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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水基金创始人达利欧万字长文：《内战？》

7日发布的总统备忘录和美国防部据此调遣加州国民警卫队进入洛杉矶地区的命令违法，并请求法院撤销相关命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则公开支持逮捕加州州长纽森的建议，称派遣国民警卫队是很好的决定，不想发生内战。以下为达利欧最新发表的万字长文，部分内容有删减看到如今正在发生的事情，就像是在看一部我已经看过很多次的电影。我的视角来自于我作为一名全球宏观投资者超过50年的经验，以及我对过去500年历史的研究。在我2021年出版的《应对变化中的世界秩序的原则》一书中，我描述了一个模板，可以用来与实际发展进行对照，从而帮助理解世界秩序是如何演变的。我还解释了那些推动世界秩序变动的大周期中，永恒且普遍的因果关系。这个模板让我相信，货币体系、国内政治秩序和国际地缘政治秩序有很大可能会出现趋同式的崩溃。不幸的是，现实中发生的事件正与这一模板高度吻合。这篇文章的目的，是希望能帮助你从我提出的这个模板的角度来理解近期的发展，尤其是如何理解国内秩序的瓦解（我将其描述为某种形式的“内战”，不过这不一定意味着人们会互相残杀）。本书第五章描述的是“内部秩序与混乱的大周期”。这一过程以一个包含六个阶段的大周期展开，每个阶段都有其独特的特征。考虑到目前政府的债务问题，以及洛杉矶的骚乱正在被特朗普总统出动国民警卫队镇压，我认为现在正是提醒大家这一模板的合适时机。如果你有兴趣了解整个周期和这六个阶段的全部内容，你应该阅读完整的第五章。那部分内容太长，不适合在这里展开。但因为我相信我们目前正处于第五阶段，也就是“内战前阶段”，所以我将分享我对这一阶段的描述，以及第六阶段，也就是“内战阶段”的内容。我相信这些内容是对未来可能发生情况的良好指引。像往常一样，我欢迎你提出任何问题或评论。第五阶段：当财政状况恶劣且冲突激烈时大周期中最核心的影响因素是债务、货币与经济活动。我在第3章和第4章已详细论述此循环，故此处不再赘述。不过，要理解第5阶段，需明白其衔接在第3阶段（和平繁荣、债务与信贷环境良好）与第4阶段（奢靡堕落、条件开始恶化）之后。本过程最终走向最痛苦阶段——第6阶段，即资金耗尽，通常伴随革命或内战爆发。而第5阶段正是财政恶化导致阶级冲突爆发的前夜。不同领导人及各群体如何处理冲突，将决定国家是否能和平变革或走向暴力。现今许多国家已经显现这种趋势。那些财政健康（收入高于支出，资产大于负债）的国家状况相对良好；反之则处境危险。他们会想从经济更稳健者那里“拿钱”。而问题关键在于：财政好的比起财政不好的是少数，多数处于恶劣状态。这种现状的不均，正是当前各国、各州、各城市、各公司乃至个人在诸多方面（例如教育、医疗、基础设施以及整体福祉）产生差异的主要推动力。同时，各国在面对这些压力时的文化反应也存在显著差异，有些国家倾向于以更和谐的方式应对，而另一些国家则更倾向于对抗。由于第5阶段在一个国家内部的周期中具有关键意义，而且许多国家（最重要的是美国）正处于这一阶段，我将花些时间详细阐述这一阶段中的因果关系机制，以及在观察其演变时应关注的关键指标。随后我将更具体地讨论美国当前所处的状态。经典的“有毒组合” 引发重大内部冲突的“有毒组合”包括：国家与民众处于财政困境（如债务与未偿义务庞大）；社会内部存在巨大收入、财富与价值观差距；遭遇剧烈的经济冲击。这种多重因素的汇聚通常会带来混乱、冲突，甚至是内战。经济冲击可能由多种原因引起，包括金融泡沫破裂、自然灾害（如疫情、干旱和洪水）以及战争。这种冲击就像一次金融压力测试。压力测试发生时的财务状况（用收入与支出、资产与负债的关系衡量）就像是缓冲器。收入、财富和价值之间的差距越大，系统的脆弱性就越高。当金融问题发生时，通常首先冲击的是私营部门，然后是公共部门。因为政府绝不会让私营部门的金融问题拖垮整个系统，政府的财务状况才是关键。当政府失去购买力时，就会发生崩溃。但在崩溃发生之前，会出现大量围绕金钱和政治权力的争斗。通过研究50多次内战和革命，可以清晰地看出，内战或革命最可靠的领先指标是政府财政破产与巨大的财富差距并存。这是因为当政府失去财政能力时，它就无法资助那些必须被救助以维持系统运转的私营实体（如2008年底美国等政府所做的那样），也无法购买所需物资，更无法雇人完成必要工作。政府失去了“权力”。处于“第五阶段”的一个典型标志、也是借贷和支出能力丧失的领先指标、也是进入“第六阶段”的触发因素之一，是政府巨额的赤字，是政府赤字庞大，债务超出除本国央行外其他买家的购买意愿。当不能印钞的政府不得不加税并削减开支，或者可以印钞的政府大量印钞并买入政府债务时，这个领先指标就被激活了。具体而言，当政府资金枯竭（即赤字庞大、债务高企、融资渠道枯竭）时，可选择的余地极为有限：要么大幅加税和削减开支，要么大量印钱，从而导致货币贬值。有印钞能力的政府通常都会选择印钱，因为这是相对“无痛”的路径，但这会让投资者逃离贬值的货币与债务。不能印钞的政府则必须加税与减支，这会导致富人逃离，因为他们难以忍受更高的税负和服务的丧失。如果这些不能印钞的地方本身又存在严重的财富不平等，最终往往会导致某种形式的内战或革命。撰写本文时，这种晚周期债务动态正出现在美国的联邦和州层面，其主要区别在于：州政府无法印钞还债，而联邦政府可以。