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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互袭发动！伊朗能源设施首次遭袭，原定周日的美伊核谈判取消

均希望能尽快平息。 14日，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通话，通话持续约50分钟。在通话中，双方讨论了以色列与伊朗间的紧张局势。普京提到，俄罗斯准备调解以色列与伊朗的冲突。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在随后表示，其与俄总统普京均认为，以色列与伊朗的冲突应该结束。

格隆汇昨天12:07

航空装备板块持续走高，中航沈飞、晨曦航空涨停，航天航空ETF、军工龙头ETF、航空航天ETF和国防ETF跟随上扬

群战术摧毁俄军五大空军基地。俄罗斯总统普京12日表示，由于无人机在实战中的效能正迅速提升，俄将组建无人系统部队，确保其快速高效部署和发展。普京说，无人机不仅能够摧毁敌方装甲车辆、据点、通信系统、运输工具及人员，还被广泛用于侦察、地雷布设和清除等任务。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三项行政命令，推动低空经济发展：旨在加强美国对威胁性无人机的防御，并推动电动空中出租车和超音速商用飞机的发展。某种程度上，空天装备的研发与部署已成为大国竞争的核心领域，成为重塑全球军事格局的 “杠杆”。无人机在战争形态变革及战略装备首飞催化下需求升级，同时衍生反无人机安全需求。招商证券指出，乌克兰对俄五地军用机场发动无人机袭击，预计将提高全球对无人机及无人机反制的重视。除了军事中的空天装备，低空经济在经济活动中的布局也是如火如荼。《国家邮政局关于加快邮政业科技发展的意见》，明确加强寄递无人机研制，推动无人机末端配送规模化应用；香港首条常态化无人机配送航线起航，美团无人机负责运营。航空领域主要分为航空制造业、民用、军用航空三分方面。目前A股的航空航天ETF跟踪的指数有两种：国证航天指数和通用航空指数。国证航天指数高集中度覆盖中国军工领域核心公司，聚焦于军工领域的空天力量，行业技术门槛极高，在军工产业链中的价值量占比较高。通用航空指数精选通用航空产业领域企业，汇聚低空经济产业链核心投资标的。通用航空主要是指使用民用航空器从事公共航空运输以外的民用航空活动，而低空经济正是以通用航空为主体的综合经济形态。从申万一级行业的分布来看，国证航天指数99.17%是国防军工行业，而通用航空指数是60.17%国防军工行业+6.95%计算机+6.87%计算机。从申万二级行业的分布来看，国证航天指数航空装备、军工电子、地面兵装及航天装备分别占比达：66.3%、16.28%、7.46%及7%，指数前三大行业集中度达90%。通用航空指数的航空装备Ⅱ、军工电子Ⅱ、汽车零部件分别占比达：36.72%、19.55%、6.35%，指数前三大行业集中度超60%。其余行业（如半导体、航天设备Ⅱ、电池、航空机场）均与低空经济产业链关系密切。从前十大成分股来看，国证航天指数的前十大重仓股包括光启技术、航发动力、中航沈飞等，多为军工领域的龙头企业，涉及超材料、军用航空发动机、飞机制造等核心军工业务，成份股集中度较高，截至5月底，前十大重仓股合计权重为52.51%。通用航空指数前十大成份股均为产业链上的领先厂商，涉及 eVTOL、无人机整机厂、航空发动机、城市交通设计等多个领域，如万丰奥威、航天彩虹等，其成分股更加多元化，涵盖了通用航空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前十大权重股集中度为 33%。从具体的ETF产品来看，跟踪通用航空指数的ETF中，规模最大的是永赢基金通用航空ETF，最新规模为8.84亿元。跟踪国证航天指数中，规模最大的是华夏基金航空航天ETF，最新规模是2.23亿元。

格隆汇06-13 15:38

经济学人：俄罗斯正在发起最后一次冲击，“夏季攻势”

经济学人报道说，普京的杀人机器被告知要不惜一切代价取得一次辉煌的胜利。在几周模糊不清的停火谈判后，在特朗普半心半意的推动下，俄乌战争正以残酷的方式再度升级，局势变得更加严峻。过去两周，俄军对乌克兰城市发动创纪录的导弹袭击，乌军则用无人机对俄罗斯战略轰炸机部队进行令人震撼的大胆袭击，打击深入俄罗斯本土。但这只是主战场的序幕：俄罗斯即将展开大规模夏季攻势，意在击垮乌克兰的士气，不惜一切代价为普京制造象征性胜利。许多乌克兰城市和士兵正在为最后的摊牌做准备。自2014年起，科斯坚廷尼夫卡便身处战争边缘。如今，这座位于顿巴斯地区的东部城市，被俄罗斯认定为乌军的后勤枢纽，也是打开地区最后防线的门户。每天多达25枚制导炸弹倾泻而下。剩余的8500名平民大多在下午3点宵禁前离开。俄军从南、东、西三面收紧包围圈。警察局长德米特里·基尔达亚普金把即将到来的进攻，阴郁地称之为“俄罗斯之爱的弧线”。他对俄军战术再熟悉不过：杀戮、摧毁、重复。2014年在戈尔利夫卡的作战中他就见过这种手法，那时战争尚处于“可否认”阶段；2022年马里乌波尔围攻战时也是如此。如今在科斯坚廷尼夫卡，他的警察和医护人员只能躲在地下室里，驾驶类似巨大烧烤架的铁笼面包车，在无人机盘旋的街道上飞驰。乌克兰情报机构认为，科斯坚廷尼夫卡和邻近的波克罗夫斯克，将是俄罗斯夏季战役的中心。同时东北部苏梅州也是麻烦。俄军在那里集结了5万人，正缓慢推进，目标是州府，这与乌克兰去年在边境发起的行动形成对比。这是战争爆发以来，俄罗斯首次在北部战场取得与顿巴斯主战场相当的进展，主要得益于俄军轻松突破不适用于无人机战争的防御工事。边境城镇和村庄已被疏散，当地人报告称，大量廉价无人机在空中爆炸。军事消息人士表示，预计俄军在建立所谓“缓冲区”后，会再次将重点转向顿巴斯和南部的扎波罗热前线，继续将整个地区变成千疮百孔的废墟。过去三年，在战略上前线局势并未变得对俄罗斯明显有利。但乌克兰消息称，俘虏的俄军军官透露，夏季战役被称为“一次最后冲击”，意图摧毁乌克兰士气。驻波克罗夫斯克附近“台风”精英无人机部队指挥官米哈伊洛·克梅秋克表示，俄罗斯之所以继续发动这类战役，是因为指挥官根本不在乎士兵的生命。他称十个新兵中有八个最终会战死沙场，但俄军仍源源不断地投入兵力。俄方每月持续征召1万至1.5万名士兵，比乌克兰多得多，而且是通过提供高额签约奖金招募，而非乌克兰社会争议巨大的征兵方式。一些乌克兰人对俄罗斯能否真正突破持怀疑态度。当前战斗多以小规模徒步小组形式进行，以规避无人机打击，这意味着俄军进展缓慢，伤亡却很高。俄罗斯至今尚未证明其能突破防线并迅速扩大战果。 “俄罗斯最后一次大规模进攻是在2022年5月（马里乌波尔陷落后），”特种部队军官、议员及议会国防安全委员会秘书罗曼·科斯坚科说，“三年多都没能拿下科斯坚廷尼夫卡，你怎么还能谈他们有什么战略？” 但也有前线军人更加谨慎。乌克兰在无人机战争中的早期优势正在减弱。第93旅军官叶夫亨称，俄罗斯如今已在“前线无人机拉锯战”中占据上风。俄军一支名为“卢比孔”的新部队，在科斯坚廷尼夫卡至波克罗夫斯克一线制造巨大威胁，切断乌军长达40公里的补给线。这支部队最早在2024年出现在库尔斯克，直接向国防部汇报，被认为资源充足、组织严密。 “卢比孔”使用大型“母舰”无人机发射小型无人机，小型机通过光纤或无线电控制，频率难以被干扰。前线部队明显感受到中俄合作加深，尤其在战场侦察无人机方面更为明显。中国拒绝向乌克兰出售无人机，而泽连斯基则称，中国在协助俄罗斯生产无人机。当然，乌克兰也在反击，最近一次攻击摧毁了42公里外一个掩藏坦克的机库。但新一代抗干扰无人机飞行高度太高，只能靠短程地对空系统拦截，如美制“霍克”和苏联时代的“山毛榉”，而这正是乌克兰的严重短板。全面战争已持续三年零四个月，乌克兰仍相信前线不会崩溃。但在“崩溃”与“保持稳定”之间，还存在许多不利局面。俄罗斯夏季攻势最可能的结果是：既没有明显胜利，也没有彻底失败，但普京可能获得足以令其继续战斗的地图进展。一旦战斗在夏季攻势后趋于稳定，或许又将出现一线外交窗口。但也可能不会。 “俄罗斯人的问题在于，他们能承受伤亡，”基尔达亚普金说，“我们虽然伤亡少得多，但我们感受得更残酷。” 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6-13 00:00

