他的意思是:既然我们选出了一个总统,那整个行政部门就应该听他的,直接向他汇报。 按照这个理论,行政部门就不该有“独立机构”这种说法。人民选出了总统,那就是民主问责机制的体现了。 沃特还有个很有意思的看法,哪怕在右派里也挺特别的。他认为我们现在的国会是“帝国国会”。而现在行政系统里很多机构根本不听总统的,只听国会的拨款安排。 他主张总统应该有“冻结拨款”的权力——意思是,如果总统能在不违法的前提下,用比国会批的更少的钱实现政策目标,那他就有权不把剩下的钱花出去。 所以他对总统权力的理解,其实是非常宽泛的。 克莱因:早先发布了一份关于冻结拨款和各种支出的备忘录,用来冻结各种拨款和支出的。后来那份备忘录被撤回了,法院判它无效。但备忘录里有段话挺关键的——我这里是稍微转述一下原意,大致是说:“政府,特别是行政部门,应该体现人民的意志,而人民的意志就是通过他们选出的总统来表达的。” 要理解他们,这点很重要。因为这其实是一种对“回应性”(responsiveness)概念的定义。 大多数人说起“政府要有回应”,他们想的是:我遇到问题时,应该有个人能接电话帮我解决;或者政府在办事的时候,应该又快又好。 但在这个理论里,“回应性”是对行政部门的回应。川普想干什么,政府就得立刻响应,把那事办了。 在他们看来,第一任期的失败之一,就是政府没有对川普有足够回应。而他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让第二任期的行政体系彻底服从川普的意志。 你觉得我这个说法有偏差吗? 鲁伊斯:不,我觉得你说得对。而且沃特这个看法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跟很多右派一直以来对“官僚政体”(the administrative state)的批评是呼应的:比如“联邦党人协会”(Federalist Society)那种观点——行政部门的文官太多、太散漫,应该收紧、整顿。 但它跟那种更偏“自由意志主义”的“小政府”理念又有些不同,特别是在“冻结拨款”这个问题上。 认为总统有“财政控制权”,这是一个相对新的观点,它不像流氓官僚的观点那样有任何深刻的意识形态内涵。 沃特其实是把这两种不同的传统给拼在一起了,这点挺有意思。 克莱因:我对DOGE、沃特和整个川普政府的一个整体理解是:DOGE,其实就是“政府控制部”。 沃特想做的那部分,是靠“冻结预算”和“震慑文官体系”,这样就不会有一个深层政府试图阻碍唐纳德·特朗普川普。 而马斯克那边做的,是想把政府的“底层代码”控制住——就是财政流动、运行系统、后台电脑。谁掌握了这些,就掌握了权力。 你把这两股力量结合起来,就可以把“钱”转化为超级权力杠杆。你可以拿它搞意识形态斗争,也可以推进政策目标,甚至可以用来拿捏朋友和敌人——这正是川普最擅长的玩法。 整个逻辑就是这样。 那你觉得这个说法靠谱吗?或者你觉得哪里有漏洞? 鲁伊斯:我觉得你说的大致是对的。而且很多部分,其实也就是保守派一直以来对行政权的本能认知。 真正让人震惊的是“冻结拨款”这个观点。很多人觉得,这套理论法律依据其实挺弱的,在宪法对“财政权”的解读上也没什么根基。 但沃特这些人会说——他们确实也这么说过:这就是三权分立该有的博弈过程。如果你国会不爽,或者你法院不服,那你就得站出来捍卫你自己的权力。 这整套麦迪逊式宪政结构的逻辑是:总统尝试推进政策,结果撞上法院那堵墙。 正如沃尔特所指出的,万斯和特朗普以及所有这些人都说过: 即使有疯狂的地方法官,总统也会遵守这些裁决。而国会,如果你不喜欢这样,那就阻止我们。 克莱因:但你看像万斯的说法,他也说过也许不该听从法院的。你去看史蒂芬·米勒(Stephen Miller,副幕僚长)的X平台账号—— 鲁伊斯:米勒和马斯克现在基本上完全站在(万斯的)对立面。 克莱因:万斯最近发了一条推文,大意就是说法院才是在越权。这取决于你如何理解行政部门的角色。但我认为,万斯说过的一些话,暗示了他非常同情这样一种观点,即由法院来阻止这一切是违宪的,行政部门不应该遵守它。 现在围绕川普,有很多人都在推动一种论调:只要法官判川普不利,就应该被弹劾。我们听到的语言是“司法政变”。 这可不是那种“我们要搞制衡”式的三权分立讨论了。说实话,这种动向让我很担心——感觉他们在为与司法系统的正面对抗做准备。 鲁伊斯:其实“对抗司法”可以分很多种层次。有些我觉得简直是五级火警级别的危险。比如,最高法院作出判决,他们却说:“不,我们将依照我们的方式去做。”这就非常严重了。 还有一些地方,像沃特这样的人明确表示:“我们觉得1974年那个《拨款控制法》(Impoundment Control Act)是违宪的。”DOGE要的就是要创造出这样一个案件,我们要把这个案子送到最高法院去。我们想打这个官司,因为我们认为该法违宪。 我不觉得这类本能完全疯狂。我认为他们是错的,我希望最高法院接这个案子。 克莱因:问题就在于:如果他们输了,会发生什么? 一开始我也想这个问题,但现在我真的想了:如果这届川普政府从约翰·罗伯茨(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那边拿不到他们想要的结果,他们一定会找办法绕过去的,从各种程序漏洞里去钻空子。 但有人真的决定不听法官让飞机调头返航的命令,而是说:“哦,你不能执行口头命令。” 他们还说:“这些飞机已经飞到国际空域了。”——这其实就是在挑衅法院。 换了别的政府,肯定不会这么干。但他们是故意在宣示权力。 而让我怀疑他们根本不是想打赢一场最高法院的官司的关键点在这儿:如果你真的想赢一个关键判例,你会怎么做? 你会非常谨慎地挑案子,设计出一个对你有利的冲突场景,然后慢慢推动,让它成为理想的“试验案例”(test case)。你还会表现得对法院很尊重,因为你希望拉拢他们站在你这边。 但现在呢?他们一会儿砸玻璃、一会儿挑衅法院、一会儿搞一些非常糟糕的案子当“样板”,还时不时喊着要弹劾法官。 这种做法根本不像是要赢一场官司,倒像是在试图把罗伯茨法官吓住。 我觉得这基本就是川普对待所有人的方式——用恐吓来博控制权。所以也许,这真的就是他们的策略。 但如果你真是想让最高法院做出一个你会遵守的、有利的判决——你不会用这种方式来对待罗伯茨。 所以在我看来,这届政府已经在准备迎接一场“对抗时刻”。 他们那套“单一行政理论”的理论可能真的需要一次正面对决。 鲁伊斯:我觉得我们最终一定会迎来这场摊牌。至于它会怎么展开,现在还说不清。但沃特那类人已经在说得很明确了:“我们觉得很多判例判错了,我们就是要重新来一遍。”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也不敢打包票。但如果你真的想彻底落实“单一行政理论”,那就必须把这件事带到最高法院,争取打赢那场仗,拿到判例。 Ⅶ 什么是“高效”? 注意, 不是“最大化共和党的权力” 也不是“推动保守主义” 而是让川普个人 拥有最大的控制权和权威—— 建立一个“帝王式总统” 克莱因:我刚才说过,我觉得现在有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值得一直追问下去,那就是:“用什么目标,最能准确预测他们现在在做什么?” 因为“效率”这个词没什么帮助,它太模糊了。你可以说一个系统很高效——但高效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更合法地执行政策?那又是另一个概念了。 我觉得,如果你把这里的首要目标设定为“最大化唐纳德·川普的权力”,你基本上就能看清他们所有的动作逻辑。 注意,不是“最大化共和党的权力”,也不是“推动保守主义”。而是让川普个人拥有最大的控制权和权威——建立一个“帝王式总统”。如果你用这个目标来看,预测他们的行为其实非常准确。 而这个结论最吓人的地方在于: 你想象一下,假设我们到了2027年。民主党在中期选举里大获全胜,众议院由哈基姆·杰弗里斯(Hakeem Jeffries)担任议长。国会恢复了大量监督动作。川普的民调可能只有39%,甚至更低——这是完全有可能的。此时他很可能是个“跛脚总统”,虽然他自己肯定不愿意这么想。而众议院挡着他做事,最高法院也可能已经判“总统不能冻结预算”。 在这样的局面下,你觉得川普、史蒂夫·米勒、罗素·沃特、马斯克会说:“好吧,我们尽力了,这场仗我们输了”? 还是说,最后一幕会是:“去你X的。” 我没看到有什么迹象表明,这帮人会接受制度设定的“限制”。特别是当局势开始对他们不利的时候,他们的反应会特别激烈。 现在的情况还不算真正“墙在逼近”,可就这点点压力,他们就已经开始疯狂反击了。 鲁伊斯:这个假设我也不太好回答。但我挺好奇你是怎么理解川普第一任期的,特别是套进你刚刚说的这个模型里的。因为他当时在法院输了不少案子。 克莱因:我对第一任期的理解很简单:它和第二任期最大的区别在于,第一任最重要的家庭成员是贾里德·库什纳(Jared Kushner),他也是把很多人带入政府的人——他其实是一个典型的主流人士。 那时候政府里有很多人,心里其实觉得自己的职责之一是“把川普关在笼子里”。 可到了第二任,核心人物换成了小川普——他是彻头彻尾的右翼激进分子,现在都算“加速主义者”、“Groyper派”[注]。而马斯克也在推着川普往更极端的方向走。 罗素·沃特也想走得更远。JD·万斯的权力希望完全取决于川普成功不成功。你再看看现在的政府班底,都是一些非常激进的人,没人会说:“我们是不是该慢一点?” [注]Groypers,有时也被称为Groyper Army,是一群由尼克·富恩特斯(Nick Fuentes)领导的另类右翼和白人民族主义活动家、煽动者和网络喷子。他们因试图将另类右翼政治引入美国主流保守主义、参与1月6日美国国会大厦袭击事件及其前的抗议活动以及他们的极端主义观点而闻名。 而且你在“市场反应”这件事上能看得最清楚。第一任期的时候,只要股市一跌,川普立刻就慌了,他会说:“天啊,我们不能让股市掉啊!” 他身边也有很多人——像加里·科恩(Gary Cohn)那种华尔街背景的人——他们是市场圈里出来的,他们也会说,我们希望经济好起来。 但这一次,当市场开始下跌的时候,你能明显感觉到,他们是很自信的,甚至有点狂妄地觉得:“我们比市场懂得多。” 他们的态度就是:“短期震荡?那没关系,我们扛得住。” 所以这次的政府完全不一样。在这里,你有一个恣意妄为的总统,周围都是恣意妄为的人。 鲁伊斯:我觉得你这套分析挺有道理的。 至于这种局面让人担心的程度,就要看两个因素了: 第一个是——你是不是在意识形态上跟川普一致? 第二个是——你到底觉得“个人化的总统制”是不是一件本质上危险的事?也就是说,当一个总统拥有压倒性个人权力时,到底是不是个问题? 