联邦和许多州、市政府都面临赤字庞大、债务沉重和财富差距悬殊的问题，而美联储拥有印钞能力。美联储印钱并购买联邦政府债务，可以资助支出远大于收入的联邦政府。这虽然在帮助联邦政府及其扶助对象，但也让持有美元和美元债务的人在实际购买力上遭受了巨大损失。那些财富差距最大、债务最重、收入下降最严重的地区（包括城市、州和国家）最可能爆发冲突。有趣的是，美国那些人均收入和财富水平最高的州和城市，往往也是债务最重、财富差距最大的地区，例如旧金山、芝加哥、纽约市，以及康涅狄格州、伊利诺伊州、马萨诸塞州、纽约州和新泽西州。面对这些情况，要么必须削减支出，要么必须以某种方式筹集更多资金。接下来的问题是：由谁来承担解决这些问题的费用，是“富人”还是“穷人”？显然，不可能是穷人。削减支出对最贫困的人来说是最难以忍受的，因此必须对有支付能力的人征收更多税款，而这也加剧了爆发某种形式的内战或革命的风险。但当富人意识到他们将被征税以偿还债务和弥补赤字时，他们通常会选择离开，从而引发“空心化”过程。目前，这正在推动美国一些州之间的人口迁移。如果经济状况恶化，这一过程会加速。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税收周期的发展。历史表明，在财富差距大、经济状况糟糕的背景下加税和削减支出，是导致某种形式的内战或革命的最强领先指标。需要明确的是，这些变动未必是暴力形式的，尽管它们可以是暴力形式。我在个人生活中看到了这些循环正在发生。例如，我住在康涅狄格州，这是美国人均收入最高的州，拥有全美最严重的财富和收入差距，也有全美最高的人均债务和养老金缺口之一。我看到富人与穷人各自专注于自己的生活，几乎不会互相关心，因为彼此接触很少。我通过接触我们社区中的富人，和我妻子为帮助弱势群体中失学高中生所做的工作，得以窥见两个群体的生活。我看到了穷人社区中极其恶劣的生存环境，也看到了富人（在穷人眼中显得富有和奢靡）其实并不觉得自己富裕。我看到他们都在为自己的困难而挣扎——富人困于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子女教育等；穷人则为收入、食品、避免暴力、子女接受优质教育而努力。我看到这两个群体更容易对彼此持批判性、刻板印象的看法，倾向于相互厌恶，而不是将彼此视为同一个社区中应互助的成员。我看到由于这些刻板印象，以及富人认为自己并不富有，也不认为穷人值得他们的资助，导致互相帮助变得非常困难。我对未来感到担忧，因为现有状况可能会进一步恶化。我亲眼看到，新冠疫情所带来的健康与财政冲击揭示了穷人社区的恶劣状况，并正在加剧可能引发“有毒组合”动态的财政差距。平均数并不如受苦人数的数量及其所拥有的权力重要。那些支持对整体有利的政策——比如自由贸易、全球化、取代人力的技术进步，却没有考虑如果整体的利益分配无法让大多数人受益会发生什么，这样的观点忽略了一个关键事实：整体本身也会因此处于危险之中。若要实现和平与繁荣，社会必须具备能让大多数人受益的生产力。你认为我们今天有做到这一点吗？历史表明，当政府破产时，为了提高能惠及多数人的生产力，有一条路径是有效的：重组和/或贬值足够多的既有债务及非债务义务。这在第五阶段和第六阶段是常见做法。虽然这种重组或贬值在当下通常是痛苦的，但它能减少债务负担，继而为重建创造条件。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是：新创造的债务和货币必须被用于提升生产力、带来良好投资回报，而不是无条件地分发出去却无法带来生产或收入增长。若后者发生，这些货币将贬值至几乎失去购买力，政府或任何人都无法从中获益。历史显示，把借来的钱用于能带来广泛生产力提升、投资回报率高于借款成本的项目，可以提升生活水平并偿还债务，因此这类政策是有效的。如果用于融资债务的资金不足，中央银行印钞并作为最后贷款人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只要这些资金被用于有足够回报、能够偿还债务的投资上。历史与逻辑都表明，对各个层次的教育（包括职业培训）、基础设施和能够带来成果的科研进行良好投资非常有效。例如，大规模的教育和基础设施计划几乎总是取得成功，尽管这些投资见效通常需要较长时间。实际上，教育和基础设施的改善，即便是通过举债融资，几乎是所有帝国崛起的关键要素，而这类投资质量的下降几乎也总是帝国衰落的先兆。如果执行得当，这些干预措施完全可以抵消“毒性混合”效应。 “毒性混合”通常伴随着其他问题。以下因素出现得越多，发生严重冲突（如内战或革命）的可能性就越大。颓废在周期的早期，时间和金钱通常更多用于生产性事务；但在周期的后期，时间和金钱则更多地花在享乐上（例如豪华住宅、艺术品、珠宝和服饰等精致消费品）。这种现象始于第四阶段，当时这种支出被视为一种时尚；但到了第五阶段，它开始显得令人反感。通常，这种奢靡消费是通过举债来实现的，从而加剧了金融状况的恶化。与这种转变同时出现的心理变化也是可以理解的：富人觉得自己赚来的钱理应可以自由支配，用来享受生活无可厚非；而穷人在忍受苦难的同时看到这种消费行为，则认为这是不公和自私的。除了激化社会怨恨，奢靡消费（与储蓄和投资相对）还会削弱生产力。一个社会把钱花在哪里非常重要。如果是用于能够带来生产力和收入提升的投资项目，就会带来更好的未来；如果是用于不能提高生产力和收入的消费项目，未来则会恶化。官僚主义在内部秩序周期的早期，官僚主义较低；而在周期后期，官僚主义高度膨胀，这使得做出理性且必要的决策变得更加困难。这是因为随着社会发展，事情趋于复杂化，最终甚至连一些显而易见的好事都无法推进——这往往需要通过革命性变革才能解决。