观点：为什么外国强人不像美国人那样害怕特朗普？

媒体上用大写字母和感叹号喊话俄罗斯总统普京，要求他停止对乌克兰的战争，但这些言论对普京的情绪毫无影响，更别说对俄罗斯政策造成任何改变。煽动随机暴力对外国领导人也不起作用，伊尔库茨克没有人会因为特朗普在网上发帖就去威胁或伤害普京。也许可以宽容一点，把特朗普威胁制裁的发帖看作是某种政策行为。但话语只有在背后真的有政策，或至少有可能形成政策时才有意义。而要有政策，必须有由称职人士组成的制度机构。而特朗普的第一项“政策”就是解雇那些有能力制定和执行政策的人。比如，那些了解乌克兰和俄罗斯情况的人，很多已经完全退出了他的政府。取而代之的，是特朗普个人在没有乌克兰也没有盟友参与的情况下，单方面向俄罗斯做出在乌克兰主权问题上的让步努力。这种方式没有奏效。他的立场如此薄弱，以至于普京自然而然地认为可以得到更多，随即加剧了对乌克兰的侵略。特朗普是披着狼皮的羊，而真正的狼是能分辨得出来的。这个道理其实很明显，但必须明确指出：莫斯科没有人认为特朗普是强硬的。即便他想威胁俄罗斯，也没有可信度，因为他缺乏运作正常的制度和称职的公务员。要让制裁起作用，举例来说，他需要的是更多专业人士，而不是更少。此外，外国势力必须相信美国财政部不仅仅是某位亿万富翁的玩具。不幸的是，各国情报机构也看新闻。美国人可以选择无视现实：应对对手所需的国家能力已经被削弱，或者交到了那些唯一资格就是对特朗普绝对忠诚的人手中。但美国权力制度的毁灭，给敌人制造了极为明确的激励机制。俄罗斯人之所以希望特朗普重返白宫，正是因为他们相信他会削弱美国。如今，他们看到特朗普着手拆解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把情报和联邦执法事务交给图尔西·加巴德、卡什·帕特尔和帕姆·邦迪这类人，他们只会认定时间站在自己一边。这就是为什么普京无视特朗普要求乌克兰停火的呼吁，也说明了俄罗斯为什么会利用任何可能出现的停火来为下一轮入侵做准备。普京有理由相信，被特朗普削弱的美国将无法做出有效回应，欧洲会被牵制，而经历多年战争的乌克兰将更难再次动员起来。对中国来说，情况也一样。这个“软弱的强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有利的。在特朗普之前，时间并不真正站在中国一边。尽管一代美国人曾担心中国会在经济和军事上超越美国，但近年来的趋势已不再清晰，甚至出现逆转。但现在，随着特朗普下定决心摧毁美国的国家治理能力，中国可以轻松获取原本需要艰难争取的东西。华尔街或许能在“TACO”交易中短期获利，但“软弱的强人”最终只会带来损失。尽管特朗普的支持者可能相信他让美国在全球傲视群雄，但事实正好相反。作为一个强人，特朗普摧毁了那些阻止战争的规范、法律和联盟；作为一个懦夫，他却在为战争打开大门。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6-12 00:00

土豆价格飙升，通胀加剧，俄罗斯贫困人群生活更加痛苦

常被用来衡量食品通胀。这场危机甚至让普京措手不及。尽管他一直在宣传俄罗斯农业发展和在西方制裁下出口增长的“成功故事”，但今年早些时候黄油和鸡蛋价格也曾出现类似的飙升。政府的应对措施是加大进口。埃及向俄罗斯供应的土豆已增加三倍，而俄罗斯的后备供应国白俄罗斯则表示其库存已经耗尽。农民将去年的恶劣天气归咎为减产主因，但也指出机械、燃料、化肥和劳动力成本上涨，以及高利率，是推高价格的因素。 “去年一开始天气很冷，之后又遭遇干旱，”谢尔吉耶夫斯基国营农场负责人亚罗斯拉夫·伊万诺夫说。“土豆产量减少，品质也低于平均水平。优质土豆很快卖光，情况开始恶化。” 他还表示，今年的高价弥补了2023年丰收后土豆价格暴跌所造成的部分损失。今年的收成预计将更好。农业部长奥克萨娜·卢特说：“我们将从7月开始看到价格下降，趋于稳定。” 为政府提供咨询的TsMAKP智库估算，4月份以基础食品、公共事业和药品价格为基础计算的贫困人口通胀率超过20%，比官方通胀率高出10个百分点。 TsMAKP表示：“食品价格持续快速上涨，导致低收入人群消费篮子价格指数与整体通胀率出现显著背离。” 养老金领取者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4月份平均养老金为23,448卢布（约合298美元）。剔除通胀后，去年全年养老金实际下滑，仅自2025年年初以来上涨了1.4%。曾任俄罗斯央行官员、现流亡美国的反对派经济学家谢尔盖·阿列克萨申科说：“低收入群体受通胀影响更大。” 他指出，养老金领取者和公共部门工作人员首当其冲。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6-11 00:00