我最近在读一本书,叫《斯大林的战争》,作者是肖恩·麦克米金(Sean McMeekin),写的是二战历史。他的观点之一是:其实二战某种程度上是斯大林与西方对抗的产物。而且美国对苏联的让步太多,很多时候甚至是没有谈判、也没掌握准确信息的前提下,就满足了苏联的要求。 书里有一个人物特别让人印象深刻——小罗斯福(FDR),他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总统权力最大的人,几乎完全掌控了行政体系。他对法院系统强烈压制,让其服务于自己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目标。 书里强调了一点:高度个人化的总统制,其实常常会带来负面后果。就拿罗斯福本人来说,到了1943年的德黑兰会议上,因为他身边全是附和他的人,他的谈判能力严重受限,被苏联人“拿捏”了很多事,比如《租借法案》等。 所以说,完全“个人化”的总统制度一般确实有危险,而且还会因为信息流只指向一个方向,总统在自己关心的问题上也变得“能力更差”。 克莱因:这让我想到柯蒂斯·雅文(Curtis Yarvin)——虽然他的影响常被夸大,但不可否认,政府里确实有不少人看过他的东西、觉得挺有意思的。他经常说:“我想要的是一个权力级别等同于罗斯福黄金时期的总统。”对他来说,那就相当于现代君主制。 当然,你仔细读雅文会发现,他讲得没那么简单,但他确实主张政府应该像一家公司那样来运作。 这就又回到了“效率”的问题——但这次的“效率”,概念有点怪。因为美国政府本来就不是为“效率”设计的。 每次有人说“政府应该像企业那样运作”,我脑子里就冒出来一个对比:企业可没有三权分立、可没有党派制衡。公司的管理结构很不同,它有董事会,也可以有某种内部监测机制。 但我们国家之所以设计成现在这样,就是因为我们相信信息从多个方向来的价值。政府雇用大批联邦公务员,不只是为了防止“任人唯亲”,也是因为他们有知识和经验——因为他们不每四年就换一次人。 而国会——虽然共和党现在常常对它施压,马斯克对它进行了重塑,他威胁要资助共和党初选挑战者去打败任何和川普作对的议员——但国会本质上,即使在每个党内部,也本应是信息与摩擦的制造地。 莉萨·穆尔科斯基(Lisa Murkowski,阿拉斯加参议员,共和党)知道的事、约翰·图恩(John Thune,参院多数党领袖,南达科他州)知道的事,每个议员因地区不同、背景不同,带来的信息也不同。这些本该被吸收到政府运作中。 那种所有指令都从川普那里往下发,不是从各地代表往上汇报的做法,其实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政治愿景:把“效率”放在“代表性”和“民主”之上。 而民主的思路是,总统的信息不会是完美的(所以需要从下面收集)。 鲁伊斯:其实,我现在最担心DOGE的地方,不只是像PEPFAR这种项目被砍掉——那当然也是灾难性的——但更严重的是:我们正在失去行政体系内部那些“信息来源”。 这些东西原本是任何总统都可以用的工具,不管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 可在DOGE的那套“高效率”思维下,这些工具正一个个被废掉。 举个例子,教育部原本有一大堆关于K-12和高等教育的调查,我们现在正在失去长期追踪学生群体纵向数据(longitudinal data)变化的能力。 如果你是个保守派,觉得公立学校搞砸了——你怎么证明?靠的就是这些数据。 所以,我完全同意。而且当人们在问“政府要不要像公司那样运营”的时候,其实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在私营公司里,有很多机制是能让员工往上传递负面问题、提供反馈的。 DOGE刚上来的时候其实也有人提过一些建议。比如:让联邦机构里的员工来提交节省经费的点子,然后从节省下来的预算里给他们返还一部分——比如每省下一笔开支,机构就能留下10%。 像那种没人用的软件许可证等等这就是典型的私营企业那种“对齐激励”(aligned incentives)模式。很有价值。 但现在我们看到的,不是这些。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超级集中式操作。 如果你读过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的《国家的视角》(Seeing Like a State)——你就会知道,这是一种从“高处俯视一切”的治理方式,下面的细节完全看不到。 克莱因:也可以叫“像支付系统那样看世界”(笑)。 鲁伊斯:对,像支付系统那样看。 其实私营企业在收集底层数据方面还真做得不错。这是公司一个很大的优点:他们能从四面八方收集“实时数据”——市场动向、客户反馈、资源浪费点。 所以如果DOGE真想“学公司”,那至少也该把这个学到。但现在我们看到的,根本就不是“企业化治理”。 这是另一种东西。 Ⅷ 如果民主党下届接手,该如何做? 民主党从DOGE身上, 应该学到什么 克莱因:你之前问过我一个类似的问题。现在我来反过来问你一遍,免得咱们最后收尾像是在描绘一个黑暗的未来君主制。 假设这套做法出现了反弹。民主党在2026年赢了中期选举,2028年又赢了总统选举。那他们从DOGE身上,应该学到什么? 如果民主党真的也想让政府更高效,你会建议他们从哪儿开始做起? 鲁伊斯:他们真的想吗? 克莱因:咱们就假设一下吧。 鲁伊斯:可能我有点天真,但在接下来的一个选举周期里,我还是对一些事情抱有希望。即:如果我是个傻瓜,估计错误,灾难并没有发生,那么有些改革成果是可以完好地交给继任者的。 举个例子,拜登政府在绕开联邦常规招聘系统方面,其实做了不少聪明的事。像人事管理局(OPM)可以发“特批岗位”,可以说:“这个职位对国家利益至关重要,我们直接招人。” 也就是说,可以像私企一样招聘。某人觉得这家伙不错,就可以说:“我们要他,下周来上班。” 拜登政府在半导体项目(CHIPS)[注]办公室就用过这个方式。那边团队建得特别好——找来了一批华尔街背景的高手,还有一堆“明星人才”,速度非常快。 [注]CHIPS and Science Act,《芯片与科学法案》是第117届国会颁布的美国联邦法规,由时任总统乔·拜登于2022年8月9日签署成为法律。该法案授权提供约2800亿美元的新资金,以促进美国国内的半导体研究和制造。 克莱因:我觉得这点特别说明问题——CHIPS这个项目是拜登政府非常重视的,他们刻意绕开了大量政府程序。让泰德·克鲁兹和马克·凯利(Mark Kelly,民主党,亚利桑那参议员)联合通过了一项法案,让CHIPS项目豁免于《国家环境政策法》(NEPA)。 这说明他们当时的想法是:“如果我们想把这事办对,那肯定不能按政府常规那一套来做。” 这是不是也说明了点啥?我们平常是怎么运行政府的? 鲁伊斯:而如果你试图用OPM或者“快速雇佣权限”(Direct Hire Authority)来绕过正常招聘流程,你最大的阻力其实是——公共部门工会。这些工会也是民主党的基本盘。所以你得找个愿意砍断这团乱麻的人。 像《国家环境政策法》在左派这边支持率是很高的。但像你这种人也在推动大家重新思考它的作用方式。 其实你也可以把DOGE的做法理解为一种马基雅维利式策略:把“残忍的事”在最前面做完;然后再慢慢发福利,大家记住的是你后来的“好事”,忘了你前面的手段。 就像他们之前在“工业与安全局”搞的半导体芯片出口管控一样,接下来几年政府肯定还有一堆想做的事。像JD·万斯这样想拼未来的政客会想要拿出点“政绩”。 你要实现这些目标,就得先解决联邦招聘的问题。但你又会碰到拜登政府也遇到的问题——每个联盟成员都想把自己那点“私货”塞进系统里。 但如果你真想做到“高效”和“有效”,那你就得有优先级别——对一部分人说“不”,对另一部分人说“好”。你得学会怎么在DOGE砍过之后,把系统补回来。 就算你不觉得这一切和川普个人权力有关,现在这届政府里还是有很多人有自己的野心。他们想将来能说一句:“这个成就是我留下的。” *全文有所删节,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来源:加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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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美财经
04-08 00:00
马斯克称已经把自己的X卖给了自己的人工智能公司xAI,但估值远低于他购买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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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随着平台上仇恨言论激增、广告与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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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并列展示,许多大型广告商曾经纷纷撤离X。不过现在他们已开始回归。 X在广告商出走后将多个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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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号列为无法投放广告,亚马逊和苹果据称也重新开始在X上投放广告,对这个平台而言是极具影响力的品牌背书。 品牌的稳定,也帮助一批债券持有人在本月初以每美元97美分的价格出售了他们的X债务,虽然利率极高。 据多家近期报道,这些债券之前已经严重贬值。 彭博社在2月报道称,X正在进行一轮融资,估值可能达到440亿美元。目前尚不清楚这轮融资进展如何,也不清楚为何xAI对X的估值低于市场预期。 X背负着巨额债务,马斯克周五称债务总额为120亿美元。 X估值近几个月反弹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xAI,据称X持有xAI股份。彭博社报道称,上个月xAI在一轮融资中寻求750亿美元估值。 但X之所以能够实现惊人反弹,最主要的原因几乎可以肯定就是马斯克本人。投资X的投资者,很可能押注的是马斯克本人,而不是X的商业模式。 去年,马斯克把X变成了一个挺特朗普的平台,利用X支持特朗普的竞选。 他在自己2亿粉丝面前发布关于拜登政府移民政策的种族主义阴谋论,并反复炒作“觉醒病毒”这个用来攻击进步主义议题的词。 如今,特朗普重新执政,马斯克在行政部门工作,X再次成为关注和互动特朗普政府最重要的社交平台。马斯克也在X上展示他对政府效率部所做的改革成果,但是据媒体核实,大部分是吹嘘和错误。 来源:加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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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美财经
