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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人的分析认为，富裕国家需要把申请庇护的难民和劳工移民分开处理，并改革难民制度。
关于难民的规则是零散产生的。1951年的联合国难民公约只适用于欧洲，旨在防止逃离斯大林的人被遣返回去面对他的怒火。
公约规定，任何因“有充分理由的恐惧”而被迫逃离的人都必须得到庇护，并且不得被送回面临危险的地方（“不驱回原则”）。
1967年，这一条约扩展到全球。
大多数国家都签署了公约，但真正遵守的越来越少。中国接纳的难民比小小的莱索托还少，还把朝鲜人遣返回国面对劳改营。
特朗普几乎终结了美国的庇护制度，除了对白人南非人敞开，还计划在遣返无证移民上的开支超过其他国家的国防预算。
西方国家的态度正在变得强硬。在欧洲，社会民主党人和右翼民粹主义者的观点正逐渐趋同。
这个体系已经失灵。因为是为战后欧洲设计的，无法应对如今冲突频发、旅行廉价和巨大的工资差距的世界。
大约有9亿人希望永久移民。由于穷国公民几乎无法合法移居富国，很多人选择不经许可迁移。在过去二十年里，许多人发现申请庇护成了后门。不再像过去那样偷偷越境，而是直接走到边防卫兵面前申请庇护，知道这个申请会耗时多年审理，而在此期间，他们可以潜入社会找到工作。
选民有理由认为这个体系被利用了。欧盟现在大多数庇护申请都被直接驳回。对边境混乱的恐惧助长了民粹主义，从英国脱欧到特朗普，都让有关合法移民的讨论变得恶毒。
要建立一个既能为真正需要的人提供安全，又能实现合理劳工移民流动的体系，决策者需要把两者分开。
大约有1.23亿人因冲突、灾难或迫害而流离失所，是2010年的三倍，部分原因是战争持续时间更长。所有这些人都有寻求安全的权利。但“安全”并不一定意味着进入富裕国家的劳动力市场。
事实上，安置到富国永远只会是解决方案中很小的一部分。2023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收到了270万份庇护申请，虽然创下新高，但与问题规模相比只是沧海一粟。
最务实的办法是让更多难民在家门口获得庇护。通常是他们首先到达的安全国家或区域集团。距离短的难民更有可能在未来返回家园。他们也更可能被接纳，因为东道国与他们文化相近，清楚他们是在躲避灾难，寻求第一个可用的避难所。
这就是欧洲人普遍接纳乌克兰人，土耳其人慷慨接纳叙利亚人，乍得人接纳苏丹人的原因。
在家门口安置难民往往便宜得多。联合国难民署在乍得对每个难民的开支不到每天1美元。在预算有限的情况下，富国如果能为难民机构提供充足资金，要比把难民安置在富国的旅馆中或者雇用大批律师为他们打官司能帮助更多人。
富国还应该慷慨支援东道国，鼓励他们允许难民通过工作自食其力，越来越多的东道国正在这样做。
有同情心的西方人可能会想帮助那些到达自己国家海岸的难民。但如果旅程漫长、艰苦且昂贵，最终抵达的人往往不是最绝望的人，而是健康的男性和相对富裕的人。
逃到邻国土耳其的叙利亚难民包括了叙利亚人的各个阶层，而抵达欧洲的叙利亚人拥有大学学位的比例高出15倍。
当德国在2015年至2016年向叙利亚人敞开大门时，吸引了已经在土耳其相对安全的100万难民前往欧洲寻求更高工资。虽然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过上了富有成效的生活，但很难说为何他们比其他也需要这种机会、有时甚至更有资格的人更应该优先。
选民已经明确表示，他们希望自己选择接纳谁——这并不意味着接纳所有到来并申请庇护的人。如果富国想减少，就必须改变激励机制。
从安全国家跋涉到更富国家的移民不应被视为庇护对象。那些抵达的人应该被送到第三国进行审理。政府想接纳来自远方战区的难民，可以在他们的来源地进行挑选，联合国已经在那里登记这些逃离战乱的人。
一些法院会说这违反了不驱回原则。但如果第三国是安全的，就没有问题。意大利总理梅洛尼想把寻求庇护者的案件送到阿尔巴尼亚审理，阿尔巴尼亚是安全的。特朗普想把无证移民送到南苏丹，那里并不是。
可以通过谈判赢得第三国政府的合作，尤其是富国采取联合行动时，就像欧盟正在开始做的那样。
一旦人们看清不请自来的入境没有好处，人数就会大幅下降。
这应能帮助恢复边境秩序，从而为更冷静地讨论劳工移民创造政治空间。富国会从更多外国人才中受益。很多国家也需要年轻人到农场和护理机构工作，正如梅洛尼提出的那样。人才有序流入会让东道国和移民本身都更富裕。
处理以往无证移民积案仍然是难题。特朗普的“大规模遣返”政策显然既残酷又昂贵。更好的办法是让那些已经扎根的人留下，同时巩固边境，改变对未来移民的激励。
如果自由派不能建立一个更好的体系，民粹主义者就会建立一个更糟糕的。