8个月前的这场对谈，已经把今天的美国讲透了

主的候选人是谁，你只需要知道习支持谁，普京支持谁，对吧？因为从这些独裁者的角度来看，任何地方的民主都是他们的问题。他们想要一个没有民主的世界，而这就是问题的答案之一：无论我们是否意识到，我们都不是一座孤岛，我们不是一个城市，我们不是孤军奋战。世界上存在着一些势力，正在此刻与我们的民主作对。脆弱的历史时刻马什：作为一名历史学家，你知道，历史上存在着一种著名的分歧，即一些人认为历史是由社会力量推动的，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历史是由伟人主导的。我一直认为你的作品并不属于伟人史观。比如《血土地带》(Bloodlands)一书，它对特定地区进行了极其具体和地方化的研究，并通过大量档案工作揭示了历史的细枝末节。我好奇的是，如今我们不幸生活在历史之中，你是否重新考虑过这一点？你认为民主面临的威胁是源于公众的冷漠？还是说领导者对民主的影响更大？实际掌权者是谁，他们做出的决策，对民主的影响有多大？斯奈德：嗯，让我尝试调和这两种观点，因为在我看来，历史学家既应该关注宏大的历史力量，也应该关注个体及其特殊性。那些成就伟业或制造灾难的个人，往往是能够在某种程度上理解时代，并从中提取出某些东西的人。拿希特勒来说吧，人们很容易把他看作一个可怕的个体、一个疯子，仿佛他不小心闯入了历史舞台，然后把一切毁掉了。但正如像朱利安祖父这样的幸存者可以告诉你的，事实并非如此。事情是一点一点变化的，从一天到一周到一个月。是有过程、有阶段的。而这些变化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像希特勒这样的人，不仅了解他的人民，还理解那个时代的特定历史时刻。希特勒明白人们害怕我们今天称之为“全球化”的东西。他也明白，人们很容易被一些关于全球化的阴谋论所吸引。他正是看准了这一点，提出了他自己的阴谋论。而阴谋论总是危险的。他的版本非常明确——犹太人被置于绝对核心的位置。希特勒还懂得如何把经济不安全感，从“共同繁荣”的理念，转化为“我们”对抗“他们”的政治叙事。因此，希特勒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他以一种特定的方式理解了那个时代——当然，这并不是唯一可能的理解方式。在1920年代和30年代，德国本来完全有可能选择另一条道路。例如采用某些希特勒所拒绝的技术手段，也完全可能在不靠庞大的军事预算、更不用诉诸战争的前提下，从大萧条中复苏。如果德国在那个时期作出了不同的选择，那么历史上那些惨剧可能就不会发生；而德国可能会主导整个20世纪。但事实不是这样。因为某个特定的人抓住了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机，并以某种方式对其加以解读并加以利用。这就是我认为我们必须高度警惕的事情。我们现在所处的也是一个历史时刻，而这个时刻充满了各种脆弱性，其中一些和一个世纪前的脆弱性极为相似。人们害怕全球化，害怕世界的快速变化。有一些技巧娴熟的政治人物用阴谋论来解释这些变化。人们的不安和对未来的恐惧，也可以被转化为“我们”对抗“他们”的政治逻辑。因此，我们必须警惕那些善于操纵的政客，那些所谓的“伟大人物”——他们身处时代之中，但能够以某种特定方式引导这个时代。而一旦这个时代被引导过头了，一旦拨动的那根弦被拨到某个临界点，想再回头就会变得极其困难。不要低估川普马什：你知道，通常在这种讨论中，我们尽量避免党派之争，但我还是得问你。就在那天，唐纳德·川普说，“我需要希特勒手下的那种将军。” 你能告诉我这对他意味着什么，以及作为历史学家，你对此有何看法？斯奈德：那我来谈谈我对唐纳德·川普的看法吧。我是这么想的——让我换个方式开始。 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确实有一些政治人物，他们非常有才华、也非常聪明，但这种聪明并不是人们所熟悉的那种。他们常常被像我这样的人、像你这样的人所轻视，被学者、记者、知识阶层所低估。他们常被受过教育的人忽略，因为他们的才华、魅力和智慧呈现的方式与传统不同——体现在极强的组织能力和演说天赋上，尽管这些能力形式非常规，但却非常有效。正是由于对这些20年代和30年代的政治人物的低估，才导致了一系列可怕的后果。正因为这个原因，同时也是出于保持客观的努力，我一直尽力不去低估川普先生。川普显然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具备一套独特的技能，本质上是戏剧性的表达能力。这套能力在当今社交媒体时代尤其契合。他的确拥有某种魅力——不是对所有人都有效，但对某些人却极具吸引力。所以当你问我川普算不算一个“历史学家”的时候，就好像你给我抛了个软球，等着我说“他根本不懂历史”。但我不这么看。我认为，川普对历史有他自己的直觉。当然，说他的家族来自德国，他的一些亲戚曾在纳粹军队（Wehrmacht）服役，这种说法太容易了、太表面了。我认为，更关键的是川普对某些历史现象有一种直觉的把握。所以，当他说想要希特勒手下的那种将军时，我认为他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这不是值得嘲笑的事。这并不是说他不理解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恰恰相反，我认为他确实理解那个时代。他可能不懂我要讲的那些技术细节，但他抓住了整体图景——尽管他可能一个将军的名字都叫不上来。他真正把握到的一点，也是非常关键的一点，即那些将军不受法律约束，他们对领袖个人效忠（我用这个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那么现在让我来说说这个“技术细节”，因为这对我们现行制度及其可能的变化意义重大。一、所谓“希特勒手下的那种将军”，意味着这样一件事：1934年8月，希特勒成功让德国的将军、军官乃至整个军队发誓效忠于他本人。在那之前，魏玛共和国（当时已经在衰败中）的武装力量宣誓的是对宪法的忠诚。这一点应该听起来很熟悉，因为今天的美国军队也是这样做的。而希特勒做出的改变，是让他们改为向他个人宣誓效忠。这种改变的重要性可能一开始并不明显，所以我必须强调：这是一种巨大的转变。你也许还记得，朱利安刚才提到的对大屠S的记忆尤其能说明问题—— 在1945年，当德国军官们说“我只是奉命行事”时，他们的意思并不仅仅是“我在听命于上级”。他们的潜台词是：我已经不再受宪法约束，我超越了法律，因为我向希特勒本人宣誓效忠。如果希特勒下令，我就执行，没有任何法律能阻止我。所以，当一个人向某位领袖发誓个人效忠时，就意味着他已不再受法律约束。二、而这正是关键点的第二层意义：整个社会将因此被改变。如果军队——也就是掌握武器的人——不再受法律约束，那对社会上其他人意味着什么？这就意味着，法治对任何人都不再真正适用。只要领袖下令，军队就会执行，他们的行为在新的“秩序”中就是“对的”，因为他们已发誓效忠于这个领袖。因此，宪法制度——任何宪政体制——都无法承受这样的变化，它无法在“希特勒手下的那种将军”存在的条件下生存。这就引出了第三点。三、我一直努力避免使用“元首”(Führer)这个词。但我们说的这个词——“领袖”——是我们用来指称纳粹德国领导人的那个词。这个词真正成为政治现实的时刻，就是在1934年8月。那时，希特勒不再只是德国的总理(Chancellor)，而是成为一个超越法律、超越政府、超越任何约束的人——成为“德国人民的领袖”(Der Führer des deutschen Volkes)。这个转变发生的关键节点，正是将军们发誓效忠的那一刻。所以当川普说他想要“希特勒手下的那种将军”时，他的真正意思是：他希望能够拥有那种形式的权力转变。而在我看来，他的理解是正确的。我不会说他是个糟糕的历史学家。我会说，他理解了1934年8月所发生的事，并且，他希望那样的事情在这里（美国）也能发生。民主崩溃的过程马什：所以，你知道，这显然是民主崩溃的一个时刻，即向个人宣誓效忠。也许因为你研究过这么多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情境，那么民主崩溃的其他迹象是什么？在民主崩溃的过程中，还有哪些其他关键时刻需要关注？斯奈德：这可以从很多角度来回答。一、其中一个我们已经从不同方式谈到过了，那就是把民主当作理所当然的事物，就像天气一样，似乎它自然而然地就会存在。这是一种信号，也是一种危险。它往往和对民主的怀疑并存。