03-30 00:00
随着特斯拉股价暴跌,马斯克或许终于受到了现实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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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在德国,消费者对马斯克支持一个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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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联系的极右翼民族主义政党感到愤怒。上个月,特斯拉在德国的销量同比暴跌了 76%。 对特斯拉来说,坏消息还在不断传来。周一,来自中国的两则坏消息让特斯拉的股价雪上加霜。 特斯拉在中国的头号竞争对手比亚迪(BYD)推出了一种新的充电系统,该系统能在短短五分钟内为其最新型号的汽车提供 250 英里的续航里程,充电速度是特斯拉的两倍。 同一天,特斯拉还在中国推出了其 “完全自动驾驶”(Full Self-Driving)软件为期一个月的免费试用活动,这表明该公司正拼命试图扭转其不断下降的市场份额。 周一,特斯拉在美国的股价下跌了 5%,在加拿大皇家银行因中国国内竞争加剧而下调其目标股价后,周二又下跌了 5%。 即使特斯拉有一位正常的首席执行官,所有这些令人头疼的问题也会给公司带来严重的麻烦。但特斯拉是由拥护 “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理念的马斯克经营的,他的个人形象已经从几年前的 “好吧,他有点古怪” 变成了 2025 年的 “好吧,他在发布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的阴谋论”。 特斯拉没有回应置评请求。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上周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53% 的美国人对马斯克持负面看法,而大约 60% 的人表示,他既没有合适的经验,也没有正确的判断力来实施他的 “部门” 正在进行的那种大规模裁员。 虽然特斯拉仍然是美国最畅销的电动汽车品牌,但竞争日益激烈,而且马斯克向极右翼独裁倾向的转变似乎正在造成真正的损害。 根据汽车信息网站 CarGurus 的研究,二手特斯拉汽车价格下跌的速度是普通汽车平均跌幅的两倍多。二手车的整体价格同比下降了 2.7%,而二手特斯拉汽车的价格则下降了 7.3%。二手的赛博卡车 —— 特斯拉在汽车设计上令人费解的尝试,看起来就像是在别人的激将下设计出来的 —— 在转售市场上的价值大幅缩水了 58%。 汽车网站Cars.com的另一项报告发现,上个月,对非特斯拉电动汽车的搜索量同比增长了 12%,而对特斯拉汽车的搜索量却下降了 7%。 摩根大通的分析师上周在给客户的一份报告中写道:“我们很难想到在汽车行业的历史上有任何类似的情况,一个品牌的价值竟然如此迅速地大幅缩水。” 由活动人士发起并在社交媒体上传播的 “扳倒特斯拉” 运动,更是加剧了人们对特斯拉的抵制。该运动呼吁人们出售特斯拉汽车、抛售其股票,并在特斯拉的展厅前进行抗议。 “我要卖掉这辆车,因为开着它我都觉得丢人,” 加利福尼亚州的特斯拉车主乔・罗默(Joe Romer)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朱莉娅・巴尔加斯・琼斯(Julia Vargas Jones),“我受够了埃隆・马斯克以及他搞出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事。” 就连韦德布什证券公司(Wedbush)的科技分析师丹・艾夫斯(Dan Ives),这位历来是特斯拉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似乎也对马斯克失去了耐心。 上周,艾夫斯在给客户的一份报告中写道,尽管他维持对特斯拉股票的 “跑赢大盘” 评级,但投资者的耐心 “正逐渐耗尽”。 归根结底:长期以来,华尔街之所以能够容忍马斯克,是因为特斯拉是一家处于前沿的公司,其产品受到很多人的青睐。如果投资者能够获得良好的投资回报,他们可以对各种各样的荒唐行为视而不见。 但当特斯拉不再是电动汽车领域的主导者时会发生什么呢?当马斯克忙于试图解雇联邦工作人员而无暇解决公司问题时又会怎样呢?在投资者已经被特朗普的经济议程搞得忧心忡忡的当下,这些正是让他们感到不安的问题。 马斯克已经让自己的名字成为了特斯拉的代名词 —— 在特斯拉看似势不可挡、马斯克成为世界首富的时候,这对双方都很有利。 但现在特斯拉似乎不再势不可挡,马斯克也似乎不再靠谱。事实可能证明,这是一对有害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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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界
03-20 08:39
VOX:特朗普领导的右翼中“亲以色列反犹太主义”正在壮大,而美国主流犹太组织正在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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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在特朗普的就职典礼上做两次明显类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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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礼——这一动作后来被高级顾问史蒂夫·班农重复(马斯克和班农否认是故意为之)。 特朗普政府还任命了一名长期宣传反犹太阴谋论的女性担任五角大楼发言人。就在上周五,特朗普司法部反犹太主义工作组的负责人、律师利奥·特雷尔,还在社交媒体上转发了一位臭名昭著的白人至上主义者关于犹太教的帖子,并表示赞同。 顶级MAGA播客主持人,如乔·罗根和西奥·冯,曾邀请右翼人士如坎迪斯·欧文斯(她长期支持反犹观点)和伊恩·卡罗尔(他曾指责以色列策划了9·11,并散布其他反犹阴谋论)进行交谈。而罗根和塔克·卡尔森——特朗普阵营最具影响力的两位媒体明星,还曾录制节目,与希特勒辩护者达里尔·库珀讨论话题。 这种情况已经糟糕到连MAGA运动的核心人物之一,克里斯托弗·鲁福都不得不承认右翼存在“反犹太主义影响者问题”,并警告他的盟友,他们正受到一种“毒素”的侵蚀,必须加以摒弃,以维护运动的整体利益。 那么,特朗普政府真的如他们所说的那样对犹太人友好吗? 答案取决于你是哪种犹太人,或者你住在哪里。MAGA右翼的立场,可以被称为“亲以色列的反犹太主义”:他们一方面极力拥护以色列,同时却在削弱美国犹太人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 这些年来,“亲以色列的反犹太主义”,已经悄然成为MAGA运动的核心部分,而这一趋势对美国犹太人来说绝不是好兆头。 我第一次接触“亲以色列的反犹太主义”这个术语是在2021年,来自乔治亚州立大学政治学家叶莲娜·苏博蒂奇的一篇论文。苏博蒂奇研究她称之为“民粹主义国际”的现象,即从法国的“国民阵线”到波兰的法律与公正党(PiS),西方民主国家中的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网络。 她对欧洲极右翼的关注至关重要,因为正是这些势力开创了“亲以色列的反犹太主义”,并最终传播到了美国。 在深受大屠杀历史影响的欧洲大陆,极右翼政党需要一个盾牌,以防被指责为披着羊皮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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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他们也意识到,针对犹太人的敌意在欧洲部分人群中依然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尤其是在他们自己的支持者中。 于是,像德国的德国另类选择党(AfD)和匈牙利的青民盟(Fidesz)这样的政党发展出一种隐秘的三步策略: 高调支持以色列及其右翼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以树立“亲犹”形象。 将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移民的敌视,塑造成对欧洲犹太人的保护,主要通过将反犹太暴力归咎于移民及其后代来实现。 使用反犹太主义的暗语,例如淡化大屠杀的规模,或者在演讲中夹杂犹太人的刻板印象,以向国内的反犹主义者传递信号,表明极右翼仍然保持其历史上的立场。 