在一个以法律和契约为基础的体系中，这种问题会尤为突出，因为法律本身可能成为推进显然有益之事的障碍。以下是一个我亲身接触的例子，因为我和我的妻子对此非常关心。由于美国宪法未将教育列为联邦政府职责，因此教育主要由各州和地方政府负责，学校经费主要来自城市和乡镇的地方税收。虽然不同州之间有所不同，但通常富裕州中的富裕城市的孩子能接受到远比贫困州中贫困城市孩子更好的教育。尽管大多数人都认为孩子应该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但现实却显然不公平且低效。然而，这种制度结构在政治体系中根深蒂固，几乎不可能在不进行革命性改革的情况下改变。还有很多例子说明官僚主义妨碍了明智和有成效的行动，但我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篇幅一一列举。这在今天的美国，已成为一个严重问题。民粹主义与极端主义在混乱和不满中，常常会出现一些具有强烈个性、反精英并自称为“普通人而战”的领导者，他们被称为民粹主义者。民粹主义是一种政治和社会现象，诉诸于那些认为自身关切未被精英阶层重视的普通民众。它通常出现在财富与机会差距扩大、国内外不同价值观被视为文化威胁，以及“体制精英”掌握权力却未能有效为大众谋福利的情境下。当这些因素激起普通人的愤怒时，民粹主义者便乘势上台。这些民粹主义者可以来自左翼或右翼，其政治立场往往远比中间派更为极端，且倾向于诉诸普通人的情绪。他们通常具有对抗性而非合作性，倾向于排他而非包容。这会导致左翼和右翼民粹主义者之间因无法调和的分歧而爆发激烈冲突。他们主导的“革命”所呈现的极端程度不尽相同。近年，美国在2016年选举中特朗普的当选反映出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而桑德斯、Elizabeth Warren、AOC等人的受欢迎则体现了左翼民粹主义的影响力。多个国家的政治运动中，民粹主义势头正在增强。将民粹主义与政治极化作为关键指标来观察。民粹主义与极化现象越严重，一个国家越可能处于第五阶段，越接近内战与革命。在第五阶段，中间派成为少数；到第六阶段，中间派几乎不复存在。阶级斗争在第五阶段，阶级斗争会加剧。这是因为，在困境和冲突加剧的时期，人们更倾向于以刻板印象将他人归类为某一阶级成员，并将这些阶级视为敌人或盟友。在第五阶段，这种现象开始明显加剧；到了第六阶段，则可能演变为极端危险的局面。第五阶段的一个典型特征，并在第六阶段进一步恶化的，是对其他阶级的“妖魔化”，这通常导致某一或数个阶级成为替罪羊，被普遍认定为问题的根源。结果便是排斥、监禁，甚至消灭这些阶级成员的冲动，这种情况会在第六阶段出现。种族、民族和社会经济群体经常在社会经济压力下被妖魔化。 “妖魔化”与“替罪羊化”是典型且危险的现象，需要我们密切关注。公共领域真相的丧失随着人们变得更加分裂、情绪化和政治化，由媒体歪曲和宣传导致的信息失真使人们愈发难以辨别真相。在第五阶段，交战各方往往与媒体合作，操纵公众情绪以获取支持、打击对手。换句话说，左翼媒体人与左翼政治力量合作，右翼媒体人与右翼政治力量联手，在“肮脏的战斗”中互相攻讦。媒体变得像义警一样肆无忌惮：人们经常在没有法院审判的情况下被媒体“定罪”，生活被彻底摧毁。在一战和二战期间，英国这个民主国家也设立了“新闻部”来发布政府宣传。顺从政府宣传需求的主流媒体出版商受到提拔，不配合者则被抨击和边缘化。革命者也同样在各种出版物中歪曲事实。法国大革命时期，革命者经营的报纸鼓吹反君主制和反宗教情绪，但这些革命者掌权后又在“恐怖统治”期间封杀持不同政见的报纸。在财富差距巨大、民粹思想盛行的时期，揭露精英阶层的故事在媒体中尤为受欢迎且具有商业价值——尤其是右翼媒体攻击左派精英、左翼媒体抨击右翼精英的内容。历史显示，这种活动的大规模增加是第五阶段的典型问题，而当媒体的舆论能力叠加其他惩罚手段时，媒体就变成了一个强大的武器。这一现象在当前已经广泛被认知。传统和社交媒体的“可信度”已跌至我们有生以来的最低水平。例如，一项2019年盖洛普民调显示，仅有13%的美国受访者对媒体“非常信任”，只有41%的人表示“有点”或“很信任”媒体。这一数字在1976年曾高达72%。这不仅是边缘媒体的问题，也是主流媒体和整个社会的问题。就连曾被视为新闻诚信典范的《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也经历了信任度的大幅下滑。除了政治动机外，在当前媒体行业财务状况紧张的背景下，耸人听闻的故事也变得更加有利可图。我接触的大多数媒体人士都与我有相同的担忧，尽管他们通常不会公开表达这些看法。这种动态正在阻碍言论自由，因为人们担心自己会在传统媒体和社交媒体中被故意扭曲和攻击，从而不敢开口。即便是非常有能力、有影响力的人，如今也因惧怕媒体而不愿公开发声或参选公职。由于几乎所有高知名度人物都会遭到抨击，我认识的几乎每一个人都认为，在公众面前高调、为真理和正义发声的人很危险，尤其是那些可能冒犯到擅长操控媒体的极端分子的人。这类问题虽然鲜少在公众场合被谈及，却在私下频繁被讨论。例如，我不久前与一位曾在政府担任高级职务的退役将军共进午餐，我们谈到了他下一步的打算。我问他最热衷的是什么，他说：“当然是帮助我的国家。”当我问他是否愿意竞选公职时，他回答说，尽管他愿意为国家牺牲生命，但他无法忍受敌人通过媒体和社交平台编造谎言来伤害他和他的家人。