把民主视为天经地义的事物，常常也会和对民主制度的一种“青春期式的反叛”相伴随——比如说，这个制度有缺陷，这不是真正的民主，因此，专Z也许不会更糟。这是“青春版”的看法。而“成熟版”的看法可能是：民主就是世界本来的样子，它不会真正改变。不幸的是，这两种心态在当今美国都广泛存在。二、另一个民主陷入困境的信号，也是我们提到过的，就是进行对话变得困难。而这就关系到“真相”的重要性。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价值观，对吧？你和我有不同的价值观，你和你的邻居——无论是谁，如果是你的配偶，尤其是你的配偶——你们也有不同的价值观。这很正常，这其实是好事，这本来就是应该如此的。如果我们彼此价值观不同，反而可以通过协商达成共识，一起去做点什么。比如，你和邻居关心水污染的理由可能不同，但你们都想解决水污染的问题。但是，如果你不同意是否存在水污染，或者如果你不同意是否存在全球变暖，如果你不同意基本事实，那么就无法达成地方共识。如果没有地方共识，就不可能有民主，因为这开始显得毫无意义。如果我们无法在地方层面共同行动，那么我们就会开始质疑整个国家层面的民主项目究竟有什么意义？因此，对话的困难，再加上对事实的瓦解，构成了另一个严重的问题。这种情况在法西斯和共产主义掌权接管民主制度时都曾出现过——那些想要摧毁民主制度的人，总是利用民主制度本身的不完美。民主从来都不是完美无缺的，这些人正是利用了它的“漏洞”——比如新闻媒体的脆弱性。他们会攻击媒体，说记者是“人民的敌人”；他们会利用言论自由作为借口来污蔑、攻击反对者。他们还会努力将公共媒体转化为自己的宣传平台。最终的目的，是用宣传来压倒我们所有人的沟通能力，使我们愤怒，让我们彼此敌视。三、在政治领导层面，还有一个稍微技术性的问题，是史蒂文·列维茨基(Steve Levitsky)和丹尼尔·齐布拉特(Daniel Ziblatt)在其著作《民主如何死亡》(How Democracies Die)中阐述得非常清楚的，那就是关于“规范”(norms)的作用。我自己是个家长，所以经常想到这个类比。你可以试图通过制定规则来教养孩子——我确实这么做，我常常制定规则，我喜欢把规则写在白板上。但归根结底，你无法用立法的方式来“规定童年”——你可以有规则，但还有更基础的东西（规范），那就是“遵守规则”本身也是一种规范。当我们在政治精英层面看到民主危机时，往往就是这些本该被默认遵守的规范正在被破坏，或者人们开始寻找绕开规则的理由——而绕开规则的方法，恰恰就是破坏规范。在选举期间，这种现象尤其令人担忧，因为你不可能为选举过程的每一秒钟都立下明确的法律规定。在某个节点上，你必须依赖人们的“善意”。一旦善意不复存在，问题就变得非常严重。亿万富豪与“言论自由” 最后一个我已经提到过的问题，我们再说一下，那就是不平等。如果财富过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这是一个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时代就被注意到的问题，此后历代思想家也都反复强调过。美国开国元勋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几乎每一位对民主有深刻见解的人，不论我们把他看作是左派还是保守派，都意识到这个问题：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注意到了，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注意到了，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也注意到了。马克·吐温(Mark Twain)和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也都指出过这个问题。如果你让太多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那么这些人就会控制太多的言论空间、太多的话语权、太多的媒体平台。在这种情况下，正常的民主对话就会变得非常困难，因为某一个人（比如一个拥有大型媒体平台或社交平台的人）可能最终决定了我们全社会在谈论什么。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也是一个历史性的问题。我之前说过，古希腊人无法预见社交媒体的出现，但他们确实预见了财富阶层通过宣传使民主变得困难的情形。他们对这一点的担忧是有道理的，而这正是我们今天也必须警惕的一个信号。马什：当然，我认为，这确实引出了我们对当下局势理解中最棘手的问题之一。就像你说的，民主制度的瓦解——如果从2010年开始描绘这个过程，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社交媒体的崛起与如今被污染的信息网络之间的平行关系，以及由此衍生出的政治现象。但另一方面，这种情况过去也发生过。比如1930年代纳粹控制下的德国新闻媒体，还有收音机的出现与法西斯主义的兴起。甚至在更早以前，英国内战时期传单(pamphlets)文化的兴起，以及这种文化在整个欧洲范围内被压制的情况。我是说，这是否其实是言论自由内在的某种特质？也就是说，它在某种意义上会“吞噬”自身：一旦信息爆炸到不可控制的程度，社会就会因此发生分裂。斯奈德：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观点，我想就此说两点，内容截然不同。首先，我想从你提到技术的地方接着说下去，因为斯蒂芬（马什）说得完全正确，非常值得我们深思。一、我不会把这个问题简单归结为“言论自由”，而是更倾向于认为这是“媒体技术的变革”所导致的。比如印刷术的发明——现在，我虽然看不到你们的样子，但我能看到我那本书的封面，因为它是白色的，会反射你们身上的紫外光。所以你们都拿着书，这很好。我想我们大概都是认为书籍是积极事物的人，认为阅读和拥有书籍是好事。但正如斯蒂芬所暗示的那样，印刷术的出现在最初的150年间其实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它是欧洲宗教战争的主要诱因之一，而那场战争造成了大约三分之一的欧洲人口死亡。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印刷术让信息的传播速度远远超出了当时人们的承受能力；同时，它也让人们能够更轻易地抄袭、诽谤、拼贴。某种意义上，印刷术可以说是社交媒体的先驱。但它也给出了解决问题的线索：当你有了新技术之后，你就必须制定新的规范、惯例和法律。例如版权制度——听起来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无聊的东西——其实正是使书籍成为可能的基础。如果没有版权，我就不能写书或出版。版权制度使得书籍得以存在。而关于抄袭的法律，则让我们所谓的“言论自由”能够真正运作起来。二、所以每当技术发生变革，我们就必须重新思考“言论自由”的含义。这也引出了我的第二点：即使我们在技术层面讨论言论自由，归根结底，它并不是关于技术，而是关于“人”。追溯到古希腊，人类对言论自由的探讨有着悠久而深厚的传统。那么我们为什么需要言论自由呢？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在美国，我们似乎已经到了一个极端——当然不是你们在座的各位，你们是友善、理性、深思熟虑的人——但总体而言，美国人往往倾向于说出一些他们知道具有冒犯性、甚至是虚假的言论，然后再说一句“言论自由，言论自由”，好像言论自由本身就能为这些言论披上一层荣耀的外衣。我们已经陷入了这样的误区。同时，在技术层面，我们也陷入了另一个误区——当一个拥有社交平台的亿万富翁想要大规模传播谎言时，他也会打出“言论自由”的旗号。这表明我们对言论自由的理解已经严重偏离了原本的轨道。因为，不管伊隆·马斯克是将一个谎言传播五千万亿次还是五千五百万亿次，这都不是言论自由的真正意义。言论自由从来都不是关于有钱人、强者的，它从来都是关于弱者的。我们之所以捍卫言论自由，是因为“向权力说真话”本身就是危险的。言论自由是关于“人”的，是关于“最不幸的那群人”的。这才是言论自由的核心。但我们已经被搞得头脑混乱，以为言论自由是关于算法、关于那些背后根本没有人操控的机制。但其实，言论自由永远是关于一个具体的人，以及当你说出真相时你所承担的具体风险——身体伤害，甚至生命危险。我们在这个国家真正需要思考的是：我们该如何培养“自由的说话者”。