亲以色列的言论在这一策略中扮演着核心角色,导致了苏博蒂奇所说的“脱钩”现象——即曾经被视为紧密联系的问题(对以色列的支持和对本国犹太人的态度)如今已被人为割裂。 德国另类选择党(AfD)就是这种“脱钩”的一个典型例子。 这个极端反穆斯林的极右翼政党在今年2月的德国大选中获得第二名,长期以来一直持强烈的亲以色列立场。例如,在10月7日袭击事件发生后,呼吁德国政府切断对巴勒斯坦的资金援助。这个党的核心人物爱丽丝·魏德尔,在1月接受马斯克采访时猛烈抨击“左翼(反以色列)运动中根深蒂固的反犹太主义”。 然而,这个政党与白人民族主义者和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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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有着直接联系,甚至被德国情报机构列为监视对象。魏德尔的盟友、AfD极端派领导人比约恩·赫克因在演讲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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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号而被两次罚款。另一名AfD议员曾声称,德国的一个犹太组织“利用伊斯兰教推动多元文化融合”。 德国的犹太人越来越感到不安。柏林的反仇恨组织“国际奥斯维辛委员会”(由大屠杀幸存者成立)警告称:“AfD的演讲和表现,反复唤起集中营和灭绝营幸存者令人不安的记忆。” 这就是“亲以色列的反犹太主义”在现实中的运作方式。这些极右翼政党的高层领导人采取强烈的亲以色列和反穆斯林立场,利用这两者来塑造自己“犹太人的捍卫者”形象。与此同时,他们在内部散布反犹太主义暗语,并默许反犹太情绪在党内基层蔓延。 最终的结果是,右翼反犹太主义在一个自称“支持以色列和犹太人”的政党中被逐步主流化。 而在特朗普领导下的共和党,我们正看到完全相同的模式——但还带有额外的变化。 特朗普所谓的“保护犹太人”行动,实际上与犹太人无关 在特朗普的个人言论中,他明确区分了支持他的美国犹太人(“好”)和反对他的自由派美国犹太人(“坏”)。 这一区分通常与以色列直接挂钩:那些“好”的保守派犹太人明白特朗普对以色列有利,而“坏”的自由派犹太人则被指责不关心自己的族群。 2019年,特朗普曾表示:“我认为任何投票给民主党的犹太人,要么是完全无知,要么是极度不忠(对以色列)。” 特朗普甚至公开“开除”他不喜欢的犹太人。 他曾说:“(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在我看来就是一个巴勒斯坦人。他已经成了巴勒斯坦人。他曾经是犹太人,但现在不再是了。他是个巴勒斯坦人。” 把“巴勒斯坦人”当作侮辱,显然带有种族偏见。但这也是“亲以色列的反犹太主义”的一个典型表现。 特朗普似乎认为自己比舒默更“亲以色列”,因此他认为自己有权评判舒默是否仍然是犹太人。这种观点暗含的逻辑是:一个人的犹太身份取决于他是否认同以色列以及以色列当前的极右翼政府。 然而,舒默实际上是国会中公认的亲以色列议员。他之所以反对内塔尼亚胡(去年,他呼吁这位总理辞职),是因为他认为内塔尼亚胡的极右翼政策会从长远来看危及以色列的安全。这种看法在美国犹太人中相当普遍——一项去年11月的民调显示,大约三分之二的美国犹太人不认可内塔尼亚胡的执政表现。 但这一切对特朗普来说都无关紧要。 他的逻辑是:只有支持他的人,才配得到尊重。他将对以色列的极端支持与“真正的犹太身份”画上等号,借此贬低甚至否定那些既不支持他也不支持内塔尼亚胡的美国犹太人。 通过不断提及以色列,特朗普为一些在其他场合明显带有反犹太主义色彩的言论(比如称美国犹太人“不忠”或“不再是犹太人”)提供了掩护。 理解特朗普如何用以色列取代犹太人,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他那些看似“捍卫犹太人”的行动,实际上对犹太人毫无帮助。 以特朗普打击反犹太主义的两个主要举措——削减哥伦比亚大学资金和拘留哈利勒为例。他针对哥伦比亚大学提出的九项要求中,只有一项提到了反犹太主义。 而且,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哈利勒本人曾发表反犹言论或支持反犹太恐怖组织。 特朗普的真正目标是保护以色列,而不是保护犹太人。他惩罚哥伦比亚大学的原因,是学校没有遏制反以色列抗议;拘留哈利勒的原因,是他曾领导这些抗议。这些举措被包装成“打击反犹太主义”,但实际上是为了压制对以色列的批评,并扩大特朗普政府打击左翼言论的权力。 正如《大西洋月刊》的乔纳森·柴特所言:“自2023年10月7日以来,校园内反犹太主义的确在上升。但共和党利用这一问题来扩大对大学的政治控制,与保护犹太人毫无关系,完全是为了削弱自由民主。” “亲以色列的反犹太主义”对美国犹太人来说是一个重大挑战,不仅因为危险,还因为现有的犹太机构无法有效应对。 长期以来,反诽谤联盟(ADL)和美国犹太委员会(AJC)等主流犹太组织一直同时倡导反仇恨和亲以色列立场。这种立场与大多数美国犹太人的政治倾向一致——他们既倾向于自由派,又普遍支持以色列。 因此,这些主流组织试图在特朗普的政策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他们谴责特朗普称舒默为“巴勒斯坦人”,也批评特朗普盟友中的反犹言论;但与此同时,他们支持特朗普对大学的威胁,甚至对驱逐哈利勒表示认可。 这样做的后果,不仅是背离了美国犹太人一贯支持的公民自由和言论自由,而且无意中帮助MAGA运动将反犹太主义合法化。 “亲以色列的反犹太主义”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塑造了一种“信誉”:让人们误以为一个极右翼政党不可能是反犹太主义的,因为它在维护以色列的利益。 特朗普的盟友——包括共和党内的犹太人,正是利用这一点,为特朗普洗白他的反犹言论。 但党派人士本身的可信度不如犹太组织。因此,当主流犹太组织支持特朗普打击校园抗议,称其“打击反犹太主义”时,他们实际上是在帮助特朗普建立对抗反犹指控的“信用”,削弱了他们在其他问题上的批评能力。 如果他们以为支持特朗普的某些政策,能换取他在对待乔·罗根等人的问题上听取建议,那简直是自欺欺人。 这些组织的错误是可以理解的。亲巴勒斯坦的左翼运动中,确实存在反犹问题,尤其是在组织校园抗议的激进团体中。犹太组织希望支持一个他们认为认真对待这一问题的政府,这种心理可以理解。 但问题是,他们面对的是一个欢迎反犹太主义者进入自己阵营,并且毫无意愿清理门户的政治运动。这种反犹太主义已经在右翼社交媒体和播客圈层中普及,以至于保守派人士(如克里斯托弗·鲁福和梅根·麦凯恩)都不得不承认问题的严重性。 讽刺的是,如今鲁福甚至呼吁共和党建立“一个能够……维护基本道德界限的机构”——而这正是MAGA运动在接管共和党时所摧毁的东西。 把特朗普及其盟友当作校园事务的“诚实仲裁者”,无异于给他们提供他们最需要的保护伞。此外,这种做法等于让犹太组织在压制共和党不喜欢的反以色列言论时,提供“犹太认证”。但共和党可以随时利用同样的逻辑,对他们不喜欢的犹太人下手。 主流犹太组织应该向一些较小的中左翼同行学习,这些小型组织的意识形态立场,能更自由地揭露特朗普假装关心犹太人福祉的伎俩。如果这些主流组织不尽快意识到这一点,将无意中推动欧洲式的新反犹太主义在美国本土的崛起。 来源:加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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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20 00:00
罢免马斯克!美国特斯拉工厂突遭“恐怖攻击” 股价暴跌、空头获利超160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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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办公室报告称,多辆特斯拉汽车被喷上了
纳粹
标志。目前,该事件中尚未有人被捕。 马斯克在其推特平台上对拉斯维加斯事件做出了回应,称其是“恐怖主义”行为。他写道:“这种程度的暴力是疯狂和极其错误的,特斯拉只是生产电动汽车,并没有做任何值得遭受这些邪恶攻击的事情。” (来源:Twitter) 美国司法部长帕姆·邦迪(Pam Bondi)周二称针对特斯拉的暴力行为“无异于国内恐怖主义”。 邦迪在声明中表示:“司法部已经针对这一问题起诉了几名犯罪者,其中包括涉及5年强制最低刑期的案件。我们将继续调查,对参与这些袭击的人施加严厉惩罚,包括幕后策划和资助这些罪行的人。”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还告诉记者,他将把针对特斯拉工厂的暴力行为定性为“国内恐怖主义”。 特斯拉早期投资者罗斯·格伯(Ross Gerber)受访时表示,马斯克由于兴趣越来越广泛而失去了重心,现在太过“具有分裂性”。他列举了马斯克在选举后担任特朗普政府新成立的政府效率部(DOGE)负责人时所发挥的作用。 (来源:Sky News) 马斯克计划大幅削减联邦政府工作人员的计划引发了公众的愤怒和抗议。格伯表示:“我认为特斯拉需要一位新的首席执行官,我决定今天就开始表达这个观点,所以这是我第一次在节目上表达这个观点。” “是时候找人来管理特斯拉了。这项业务被忽视的时间太长了。特斯拉正在做太多重要的事情,所以要么埃隆应该回到特斯拉,担任特斯拉的首席执行官,放弃他的其他工作,要么他应该专注于政府,继续做他正在做的事情,但要为特斯拉找到合适的首席执行官。” 英国《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报道,特斯拉股价暴跌致空头获利160亿美元。过去三个月里,马斯克的电动汽车公司的价值已缩水一半,对冲基金卖空者已押注特斯拉股票162亿美元。 (来源:Financial Times) 据数据提供商S3 Partners称,那些希望从股价下跌中获利的交易员自2024年12月17日该股收盘高点以来就积累了账面利润。同期特斯拉的市值已暴跌逾7000亿美元,马斯克的净资产也蒸发逾1000亿美元。 马斯克公开干预欧洲政治,包括支持极右翼政党,导致整个欧洲汽车销量下滑,而他作为所谓的政府效率部负责人大幅削减联邦政府开支的举措也引发了强烈反对。 摩根大通上周将特斯拉年底目标价从135美元下调至120美元,并在一份报告中写道:“我们很难想象汽车行业历史上还有什么类似的事情,一个品牌如此迅速地贬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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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哥说市