像他这样的将军，以及我认识的许多应当被社会聆听的人，现在都害怕公开讲话，因为他们担心被极端分子攻击，而这种攻击会通过耸动的媒体被放大。我的许多朋友都劝我不要公开谈论本书中这些有争议的问题，说这样做很可能会被人“媒体围剿”。我认为他们也许说得没错，但我不会因此而沉默。规则被抛弃，赤裸的斗争开始当人们为之激情澎湃的“诉求”比维护决策体系本身更重要时，这个体系就处于危险之中。规则和法律只有在两个前提下才能发挥作用：一是它们必须极其清晰，二是大多数人必须足够重视在规则体系内协作、愿意妥协以使体系良好运作。若这两个条件都未能达成，法律体系就岌岌可危。如果对立的各方不愿以理性方式彼此沟通，不愿为了集体福祉而做出让步（即放弃自己通过斗争可能获得的利益），那么就会出现某种形式的内战，考验相关各方的力量对比。在这个阶段，“不惜一切代价获胜”成为游戏规则，“不择手段”成为常态。在第五阶段的后期，人们不再讲理，而是彻底被情绪主导。当“获胜”成为唯一重要的目标时，不道德的斗争会以自我强化的方式不断升级。当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信念而战，却没人能达成共识时，整个系统便濒临内战或革命的边缘。这种局面通常会以几种方式表现出来：在第五阶段后期，控制权在手的人往往会将法律与警察系统当作政治武器。此外，私人武力组织也会兴起——比如打人夺财的流氓团伙，或者保护富人免受这些威胁的保镖力量。第五阶段后期，抗议活动数量明显上升，且愈发趋于暴力化。当广泛的不满在社会中爆发，且当权者放任其蔓延时，最终可能演变为暴乱；而一旦他们试图强力压制，局势反而可能爆炸。第五阶段后期的冲突通常积累至高潮，最终触发暴力冲突，这也标志着正式进入被历史学家称为“内战期”的阶段，我称之为“大周期”中的第六阶段。这引出了我的下一个原则：当你犹豫不决时，就离开——如果你不想卷入内战或战争，就应趁还能走的时候尽早离开。这种情况通常出现在第五阶段的晚期。历史表明，当局势恶化时，想要离开的人往往会发现“大门已经关闭”。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投资和资金流动，在这种时期，国家往往会实施资本管制和其他限制措施。从第五阶段（即财务状况极其糟糕，内外冲突激烈）过渡到第六阶段（即进入内战）的关键点，是社会中解决分歧的体系从“还能运作”变成“彻底失灵”。换句话说，就是系统崩溃到无法修复，人们开始彼此使用暴力，而领导层已失控。可以想象，彻底破坏一个体系/秩序并建立一个新的，比在原有体系内进行革命性改革要困难得多。虽然破坏体系会带来更多创伤，但它未必比继续在原有体系中运作更差。决定是否保留并修复一个运行不良的旧体系，或是彻底废除它并另起炉灶，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当这个“旧体系”指的是一个国家的内部秩序时更是如此。但这种情况终究还是会发生，而且多数时候是出于情绪推动而非理性思考。当一个国家处于第五阶段（如当前的美国），最关键的问题是：这个体系还能承受多大压力而不至于崩溃？ “一人一票”的民主过程存在缺陷，即选民通常并不会像企业选高管那样仔细评估候选人的能力，而是被人气左右。历史也表明，在剧烈冲突时期，民主容易崩溃。民主制度要求通过协商达成共识并妥协，这意味着观点对立的人必须在体系内有效合作。这虽保障了各大群体的代表性，但也像所有成员观点分歧甚大的大委员会一样，其决策效率极低。民主制度的最大风险是其决策过程可能变得支离破碎、充满敌意，导致治理失效、结果恶劣，最终引发由民粹主义强人领导的革命——这些强人代表那些渴望秩序、渴望有力领导的大众。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历史显示，在严重冲突时期，联邦制国家（如美国）常出现中央与地方（州）之间关于权力划分的冲突。这种现象在当今美国尚不明显，但一旦出现，将标志着社会进一步向第六阶段演进。民主崩溃的案例实在太多，难以一一探讨。我虽然研究过其中一些案例并观察其模式，但尚未全面深入，这里也不会展开详述。不过我可以说，当第五阶段的各种因素被推向极端时——尤其是糟糕的财政状况、社会奢靡、内乱和外患等，就会形成一个功能紊乱的局面，进而引发由强人领导的权力争夺。典型案例包括：公元前400年代末至300年代的雅典、27年前的罗马共和国解体、1920年代的德国魏玛共和国，以及20世纪20-30年代转向右翼独裁（法西斯主义）以恢复秩序的意大利、日本和西班牙的脆弱民主。不同阶段需要不同类型的领导人以取得最佳效果。第五阶段是一个十字路口，一条路可能通向内战/革命，另一条则可能通向和平与（理想状态下的）繁荣共处。显然，和平繁荣之路是理想之路，但也是最难实现的路径。这条和平之路需要一位“强有力的和平缔造者”，他必须竭力团结国家，包括主动接触对立方，将他们纳入决策过程，并以一种多数人认为公平且运作良好的方式重塑社会秩序（即高度生产性、惠及多数人的新秩序）。历史上这种领导者极为罕见，我们唯有祈祷其出现。第二种则是“强有力的战斗者”，他具备带领国家穿越内战/革命烈焰的能力。第六阶段：当内战爆发时内战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与其像大多数国家的大多数人在长期没有内战后所做的那样，盲目假设“这在我们这儿不会发生”，不如保持警惕，关注那些能表明其临近的标志。上一节我们探讨了在原有秩序框架内发生的非暴力革命，而本节则聚焦于几乎总是暴力性的内战和革命——它们推翻旧有秩序，并建立新的体制。