你不需要担心有钱人和有权人，他们的言论自由权利自然会受到宪法保护，他们根本不是我们应该关注的焦点。真正的问题是：我们每个人都足够了解信息了吗？我们足够有信心、有安全保障去表达自己了吗？很显然，答案是否定的。而且不仅是对少数族裔或其他处境危险的人群而言，很多中西部的县，我最近拜访过，人们连在院子里插一个支持哪位候选人的标牌都不敢，因为他们害怕遭受人身攻击。这，就是我们目前面对的言论自由问题所在。美国宪法的问题马什：你知道吗，我在想，不知道你有没有像我在这个对谈系列中遇到的很多知识分子那样，去思考美国的建国，思考它的起点。你刚才提到了传单和印刷文化的起源，这很有意思，因为他们当时也正是传单写作者，对吧？某种程度上，他们就是最早的那批“传单叛军”(pamphleteer rebels)。也许我会这么说是因为我是加拿大人，所以我能更有距离感地看这个问题。但我想知道，作为一个历史学者，你是否觉得美国如今所陷入的困境，其实早在当初就已经埋下了种子。比如乔治·华盛顿的告别演说——对我来说，那简直就是在描述今天的美国，只不过是240年前说出来的。你会不会觉得，那些光辉岁月里种下的一些“种子”，现在已经开始发芽燃烧、变成火苗了？又或者说，正是这个国家的美丽与建国理想本身，正在制造它如今所面临的危机？我觉得美国最不同凡响的一件事是：它至今仍处在自己的“第一共和国”当中。你看，法国都已经是第五共和国了。我们加拿大写宪法是1982年，对吧？而你们至今还在使用18世纪写下的宪法。你觉得，美国如今的问题，是不是也部分源于此？斯奈德：是的，法国是第五共和国，但谁在乎呢？马什：说不定等这次对话结束，他们都到第七个了。斯奈德：这里有一个非常讽刺的现象。我是美国人，也是历史学家，但我并不是“美国史学家”，你懂我的意思吧——我是研究欧洲历史的。但从欧洲的角度来看，美国宪政史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反讽之处：当我们有机会影响其他国家的宪法设计时，我们会允许出现、甚至鼓励一些在我们自己宪法中并不存在的内容。举个例子：二战后，欧洲新产生的宪法中包含了许多美国人并不享有的权利。尤其是，这些宪法往往围绕着政府向人民提供服务来进行设计，而这恰恰是美国人常常质疑的部分。二战之后，面对法西斯主义带来的摧残，欧洲各国在宪法设计中大力强调福利国家的理念，其核心目标正是构建一个让人们真正感到自由的社会。所以我这里在思考一个非常具体的宪法设计时刻。我想表达的，其实是一个相对乐观的观点：是的，我们的建国文件确实有些古老、复杂，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人本身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20世纪40年代，甚至更早在20年代，那些参与一战后宪法讨论的美国政治学家和法律学者其实都非常清楚我们宪法的局限。所以说，确实有问题，但不能说所有美国人都对此毫无察觉，也不能说我们就只能消极地被这些文件束缚。我们的某些现实问题确实根植于宪法本身。比如说，宪法允许选区划分操控（gerrymandering，杰利蝾螈），而更好的宪法设计本应排除这种做法。又比如选举人团制度(Electoral College)——它在当时的政治辩论中或许说得通，但现在说实话，简直让人忍俊不禁。它真的完全没有道理，我们之所以还保留它，只是因为它“已经在那里了”。这类基本的设计缺陷确实存在。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对待宪法这份文件的精神，我想强调的是这个点。1852年，在美国首次独立日的第76周年，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自由黑人）发表了一篇著名演讲，我认为他给予了建国者应有的尊重。演讲的核心当然是当时美国最根本的问题——奴隶制。但我觉得，道格拉斯说了一句非常有智慧的话。他说，建国者在他们的时代是“叛逆者”(rebels in their own time)。就像斯蒂芬所说，他们是捣乱分子，是传单写手。道格拉斯说，他们是那些在当时冒着巨大风险的人。他们所坚持的事业在一段时间内是少数人的事业，他们是异类，是边缘人，是在被排斥的状态下坚持下来的。直到后来他们赢得了支持，甚至奇迹般地赢得了一场战争。而“自己时代的叛逆者”这句话，我认为正是我们理解建国精神的正确方式。因为那些起草美国宪法的人深知，我们也必须在我们自己的时代成为“叛逆者”，这当然也意味着我们要敢于对他们当年的立场和设计进行挑战。当年的建国者中，没有任何一个人认为“我们在18世纪写下的这些东西，应当在250年后依然将所有人牢牢束缚”。他们努力地去设计这些文件，使之能够随着历史而改变，因为他们理解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第一，我已经提过了——我们是有缺陷的，我们不完美。这正是宪法存在的核心理由。民主是困难的，你需要规则和框架来引导我们的能量朝着正确方向流动。第二，他们明白：民主需要不断复兴。而每一次民主的复兴，都必须以我们愿意承认过去所犯的错误为前提。一个严重的错误马什：我听过很多关于美国宪法的辩护。这是我听过的最好的辩护。但这让我们回到了规范的问题。对。你提到的那个比喻很好，就像你在白板上写规则，但你真正希望的是孩子有规范。就像你写这些规则，是因为你不能对孩子说“正常点”。对。就像拥有这些价值观。斯奈德：对。我得说，对孩子说“要正常”是一种我从未想过的方法。好吧，试试看。看看是否有效。马什：也许我试了没效果，对吧？但我猜是因为我完全明白问题在于规范，但这似乎也是一个如此难以面对的问题。我有我的规范，我有朋友，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的规范。作为公民，我们似乎很难真正影响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观念，即“我们都相信民主”，对吧？规范似乎是一个如此模糊、不明确，同时又是如此迫切的要求。斯奈德：当然，这是个很好的问题。让我从几个不同的角度来回答你——一个是更直接的现实层面，另一个可能是更深层次的。让我先从那个深一点的开始说起。民主并不是——自由也不是——“一切都可以”的意思。不是这样的。自由的意义，在于这个世界上确实存在一些美好的事物，而我们每个人对这些美好事物的理解可能不同，但每个人都应有机会去实现他们心中那些“好”的东西。这才是自由的核心。自由并不意味着“什么都不是真的”，它不是虚无主义。我认为，当我们把自由理解为“无所谓、什么都行、都不重要”的时候，我们就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而如果我们因此认为民主就意味着“大家随便说说、无所谓”，那民主根本不可能运作。虽然这种想法很有诱惑力——我们确实看到有不少人，甚至在美国社会中居于高位、甚至竞选公职的人，都抱持着这种态度——但那不是真正的自由，也绝对不是民主。民主绝不能只是“任其发展”的结果。它必须建立在某些积极的信念之上，而这些信念正是“规范”所依赖的基础。所谓“规范”，是指我们的行为准则，是我们在政治这个空间中不言自明、却人人遵守的“看不见的规则”。就像政治房间里的家具，虽然看不见，但我们知道如何在它们之间穿行。可是，如果没有那些积极的价值信仰作为支撑，这些规范就站不住脚。比如说我们之前听朱利安提到的一些价值观：我们要接受和平的权力交接——这是一个积极的确认；我们认为政治暴力不是政治生活中的一种常态，而是一种与民主根本不相容的行为。这一点我其实应该更早提到的：政治暴力是民主出了问题的一个极强信号。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通常，一个人或一群人如果尝试过一次政治暴力，那很有可能就会尝试第二次。所以，怎么才能建立“规范”？你只能通过积极的价值信仰去确立它们。而且你必须认真思考这些价值信仰是什么，因为世界上存在各种价值信仰，其中一些不仅非民主，甚至是反民主的。比如说：“应该有一个领袖，我们所有人都应该服从他”——这也是一种规范，只不过是一种反民主的规范。又比如：“法律并不适用于每一个人”——也是一种规范，但它同样是反民主的规范。所以，你在这里并没有真正的“中立”选项：你总是在肯定某种类型的规范，不是民主的，就是反民主的。接下来我说说那个更“现实直接”的层面：我们可以通过人们遵循的规范来判断他们。没有人在当前我们所见的政治竞争中是完全不遵守任何规范的。问题是，他们所遵循的到底是哪种规范？是与民主相契合的，还是与其他政治体系一致的？