03-19 08:28
乌克兰:重新部署的朝鲜士兵是俄军在库尔斯克取得进展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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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活动。 这一天标志着苏联在二战中战胜
纳粹德国
,将于5月9日举行庆祝活动。 一名乌克兰官员预计,俄军将在这一重要日子之前加大攻势,争取尽快完成库尔斯克的军事行动。届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印度总理莫迪等世界领导人将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庆祝活动。 俄罗斯国防部长安德烈·别洛乌索夫甚至邀请朝鲜军队参加5月9日的阅兵仪式。 随着俄军接近乌克兰苏梅地区的边界,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将取决于俄罗斯领导层如何设定优先事项”,Deep State的米库拉表示。 “他们必须做出选择,要么专注于建立缓冲区,以此确保某种政治胜利;要么加强现有的进攻方向,扩大控制区域,并利用这一点作为谈判筹码。”他说。 尽管无法预测接下来的局势,乌克兰军官奥列克桑德尔表示,苏梅已经进行了充分的防御工事建设,包括战壕和步兵防线。 此外,他补充道:“库尔斯克战场上所有经验丰富的士兵,都会在乌克兰领土上准备着。” 来源:加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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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美财经
03-19 00:00
分析:美国民主制度衰落给加拿大选民带来的重要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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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主义口号,但很快被法西斯支持者、美国
纳粹
和三K党所采用。 这些群体质疑谁才是真正的美国人,并不仅仅提倡孤立主义,还推动种族主义政策、移民限制和优生学。 特朗普并非偶然复活了这一口号,实际上是在向美国社会的极端群体发出信号。 排斥国内某些群体往往是民主衰退的明显征兆。 “加拿大优先”这种说法,实际上在模仿美国一个世纪以来的黑暗历史。如果与对反对党的蔑视相结合,并被某个政党作为口号来质疑其他政党执政的合法性,就会带来更大的危险。 此外,加拿大保守党领袖波利耶夫经常声称“加拿大已经崩溃”,这与特朗普的“美国浩劫”言论如出一辙,特朗普用这种语言和画面来为其特殊的总统权力辩护。 这种论调会削弱民众对民主制度的信任,使选民接受非民主手段,以“爱国主义”之名支持专制措施。加拿大的政党和政治人物应当避免走上这条道路。 归根结底,单靠制度无法保护国家免受威权主义的侵蚀。 民主是脆弱的。随着加拿大联邦大选临近,我们必须警惕极端主义和反民主倾向逐渐渗入我们的政治体系。 来源:加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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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美财经
03-18 00:00
观点:特朗普对泽连斯基和其他盟国领导人的态度,让人看到了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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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主义意识形态视为“低等”的人,而他在
纳粹
高层中反倒经常扮演“婚姻顾问”的角色——甚至还是宣传部长戈培尔婚礼的见证人。) 相比之下,特朗普更像是一个玩票的独裁者,是现实电视秀的罗马皇帝。毕竟,主持《学徒》时,他每集都会进行“仪式性解雇”,如今在椭圆形办公室上演羞辱戏码,又有什么好惊讶的呢? 在公开批评泽连斯基,一个与美国结盟的战时国家领导人之后,特朗普自己都说了:“这会是一场精彩的电视节目。” 泽连斯基并不是唯一一个被特朗普当众羞辱的外国领导人。他最近嘲笑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称他为“伟大的加拿大州的州长”。特鲁多刚刚确定的继任者马克·卡尼应该做好准备,迎接类似的羞辱。 特朗普似乎已经将这种做法发展成美国外交的新工具。 不出所料,特朗普在国内也对反对者和批评者施加了大量的语言暴力,他模仿他人并使用低级的侮辱性绰号。特朗普最喜欢的,似乎就是想出那些你可能会在大学兄弟会里听到的绰号,比如“瞌睡乔”(拜登)、“同志卡玛拉”(哈里斯)、“伪善罗恩”(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 但与斯大林和毛泽东一样,特朗普也喜欢羞辱自己的亲信。 在他今年的首次内阁会议上,场面简直是一场谄媚的狂欢,充斥着世界上一些最有权势的人(当然,几乎全是男性,尽管司法部长邦迪也能与他们比拼献媚功力)。 与此同时,世界首富马斯克——显然是想与众不同,穿着一件“技术支持”T恤坐在桌后,只是敷衍地点头,表示认可特朗普的智慧和领导力。 在接下来的内阁会议上,马斯克似乎变得谦逊了一些。这次,他穿上了西装,遵照特朗普的要求。但他仍然获准在会议上攻击国务卿卢比奥,指责他没有解雇足够多的员工,并暗示卢比奥唯一的优势就是“上电视好看”。 没有人愿意在同事面前,尤其是在电视镜头前被羞辱,尤其是才上任几周,尤其是被一个根本不该在场的人羞辱。但共和党人已经一次次证明,为了讨好特朗普,他们可以忍受任何侮辱。他们谄媚、服从,并保持沉默——无论特朗普的计划有多么离谱和破坏性。 国会共和党人甚至会为特朗普的背叛鼓掌,无论是放弃他们曾经维护的经济开放、对北约的支持,还是基础科学的资金投入。 美国的大部分媒体同样被吓得噤声。世界第二(或者第三)富豪杰夫·贝索斯,让他旗下的《华盛顿邮报》声誉扫地,宣布社论版将变成特朗普的宣传喉舌。 ABC新闻则选择了另一种方式,通过律师低声下气地和解了一桩诽谤诉讼,而诉讼本来几乎可以稳赢。 随着特朗普的行动越来越多地受到司法审查,法院几乎不可避免地会感受到特朗普式恐吓的压力。如果司法系统也屈服,美国的民主制度恐怕也将随之崩塌。 来源:加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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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美财经
03-13 00:00
安妮·阿普尔鲍姆:美国政权正在更迭,而乌克兰是希望的灯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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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压制的政党,虽然他们的一些成员在关于
纳粹德国
的言论上触及德国的法律红线,因为德国有专门的反
纳粹
法律。当然,我们可以讨论美国是否应该有这类法律,但德国不是美国,鉴于他们的历史,如果他们愿意,他们可以有反
纳粹
法。 总之,这是德国选举首次出现一个庞大的极右翼势力,他们的选民主要来自德国东部——也就是前苏联控制地区。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我可以详细谈谈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稍后再回到这个话题。 关键是,由于几个小党派退出了选举,现在看来,默茨很可能会与社会民主党(Social Democratic Party of Germany,简称社民党[SPD])组建联合政府。社民党是中左翼政党,长期以来是基民盟的竞争对手。这种“大联合政府”可能会带来一些风险。如果政府无法解决问题,或者无法让民众感受到进步,极端势力在下次选举中崛起的可能性就会增加。 另一个潜在问题是,极左翼和极右翼政党可能会联手阻挠默茨的一些改革计划,比如修改德国的债务法,以便政府能够借更多的钱投资国防建设。他们很担心。所以,这其中会有一些陷阱。 但从欧洲的领导层角度来看,默茨将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声音。他支持加强国防,支持乌克兰,并希望与法国、英国、波兰等国合作,在现有联盟的基础上建立新的防务合作机制。所以,我今天会保持乐观的态度,我认为这是好事。 德国守住了“核心” 比尔·克里斯托:是的,我马上要谈欧盟和其他国家。但关于德国,再说一点,我感到震惊,我们现在是周一上午,周日刚刚发生了选举——AfD的得票率跌了一些,大约是 20.7%。值得一提的是,万斯的干预更加直接,他明确支持AfD,甚至在来慕尼黑前就多次发推特表达支持。当然,马斯克更是全力支持AfD,在X上给予他们极大的宣传优势。 安妮·阿普尔鲍姆:算法。 比尔·克里斯托:是的……就是以前的推特。有一项研究表明,这不仅仅是算法顺其自然地引导人们走向某种极端主义(顺便说一句,这很可能也是事实),而是如果进行一次“中立测试”,你会发现这些算法实际上是在推动……我们或许不能直接称它为新