我本可以研究无数实例来理解其运作方式，但最终我选取了我认为最具代表性的29个案例。我将这些案例分为两类：一类是导致体制或政权发生重大变革的，另一类是虽然爆发了激烈内战但未能推翻体制的。例如，美国内战是一场极其血腥的战争，但它未能彻底推翻当时的国家制度，因此归类为第二组。尽管这种分类不够精确，但我们不应因追求精准而阻碍我们识别原本无法看见的模式。大多数冲突基本符合本节所描述的典型路径，尽管也有例外。内战和革命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从而彻底改变内部秩序。这类变革通常伴随着财富和政治权力的全面重组，包括债务结构、金融所有权以及政治决策体系的全面重建。这些改变是对原有制度无法内部解决的根本性问题的自然回应。几乎所有制度最终都会面临这种挑战。这是因为，几乎所有制度都会让某些阶级受益而让另一些阶级受损，而当这种失衡发展到一定程度，变得无法忍受时，就会爆发斗争，以决定未来的方向。当财富和价值观差距极端扩大，并叠加经济困境，导致体制对大多数人而言无法运作时，民众就会奋起反抗，要求更公平的制度。经济上最受打击的人群会试图从现有体制中受益的富裕阶层手中争夺更多财富与权力。革命者自然想要彻底改变体制，因此也自然会违反掌权者制定的法律。这类革命性变革通常通过暴力的内战实现，尽管正如前面提到的，也有可能通过和平方式实现，且不必彻底推翻体制。内战时期通常极为残酷。战争初期可能还表现为相对有组织的权力斗争，但随着冲突与情绪升级，各方为胜利不择手段，暴行程度迅速升级，远超第五阶段人们所能想象的程度。精英和中间派通常会逃亡、被监禁，或遭杀害。这些内战是如何发生的？前文中我已经描述了第五阶段的一系列动态，正是它们推动社会越过界限，进入第六阶段。在这一阶段，所有这些动态都会极度强化。接下来我将继续说明。内战与革命如何发生如前所述，积累财富并伴随财富差距扩大的周期，最终会导致极少数人掌控极大比例的财富，而多数贫困群体则通过内战与革命推翻富人统治。这种情况的发生次数远超人们的想象。虽然大多数典型的内战与革命将权力从右派转移到左派，但也有许多情况是将财富与权力从左派转移到右派。这类情况较少且表现方式不同，通常发生在现有秩序陷入无序与无能状态、大多数民众渴望强有力领导、纪律和效率时。这些新体制，无论左派还是右派，之所以成败，原因相同：成功的关键是是否能实现广泛的经济繁荣；若不能，则失败。因为广泛的经济繁荣是新政权成败的决定性因素，所以长期趋势是总体财富和财富分配的同步提升（即普通民众的经济与健康状况改善）。在亲历“大周期”的某一阶段时，人们常会忽视这种宏观图景。领导这些内战或革命的人，过去如此，现在亦然，通常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层出身者。这些领导人往往极具个人魅力，擅长组织并领导强大高效的革命组织，推动变革。虽然巨大的财富差距和经济困难通常是冲突的主要根源，但革命也往往是多种不满叠加的结果。革命过程中，不同诉求的群体通常联合起来推动变革，但在胜利后，他们之间往往会因权力和政策分歧发生内斗。如前所述，在内战/革命阶段，执政政府几乎总是面临严重的财政、信贷和购买力短缺。这种短缺促使政府寻求从富人手中掠夺资源，而富人则将资产转移至安全的地方或形式（如其他国家、外币、黄金等难以征税或不产生生产力的资产），这又促使政府实施资本管制，阻止这些外逃。更糟的是，内部混乱会引来外部敌对势力的挑战。因为内战削弱了国家的统一与能力，吸引外国趁虚而入。这也是为什么内战与外战往往同时爆发的原因之一。其他原因包括：情绪高涨、民粹主义者倾向于战斗、领导者发现对外冲突能团结国内民众，因而故意制造冲突，以及在极端匮乏中，为获取所需资源而更愿意对外发动战争。几乎所有内战都伴随着外部势力干预，试图左右战争结果以谋取自身利益。内战与革命的开端在发生时往往并不明显，只有置身其中时，人们才意识到。虽然历史学家会为其划定起止时间，但这些日期往往是人为设定的。内战极其残暴，因为这是一场生死之争。每个人都被迫选边站队，中间派在刀光剑影中最容易出局。在这种局势下，最适合成为领导人的是“鼓舞人心的将领型人物”——他们既能聚拢支持，也能赢得各类战斗。由于斗争极为惨烈，他们也必须够强硬，愿意采取一切必要手段赢得胜利。历史学家标注的“内战时期”通常只持续几年，并以掌控首都政府机构的一方为胜者。但如同开端模糊一样，战争的结束也往往不如历史记载那般清晰——战后争权仍可能持续多年。尽管内战与革命代价惨重，但若改革得当，往往能为未来打下更好的制度基础。内战或革命之后的未来走向，取决于战后的应对与重建方式。结论我对历史的研究告诉我，除了“演化”，世上没有什么是永恒的。在演化过程中存在着像潮汐般的周期循环——潮起潮落，难以抵挡或逆转。要想应对这些变化，关键在于了解自己正处于周期的哪个阶段，并掌握应对这一阶段的永恒和普遍原则。随着环境条件的变化，应对方式也必须随之调整——换句话说，什么方式最优取决于所处的环境，而环境始终处于我们刚刚探讨过的那些动态变化之中。如果一个社会无法顺应变化，它终将走向衰亡。这就是为什么持续不断地改革、以适应变化才是最优之道。判断一个体系优劣的标准非常简单：它是否能有效满足大多数人的需求。这一点可以通过客观指标加以衡量，我们也确实正在并将继续这样做。话虽如此，从历史中传递出最响亮、最明确的教训是：通过高效协作建立共赢关系、共同扩大并合理分配“蛋糕”，让大多数人都感到满意，比为财富与权力而内战、导致一方压倒另一方的方式，要更有回报、也少得多的痛苦。