规范既是我们必须努力捍卫的，也是完全合理的评判标准。这与“政策立场”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可以支持某种反垄断政策、你可能支持另一种；我可以支持一种肉类检查制度，你可以支持另一种；铁路政策也是如此。我们可以在政策上分歧很大，但仍然在规范层面达成共识。我们可以在这个基础上评判候选人。当然，有些选举确实是围绕政策分歧展开的，比如肉检政策、交通政策这种。这种选举是你我在政策上有分歧的体现。但我并不认为2024年是这样一场选举。我认为我们现在经历的这场选举，是关于规范的。他们想要你绝望马什：你知道，我觉得这正好引出了“政治暴力”这个问题，而这一直是我最难应对的问题之一。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受。我是说，我写过一本书，叫《下一场内战》(The Next Civil War)，显然，这是一个非常黑暗的视角。我写这本书的初衷，是想作为一种警示，提醒人们美国面临政治暴力的风险。但与此同时，也正是你刚才提到的那个关于“规范”的问题，我有时会问自己：我所指出的这种黑暗是否反而适得其反？是不是一种更积极的策略——比如说去“肯定那些美好的东西”——其实更能阻止民主的倒退？因为在我看来，一旦我们进入那种“民主真的处于危险之中”的状态，这种危机意识本身就会变成一个驱动力，它反过来会加剧那种“绝望感”，而这种绝望感正是导致政治暴力和制度崩溃的温床。所以我想说的其实不仅仅是那些人（制造暴力或极端主义的人），而是我自己——如果我可以把你当成一个心理咨询师的话——我们怎么才能跳出这种负面循环，进入某种积极的肯定状态？斯奈德：我觉得，如果我是你的心理治疗师，我会说：“这是一个非常棒的问题。”对吧？这要收费250美元（笑）。因为这正是治疗师会说的话，不是吗？无论你从哪里出发，你都是从一个好的地方出发的。除了治疗师，全场都笑了。现在，连治疗师也笑了。谢谢你。所以，我想从一个更黑暗的地方开始，然后尝试走出来。我写的这本关于自由的书，其实是一本非常温暖和充满希望的书。它讲述的是“自由”作为一切美好事物中最美好的一种，它描绘的愿景远远好于现实中的美国。但我写这本书时，是带着我对历史的了解在写的——我们刚才讨论了一些——也是带着我对其他更艰难局势的认知在写的。所以，我第一次像这样与人讨论这本书——不是像今晚这样的大讨论，而只是谈这本书——是在乌克兰东北部的哈尔科夫，一个距离俄国边境约35英里、距离前线只有几英里的城市，我们在地下举行讨论。我们之所以在地下，是因为哈尔科夫经常遭到导弹袭击，而人们根本没有足够时间转移到防空掩体。如果你想举行像今晚这样的集会，只能在地下举行。我之所以想到这些，也部分是因为我现在穿的衣服，正是我那次地下讨论时穿的衣服。整场讨论期间我都在想，这一切是多么不同：我可以坐在这里，不是在地下，斯蒂芬和我，还有你们大家，都不用担心导弹袭击。我们知道，当我们今晚走出剧院时，卡拉马祖的建筑不会在我们不在的这段时间被摧毁。我想到了这一切，我没办法不去想。然而，尽管如此——哈尔科夫、乌克兰东部、南部，那些地方是可怕政治暴力的例子。俄罗斯所施加的政治暴力是恐怖的，其目的正是要终结民主。这一切的本质，就是要通过摧毁乌克兰的民主来向俄罗斯人证明：民主是不可能的。那些正在抵抗的乌克兰人，正为民主付出可怕的代价。但这正是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发生转变的地方。因为在我的经验中，甚至可以说是尤其在那些为民主而抵抗、冒着风险的人身上，我看到的是：抵抗总是具有创造性的。我们本来不必在那个地下掩体里讨论自由，对吧？每个人都可以待在家里，看着网络，感到恐惧。但他们没有。他们走出来，参加了讨论，就像你们今晚也走出来参与这个讨论一样。抵抗总是带有创造力的，抵抗总是积极的。当我想到其他一些比我们当前所处环境更危险的地方，那些曾经抗议、冒险的人反复告诉我同一句话：“当我在抗议的时候，我反倒不像在家看电视时那么害怕。” 所以即便是冒那一点点小小的险，也是一种肯定性的行为；它让你与他人一起行动，让你感觉更好。而这也是对你刚才那个“心理治疗”式问题的回答——现在我是认真的了：那些想要“杀死民主”的人，他们的策略就是让你恐惧，让你相信一切都没有希望。他们想要你绝望。这是一种手段，他们的目标就是这个。因为，如果我们彼此隔离、不沟通、不合作，民主是无法运作的；如果我们被恐惧所支配，民主也无法生存。你说得对，恐惧本身的确可能导致糟糕的结果。但这不是让我们屈服于恐惧的理由，而是一个强有力的理由，说明我们必须始终去做我们力所能及的小事。因为每个人总能做点什么，而我们现在通常还能多做一点点。尤其是如果我们和他人一起去做，就能驱散那种无力感。这也是我在那些比我们现在所处环境更加严酷的地方亲眼看到的。如果你什么都不做，那你自然会觉得黑暗的来临是不可避免的。但如果你和别人一起，那你就会产生希望——你会变得更有行动力，也会更有希望。这会形成一个良性循环，行动力与希望会互相激发，彼此增长。无法回头马什：我想问最后一个问题。你在书中提到的一个观点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其实不止一个，但这个尤其让我记住了：人们常常觉得民主不起作用，但如果你试试专Z，那结果才是真正糟糕。它会非常快地崩溃，也会非常快地变得可怕。而我们现在，正处于美国为数不多的四五个关键地区之一，在这里，全球民主的未来可能会被决定。我想请你，向这个世界的角落发出呼吁——为什么民主比它的替代品更好？斯奈德：这是个很容易理解的观点，也是你刚刚提到的。我先说这个，然后再讲另一个。第一个简单的观点是：我们在民主中抱怨的一切，其实都可以被改进。斯蒂芬刚才非常正确地提到过，在专Z制度下，情况往往会变得更糟。看看那些我们某些政治人物钦佩的独裁者，比如普京，或者匈牙利的欧尔班——这些国家相较于美国来说是穷国，而且它们永远都不会变得不穷。它们被困住了。哪怕匈牙利位于欧洲联盟的中心地带——这个世界历史上最大最富裕的贸易区——只要欧尔班继续掌权，匈牙利就会一直贫困。因为欧尔班的统治意味着一人独大，意味着少数依附权力的寡头拿走所有来自欧盟的资金，意味着经济失序。这还不包括缺乏自由媒体、大学被压制等问题——这些国家体制无法运转，问题也无法修复。俄罗斯也是个类似的例子。这个国家拥有大量的油气资源财富，但这些财富被一个人和他周围的一小撮人所控制。全国大多数人极度贫困，而俄罗斯几乎没有什么系统是高效运作的。而且——这种情况无法改变，真的无法改变。所以从斯蒂芬提出的观点出发，我们抱怨的许多民主问题比专Z更糟糕——这是真的。但更糟的是：你在专Z体制下无能为力。你什么都做不了。我非常担心的是，美国人往往不理解这一点的严重性。如果你投票反对民主，如果你投票支持那些破坏规范的人，如果你投票支持那些宣称自己想当独裁者的人，如果你投票给那些公开钦佩独裁者的人——那一刻或许看起来很“爽”，好像你在挑战权威、做了一件“解放自我”的事。但一旦你越过了那条线，你就无法回头了。这不是我们所熟悉的那种“可以修补”的错误。民主虽然慢、尴尬、笨拙，并不总是带来你想要的结果，但你总是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回头，重新开始。但如果你投票反对民主，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正是现在很多美国人正在考虑做的事——一旦你否定了民主，就真的回不了头了。第二个观点，这是个乐观的亮点：美国现在的状态不会一直持续下去。极化不会永远持续；愤怒和焦虑不会永远持续；五五开的选举格局不会永远持续；社交媒体主导一切的现状也不会持续。这种现状是不可持续的。作为一名研究政权变迁和历史转折点的历史学家，我认为，接下来要么事情会变得更糟，要么它们会变得更好——而且可能会变得好很多。 2020年代的美国，有潜力成为一个比现在更加富裕、慷慨、公平和成功的国家。远远更好。我们可能会迎来一种变化，就像从上个世纪40年代走向50年代，从50年代走向60年代那样的跃升。这个国家拥有足够的财富、技术、受过教育的人民——我们拥有一切，除了：一些糟糕的领导人，一些糟糕的想法，一些顽固失效的制度。但我们可以突破——走向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迈入一个更好的“第三世纪”。而我们要做到这一点，唯一的前提，就是维持住我们的民主。 *小标题为编者所加。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6-10 00:00