纳粹
政党,但我称其为“反反
纳粹
”政党。它是一个极右翼政党,总之就是这样。 安妮·阿普尔鲍姆:对我们而言,值得关注的一点是,它是一个亲俄政党,且非常积极地亲俄。事实上,它在历史上也是反美,反北约,反欧盟的。它又是亲俄的。此外,这次选举中最奇怪的地方是——这已经被证实,并且我也看过一些研究论文对此进行了记录——AfD得到了来自俄罗斯的积极支持。同时,正如你所说,它也得到了来自美国的支持—— 比尔·克里斯托:这不是很可怕吗? 安妮·阿普尔鲍姆:……来自马斯克和万斯的支持。所以你会看到,马斯克、万斯和俄罗斯在共同支持这个政党,而这个政党的核心主张之一就是让德国脱离欧洲机构,并停止对乌克兰的支持。当然,他们也谈论移民问题,这似乎是万斯更关心的议题。但实际上,其他政党,比如基民盟,也在采取措施限制移民。因此,这并不是极右翼与中右翼之间最重要的分歧。真正的分歧在于,他们亲俄。 比尔·克里斯托:让我感到意外的是——这还是我乐观的看法。既然你今天倾向于乐观解读,那我也选择从这个角度来看问题。尽管他们的支持率在上次选举中大约是10%,这次翻倍了,这很糟糕。 安妮·阿普尔鲍姆:不,上次的支持率实际上是14%或15%。 比尔·克里斯托:好吧,14%。此外,左翼的后共产主义政党大约获得了6%到7%的选票。因此,大约有四分之一还多,甚至接近30%的选民投给了极端政党,这确实不太理想。但是,考虑到他们在大选前六七周的民调支持率已经达到了20%——我查过民调了——最终的投票结果基本维持在这个水平——尽管有这么多外部势力的干预。这让我略感欣慰,德国选民并没有被那些资金投入、宣传攻势以及外部干预所左右,没有使德国选项党的支持率比选战开始时更高。这表明,德国内部确实存在一定程度的极端主义倾向,这很不幸,因为—— 安妮·阿普尔鲍姆:需要说明的是,俄罗斯在德国的宣传战已经持续了15年。 比尔·克里斯托:是的,你说得对,所以这并不是最近才发生的事情—— 安妮·阿普尔鲍姆:这并不是他们为这次选举特意打造的策略,而是已经进行了很长时间的行动。 比尔·克里斯托:但你有没有想过,我内心深处认为,通常来说,这类极端政党在选举日的得票率往往会比民调预测的更高,因为很多选民不愿意公开承认自己支持它们。我原本担心它们会拿下25%的选票。所以,当我看到他们最终稳定在20%左右,而没有进一步增长时,我稍微感到宽慰了一些。 安妮·阿普尔鲍姆:是的,他们的支持率并没有增长,马斯克和万斯的干预显然没有让他们的支持率上升。这一点是比较明确的。所以,如果你愿意为此感到欣慰,那就欣慰吧。 比尔·克里斯托:那我就选择乐观一点。而且,你对默茨的评价也让我欣慰。他在竞选期间确实有些过于迎合某种本土主义情绪,甚至在某些复杂的情境下对德国选项党表现出有点愿意合作的姿态。但总体来说,正如你所说,他还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中右翼政治人物。而且,他最终将领导一个类似于过去几年德国“联合政府”(Grand Coalition)的执政联盟。 安妮·阿普尔鲍姆:我认为他可能会比之前的(奥拉夫·朔尔茨)政府更好,因为他 —— 比尔·克里斯托:是的,我的意思是,尽管他的领导风格会有所不同,但从整体上来看,德国的“核心”守住了。相比于一些陷入混乱局面的国家,德国至少暂时没有陷入混乱。不过,你的谨慎态度当然是有道理的。那么,请给我们谈谈你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的观察。这次会议大概是两周前召开的,而你现在又在华沙。从你的观察来看,德国乃至整个欧洲对美国未来的立场有怎样的期待?他们真的认为自己可能不得不独立应对未来的挑战吗?他们认为自己可以团结一致应对,还是会选择各自为战? 美国还是盟友吗? 安妮·阿普尔鲍姆:川普的当选本身、万斯在慕尼黑的演讲——我相信你们在之前的播客里已经讨论过了——这些都是一系列的冲击。现场的人把他的演讲视为一种侮辱,至于他具体说了什么,反倒是次要的。要知道,慕尼黑安全会议的与会者是谁?是国防部长、将军、安全分析师。 我参加了其中一场讨论,大家在谈论波罗的海的一大问题:俄罗斯船只切断了各国之间通信的光纤电缆。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破坏行动。几乎所有在座的人每天都在思考俄罗斯的网络攻击、破坏行动、潜在的军事袭击以及宣传战。 所以他们专注于解决一个特定的问题。而万斯走进这个房间,基本上是说:“我不在乎你们的问题。我要谈别的,而且我要在讲话时侮辱你们。” 所有人都听明白了他的意思。与此同时,川普近几天的言论,比如重复俄罗斯的宣传、称泽连斯基是独裁者、指责乌克兰挑起战争、捏造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金额—— 比尔·克里斯托:这么说都难以启齿,这简直是赤裸裸的奥威尔式谎言。 安妮·阿普尔鲍姆:是的。“乌克兰挑起了战争”。而且他还捏造数据,假装欧洲对乌克兰的援助无关紧要。实际上,如果把经济和军事援助加总,欧洲国家对乌克兰的支持比美国更多,以各种形式付出的代价也更大。从整体来看,这些言论让像弗里德里希·默茨这样的人开始质疑:“美国还是我们的盟友吗?” 而且有很多精彩的社论文章。甚至连《金融时报》——它可不是什么反美激进派——都发表了长篇社论,质疑美国到底是欧洲的盟友还是对手,其他媒体也有类似的讨论。这使得很多事情突然变得不同,不仅仅是国防问题,还有经济关系、商业交易。 欧洲人在很多方面都带着某种对美国的“敬意”行事,比如购买特定的美国产品、大规模投资、参与美国的国防技术项目,甚至接受美国科技公司的主导地位。这一切都建立在一个前提之上:美欧站在同一立场,彼此合作,而不是互为威胁。 但突然之间,一切都变了。我现在无法准确判断这将带来什么影响,或者未来的行动是否能扭转这种局面。我怀疑普京并不想结束这场战争。所以,当川普说战争将在一周内结束,或者到五月就结束时,我完全不明白他在说什么。 但所有这些事情突然变了,而且正在各个层面上引发讨论:在董事会会议上、政府办公室里,每一个与美国打交道的人都在问:“过去30年,甚至 80年我们基于美国所做的决策,是否都错了?” 当然,这可能会被逆转,也可能不会像大家想象的那么极端。但转变的速度确实让人措手不及。即便一切都是可预见的,每个人都应该提前看到它的到来,但过去两周的变化依然让人觉得太快。美国已经变质了,他们非常明确地表了态,这将带来长远的影响。 至于欧洲能否帮助乌克兰,答案是肯定的。至今为止他们的支持至关重要。缺失的一环在于,欧洲国家是北约成员,而北约的领导者是美国,北约最高盟军指挥官也是美国人。因此,所有决策流程都经过美国。美国领导北约的预设一直是北约架构的一部分。现在要重新思考这个架构,或探索欧洲如何在这个架构之外采取独立行动,公平地讲,这并不是五分钟能解决的问题。 目前,的确正在形成一个“志愿联盟”,其中包括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波罗的海国家、波兰、(现在新加入的)德国、英国、法国(取决于选举结果)、罗马尼亚,还有一些其他的大国,比如意大利和西班牙,尽管它们离战场较远,感受没那么强烈。 但显然有一批国家直接感受到俄罗斯在经济、网络攻击、破坏行动等各方面的威胁。你会看到它们合作、加大国防投资。在德国,争论的核心是资金问题——出多少?是否可以举债?德国有着特殊的债务规则,历史遗留下来的因素使得德国不允许借债。因此,他们可能会尝试建立一个“国防银行”。基本上,他们现在需要大幅增加国防支出。他们会—— 比尔·克里斯托:但他们没法立刻…… 安妮·阿普尔鲍姆:我认为他们会这么做,问题是—— 比尔·克里斯托:你不可能按一下开关,就什么都有了。 安妮·阿普尔鲍姆:是的,多快才能完成,这才是问题。 比尔·克里斯托:是的,你无法按下开关,就突然拥有弹药生产能力。 安妮·阿普尔鲍姆:关于这场战争,其实有一些关键点大家并不完全理解。 比尔·克里斯托:让我先回到欧洲的问题。我注意到你刚才提到“志愿联盟”,你列举了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波罗的海国家、波兰、捷克等,但你还很自然地加上了“德国、法国和英国”。三年前,即战争爆发前,我们可能想不到德国是个会加入反俄联盟的国家。德国曾是俄罗斯的主要贸易伙伴,能源依赖也很深。英国在 2016 年愚蠢地脱欧了。法国则一直有些飘忽不定。 我并不质疑你的观点,只是感到惊讶,我希望你能多解释一点,也许我不该感到意外。但你对欧洲作为一个整体不能接受普京在乌克兰获胜这一点如此有信心,这令我很惊讶。 安妮·阿普尔鲍姆:请记住,英国、法国和德国这三个国家都曾成为俄罗斯破坏活动的目标,例如伦敦和索尔兹伯里的暗杀事件。德国承受着巨大的俄罗斯宣传和政治资金压力,并且现在对默克尔时代所犯的错误有了深刻的认识。 当然,我指的不是所有德国人,而是即将上台的领导层,也就是基督教民主联盟及其周围的政界人士。他们已经被说服……我不想过多提及自己,但几个月前我在德国发表了一次重要演讲,我获得了一个重量级奖项。我在演讲中提到,如果你害怕专制回归,那么现在最道德的做法就是支持乌克兰,和平主义在当前形势下是错误的主张,就像在1938年的绥靖主义者一样。 我原以为这番话在德国这样的大场合会遭到强烈反对,结果并没有。相反,它得到了广泛认可,许多德国人都接受了这一观点,这让我感到意外。这只是一个小小的例子。 比尔·克里斯托: 不,这很重要,这确实很重要。 安妮·阿普尔鲍姆: 这些观念现在已经成为主流,被广泛接受,而且人们对此有强烈的感受。我在德国出版了一本书,也经常在德国举办公开活动。我见到的听众充满热情,情绪激动,他们担心如果乌克兰沦陷或崩溃,接下来会轮到波兰和德国受威胁。记住,即便你不在俄罗斯的边界上,也可能成为俄罗斯攻击的目标。 比尔·克里斯托: 是的,这非常有意思。 安妮·阿普尔鲍姆: 他们对此有着强烈的感受。因此,关于德国的情况,我那么说是有把握的。显然,德国选项党(AfD)构成的威胁主要来自其亲俄立场。英国的情况类似。目前,英国的工党和保守党都在大声支持乌克兰,并明确表达了他们的立场。同时,英国也遭受了严重的俄罗斯网络攻击。 几个月前我在伦敦,大英图书馆——英语世界最重要的文化机构之一——因俄罗斯的网络攻击而损失了大量数据,甚至失去了所有文件的访问权限。当时在伦敦,许多人都在谈论此事。因此,人们普遍认为俄罗斯对于英国是个问题。多年来,伦敦的俄罗斯财富非常显眼,如今人们开始反对长期以来生活在伦敦的俄罗斯寡头,所以英国也出现了很大的转变。 