金融界06-10 07:48

AI能否救股价？苹果WWDC成年度最关键一役

PL）本周（6.10-6.14）即将在加州库比蒂诺举行年度全球开发者大会（WWDC），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将在周一发表开幕主题演讲，许多人期待他能公布一项足以引发新一轮iPhone换机潮的人工智能战略。这对苹果股价至关重要。今年以来，苹果股价表现不佳，在经历了特朗普总统征收关税的打击后，痛失“全球市值最高上市公司”的宝座。苹果目前的市值已跌落至微软和英伟达下方，较去年12月底创下的历史高点下跌了逾20%。 B. Riley财富管理公司的首席市场策略师Art Hogan表示：“WWDC每年都很重要，但今年可能是最重要的一次。这场大会将具有指导意义，因为在大型科技股中，苹果一直是表现最差的之一，这一点无可否认。” 扭转局面投资者将这次开发者大会视为苹果扭转市场叙事的契机，尤其是在苹果目前初期的AI产品发展滞后的背景下，部分公司内部人士担心苹果未来可能面临“生存危机”。与谷歌母公司Alphabet、Meta平台和OpenAI的生成式AI产品相比，苹果的“Apple Intelligence”进展缓慢。尽管如此，用户们仍对苹果充满信心，认为凭借其开发新功能的能力和庞大的忠实客户基础，苹果仍有时间追赶。 Hogan说道：“当有人问你现在最喜欢哪个聊天机器人，用哪个AI代理人时，你可能要在五六七八个选项中做出选择。但你通常只需做出一个决定：你在哪个设备上使用它？‘我用iPhone上的这个。’‘我在iPad上用这个。’‘我在MacBook上用这个。’” 他补充说：“所以，我认为苹果庞大且忠诚的用户基础，以及他们即将在下周向我们介绍的新功能，有望令人兴奋。这将是他们第一次在人工智能领域有真正值得期待的消息。” 股价有望追赶如果苹果能带来利好消息，也有望赶上“七巨头”中的其他科技巨头。目前，苹果是唯一一家在本季度股价下跌的科技巨头，跌幅达8%，而整体投资者已重新回归成长股。 Hogan表示：“如果苹果能在WWDC上讲出一个有关其新设备发布的有建设性的故事，那么它可能有助于带动整个市场。” 不过，也有华尔街人士对此并不看好。本周，Needham分析师Laura Martin将苹果评级从“买入”下调至“持有”，并撤销了其目标股价。她表示，苹果的高估值和增长放缓使她对公司前景不再乐观。她还担心苹果在WWDC上不会有太多令人振奋的内容，并提到一些科技博客早已曝光了大会相关的内容。 Martin说：“我们大致已经掌握了WWDC上将要介绍的功能，以及iPhone 17将要发布的新功能，但这些内容看起来都不足以激发用户更换手机的动力。如果下周我们听不到任何令人兴奋或新颖的内容，那么苹果股价也不会有任何积极催化剂。” 尽管如此，摩根大通分析师Samik Chatterjee指出，从6月到9月中旬的夏季时期，通常是苹果的旺季，市场对新款iPhone的期待也会推升股价。刚刚过去的周五为苹果带来了一个不错的交易周，股价在过去五个交易日上涨1.5%，是近四周内的第三次周度上涨。

金融界06-10 07:47

美国参议院计划公布针对特朗普税改法案的重大修订

作要求，但一些温和派议员，如来自阿拉斯加州的参议员Lisa Murkowski，对仅给予各州一年半时间来落实这一要求表示担忧。众议院关于为医疗补助受益人设立新的共同支付规定以及限制各州向医疗补助提供者征税以增加联邦报销金额的条款争议更大。来自密苏里州的参议员Josh Hawley和来自西弗吉尼亚州的Jim Justicey表示反对这些改变。总体而言，共和党领导人表示税改法案仍按计划进行，他们预计众议院法案版本中大部分内容将保持不变。

金融界06-10 07:37

美政治风暴升级：特朗普拟逮捕加州州长美军700人驰援洛杉矶应对抗议

约70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被紧急部署至加州，支援加州国民警卫队，以保护洛杉矶的联邦人员与财产。此次部署为临时性措施，目的是为等待更多国民警卫队部队的抵达争取时间。 (截图自CNBC）特朗普扬言逮捕加州州长纽森早些时候，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一次讲话中表示，他支持逮捕加州州长加文·纽森，指控其在洛杉矶“妨碍联邦移民执法行动”。这一言论随即引发轩然大波。纽森在社交平台X上回应称：“美国总统竟然公开呼吁逮捕在任州长，这是我从未希望看到的一天。无论你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这是我们国家绝不能跨越的一条红线。” 加州起诉特朗普与国防部长：联邦化国民警卫队违法特朗普的上述言论发布后不久，州长纽森与加州总检察长罗布·邦塔宣布，计划就特朗普动用国民警卫队干预移民抗议事件一事，向特朗普及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斯提起联邦诉讼。邦塔在发布会上强调：“这项联邦化命令既未征得州长同意，也缺乏法律依据，完全违反宪法。” 他表示，此次是自1965年以来，美国总统首次在未经州长请求的情况下动用某州的国民警卫队。“总统试图制造混乱，以谋求政治利益。” 纽森则表示：“特朗普点燃了战火，并非法联邦化了国民警卫队，这项命令不仅适用于加州，他也可以对任何一个州采取同样的做法。” 抗议升级：工会领袖被捕，洛杉矶局势紧张与此同时，联邦检察官以“共谋妨碍执法罪”起诉了劳工领袖、SEIU加州主席戴维·韦尔塔。韦尔塔于上周五在洛杉矶的抗议活动中被捕，预计将在周一出庭。抗议活动持续升级，洛杉矶县城市帕拉蒙特爆发了抗议者与执法人员的激烈冲突。国民警卫队成员已部署至相关区域维持秩序。特朗普坚称出兵“正确”，民主党猛烈抨击特朗普周一在社交平台Truth Social上表示：“我们做出了明智的决定，如果没有派遣国民警卫队，洛杉矶将被彻底摧毁。”他还讽刺称纽森和洛杉矶市长卡伦·巴斯应“感谢我”。他称抗议活动并非“和平示威”，而是“暴力与破坏”，民主党政府对人民撒谎。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则痛斥特朗普的命令为“分散注意力的手段”。“他正因与埃隆·马斯克的冲突和削减1700万人医保的税改法案而焦头烂额，因此急需一个话题转移公众视线。” 舒默还呼吁特朗普“立即撤回部署国民警卫队的命令”，认为地方执法应由州长和市长负责，而非联邦干预。加州州长发出警告：这不仅关乎洛杉矶，是全国警讯纽森周日已请求特朗普从洛杉矶撤回国民警卫队。他在一段采访视频中表示：“这不是关于洛杉矶的问题，而是今天的我们，以及明天的你们每一个人。” “特朗普现在完全失控了，这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夏洛特 1评论06-10 05:26