公开称友谊无上限，俄罗斯内部情报机构却称中国为敌人

纽约时报报道，在公开场合，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罗斯与中国日益加深的友谊不可动摇，是进入“黄金时代”的战略军事与经济合作。 Kremlin.ru, CC BY 4.0 , via Wikimedia Commons 但在俄罗斯国内安全机构联邦安全局（FSB），一个秘密情报部门却称中国是“敌人”。这份指令很可能是为分发到FSB地方办公室而撰写的，罕见地展现了俄罗斯情报系统最有权力的部分之一——FSB反间谍行动局（D.K.R.O.）的内部运作。文件由D.K.R.O.下属第七部门撰写，负责应对来自中国及亚洲其他地区的间谍活动。文件中弥漫着对俄罗斯面对日益强大的中国可能陷入被动的担忧。但尚不清楚这种担忧在FSB之外的俄罗斯体制内部有多普遍。即便是盟国之间，彼此从事间谍活动也并不罕见。这个此前从未公开的部门警告称，中国对俄罗斯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官员称，北京正越来越多地试图招募俄罗斯人从事间谍活动，获取敏感军事技术，有时是通过吸引不满的俄罗斯科学家。情报人员称，中国正在针对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进行间谍活动，目的是了解西方武器与作战方式。他们担心，中国学者正在为未来对俄罗斯提出领土主张打基础。他们还警告称，中国情报人员正在北极地区进行间谍活动，以矿业公司和大学研究中心为掩护。这份8页的FSB内部规划文件中，列出了反制中国间谍活动的优先事项。文件没有注明日期，但从内容判断，很可能写于2023年底或2024年初。网络犯罪团伙Ares Leaks获取了这份文件，但未说明具体方式，无法完全确认其真伪，但《纽约时报》已将该文件交给六家西方情报机构，这些机构均认为该文件属实。这份文件提供了迄今最为详细的俄方反间谍战略中对中国的内部看法。自2022年2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莫斯科与北京建立的新关系已改变全球力量格局。两国迅速扩大的伙伴关系，是当代地缘政治中最重要、最不透明的关系之一。俄罗斯在入侵乌克兰后，经受住了多年来西方金融制裁的压力，打破了众多政治人物和专家预测俄罗斯经济将崩溃的判断。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中国。中国是俄罗斯石油最大的买家，还提供关键的电脑芯片、软件和军事组件。当西方公司撤离俄罗斯时，中国品牌迅速填补空缺。两国声称，希望在大量领域展开合作，包括拍电影和在月球上建设基地。普京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一直在大力推动他们所谓的“无上限”的伙伴关系。但FSB的绝密备忘录显示，这种关系实际上是有限度的。 “政治领导层完全支持与中国关系的改善，”旅居英国、研究俄罗斯情报机构的专家安德烈·索尔达托夫在《纽约时报》的请求下审阅了这份文件后表示，“但情报和安全机构却非常怀疑。” 俄罗斯文件描述了两个表面上友好的国家之间，在暗处进行的一场“紧张且动态发展的”情报战。文件披露，在2022年普京发动入侵乌克兰的前三天，FSB批准了一项新的反间谍计划，名为“协约-4”。这个代号似乎是对莫斯科与北京友好关系的一种调侃，实则掩盖了其真正目的：阻止中国间谍破坏俄罗斯利益。这个时间点几乎肯定不是巧合。俄罗斯当时正将几乎全部军事与情报资源集中于距离中国边境超过6400公里的乌克兰，显然担心北京可能会借机图利。文件称，从那时起，FSB观察到中国确实在这么做。中国情报人员加强了招募俄罗斯官员、专家、记者和莫斯科权力核心商界人士的力度。为应对这一情况，FSB指示其人员要拦截“威胁”，并“防止重要战略信息被转交给中国”。文件称，FSB还命令官员与那些与中国密切合作的俄罗斯公民进行面对面会谈，警告他们北京正试图利用俄罗斯，并获取先进科研成果。 FSB还命令对使用中国通讯软件微信的“用户信息进行持续搜集”。文件指出，包括入侵间谍目标的手机，并利用FSB下属一个部门持有的专用软件工具分析数据。两个独裁政府可能进行长期结盟，这两个国家总人口接近16亿，拥有大约6000枚核弹头，这在华盛顿引发了深切担忧。特朗普政府中的一些成员认为，通过与普京接触，华盛顿可以开始将俄罗斯从中国拉开，从而避免如国务卿卢比奥所说的“两个核大国联合对抗美国”的局面。 “我得把他们分开，而且我觉得我也能做到，”特朗普在去年11月选举前不久说，“我必须把他们分开。” 从某种角度看，FSB的这份文件为这样一种观点提供了支持：只要采取合适方式，俄罗斯是可以与中国分离的。文件中描绘了双方关系中的不信任与怀疑。文件称，中国对特工回国后立即进行测谎测试，加强对2万名在华俄罗斯留学生的审查，并试图招募与中国人结婚的俄罗斯人为间谍候选人。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份文件也可能得出相反的结论。普京显然非常清楚与中国关系紧密化的风险，但仍决定继续推进，这或许说明美国几乎没有机会让俄罗斯改变方向。 “普京认为，他可以更深入地拥抱中国。这并非没有风险，但他认为值得，”卡内基俄罗斯欧亚中心主任亚历山大·加布耶夫在《纽约时报》邀请下审阅文件后说，“但我们也看到，体制内有人对这种做法持怀疑态度。” 多年来，普京一直在拉拢习近平，两人已经举行了超过40次面对面会晤。自乌克兰战争以来，俄罗斯与中国之间建立了更深层次的伙伴关系。两国在经济上天然互补：俄罗斯是全球最大能源生产国之一，中国则是全球最大能源消费国。这对俄罗斯反情报人员构成了棘手挑战。文件显示，他们在努力控制中国情报活动带来的风险，同时避免“对双边关系造成负面影响”。官员们被警告不要公开“将中国情报机构描述为潜在敌人”。 “回到那句老话，没有真正‘友好的情报机构’，”哈佛大学贝尔福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高级研究员保罗·科尔布说。他曾在美国中央情报局行动局任职25年，其中包括在俄罗斯的工作。“只需稍加接触，俄罗斯军方或情报官员就会对中国表现出强烈怀疑。从长远看，尽管双方声称伙伴关系无限，中国也极具利用价值，但同样是潜在威胁。” 中国盯上俄罗斯的战争机密与科学家在俄罗斯军队进入乌克兰不久后，中国一些与情报机构有关的国防企业和研究机构人员，开始大量进入俄罗斯。根据FSB的文件，他们的目标是更好地了解这场战争。尽管中国拥有世界级科学家，但自1979年与越南为期一个月的战争以来未再参战。这使中国对自身军队在台湾或南海等可能冲突中面对西方武器的表现感到焦虑。中国情报官员渴望了解俄罗斯对抗西方支持军队的作战经验。 FSB的文件写道：“北京尤其感兴趣的是无人机作战方法、软件升级、以及如何应对西方新型武器。” 文件补充称，北京认为乌克兰战争将会长期持续。这场冲突已经彻底改变了战争技术与战术。长期以来，中国在航空技术方面落后于俄罗斯，文件称，北京已将这一领域作为优先目标。中国正重点招募军事飞行员，以及从事空气动力学、控制系统和气动弹性研究的专家。文件还指出，中国也在寻找曾参与前苏联开发的“地效飞行器”（类似气垫战舰）的俄罗斯专家。报告称，“优先招募对象包括飞机制造厂与研究机构的前员工，以及对俄罗斯国防部关闭地效飞行器项目感到不满，或正面临经济困境的现任员工。” 文件中并未明确这些招募是否仅限于为中国项目招聘俄罗斯专家，还是包括招募他们作为间谍。文件还显示，俄罗斯非常在意中国对乌克兰战争的看法，并试图向中国间谍提供关于俄方行动的正面信息。FSB命令反情报人员准备一份关于中国政策可能变化的报告，提交克里姆林宫。西方领导人曾指责中国向俄罗斯提供关键武器组件，并试图掩盖这一行为。FSB的文件支持了这一说法，称北京曾提议建立绕开西方制裁的供应链，并提出参与无人机及其他未指明高科技军事设备的生产。文件未说明这些提议是否已实施，但中国确实已向俄罗斯提供了无人机。 FSB备忘录还暗示，中国对瓦格纳雇佣兵集团感兴趣。这个由俄罗斯支持的准军事组织多年来在非洲扶持当地政府，并在乌克兰与俄军并肩作战。文件写道：“中国计划将瓦格纳战士的经验用于本国军队和在东南亚、非洲与拉丁美洲运作的私人军事公司。” 报告的措辞没有表明FSB是否认为中国意图招募前瓦格纳战士加入自己的队伍，还是仅仅想从其经验中学习。莫斯科担心北京图谋领土俄罗斯长期以来对中国在两国2615英里边境上的扩张意图心存忧虑。多年来，中国民族主义者一直对19世纪一系列条约表示不满，当时俄罗斯吞并了大片领土，包括如今的符拉迪沃斯托克。这一问题如今成为关键担忧。由于战争与经济制裁使俄罗斯实力减弱，更难对北京进行遏制。FSB报告表达了对中国一些学者鼓吹对俄罗斯提出领土主张的担忧。文件称，中国正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寻找“古代中华民族”的踪迹，可能是为了影响当地舆论，使其支持中国的领土主张。 2023年，中国发布了一张官方地图，标注了俄罗斯境内城市和地区的历史中文名称。 FSB命令人员揭露这类“复仇主义”活动，以及中国利用俄罗斯科学家和档案资源开展旨在为边疆地区赋予历史归属的研究行为。备忘录中指示道：“对参与上述活动的俄罗斯公民开展预防性工作。”还要求“将限制外国人入境作为一种施压手段”。中国在中亚与北极的扩张也令俄罗斯不安对中国扩张影响力的担忧不仅限于俄罗斯远东边境。在苏联时期，中亚国家听命于莫斯科。如今，FSB报告称，北京已制定“新战略”，以在该地区推进中国的软实力。文件指出，这一战略最早在乌兹别克斯坦实施。文件未提供该战略的具体内容，只提及涉及人文交流。乌兹别克斯坦及其邻国对普京意义重大，他将恢复苏联势力范围视为个人政治遗产的一部分。报告还强调了中国对俄罗斯北极广大地区和北方海航道的兴趣。这条航道沿俄罗斯北部海岸线而行，以往因结冰严重而无法稳定通航，但气候变化预计将使其日益繁忙。这条航道能大幅缩短亚洲与欧洲之间的运输时间。开发这条路线将使中国更方便地出口商品。俄罗斯历来严格控制中国在北极的活动。但FSB文件指出，北京认为西方制裁将迫使俄罗斯转向中国，以维持其“老化的北极基础设施”。实际上，在美国油服公司贝克休斯退出后，俄罗斯天然气巨头诺瓦泰克已依赖中国，挽救其北极液化天然气项目。 FSB还称，中国间谍也活跃在北极地区。报告指出，中国情报机构正在利用高校与矿业公司等渠道，获取有关俄罗斯北极开发的情报。尽管存在上述种种漏洞，FSB的报告明确指出，失去中国的支持将更糟。文件明确警告官员，任何敏感行动都必须事先获得俄罗斯安全体系高层的批准。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6-09 00:00