法国的情况复杂一些,法国还有一个大型的亲俄政党,那就是玛丽娜·勒庞领导的极右翼政党。这个政党的名称几经更改。在战争爆发之初,因为法国公众舆论变得强烈反俄,勒庞调整了自己的言论,不再使用以往的语言。她过去曾从俄罗斯获得资金支持,这一点并不隐晦。然而,她对普京的公开支持变得更加谨慎。 当然,马克龙仍然对普京感到愤怒。他曾尝试与普京对话,但普京嘲弄他,让他看起来像个白痴。法国国内强烈认为,乌克兰的安全关乎法国的安全。不过,我无法预测这种立场能否持续到下一次总统选举,距离选举只有两三年时间,仍有变数。 此外,法国长期以来一直在讨论独立于美国,这是一些法国人一直期待的时机。因此,这三个国家情况稍有不同,但目前来看,考虑到当前的执政者,这些国家对乌克兰的态度还是比较坚定的。但这种态度能持续多久,我无法确定。 比尔·克里斯托: 没人能确定。当前局势带来的冲击波很难预测其二级、三级影响,包括可能出现相反的反应,正如你所说,可能会有更多人认为他们必须承担责任。但另一方面,从实际角度来看,美国在北约和整个防御体系中至关重要,仅就能力而言,局势仍然令人不安。 那么,你刚刚想说什么?让我们看看这方面的情况。川普会怎么样?美国政策会如何变化?我们不知道它会变得更糟,还是会稍微回调,朝着一种不那么极端的“川普-万斯主义”版本发展?你多次访问基辅,从你的判断来看,未来几个月战争局势会如何发展? 乌克兰有筹码 安妮·阿普尔鲍姆: 显然,我无法预测未来会发生什么,但我认为—— 比尔·克里斯托: 是的,但战争形势究竟有多严峻? 安妮·阿普尔鲍姆:关于这场战争的有些方面,我认为并没有被很好地理解。这是一场无人机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坦克——美国能够提供的重要武器——曾引发过激烈争论,几年前人们还在争论美国是否应该向他们提供坦克。 坦克并非完全无用,但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重要。一般而言,复杂昂贵的军事装备(某些防空装备除外)比预期的作用要小。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毫无价值,但这是一场无人机战争。我第一次去基辅是在2022年4月,也就是入侵六周后。我与《大西洋月刊》主编杰夫·戈德堡(Jeff Goldberg)一起采访泽连斯基。当时,我们看到了一些无人机制造作坊,那些作坊设在普通人的车库里。那年夏天和第二年,我再次回访,看到他们仍在使用类似的材料,比如纸板和胶水制造无人机。 时间快进到去年。去年,乌克兰在工厂生产了150万架无人机。我听说今年他们计划生产400万架,也许没有那么多,但至少是数百万架。他们不仅制造自己的无人机,而且拥有自己的软件。他们得到了来自美国和欧洲科技界的帮助,但乌克兰人自己也在开发适合战场环境的作战技术。因为许多现成的硅谷产品,在哈尔科夫前线根本无法直接使用,必须经过本地化改造。 去年9月,我进入一个地下指挥中心,几十名士兵坐在电脑前,他们可以看到整个前线,可以在电脑前协调无人机作战。这才是战争真正的样子。显然,乌克兰仍然需要弹药和远程导弹,以及美国的情报支持[注]。但总体而言,他们的准备比外界想象的要好得多,因为战争形态已经发生变化。 最关键的是,乌克兰需要防空系统,以抵御俄罗斯的空袭。几天前,俄罗斯发动了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次空袭,发射了260多架不同类型的无人机和导弹。而就在这之前,俄方才刚刚在利雅得与美方谈判,这说明他们没有任何停战意愿。但乌克兰每个月能精准打击成千上万个俄罗斯目标。据统计,他们的战损比大约是7:1,即每击毙七名俄罗斯士兵,才损失一名乌克兰士兵。我估计,在没有那么多额外援助的情况下,他们至少可以再战六个月,甚至一年。 [注] 3月5日,英国《金融时报》援引三名知情官员报道称,美国已切断与乌克兰的情报共享,这可能会严重削弱乌军打击俄军的能力。此前,3月3日,川普政府在与泽连斯基公开争吵后决定暂停向乌克兰军事援助。3月10日,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Marco Rubio)对记者表示,如果乌克兰领导人在次日沙特阿拉伯举行的攸关重大的会议上承诺推动和平进程,川普政府可能会恢复对乌克兰的军事和情报支持。 所以,局势并不像你想象中那么糟糕。我最担心的是心理层面的问题。如果美国政府背弃乌克兰,对乌克兰士气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士兵们是否会感到沮丧?这点我不确定。战争也有心理战的因素。乌克兰之所以能在2022年成功守住基辅,是因为他们坚定地说:“不,我们不会屈服,我们要战斗到底。”这是他们赢得基辅战役的原因。至于川普的言论会如何影响乌克兰士兵和支持者,我无法判断。但乌克兰绝对是有筹码的,他们现在准备得更好,他们的军队已超过100万人,并且更适应这种现代战争。所以,前线并没有崩溃的迹象。 美国正在政权更迭 比尔·克里斯托:这很有道理。我确实认为……我的意思是,川普在他选择的方向上已经走得非常远了。最初关于基思·凯洛格(Keith Kellogg,川普任命的俄乌特使)的说法是他对乌克兰相当支持,并且他可能会产生影响——目前看来,那些说法相当荒谬。 但我认为,特别是如果乌克兰没有崩溃,如果战斗虽然进展不如人意,但没有对乌克兰造成灾难性后果,而普京仍然顽固不化,不愿意接受现实——这完全可能,因为他想要摧毁乌克兰,占领基辅,正如你多次论述的那样,他不仅仅满足于多占领一点领土——他可能会把多占的领土当作暂时的收获,但也可能根本不会满足于此。 我想知道,在美国,对川普所做的一切,会不会有比人们想象中更大的反弹,甚至包括国会中的共和党人?目前,我对他们已不抱希望,但不到一年前,他们中有一半的人确确实实投票支持向乌克兰提供援助。他们真的会因为川普决定做普京的朋友——不,不能说是决定,因为川普一直以来都是普京的朋友,现在依然是普京的朋友,甚至可以说是普京的盟友——就放弃这一切吗? 实际上,并不需要太多的共和党人加入民主党,就有可能阻止川普阻碍援助计划,不是吗?或许我比一些人更乐观一些。总统在外交政策上通常拥有巨大的权力,很难阻止他们的政策方向。有时候,这是好事,而有时候则是坏事。这一次,我认为是非常坏的。但谁知道呢?不管怎样,我的感觉是,局势可能会向非常糟糕的方向发展,但也可能发生相反的情况。如果川普试图瓦解对抗普京的努力失败了,那么或许会有一些人站出来说:“等一下,我们不应该这样做。”也许我过于乐观了。 安妮·阿普尔鲍姆: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我认为,这甚至是一个更大的问题。这不仅仅关乎乌克兰。美国人真的想要与俄罗斯结盟,对抗欧洲吗?这就是我们在世界上的定位吗?我知道,并不是所有美国人都支持我们的外交政策,事实上,我敢肯定,过去几十年来,不是所有人都支持我们的外交政策。但如果从一夜之间,我们从一个至少在理论上自我定位为民主世界领袖的国家,变成一个自我定位为俄罗斯盟友、反对民主世界的国家,美国人会接受吗?我不这么认为,因为这关系到美国人的自我认同。我们是谁?我们是什么样的国家?我们是一个像俄罗斯那样的寡头统治的强盗国家吗?我们现在变成那样了吗?我不确定所有人都希望看到他们的国家变成这样。 一个国家想要成为善良和正义的国家,但有时未能做到,这是一种情况——可以说,这是近年来美国的写照。而成为一个公然邪恶的国家是另一回事——公然帮助独裁政权摧毁其他社会,领导人公然只关心自己的财务利益,而不在乎人民的福祉。这将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国家形态。我不认为所有美国人都想要这样的转变。我的猜测是否定的。 比尔·克里斯托:我认为你说得很好,这一点非常重要。正如你所了解的,并且你也曾撰文讨论过的那样,危险在于,虽然最终可能会出现反弹,但在那之前,可能会造成巨大损害。 在我看来,目前的局势是一场竞赛——反对川普和马斯克的反弹已经开始,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常识,比如:“他们到底对政府做了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人民?”我的堂兄在政府工作,当然,政府机构有点臃肿,但不能这样对待公务员。有些人反对这种做法,而另一些人反对则是因为政策,比如削减医疗补助计划(Medicaid)。另外,还有乌克兰问题,无论是对乌克兰的同情,还是你刚才所说的更广泛的观点,都在引发反弹。 所以,我认为……我不认为川普和马斯克在未来两三年内会变得大受欢迎。他们的政策,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上,都不会奏效。但问题是,他们造成的损害会不会大到难以修复?我认为这正是目前的困境……尤其是在外交政策方面,因为全球秩序的基础比国内政治更脆弱,不是吗? 安妮·阿普尔鲍姆:我们拭目以待。正如我所说,这对许多人来说是新鲜事。说实话,对我而言并不新鲜,但对大多数欧洲领导人来说是新的,他们正在调整应对方式。我们会看到,美国要想重新获得六个月前在欧洲享有的信誉,将会非常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 比尔·克里斯托:这真是让人痛心的事实。 安妮·阿普尔鲍姆:短期内不会恢复。 比尔·克里斯托:这本身就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你是研究专制统治的学者,你的两本书——《民主的黄昏》(Twilight of Democracy)和《专制公司》(Autocracy, Inc.)——都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你一直在关注这里发生的事情,比如国防部的清洗行动、取消军事法官(JAGs)的举措,尤其是因为他们可能会告诉军队某些命令不合法,还有卡什·帕特尔(Kash Patel)在FBI担任要职。你觉得这比你预想的更快、更激进吗?我本以为川普会采取“温水煮青蛙”的策略,但他们似乎选择了“震慑与恐吓”战略。 安妮·阿普尔鲍姆:他们正在做的事情,正是我猜想他们会做,也是他们说过要做的事情。这正是“2025计划”(Project 2025)的内容,是许多人宣称想要的。是拉塞尔·沃特(Russell Vought)一直以来的诉求。 