骚乱只集中在洛杉矶几个社区，其它社区生活如常

了冲突，那种独特的、阳光明媚又宁静的南加州式生活依旧大体平和地进行着。并不是说其他地方的人对此毫无察觉，而是这里足够广阔，能够让两种情境并行不悖。近日在社交媒体和有线新闻中引发关注的骚乱，实际上集中在该地区的少数几个地点——例如劳动阶层聚集的帕拉蒙特郊区，联邦特工在一家Home Depot附近与抗议者发生冲突，以及洛杉矶市中心。星期天，在银湖社区的一个公园里，孩子们在草地上奔跑，一顶帐篷为庆生搭起。前一天，在康普顿，尽管警长办公室的警员将已经占据十几个小时的抗议者驱散，但仅一个街区之外，周六晚的家庭聚会照常进行。西语生日歌的回声从后院的聚会中传出。另一个家庭的前草坪上，还在进行现场乐队表演。洛约拉法学院教授杰西卡·莱文森说：“洛杉矶的一个关键特质在于它极难定义，因为它既辽阔又多元。我住在一座俯瞰城市的山上，这次情况与1992年的骚乱不同。我没有看到直升机，也没有看到大火。在西区这样的地方，生活几乎一切如常。” 星期天，在市中心的联邦设施周边，首批车队驻扎，绿皮军车一排排停下，身穿迷彩的士兵驻守其中。洛杉矶市长凯伦·巴斯对此感到震惊。巴斯星期天对记者说：“我们的城市仍在努力从野火中恢复过来，很多人因此遭受了影响。那时政府的帮助确实发挥了作用，但现在的局面真是令人遗憾，也是非常可悲的。洛杉矶最不需要的就是这个。” 莱文森教授传来一张山顶的照片：棕榈树、安静的街道、儿童游乐设施。她说：“此刻我无法判断局势将走向何方。我们是会松一口气？还是会反抗？谁知道呢？我们都在互相看着彼此，心想，‘接下来会怎样？’” 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6-10 00:00

索罗斯准备投入数百万美元，让得克萨斯州变蓝

计将增加选举人票。而稳定支持民主党的加州和纽约州则因人口减少，选举人票很可能会减少。费舍尔说：“对于得克萨斯和全国所有希望2032年之后看到民主党人入主白宫的人来说，除了通过得克萨斯找到一条路径，别无选择。” 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6-10 00:00

和打压大学一样，刻意在加利福尼亚州引发移民问题冲突后，特朗普抓住机会动用军队扩大事态

。但特朗普和他的高级助手在周日加大了与加州领导人的对抗，宣称这些示威活动对国家构成生存威胁，启动了联邦层面的强硬应对。如他们所愿，这自然引发了整个城市的新一轮抗议。随着越来越多的示威者走上街头，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写道，洛杉矶正被“暴力的叛乱暴民”所“入侵和占领”，并指示三位内阁高级官员采取一切必要行动，“将洛杉矶从移民入侵中解放出来”。 “没人可以朝我们的警察吐口水，没人可以朝我们的军人吐口水。”特朗普在周日前往戴维营途中对记者说，尽管目前尚不清楚是否真的发生了类似事件。“如果真的发生，他们会受到非常强烈的反击。” 总统拒绝透露是否计划援引1807年《叛乱法》，这条法律允许在国内出动联邦军队镇压叛乱。但他道，无论如何，“我们将在各地部署部队”。白宫副幕僚长斯蒂芬·米勒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这是一场为了拯救文明的战斗。” 特朗普决定部署至少2000名加州国民警卫队成员，这是他为了推进政治目标、绕过总统权力限制而打破制度约束的最新例子。上一次在未经州长请求的情况下出动国民警卫队进行国内行动的总统，是1965年的林登·约翰逊，当时是为了保护阿拉巴马州的民权示威者。但特朗普的助手和盟友表示，洛杉矶正在发生的事件几乎完美地体现了他为何能在十一月当选。 “再清楚不过了，”前众议院议长、特朗普的盟友金里奇说。他指出，特朗普从2015年起就专注于移民执法。“一方是在执行法律、保护美国人，另一方是在为非法移民辩护、站在违法者一边。” 近日，随着联邦特工大规模出动前往洛杉矶及其他城市，在各地工作场所搜查无证移民，零星的抗议活动出现在全美多个地方。特朗普政府正为提高每日驱逐人数而扩大行动规模。在社交媒体上，特朗普和盟友试图以自己的角度定义反对移民官员的示威活动。他们分享了最暴力片段的图像和视频——特别集中在抗议者攻击联邦执法人员的画面——尽管大部分抗议仍是和平的。官员们还特别指出一些示威者挥舞墨西哥和萨尔瓦多等外国国旗，称这表明是一场“外国入侵”。白宫新闻秘书卡罗琳·莱维特写道：“非法犯罪移民和暴力暴民已经连续多天纵火、朝车辆投掷石块、袭击联邦执法人员。” 特朗普一直将加州州长纽森称作“Newscum”，长久以来把他作为攻击对象，多次将加州和纽森视为民主党失败的代表。 “我们预料到了，也为此做好了准备，”纽森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这并不令人意外——为了让他们成功，加州就必须失败，所以他们会不顾现实证据，用尽陈词滥调中的一切手段。” 周日，纽森致信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正式要求特朗普撤销出动国民警卫队的决定，表示联邦行为正在激化局势。周一，纽森表示将起诉特朗普政储。其他民主党官员也表达了相似立场，称越来越多的示威正是由特朗普的行为引发的。 “总统和他的助手是误导和虚假信息的高手，”加州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亚历克斯·帕迪利亚在采访中说。“他们制造危机，然后带着一整套作秀和残酷的移民执法方式登场。他们不该惊讶，在像洛杉矶这样的社区，他们会遇到坚定捍卫基本权利和正当程序的示威者。” 共和党人为特朗普的举动辩护，称他正当行使权力以保护公共安全。 “总统对目前在洛杉矶遭遇暴力、骚扰和阻挠的联邦官员的安全极为关切，”加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凯文·基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们之所以走到这一步，是因为加州政治领导人一系列鲁莽的决定，以及他们协助和纵容拜登总统的开放边境政策。” 特朗普政府官员周日表示，如有必要，他们已准备好进一步升级应对措施。总统的边境事务负责人霍曼在接受NBC新闻采访时表示，政府将逮捕任何干扰移民执法的人，包括公职人员。他说，执法行动将继续在加州和全国范围内展开。特朗普似乎正在对加州使用与打击大学、律师事务所、以及其他他视为政治对手的机构和个人相似的策略。上个月，他曾威胁要“可能永久”撤销对加州的“大规模”联邦资助，原因是这个州允许跨性别运动员参加女子项目。近日，他的政府又表示将撤回约40亿美元的联邦资金，用于加州的高铁项目，这将进一步拖延这个长期受困于延期和资金短缺的工程。 “他对攻击加州或任何他认为不支持他的人已经近乎痴迷，”帕迪利亚说。“他可能认为这样做对他的支持者有利，但实际上这对国家不利。” 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6-10 00:00