纽约时报评论：特朗普催生的腐败正在淹没美国，大坝正在崩塌

权、个人化并从权力中牟利的国家发展。普京在俄罗斯就是按这个剧本操作的。新闻媒体被迫落入他的政治盟友手中。自然资源和高额合同被交给了他的亲信。据报道，在建立这个国家利益与领导人利益难以区分的体制过程中，普京也成为了全球最富有的人之一。政治利益与个人利益的融合，在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时表现得尤为明显。随着普京支持率飙升，他亲信的财富也随之增长。举个例子，他的前柔道搭档阿尔卡季·罗滕贝格获得了一份超过30亿美元的合同，用于建造连接俄罗斯和克里米亚的大桥。腐败帮助普京巩固了权力，而权力又进一步助长了腐败。匈牙利总理欧尔班是“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阵营中的一个受欢迎人物，他采用了类似剧本，虽然规模较小。利用国家权力边缘化反对者，同时他的亲信则迅速积累起显赫的财富。与特朗普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类似，欧尔班的女婿也牵涉其中。家人和亲信在政府体制之外充当看门人和交易撮合者，不受正式职位的规则与监督约束。尚多尔·莱德雷尔领导匈牙利反腐组织已超过15年，涵盖了欧尔班第二次担任总理的整个时期。他所讲述的故事与美国的现实如出一辙：司法系统被领导者的忠诚者控制，制衡机制被削弱甚至形同虚设，道德和伦理框架遭到侵蚀，寡头势力比国家机构更富更强。面对腐败的质疑，欧尔班选择抨击批评者。随着时间推移，公众会变得麻木。 “你就像看肥皂剧一样关注政治，”莱德雷尔对我说，“会觉得自己对此无能为力。” 莱德雷尔将腐败对政治体制施加的压力，比作一条河流冲击大坝。一旦大坝决堤，你就会被湍急的水流冲走，无法控制。如果你试图重建大坝，已经太迟了；匈牙利的反对党就像美国的反对党一样，没有认识到整个体系已经崩溃——大坝已经决口——因为支撑这个体系的规则和共识已经彻底瓦解，无法挽回。在这种情况下，只会印证像欧尔班和特朗普这样的领导人一直以来所宣称的观点：体系本身已经腐烂，反对党要么对现实毫无察觉，要么软弱无能，无法改变现状。腐败变成洪水，成为新的常态，把整个国家卷入其中。美国已经被这股洪流冲到了何种程度，比人们所理解的还要远。事实上，在过去几个月里，特朗普的行为已远超欧尔班。特朗普与欧尔班，甚至普京的区别在于，他如今所领导的，是一个在经济、技术和军事上更有力量的国家。全球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国这样对世界经济拥有如此大的影响力。通过对全球所有国家宣布加征关税，特朗普将这种权力个人化。关税让他能够左右市场。他可以随意调高或调低。他绕过国会，并把限制他权力的努力描绘成“反美”，攻击那些试图限制他关税权限的贸易法院法官是“仇美法官”。这为牟利创造了无限的机会。在“解放日”当天，特朗普宣布对越南进口商品加征46%的关税。随后他暂停执行，并设定一个90天的谈判期。在这期间，越南政府仓促批准了一项涉及15亿美元的特朗普高尔夫综合体交易，仪式上埃里克·特朗普出席（法律上，特朗普的公司由他的儿子们经营，白宫声称这可以避免潜在的利益冲突。）是否存在以关税换交易的互惠行为，无从得知。但这种模糊性正是关键所在。像越南这样的政府只能揣测，他们可以做些什么来取悦这位美国总统。在这个过程中，美国民众将是输家。特朗普出于意识形态和个人目的，持续制造关税不确定性，以维系他的权力。即使他确实能从其他国家获取一些贸易让步，美国的企业、投资者和消费者也必须面对持续的市场波动、更高的价格，以及对贸易紧张局势只有暂时性的缓解。从中期来看，为了保护自己免受不可预测的美国总统和失灵的美国体制影响，像越南这样的国家，或像欧盟这样的集团，很可能会逐步疏远美国。既然可以将贸易、供应链和投资转向其他地方——或许是更具可预期性的中国，为什么还要把绞索留在脖子上？再来看科技领域。在最近访问波斯湾期间，特朗普取消了拜登时期对阿联酋和沙特阿拉伯出口先进半导体与人工智能的限制。这究竟是关于敏感技术扩散的深思熟虑政策决定，还是由于阿联酋对特朗普加密货币项目投资了20亿美元？再说一遍，这种模糊性才是关键所在，许多外国政府很可能不得不赌一把。这不只是一个快速敛财的骗局。在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内，人工智能将在全球范围内越来越多地被部署。如果缺乏周密规划，美国工人将面临大规模失业的风险。如果缺乏监管，人工智能将带来安全威胁——从网络犯罪、虚假信息、监控扩张，到新型武器的制造，再到超人类智能所带来的不可预见风险。然而，特朗普没有赋予专家权力或推动规范制定，而是大幅削弱政府机构，将决策个人化。众议院通过的那份“大美丽法案”甚至将禁止各州在未来10年内对人工智能进行监管。权力，以及从中获利的可能，都掌握在特朗普和他所青睐之人手中。这种将权力个人化的方式，渗透进特朗普那种交易式的世界观中。在他看来，规则不如金钱重要，价值判断被认为是一种天真。制度、法律和规范已经让位于交易的逻辑。当洪水继续奔涌而下时，这种方式将孕育更大的危险。如果放松监管的加密货币市场酝酿出令人担忧的泡沫，特朗普会优先考虑他家族的投资，还是全球金融体系的健康？如果司法变得选择性执行，赦免可以“购买”，白领犯罪是否会大量滋生？如果《反海外腐败法》继续得不到执行，行贿是否会变成经商的“正常成本”？放眼全球，如果像俄罗斯、委内瑞拉这样的资源丰富国家，不试图通过承诺达成交易来换取制裁解除，那才奇怪。印度人已经表达担忧，称新成立的巴基斯坦加密委员会与特朗普家族的企业签署了协议。这类交易——以及它们在外国首都引发的猜疑——可能会削弱美国调解国际争端的能力，因为各方会质疑其动机。再看美国政府最强大的机构：军队。特朗普承诺将国防预算提高到1万亿美元。考虑到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对总统表现出的忠诚，人们又如何能相信关键的国防合同决策，是基于国家安全和财政健康，而不是“付费换合同”的交易行为？最令人警惕的是，特朗普对领土扩张的执念始终未变。他多次宣称要“接管”格陵兰，这一主张听上去或许荒唐，但很可能会撕裂北约，因为格陵兰属于丹麦主权。然而格陵兰富含关键矿物、石油和天然气。与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一样，特朗普或许会将征服视为提升个人声望的手段，也是一场对他可控资源的潜在财富掠夺。腐败是强有力的工具，但并不受欢迎。要建立一场足以反击特朗普自利行为的运动，民主党必须让民众明白这种行为将如何影响他们的生活。问题不只是特朗普一家变得更富有，或能乘坐豪华飞机；而是因为关税，你的汽车贷款和食品杂货更贵；如果人工智能不受监管，你可能会失业；如果世界上没有规则，只有交易和总统自负的无止境膨胀，全球将变得更加危险。特朗普已经削减了那些人们急需但却不会给他权力或利润的政府项目。事实上，他的立法主张中所谓“大美丽法案”，将极大有利于他的家族和最富有的支持者，同时大幅削减医疗补助和营养援助。这将使国家债务增加超过2万亿美元，同时扩大不平等，让许多美国人的生活更加艰难。这同样是腐败的表现：俄罗斯和匈牙利民众面对的是困顿的经济和服务衰退，而他们的领导人却日益富有和强大。 “与其试图修复那座大坝，”莱德雷尔建议我。“不如重新集结，顺河而下，在新的地方建一座大坝。” 这意味着应将努力集中在州和地方政府层面，在那里民主党可以削弱特殊利益的影响，弥补联邦政府在服务特朗普利益时留下的空缺。在全国层面，民主党必须展示出自己不仅与共和党不同，也与他们过去的作风不同。他们需要通过公开挑战强大既得利益集团，来与富有捐助者和特殊利益割席。对腐败政治体制的改革提案，应该与提升公共服务的提案融合在一起：通过更高的透明度、全新的问责机制，以及一个更加贴近人民的联邦政府。需要的是一种有道德的坚定立场：民主党要明确表示，他们正在记录谁在向特朗普屈服、参与腐败行为。这既能起到威慑作用，也能提醒民众——选民——他们是有主动权的。美国在2024年总统选举前，并不是一个完美的国家。然而，特朗普正向人们展示了，当“美国是例外”的国家信念被投射到一个人身上，而不是整个国家时，会发生什么。美国历史上曾有过糟糕的总统，但从未有谁像他一样将总统职位变成谋取私利的手段。市场和体制也许能设下一些护栏，但真正能施加有效制衡的，是美国人民的动员。上一次美国经历镀金时代是在19世纪末。那催生了美国的民粹主义运动，并最终开启了一个推动两党改革、提升民众对政府和政客期待的进步政治时代。今天，类似的条件正在酝酿。这种觉醒如果不出现，美国民主的终结或将成为另一种可能的结局。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6-09 00:00

为什么俄罗斯难以替换在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中损失的轰炸机？

并不会严重影响俄罗斯的核打击能力，因为普京主要依赖的是陆基和潜射导弹。然而，被击中的图-95MS“熊”式轰炸机和图-22M3“逆火”轰炸机，属于俄罗斯远程航空部队，在战争中频繁用来对乌克兰城市、防务工厂、军事基地、电力基础设施和其他目标发射常规导弹。总部在伦敦的RUSI智库航空专家贾斯廷·布朗克表示，这些机型也曾定期进行北极、北大西洋和北太平洋的巡逻飞行，以此向西方对手展示力量。布朗克说，在2022年入侵乌克兰之初，俄罗斯操作着50到60架“熊”式轰炸机和大约60架“逆火”，以及大约20架可携带核武的图-160M“海盗旗”重型轰炸机。他估计，考虑到上周末的袭击和战争初期几架地面或被击落的飞机，俄罗斯如今已损失超过10%的“熊”式和“逆火”轰炸机机队。布朗克对路透社表示，这些损失“将对这支本已满负荷运行的关键力量产生巨大压力”。更换这些飞机将是个挑战。国际战略研究所航空航天专家道格拉斯·巴里表示，“熊”式和“逆火”轰炸机都是苏联时期设计的飞机，几十年前就已经停产，虽然这些年有经过升级。巴里说，因此几乎不可能新建相同型号的飞机，目前也不清楚俄罗斯是否还有这两种型号的备用机可用。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限制了进口如微处理器等对航空电子系统至关重要的部件，但巴里表示，尽管如此，莫斯科至今在寻找替代来源方面相对成功。俄罗斯一直在对“海盗旗”轰炸机机队进行现代化升级，去年，普京曾在一架“海盗旗”上飞行30分钟，并宣布其已准备好投入服役，向西方发出明确信号。但新“海盗旗”的生产速度很慢，俄罗斯一名军事博主本周称每年仅能生产4架。西方专家表示，俄罗斯下一代轰炸机PAK DA的研发也进展缓慢。美国科学家联合会（FAS）上月的一份报告指出，俄罗斯2013年与图波列夫公司签署了PAK DA的制造合同，但俄罗斯媒体称，测试飞行要到明年才进行，初步生产将于2027年开始。 FAS核信息项目负责人汉斯·克里斯滕森表示，从逻辑上看，俄罗斯可能会试图加快PAK DA计划，但实际能力不足。他在采访中说，俄罗斯还有多个大型国防项目面临延误，包括新的“萨尔马特”洲际导弹。 RUSI的布朗克也对莫斯科加速下一代轰炸机时间表的可能性表示怀疑。他说，“由于预算短缺，加上因制裁导致工业面临的材料和技术限制，俄罗斯在未来五年内恐怕连按原计划完成PAK DA项目都很困难，更不用说加快进程了。” 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6-08 00:00

特朗普把乌克兰战争说成“两个年轻人打架”，泽连斯基反驳说普京是杀害孩子的杀人犯

” 泽连斯基表示：“我们不是在公园里和普京一起玩耍的小孩。他是个杀人犯，是来到这个公园杀害孩子的。” 泽连斯基讲述了一个乌克兰父亲在导弹袭击中失去妻子和三个孩子的“无尽”痛苦。泽连斯基说，这名男子对他说的话，“和官员们谈论损失时的说法不一样”。 “他没有提到任何统计数据或袭击的次数。” 泽连斯基转述这名男子的话：“他只是说，每天早上醒来，我都在找我的家人——我在整个公寓里到处找……我仍然觉得那是一场噩梦……一个糟糕的梦。’” 泽连斯基表示，特朗普“无法真正感受到和理解这种痛苦”。他说：“这不仅仅是关于特朗普的问题，任何不在乌克兰、相距几千公里的人，都无法真正感受到和理解这种痛苦。” 泽连斯基告诉拉达茨，战争中已有631名乌克兰儿童死亡，俄罗斯在进攻中经常以平民为目标。根据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最近的一项研究估计，战争中已有6万到10万名乌克兰士兵阵亡，俄罗斯方面的死亡人数则可能高达25万。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6-08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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