他们的目标是让文官系统和更广义的政府工作人员(包括军队)感到恐惧和惊恐。他们不希望继续维持现有的文官体系——一个忠于宪法、服务于民主党和共和党总统,并且基于能力晋升的体系。他们希望建立一个忠于川普或“川普教”(无论我们怎么称呼它)的公务体系。 这个很重要……我以前见过。2015年,这在波兰发生过。因为是波兰,影响较小,关注度也不高。但在匈牙利,这种情况持续了数年。在委内瑞拉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这并不仅限于右翼政权。查韦斯(Hugo Chavez)解雇了国有石油公司19,000名员工,彻底摧毁了这个公司。 所以,那种认为必须控制国家机构,并让它们为自己个人服务而不是为人民或整个国家服务的想法,是所有非自由主义领导人——无论是民选的还是非民选的——迟早都会认为自己需要去做的事情。而我确实预料到川普会这么做。 但我没有想象力去想到,他可以通过进入政府机构并成为计算机系统的系统管理员来实现这一点。 比尔·克里斯托:没错。 安妮·阿普尔鲍姆:所以,这一部分是美国独创的,我认为美国人应该知道这一点。这比欧洲任何一个极右翼政党做过的事情都要极端。这种情况没有先例——马斯克带着他的一群年轻工程师进入美国财政部,接管支付系统,这在历史上没有先例。马斯克亲自决定自己喜欢和不喜欢哪些项目,并决定冻结哪些项目,这也是前所未有的。 这一切并没有经过任何正式程序。不仅国会没有参与,在我看来,行政部门的其他成员似乎也没有参与。川普似乎对马斯克在做什么只有模糊的了解。他们所做的一些事情,比如对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的破坏,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详细谈谈,因为过去几天我花了很多时间与那里的工作人员交流。但这些事情在竞选期间并没有被公开宣传,没有人对美国帮助苏丹难民感到愤怒。 没有针对他们的说法。美国人也并不真正为USAID在没有自由媒体的地方支持独立媒体感到愤怒,这些实际上只花了很少的资金。但马斯克认定,所有这些都算是浪费和欺诈,尽管这些都是国会授权的项目。他一直在声称自己是在清除这些问题。他公布了一些发现的所谓欺诈名单,但它们根本不属实——他反复提到自己削减的一些项目,结果这些内容是假的。 不,根本不存在向加沙提供5万美元安全套的事情。不,政府并没有给切尔西·克林顿(Chelsea Clinton)付钱。不,Politico 网站也没有拿到政府的资金。所以他们一直在自称在做某些事情,但所有这些都让我得出结论,正如我所怀疑的那样,所谓的政府效率部(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Efficiency,DOGE)并不是真的关心效率。 他们真正关心的是你不得不称之为“政权更迭”的事情。他们想要改变文职人员体系,使其政治化,使整个国家机器政治化。这正是政治学家所说的“国家俘获”(state capture)[注] ,而这正是他们的计划。 [注] State Capture,指少数利益集团(如企业、政治精英)通过非法或不正当手段操纵国家政策、法律和决策,以获取私利,导致政府决策偏向特定群体而非公众利益。不同于一般腐败,国家俘获是系统性、长期性的,对民主制度和公共利益构成严重威胁。 我在《大西洋月刊》上写过这个问题,也在2020年出版的《民主的黄昏》 里讨论过。我当时写的是波兰的情况,分析了推动这一切的动机,以及为什么人们会支持它。但这其实并不是多么原创的做法,在许多国家都多次发生过。 如果有不同,那就是马斯克的做法是全新的,非常极端。 【延伸阅读】著名历史学家万字长文:川普是美国国父的噩梦成真 比尔·克里斯托:我原本就预计川普会安插顺从并效忠于他的人进入司法部(DOJ)、联邦调查局(FBI)、国防部(DOD)等机构。但我没想到他会安排像卡什·帕特尔(Kash Patel)、最初的马特·盖茨(Matt Gaetz),后来是帕姆·邦迪(Pam Bondi)和皮特·赫格塞斯(Pete Hegseth)这样的人。他们的水平甚至比无能和不具备资格还要差。当然,这并不是个漏洞,而是特性。 他需要的是完全依赖他,唐纳德·川普,对他唯命是从的人,而不是任何有独立影响力的人。 我之前和一位在川普第一届政府中担任高级军职的人聊过,他指出,让那些资深人士做他们明知道错误的事情其实并不容易。不仅是因为法律上他们可以拒绝,他们还拥有一个庞大的关系网。他们是政府和军队内公认的领导者,他们在军队和政府部门有很多朋友和同事。如果举个最明显的例子,2020 年时,时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米利将军(General Milley)如果辞职,那么所有其他军种的参谋长都会跟着辞职,许多三颗星的将军也会辞职。甚至国务卿蓬佩奥(Mike Pompeo)可能也会感受到辞职的压力。 但现在,川普让一群毫无权威和独立意识的人上位。你的研究一直强调这种专制主义的特点,而他在这方面走得比我预期的还要远。 安妮·阿普尔鲍姆:还有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是,这不是一个保守派运动,甚至不能称之为右翼运动。这种分类方式是错误的。它更像是一个极端运动。这些人的世界观来自网络上的阴谋论,而不是现实。他们对科学持怀疑态度,对现有的所有机构都持怀疑态度,无论是FBI还是军队。他们并不是过去曾在美国政府任职的那类人。 这两者之间存在着质的差异。所以,网上有人说,“哦,这都是从里根开始的,是保守革命的必然结果。”不,这不是。这实际上是对保守运动的背弃。这背弃了美国 80 年来的外交政策,也背弃了美国 100 多年来建立的独立公务员制度。 美国的独立公务员制度有其历史。它起源于 19 世纪末,由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推动的一场文官制度改革。在那之前,美国采用的是政治分赃制度(spoils system),即执政者可以随意任命和解雇官员——从州邮政局长到各级官员。这意味着很多职位都被统治者的亲戚、姐夫、表兄弟所占据,他们并不合格。而西奥多·罗斯福推动建立了一个有资格认证的永久性文职体系,并在一个世纪里不断发展和完善。 而现在,川普正在摧毁美国内政外交政策两个非常重要、根深蒂固的基石。一个是独立文职体系,一个是盟友网络。这些都是极端激进的举动,自 1945 年以来,没有任何一位共和党或民主党总统——无论左翼还是右翼——曾这样做过。 比尔·克里斯托:完全正确,说得很好。而且,政治分赃制度在政府规模很小的时候或许还能勉强运行,你可能只是任命一些半合格或完全不合格的人去做地方邮政局长,或者管理一点老兵福利。即便那样,也出现了问题,所以才有了公务员制度改革。但如今,美国政府管理着庞大的医疗保险(Medicare)、医疗补助(Medicaid)、社会保障(Social Security)、国家卫生研究院(NIH)等项目,情况就不同了。仅凭这一点,就能造成巨大的损害。 我再给你几分钟时间。今天是俄乌战争爆发三周年,是普京对乌克兰的袭击纪念日。你一直密切关注这场战争,多次前往乌克兰,并在今天早上于《大西洋月刊》上撰文谈及此事。请你谈谈,我们今天应该如何看待这一事件? 没有川普帮助 俄军不可能赢 安妮·阿普尔鲍姆: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回想一下入侵发生时自己的感受。当时我原本计划前往基辅,但在袭击发生前几天,所有航班都停飞了,所以未能成行。我回到了华盛顿,整晚守在电视机前观看直播,我确信基辅会沦陷。 我为我认识的人感到恐惧。然而,我们目睹了形势的逆转,这种逆转源于乌克兰人的真正勇敢。他们用更少的武器施展更聪明的战术,而俄军完全没有做好准备。普京根本不理解乌克兰是一个真正的国家,并且有意愿保卫自己,而不是他所臆想的美国虚构的国家。回顾当时的情景,再看看现在,我们拥有一支强大的乌克兰军队,乌克兰与世界各地建立了联系,拥有全球范围的盟友,在美国和欧洲都有朋友。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让我们退一步想想,我们当时在哪里,现在又在哪里。 俄罗斯没有赢。事实上,他们也不可能赢。我认为,没有川普的帮助,俄军不可能赢。他们无法在战场上获胜——号称欧洲的第二大军队被他们曾蔑称为“农民”的乌克兰人挡住了。这让我们再次意识到大国的傲慢,这种傲慢在历史上曾多次显现,同时也暴露了专制主义叙事的脆弱性。乌克兰人相信基层民主,相信开放社会,他们建立了公民社会网络,不仅支援军队,也参与国防。乌克兰军队如今主要由平民组成,这些人在三年前从事着各种不同的职业,如今却挺身而出,进行了非凡的抵抗。 无论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乌克兰向世界展示了如何抵抗专制,如何挺身反抗暴力与野蛮。他们是所有人的榜样,是希望的灯塔。 比尔·克里斯托:谢谢你,安妮。你的话语令人感动。我希望我们不会背叛乌克兰,而且我认为或许我们不会……川普可能没有能力完全实现他的愿望。谢谢你谈论乌克兰的现状,也感谢你对欧洲、美国专制与民主问题的分析。更重要的是,感谢你一直以来的写作,我们认识这么久了,你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起就一直关注这些议题。你的《古拉格》(Gulag)一书是如此权威的作品,那是什么时候出版的? 安妮·阿普尔鲍姆:是 2003 年。我在 90 年代就开始写了。 比尔·克里斯托:好的,很棒。无论如何,希望……我就不多说了。希望“古拉格”能够永远成为历史,也许它并没有像这本书出版时我们所希望和想象的那样成为历史的一部分,不过,这就是我们的现状。但无论如何,非常感谢你一直以来的写作和努力,也谢谢你今天参与这次《对话》。 安妮·阿普尔鲍姆:谢谢你。 比尔·克里斯托:谢谢各位的收听。 *全文有所删节,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来源:加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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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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