今日：全球都盯着中美伦敦会谈！中国率先进入牛市，特朗普下令“解放”洛杉矶

承压。在洛杉矶的对峙升级后，特朗普下令加州国民警卫队进驻以平息骚乱。别忘了美国CPI 交易员的关注点还将聚焦于周三公布的5月份美国通胀报告，该数据或将影响市场对美联储降息时机的预期。美联储目前处于政策决议前的“缄默期”，下一次会议将在6月18日举行。根据彭博社对经济学家的调查，随着企业逐步将更高的进口关税转嫁给消费者，消费者物价可能略有加速上升。 Erlen资本管理公司董事总经理Bruno Schneller表示：“市场在经历5月的强劲表现后进入了策略性停顿期，但表面之下的脆弱性正在积聚。”他指出，预计即将公布的美国CPI将再次上升，表明通胀仍然顽固。 Schneller指出：“尽管这可能在短期内支撑美元，但更广泛的宏观背景——如财政扩张、结构性赤字上升，以及政治不确定性——正日益使利率和汇率前景变得模糊。” 美元下跌0.3%。美国国债收益率走低，10年期美债收益率下降3个基点至4.48%。在全球投资者对长期国债持观望态度之际，计划于周四进行的220亿美元30年期国债拍卖，料将成为本周华尔街最受关注的事件之一。 “5月30年期国债收益率突破5%时，我们看到一些投资者趁低买入，”贝莱德iShares欧洲、中东和非洲地区固定收益产品策略主管Vasiliki Pachatouridi在接受彭博电视采访时表示。“我们在久期长端仍保持低配，但在合适的价格下，市场上仍有人认为美债具有投资价值。”

欧罗巴06-09 18:52

决策分析：中美贸易重大突破尚未计入！洛杉矶示威事件拖累人气，本周别忘了CPI

受到美国洛杉矶示威事件拖累，特朗普下令加州国民警卫队介入，以平息因移民政策引发的抗议活动。美元兑日元下跌0.3%至144.46，回吐上周五0.9%的涨幅。欧元上涨0.2%，至1.1417美元；英镑上涨0.3%，至1.3553美元。中美高层将在伦敦就关键矿产进行会谈中美贸易代表将在伦敦会晤，焦点将放在关键矿产资源上，这些资源的生产主要由中国主导。此前，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罕见通话，为此次会谈铺垫了基础。特朗普表示，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商务部长霍华德·拉特尼克及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将出席与中方副总理何立峰主导的首次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会议。 Capital.com的高级金融市场分析师Kyle Rodda表示：“贸易政策仍是主要的宏观不确定因素。如果谈判出现进展，或能为本周市场注入新动能。” 尽管美国5月非农就业增长放缓幅度小于预期，但中国经济数据仍显疲弱。中国5月出口增速降至三个月低点，工厂出厂价格通缩也创下两年来最严重水平。不过，贸易乐观情绪推动中国股市上涨。香港恒生指数上涨0.8%，触及3月21日以来的24,000点；中国蓝筹CSI300指数上涨0.2%。美联储进入“噤声期”，CPI将成焦点投资者现在将关注周三公布的美国通胀数据，这将影响市场对美联储未来降息时点的预期。美联储目前正处于6月18日政策会议前的“噤声期”。 SMBC亚洲宏观策略主管Jeff Ng表示：“本周市场处于‘混合运势’，一方面对贸易谈判和美国经济持乐观态度，另一方面也担忧美国本土的社会动荡。” 他补充说：“如果中美谈判有任何进展，将为市场带来提振，但目前市场似乎尚未计入重大突破的可能性。” 大宗商品方面，现货黄金价格几乎持平，交投在3,310美元，上周五曾下跌1.3%。美国原油价格报64.54美元/桶，维持上周末1.9%涨幅后的高位震荡。

云涌06-09 18:09

中美领导人一通电话重启谈判！加州爆发大规模抗议示威，本周静候美国CPI

，城市主要高速公路一段被示威者封锁。加州单独的经济规模已超过日本，位列全球第四。特朗普派遣国民警卫队前往加州最大城市，白宫称此举是为了应对“混乱、暴力和无法无天”的局面。加州州长加文·纽森批评特朗普的举动是“独裁者的行为”。周一可能影响市场的其他关键事件包括：美国4月批发库存数据；墨西哥公布5月通胀和生产者物价数据。

云涌06-09 1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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